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育形态的演化：动作#183;活动#183;游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动作论文,体育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1-0035-05
1 体育形态与游戏的界定
体育在社会性很强的人类“劳动”出现之前，它的形态就已经开始孕育和产生，并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实现文化的演化和定型。从广义上说，军事、宗教等也可以看做人类的“劳动”形式，从学术层面上看，包括“劳动源起说”在内的体育军事、宗教源起学说，都存在不准确、不合理的地方，看不到体育形态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解释早期体育的产生原因。纵观人类的文明，体育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形态发育过程。多种质态的原始文化综合体是体育形态发育的起点，社会发展产生的文化综合体的内部张力，将包括体育在内的学科形态从原始文化综合体中“外化”(外化：各学科从原始文化综合体中形态独立的过程)出来。人类的动作·活动为运动游戏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关于动作·活动形成的经验(“经验”是文化仪式产生的重要元素)建立了运动游戏的认识基础(认识要依靠经验形成)，而动作·活动的社会功能与审美的丰富，构建了运动游戏的内涵体育。这两点是体育“构型”和“表态”的历史过程，也是不断推动体育形态从产生、发展、独立的文化动力。
动物的动作·活动出于本能的驱使，基本局限在表达生命存在和生存的范围之内。而人的社会性孕育以后，人成为一种文化动物，在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模塑下，动作·活动逐渐超越生命存在和生存的意义，成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符号系统和文化表达。同时，动作·活动本身的形态也随着文明的延伸而演化。其中，一部分动作·活动经常被用来表达感性生命的愉悦和展示生命的活力，并经过动作·活动·游戏形态上的演化路径之后定型，形成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类型：体育游戏(广义体育游戏，主要指带有一定的文化功能和健身、娱乐目的的运动游戏)。游戏文化产生以后，在用自身特有的运动文化价值，理解生活和阐释生命积极意义的过程中，它的外延和内涵逐步在文化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体育“态”(态：文化的属性)。从动作·活动的本能，到动作·运动的文化观念再到狩猎歌舞、祭祀舞蹈、礼祀等仪式与象征内涵的文化演变，揭示了早期体育形态的演变路径和构型与表态。乐舞、游艺的社会分化，反映了多质乐舞、游艺形式积淀和内涵蜕变的游戏质态的形成过程。体育的“构型”和“表态”，即表现形式的定型与象征意义的积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并且体育文化特定象征意义的积累原因、过程比较复杂，作者对象征文化在体育质态形成中机理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本文从仪式文化入手，依据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用体育的人类发展源起学术观，研究体育表现形态的演化与定型过程。在篇幅上也无法展开体育象征表态的探讨。
需要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体育游戏，在日常观念中有特定的意思，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类型，这与我们日常理解的体育游戏有很大的区别：体育游戏只是体育课上或者课外活动中以游戏的方式让学生运动起来的活动形式。其实，文中的体育游戏为广义，主要指带有一定的健身、娱乐和教育目的的运动游戏，不加注释确实容易引起误解。本文认为体育游戏主要起源于仪式，而仪式的象征意义比较广泛，导致体育游戏早期的内涵也比较丰富，不仅局限于体育领域。如：早期文化中，猎物身中数箭的“岩画”。描绘了早期人类狩猎出征前的仪式活动。这种活动的象征意义随着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不断演化。象征意义从“预示(狩猎成功)-教育(技能训练)-娱乐(射箭游戏)”。又如：古代乐舞《秦王破阵乐》，创作本意是歌颂李世民大败刘武周的“武功”。其内容包括音乐、朗诵颂词、战阵表演、列队操练、武术表演、杂技表演等内容，人数多可达到几百人。象征意义从“歌功(乐舞)-礼仪(国家重大事件的一种仪式)-庆典活动”。
