浅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问题导向及其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导向论文,布局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治国理政总方略、总战略。2015年3月29日，习近平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第四届理事会成员时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1]2016年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2] 时下，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对其内涵与整体思路的解读也开始引起诸多学界同仁的关注。在此，本文尝试从解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包含的问题导向入手，对其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系统整理，进而提炼出其中蕴含的方法论内容，为深入把握其思想内涵提供依据。具体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包含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陷阱问题导向，发现和跨越陷阱 任何一个战略性布局，其目的就是未雨绸缪地发现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陷阱问题并制定出相应对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潜在陷阱，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跨越陷阱。 第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报告》，是指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特别是达到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速度下滑，使人均GDP长期甚至几十年徘徊在6000美元～10000美元，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非常重视这一陷阱，他在2013年11月2日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谈道：“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3]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又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4]30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再次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5]李克强更是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2010年以来，他几十次谈及此问题。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科学发展，妥善应对挑战，使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破浪远航。[6] 第二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一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发明，而是进入21世纪后一些西方学者面对中国崛起而创造出来的概念，目的是遏制中国。“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国家发起挑战，从而造成世界范围的战争冲突，就像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一些西方国际政治学家据此认为，中国就是那个挑战国际秩序、造成麻烦的“雅典”，西方国家应该联手制约中国。这显然是一种基于西方零和博弈思维而引申出来的推论。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的发展和成长都是一不靠霸权手段、二不靠战争方式，而是致力于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双赢式和平发展道路。2014年1月22日，美国《世界邮报》刊发了对习近平的专访，其中习近平专门谈到，在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也多次谈到这一问题。9月22日，习近平在西雅图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7] 第三是跨越“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说过，‘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8]34我们的回答是：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那种试图把共产党排除在法治体系之外的“宪政民主论”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是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的；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过程，还是监督过程，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当然，我们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针对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不是指某一个具体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是一个真命题，每一项权力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行使。 第四是跨越福利陷阱。2013年10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9]所谓福利陷阱，就是一旦社会保障水平超过一定界限，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局面：个人不用勤奋工作、努力劳动，只要靠社会保障就能够保证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公共保障就会蜕变为养懒汉的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既有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的高福利陷阱，也有拉美一些国家出现的中低福利陷阱。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发展的阶段性，搞福利赶超，一些人宁愿吃补贴也不愿劳动，致使好逸恶劳的现象大量滋生，使得社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旦经济出现下滑、福利水平下降，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示威游行。在中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立足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利用好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五是跨越“塔西佗陷阱”。2014年5月，习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意味深长地提到了著名的“塔西佗陷阱”。他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10]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通过全面依法治国，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在每一项法律实施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切实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把有可能将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墙推到，夯实党执政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之风，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1]124 二、坚持根本问题导向，抓住关键环节解决问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即经济体制改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理解这一关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的最有效率的形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要求：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凡是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第三，两者应当有机结合起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是相互促进的。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3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世界的宣言》的文章中指出：“如果离开看得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绝不会发生作用的。麦当劳的兴盛离不开麦道(F15战斗机生产商)，为硅谷科技开路的看得见的拳头，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12]98对当今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特劳斯在1952年撰写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中也明确指出，“看不见的手”如果得不到利维坦①的支持，只能是软弱无力的。[12]98欧洲极负盛名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代成员之一、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艾玛·罗斯柴尔德在2013年11月8日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看不见的手需要国家调控。她说：“不能单纯地把‘看不见的手’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斯密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代表。斯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并非绝对，他相信在一定形式上需要政府调控。”[12]972016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13]这就从根本上、从辩证法的角度很好地回答了如何解决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即党和法治的关系。习近平对此非常重视并多次强调。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在向十八届四中全会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他还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8]33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第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谈法治、谈依法治国、谈法治国家、谈法治政府，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法治道路要遵循总道路的要求；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法治理论体现理论体系的要求；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法治体系是制度体系的具体展现。