2 动作·活动是游戏的形式基础
人类的动作、活动始基于身体的物质性，离不开人的身体，是人的自然本体所产生的。动作、活动起初不应该存在物质以外的文化与精神的气质，它只是生命的一种本能属性。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动作、活动已经孕育出超越自然属性的意义，达到表达文化的程度。
2.1 动作·活动是游戏的形式基础早期人类和动物的动作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是基于自然和本能对生命存在和生存力量的表达，成为对生命存在的一种基本判断。没有动作的生命就意味着死亡，没有活动的生命就意味着苍白。这是人类保存至今的对生命存在判断的基本的文化意识。从科学的角度说，尽管这种判断存在着对生命认识上的不足，但没有动作·活动总会引起人们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联想。这种“死亡联想”已经转化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意识与文化基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东方将动作·活动演化祭祀舞蹈、游艺、庆典等仪式；在西方，将其演化祭祀舞蹈、竞技、希腊悲剧等仪式，表达人类在死亡面前的抗争意识(生命在死亡悲剧面前的抗争意识是古风时期希腊竞技与悲剧的重要文化内涵，这种“意识”通过竞技和悲剧的文化形式，还在希腊统一民族的形成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说，这种“抗争意识”是人类面对死亡的一种“超越精神”。祭祀舞蹈、游艺、舞蹈艺术、游戏、竞技、戏剧等都是人类“超越精神”的具体化、形式化。人的超越精神是游戏、竞技、舞蹈、戏剧等反映乐观生命文化不断发展的人性动力，也是现代竞技、体育的重要文化内涵。
现代人在生命危机的时刻仍然会不自觉地用动作·活动作为标准，来判断生命的存在。因此，动作·活动对生命存在与生存力量的表达是其最基本的一层含义，丰富的形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当然，生活层面上的动作·活动相对于运动游戏而言，其外延宽泛，内涵繁杂，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运动游戏存在着相似性，在质态上与运动游戏还存在着性质之差。如果动作·活动不注入“娱乐”、“健康”以及“教育”的文化理念，它就不可能演化成为运动·游戏。但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动作·活动，为运动·游戏的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基础，运动·游戏必然要经历动作·活动本能的发育过程。
2.2 动作·活动在“意象”表达过程中孕育娱乐·健康和教育的理念动作·活动没有天赋的观念和内涵，它是在“原始意象”[1]导致的真实事件(原始思维研究中“真实事件”指当下发生的事件)发生时，产生的一种自然行为。如：性意象产生性的追逐和竞争活动。性意象是在本能的化学激素刺激下产生，并协调和控制着性的追逐和竞争的活动模式。起初这种追逐和竞争游戏并不能离开性意象独立发生，随着原始思维从“意象-动作”运作、意象-意象运作发展到“意象-概念”[1](原始思维发展的三个重要步骤)水平以后，性的追逐和竞争可以摆脱性意象的协调和控制，独立形成两性之间表达爱情的各种游戏。苗族的跳花、佤族的打歌、白族的绕山林、彝族的跳月等就是这类游戏，其中已经蕴含了娱乐、健康、教育的文化观念。
“原始意象”逐渐被“娱乐、健康、教育”文化观念替代后，“动作”、“活动”已经能够从本能演进到主动游戏的高级运动水平。由于思维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下，游戏运动从围绕实际生活的捕猎、采摘等活动逐渐向其它社会生活领域展开[1]。在早期的岩画上，可以看到“流淌的水中人的活动(捕鱼)”、“多种投掷射活动(狩猎)”、“人的夸张舞蹈(祭祀)”。经过“陌生化(日常生活动作的陌生化，源于艺术的陌生化)[2]’’和“形体化(抽象理念的形体化表达，源于宗教意识的形体化表达)[3]”的形态表达后，逐渐从日常生活中特现出来，形成早期的竞技、仪式游戏(对宗教、庆典等仪式的总称)形态，出现射箭、拔河、角力、摔跤、投标、骑马和祭舞等军事竞技宗教体育。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角度说，东西方民族体育都应该较早地经历过竞技游戏形态的发育过程。而古风时代希腊竞技、吠陀时代印度舞蹈瑜伽、商周时代中国游艺的形态差别，应该是后来的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差异性所导致。
在大多数民族的原始文化中，都大量包含动作·运动·“游戏”(包含竞技)的元素，这是人类自我意识增强后，具象思维发育、发展表现在人类行为方式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运动与游戏，很客观上促进了人对其功能认识的发展。事实上，在希腊的古风时代、中国的商周时代、印度的吠陀时代，竞技游戏的“强身健体”和“传统教育”的文化作用就已经被人们认识。但是，运动、游戏被专门用来社会娱乐与教育则是奢侈的上层贵族们的事情，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能够承担得起社会游戏的成本时，社会娱乐与教育才能在社会中扩大范围。希腊到了城邦时期、中国大致在周代中时期、印度到婆罗门时代，运动、游戏才在社会娱乐与教育中较多和较大范围地出现。当然，少数个体的游戏活动很早就存在着。虽然人们关于运动、游戏的认识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娱乐与教育观念相对较晚。但是，这种文化观念一直伴随在群体、部落的社会性发育的过程之中，并逐步形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文化认识。
2.3 功能·价值审美内涵推动动作·活动-游戏表现形式的演进动作·活动·游戏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从活动·游戏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出发，人们对游戏功能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认识。即：对运动·游戏的价值认同与价值审美。这种价值审美观形成之后，反过来推动和固化了活动·游戏的功能化表达，并能强化这些功能游戏的形态发育。军事操练、技能训练、祭祀仪式、乐舞等先后从人类文化的综合体中分化出来，形成表现形式比较独立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功能出发的价值审美，对活动·游戏演进的影响结果是运动·游戏的多向性、异质化发展，形成多种多样的文化表达和文化形态。在社会实践中，军事体育、专门的技能训练、祭祀舞蹈、舞诗音三位一体的乐舞[4]等运动·游戏的形态日益明晰后，审美的异化作用推动了体育从“文化综合体”中进一步分离，还加深了人们对于运动·游戏的工具性印象(工具性印象：即指体育的工具性异化，是指运动·游戏向宗教、军事等非本体性的功能异化，而不是向教育、娱乐等促进人的和谐发展的本体性功能方向发展)。正是功能的价值审美，使体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军事、宗教形态的发展过程，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期，军事、宗教、政治形态不时地、或多或少地抑制运动·游戏的教育价值和娱乐审美的本体认知的提升，和影响着体育的娱乐、教育形态的进一步发育和发展。
古希腊竞技游戏主要表达城邦精神及其政治和军事理念；古印度舞蹈与瑜伽寄托着印度人对超自然力的梦想；中国古代的节庆游戏也包含了大量政治元素(主要表达盛世繁荣)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人的本体性觉醒之后，人们才真正从教育和娱乐审美的本体角度来认识运动·游戏。人文主义教育家们更把这个时期的运动·游戏看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运动·游戏即为体育)。由于历史文化惯性的作用，运动·游戏的工具性印象一直未能从认知领域中切底消除，影响了人们对体育内涵的本体性认知进一步发展的速率。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种“功能的异化”对运动—游戏表现形式的稳定和固化发挥过不可低估文化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军事、宗教等非本体性功能形态的发展，对动作·活动·游戏的形式形态的发展和演进是具有推动作用的，至少它们也是体育形态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是体育游戏的认知基础
任何一种动作、活动要去理解和解释其它人类活动的意义和内涵，首先自身要成为一种经验，不被转换成经验的动作·活动，其自身就不可能被理解，更谈不上去表达运动·游戏的内涵。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起初是一种丰富的文化综合体，人脑在不断表达“原始意象”的过程，思维实现“意象-概念”运作，逐步摆脱意象原型的激发和制约，演化出相对独立的运动·游戏文化形式。如：生产技能游戏、祭祀舞蹈游戏、军事技能游戏等，并能实现在社会群体中交流和传承。而“交流和传承”又能进一步地使之动作·活动摆脱意象原型的束缚，形成具有稳定的社会性的运动·游戏动作体系。即：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在特定的文化质态定义下，通过“象征”构意，发展成运动·游戏。