第二，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都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提高立法质量，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按照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是：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宪法法律严格公正实施，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问题，即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在2015年10月8日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14]他还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针对现阶段党纪存在的主要问题，更加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次修订的条例②将纪律整合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其中政治纪律是打头、管总的。实际上你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说到底都是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因此，讲政治、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远排在首要位置。要抓住这个纲，把严肃其他纪律带起来。”[11]98加强党的领导，就要着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严明政治纪律，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不能公开发表任何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增强组织纪律性，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决不能我行我素；创新党内法规制度，把各项纪律和规矩立起来，增强制度执行力，防止“稻草人”现象，真正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 三、坚持短板问题导向，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分重视短板问题和薄弱环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多次谈及短板：“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5]又说：“建议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15]他一再强调补短板就是为了解决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即使最后宣布实现了，也无法得到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认可。”[16]的确，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我们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存在“阿喀琉斯之踵”。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了中国科技创新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4]8这一短板造成了我们总是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总是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摸爬，块头大、体重高却力量弱。我们能不能在世界舞台上挺直腰杆，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解决好“阿喀琉斯之踵”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到2020年，我国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6]我们要采取“非对称战略”，打造自己的“定海神针”“不二法器”和“杀手锏”，在若干高技术领域争得多个席位。 生态文明建设是突出短板，雾霾等环境问题严重。在近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却在减弱，一些地方生态环境还在恶化。有的地方有了金山银山，却毁了绿水青山。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天蓝、地绿、水清、气净的美丽中国，为此，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今后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23%、15%、18%，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特别是治理大气雾霾取得明显进展，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这就要求我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的原则，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综合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使中国的能源消耗逐步降低下来，为实现美丽中国奠定基础。[6]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存在区域性贫困问题。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1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采取多措并举的扶贫方式：发展特色产业脱贫，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贫困户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引导劳务输出脱贫，鼓励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招收贫困家庭子女，确保贫困家庭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实现靠技能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确保搬迁对象有业可就、稳定脱贫，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结合生态保护脱贫，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使当地有劳动能力的部分贫困人口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使贫困人口大病医治得到有效保障；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将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确保资产收益及时回馈持股贫困户。除此之外，还应当探索诸如发展集体经济帮助贫困家庭脱贫、互联网技术脱贫等办法。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6] 四、坚持利益问题导向，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通过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要抓住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家庭和睦、安全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比如，要重点关注代际贫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曾多次谈到。2015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说：“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18]这里强调的是以精准扶贫的方式解决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问题。2015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19]这里强调的是通过发展较高质量的乡村教育来切断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2015年9月9日，习近平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的回信中再次谈道：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20]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项举措都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百姓心为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11]77比如，针对广大群众遇到的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累的问题，我们要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建设健康中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范围，协同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药品流通等改革。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6]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城乡居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医疗、医保、医药制度改革的成效，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对执法司法状况，人民群众意见还比较多，社会各界反映还比较大，主要是不作为、乱作为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8]70他还列举了很多表现：有的政法机关和干警执法随意性大，粗放执法、变通执法、越权执法比较突出，要么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要么违规立案、越权管辖；有的滥用强制措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有的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的领导干部插手和干预司法个案；有的司法人员吃了被告吃原告，两头拿钱；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要纠正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从上到下，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违规占用公家车辆的，以各种形式侵占公共利益的，违规侵害群众利益的，明里暗里为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这样的干部不乏其人啊!这些特权现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了群众极大不满。我们决不能见怪不怪啊!”[21]他连用两个感叹号来表达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每一个党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组织规矩；就要加强作风建设，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要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①“Leviathan”的字意为裂缝，在《圣经》中是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关于利维坦的记载紧跟在《约伯记》中记载贝希摩斯的下一章，书中描述的利维坦实际上就是一条巨鳄，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了以怪兽Leviathan命名的著作《利维坦》，意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保护公民的自由。 ②指2015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标签：四个全面论文;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坚持问题导向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脱贫攻坚论文; 政府工作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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