3.1 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是体育游戏的认知基础人类的神经系统构成执行生命动作·运动的自动的指挥系统，而投掷、捕鱼、围猎、舞蹈、技击等后天的目的性的动作·活动，必须依靠动作·活动的经验来完成。举重运动员如果没有杠铃重量的运动经验认知，那么，他(她)可能在试举时被杠铃重量拽倒；篮球运动员如果没有飞行的球速和动量的运动经验认知；那么，他(她)不可能接住来球，更谈不上下一步的战术配合；棒球比赛中的选手，面对瞬息万变的赛场情况，身体会自动得到基于经验的应变动作信号。由此不难验证，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是人们认知运动·游戏的基础。人类关于运动·游戏的认知，是在千百年的动作·活动的文化表达中积累起来的。
3.2 一种经验系统中高度专门化的动作·活动：体育游戏
经验系统中的动作·活动模式类型众多，而超越本能的动作·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动作·活动。这些动作·活动主要集中在生产活动中，如：捕食、劈柴、建舍、汲水、生产技能训练等。这类动作·活动多是源于本能，多向文化传承与教育方向发展。二是满足娱乐等精神生活需要的动作·活动。这类动作·活动多是源于仪式，多向游戏与艺术表演(包含祭舞)方向发展。这两类都是人类创造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的动作·活动是自然地进入到人类的经验系统中来的，而体育游戏是以动作·活动的文化表达为主要加工材料，获得的创造性地运动娱乐认知经验，并在实践中动作·活动被高度地专门化。
起源于动作·活动文化表达的游戏和舞蹈，通过艺术化和专业化(即：陌生化)的方法，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动作·活动，文化价值与文化审美上的超越，起到生产性动作和活动本身无法起到的社会作用。如：“祭祀歌舞”表达对美好生活渴望的诉求、“裸体竞技”表达人体审美的追求和积极的抗争精神、“军事技能”表达军事集团的政治意志、“民间游戏”表达世俗化、娱乐化生活的理想、节庆游艺表达民众和平生活的愿望。它们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维系着群体文化的同质性发展和集体凝聚的社会意识，起到文化交流和传承的教育作用等。“表演”、“比喻”、“象征”等艺术表现的手法引入游戏生产后，促进了游戏运动和舞蹈动作的进一步专门化，从而与生产性动作·活动·游戏的界限越来越明显。以游艺、竞技和舞蹈为主的古代体育的形态轮廓，渐渐从古代文化的综合体中被分化出来，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游艺体育形态(游艺：游戏和艺术的文化复合体，竞技是游戏的高级形式，此处游艺是包含游戏、竞技、舞蹈、杂技等的广义概念)。
3.3 游戏、竞技和舞蹈的社会化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状况下，游戏、竞技和舞蹈相对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奢侈，过多的非生产类活动会对种群、部落、城邦、国家的生产与安全产生不良的影响，它们的发展要受到社会主流的生产伦理的限制[5]。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竞技、游戏和舞蹈的社会化程度才可能逐渐提高(不排除社会性不高的民间游戏的存在)。人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了权力利益(如：军事游戏中的能力影响个体的社会地位)、身体利益和心理满足(祭舞中的精神慰藉与游戏中的精神愉悦)等。掌握了运动技能与技术、发展了身体素质和身体能力、丰富了情感体验等，可以提高个体的自然和社会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起初竞技、游戏和舞蹈中的各种肌肉运动与社会文化道德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它们事实上增加了人的力量和生存能力，扩展了个体的生活空间，从而改变了个体与个体、集团与集团的利益与力量的平衡。这些利益和能力的获得，反过来还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样，竞技、游戏和舞蹈的训练与教育的意义就会被越来越社会化和政治化。如：古代希腊社会的军事技能的训练和体操学校是由城邦国家来组织实施与管理；古代印度的祭祀歌舞是由婆罗门祭司贵族专门掌管[6]；古代中国的大型“祭祀”、“社戏”活动也不同程度地被国家化。游戏、竞技和舞蹈等社会化的结果是它们发展成为社会性很强的娱乐游戏和体育教育，成为被社会文化认同的体育文化。
4 祭舞、仪式、庆祝-节庆游艺：游艺体育的构型与分化
宗教是人的一种精神安慰和寄托，为了理解和传播抽象精神的安慰和寄托必须要将其具体地形体化，变为可听、可视、可体验的文化形式。在抽象的宗教精神具体地形体化过程中，祭师们把现实生活中的跑、跳、投等动作、运动元素，重新加工、组合、变形、扭曲、夸张，创造性地建构出优美的游艺动作体系。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和文化进一步的结构化；社会文化的结构化又导致组成社会文化的各种要素的概念和外延，从多质、多元向单元统一方向演进，社会分工逐渐细化，文化概念越来越明晰。游戏与艺术在这种社会文化结构化张力的推动下，逐渐开始分化，内涵从同质到相互否定，外延从包含到分化。游艺体育向体育游戏与艺术两端分化。
4.1 祭舞、仪式、庆祝-节庆游艺：游艺体育的构型人类早期的文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仪式，表达“是与非、善与恶、信仰与力量”等多种多样的文化主题。不论这种仪式来源于祭祀、祈祷，还是求雨、疾病，甚至是世俗生活，大都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游艺体育存在着相似性；在质态上与“娱乐、教育”的游艺体育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直到人类从宗教的蒙昧中觉醒之后，仪式中的宗教质态才逐渐退化，祭舞、仪式、庆祝等游艺动作体系中的“娱乐与教育”价值开始显现出来。
动作、运动·游戏中明快的节奏、悠美的旋律、优雅的姿态培育了人的运动审美情趣，人在运动·游戏中感受生命活力与生命愉悦，体验艺术超越的心灵感受。游艺体育至少在文化形式上首先让人类找到生命秩序上的寄托，在生与死的漫长历程中，游艺的文化造型填满了人生的时间和空间。对于人，游艺不仅成为除劳动力再生产以外的主要生活内容，还让人在游艺中将精神世界形体化地表达出来。希腊竞技在娱神的游戏表演中消解人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印度舞蹈在诠释“轮回”中超度人的永生梦想[6]；中国游艺虽然没有印度、希腊游艺那样着重的宗教色彩，但它也能把农耕文明的各种压抑一次次地释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安全阀。人在这种游艺化的精神表达中获得“悲剧命运”(人类的死亡悲剧)面前的积极生活的勇气和心灵的栖息。游艺体育在人对动作、运动、造型、姿态的文化价值与道德的审美生发过程中，“娱乐与教育”的文化质态逐渐从宗教、军事、政治质态中分化并取代宗教、军事、政治质态，形成相对独立的游艺体育文化形态。
4.2 祭舞、仪式、庆祝-节庆游艺：游艺体育的分化游艺体育是体育文化演进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古风时代的希腊竞技和戏剧表演在组织形式和文化功能上基本相同，都采用了祭祀、节日、庆典的组织形式，表达娱神和统一的希腊民族意识的内涵，可以说早期希腊的竞技和戏剧(希腊戏剧包括喜剧和悲剧)形态上没有质的区别(以表演、游戏为形，以生命的悲剧抗争和统一的希腊民族意识为态)。古代希腊人对于死亡的意识特别敏感，对于死的理性思考，使希腊戏剧逐渐向悲剧的方向发展，形成著名的希腊悲剧文化，而对于生的积极审美，使希腊竞技不断向娱乐方向演进。从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到城邦鼎盛时期(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希腊竞技已经基本完成了竞技游戏形态的演变。尽管城邦时期的全国性的竞技会还包含有政治理想与军事目的，但在各种以节日、祭祀、庆典而举行的竞技会中，“教育与娱乐”已经成为竞技游戏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
从秦汉到隋唐，乐舞(游艺)一直以诗歌、舞蹈、音乐三位一体的形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从唐初开始，文化逐渐走向开放和繁荣，仪式文化中的各种内涵对仪式表现形式的规范作用渐渐削弱。到中唐，舞蹈(如：秦王破阵乐)基本脱离了礼仪的规范，向游艺化方向发展。晚唐至五代，乐舞形式的精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推动了乐舞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单人、双人、数人列队的集体舞蹈形式先后出现(其时，舞中含百戏)，动作的编排、音乐的配合也显得更为自由，最终导致歌舞、舞蹈脱离了音乐的束缚，沿着民间娱乐审美的流变，朝着更为世俗娱乐化方向发展，杂剧和百戏逐渐成为民间活动的主要成分。宋元时期，百戏十分流行，内容更加丰富，汴梁逢节就举行歌舞百戏盛会。宋元时期，百戏十分流行，内容更加丰富，汴梁逢节就举行歌舞百戏盛会。宋代晚期，在文献中已经出现“游戏”称谓。此时，游戏与艺术的分化基本完成。
5 体育形态演进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内涵改造
从早期的文化和原始思维的考察过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人类的体质形态和技能运动形态，都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趋利避害的结果。从树居到草原生活、从四肢攀爬到草原直立行走，只是为了食物和生存。但是，人成为人之后，动作、活动就不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组合，而是在人类对自身有机体改造和生命力培养过程中，以文化审美为推动，提炼出一系列的生命理念和生命美育思想，完成从“本能活动”到“娱乐与教育”的内涵改造。
5.1 从本能的活动到体育文化的生成人类感觉的发展纯粹是为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活动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应。“感觉”本身是不足以形成后天目的性的运动和游戏。人对外部刺激做出相应的运动准备或运动模式至少要在知觉经验的基础之上形成。将“来去标”掷出和回收，其运动就不再是一种本能。而是外部世界对人类有机体改造而形成的一种后天目的性的游戏运动。随着人脑的发展，外部刺激逐渐超出自然属性的范畴，包含越来越多的抽象意义。这样，人的运动模式就与超越具体的抽象意象相链接，开始表达生存本能以外的生命意志(即文化)。如：有组织的围猎、肢体语言、狩猎仪式等。
当然，运动本能的演化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运动”的功利性和文化的价值与道德审美。古代希腊文化中的角力、跳跃、赛跑、拳击、游泳、投掷、赛马、裸体竞技运动，主要发端于希腊人的人体审美、军事与宗教功利性审美。肌肉强健而富有弹力，身体轻灵而健美，既是希腊人对旺盛生命活力的赞美，又是希腊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的表达；竞技中勇敢精神的彰显，既符合希腊人军事战争的利益，又符合希腊人与生命悲剧积极抗争的文化意志[7]。在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军事、宗教和文化价值的功利性审美一直贯穿其中。奥林匹克的复兴也是以普法战争失败为文化背景，法国贵族顾拜旦要以积极的生命风貌，涤荡法国青年日常生活中的萎靡、麻痹，想通过“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力度舒展人的自由本质，使生命活力、节律和气韵重新回归到每一位法国青年身上，从而走出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
5.2 走向审美维度的现代体育对于人类而言，活动不再以寻觅食物、生存安全等为目的，而是投入到空闲时间和多余精力消费上的一种娱乐性的游戏。在游戏和竞赛过程中，运动美感能被具体地物化为“运动造型”、“运动节律”、“超越体验”[8]等。“运动造型”通过雕塑、摄影等手段转化成具体的美学形象；“运动节律”在艺术的参与下变成可以欣赏的旋律；“运动超越感”直接激发参与者的超越精神状态。这样，运动用具体的“造型”、“节律”和“感觉体验”把人带入到一种可被理解的日常审美状态。而运动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拓展了游戏的想象和审美的空间，人的精神和情感在力学与美学的转换中演变成为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在运动的超越中从容走向高贵和神圣，在运动-游戏的超越感的体验中实现精神和价值的审美超越。从体育哲学的维度说，现代体育已经完成了健康、娱乐、教育审美的形态演化。
6 结论
通过对人类动作·活动的本能，到包含文化观念的动作·运动，再到狩猎歌舞、祭祀舞蹈、礼祀等仪式文化的演变过程的研究得出：1)体育经历了一个从动作·活动——运动·游戏(游艺)——游戏与艺术分化的形态演变过程(主要指体育构型，即：体育表现形式的演变)。2)运动·游戏(游艺)起源于表达文化观念的动作·运动，而动作·活动的本能又是表达文化观念的动作·运动发育的基础，因此，运动·游戏(游艺)起源于人类的本能，起源于人的基本的运动属性，人的运动属性是运动·游戏(游艺)表现形式的直接源头。3)体育的表现形式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体育性质状态的演变。即：体育构型与构意的统一。体育的构型促进其内涵的发育和丰富，体育的构意反过来稳定和固化体育的构型。4)形态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引入体育学的研究是基本可行的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