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历史变迁与地区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绩效论文,差异论文,地区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GDP增长率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且2011年中国GDP总量超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增长奇迹”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方式等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这些研究基本上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完全建立在科学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这种增长方式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魏杰，2011)[1]。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设定的主要任务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就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十三大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九五”期间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七大报告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一直以来，学术界和政府关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索与实践从未停止过。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严重，尽管关于人类生产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的程度、机理等问题仍存在重大争议，但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伴随着全球环境保护的制度化发展，低碳转型理念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低碳转型成为大势所趋。目前，低碳经济已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转变增长方式的共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低碳转型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政策规划和实施中的重要导向。近年来，我国在践行低碳转型道路上做出了不少尝试和贡献，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继续延续了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可见，低碳发展模式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由之路。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那么，在这场全球性的低碳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如何?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发生了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平衡?笔者试图在本文中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正确评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使人们掌握经济发展方式所处的状态、明确转变的动力与阻碍，确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李玲玲、张耀辉，2011)[2]。可见，本文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经济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评估分析了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历史变迁与地区差异，与类似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对研究时间段进行了拓展，受数据、技术等因素限制，类似研究的起始时间一般都限定于1998年，本文将研究时间段扩展到了1985年，对“七五”到“十一五”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85-2010年)的低碳转型绩效进行评估，在更长时间内研究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的历史变迁与地区差异；二是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在测度转型绩效时不仅仅考虑增长目标，还考虑到了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即将经济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进行综合分析，并与传统分析框架相比较，阐述了两种分析框架实证结果的差别；三是进行增长核算分析，通过考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对产出增长的相对贡献，评估全国及各地区的低碳转型绩效及进程，分析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基于1985-2010年全国27个省份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和增长核算法，本文对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进行了测度评估并发现：(1)不考虑环境因素会高估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对我国低碳转型绩效做出较为乐观的判断；(2)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且受制度因素水平效应影响，考察期内GTFP增长率呈现“先升后降再平稳”的时间趋势特征；(3)GTFP是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之一，考察期内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明显，受边际转型成本影响近年来有趋缓回落趋势，我国仍属于资本和能源双重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4)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地区差异明显，部分欠发达省份也表现出了较高的转型绩效，但这种地区差距具有相对稳定性，仅在两次危机期间表现出了较大波动。
二、相关文献述评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按照林毅夫和苏剑(2007)[3]的总结，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及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二是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资本驱动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Chow，1993[4]；Chow和Lin，2002[5]；郭庆旺、贾俊雪，2005[6]；邱晓华等，2006[7])，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对于第二个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如扩大内需(刘世锦，2006[8])、政府职能转换(张卓元，2005[9])、科技创新(卫兴华、侯为民，2007[10])、城镇化(王国刚，2010[11])等等。这些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方面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侧重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绩效的分析，因此，接下来本文着重对此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掌握和梳理，发现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绩效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路径展开：第一种路径是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内涵的界定，构建一套反映其内涵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进行定量分析，如顾海兵、沈继楼(2006)[12]通过指标体系设计对四种不同类型(集约型与粗放型、投资拉动型与消费拉动型、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发展性与欠发展性)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1996-2005年间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了一定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还未实现根本上的转变，仍是粗放型、政府主导和投资推动为主的经济增长，发展效应也并不令人满意。朱启荣(2011)[13]从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民生状况等三大方面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进行了评价，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总体水平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沈露莹(2010)[14]构建了一套由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以人为本等六大部分构成的指标体系，对2000-2008年间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呈现趋于良好的态势，尤其在经济增长、城市功能、资源集约等领域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明显成效，但在自主创新、以人为本等领域发展方式转变则相对滞后，服务经济领域发展方式转变甚至出现倒退。李玲玲、张耀辉(2011)[2]构建了一套以经济增长、发展动力、资源环境支持、发展成果为基本框架的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09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进行了测评，得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发生转变的结论。综上，这些研究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但并非一致的结论，且该种分析路径存在诸如指标选取随意性大、指标权重主观性强、指标内生性差等问题。
第二种路径是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理论出发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绩效评价，认为只要我们对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相对贡献能够进行定量测定，则我们至少可以对一个经济体不同时期的增长方式或同一时期不同经济体的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进行比较。TFP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6])。虽然TFP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性，一些学者对此也有过评论(郑玉歆，1999[15]；易纲等，2003[16]；林毅夫、任若恩，2007[17]，郑玉歆，2007[18])，但如果能恰当地运用和解释，增长核算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具(Bosworth和Collins，2003[19])。正如张军等(2003)[20]指出，尽管TFP理论存在局限性，但对经济学家来说，没有比研究经济增长和TFP变动更让人着迷的了，测度TFP水平及其变动模式始终是当代经济学家认真思考和认识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随着研究方法的日渐成熟以及研究数据的日趋丰富，这类研究成果颇丰，比如，郭庆旺、贾俊雪(2005)[6]利用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对我国1979-2004年TFP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发现考察期内我国TFP平均增长率为0.89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9.46％，这一测算结果低于Wu(2003)[21]的13.5％和Young(2003)[22]的23％，更低于世界银行(1997)的43％。吴延瑞(2008)[23]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1992-2004年间中国TFP进行了估计，发现TFP以年均2.94％的增长速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7％，远小于对日本(50％)和德国(58％)的类似估计值。傅勇、白龙(2009)[24]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1978-2006年间TFP进行了测度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张学良、孙海鸣(2009)[25]采用DEA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进行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实际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贡献，从分省份来看，仅上海市的TFP主导着其经济增长。王小鲁等(2009)[26]在扩展卢卡斯模型基础上，采用1952-2007年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测算发现，TFP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9-2007年期间对经济增长贡献了3.6％。马强文、任保平(2010)[27]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1978-2008年间全国28个省份的TFP进行了测度，并测算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绩效，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绩效出现逐渐下降趋势，但每一轮改革都能够带来提高发展方式转变绩效的水平效应。综上可见，这些研究结论差异也较大，其可能原因在于研究工具、参数设定、研究时间等差异，但这些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对我们后续研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在领会到第二种研究路径研究意义基础上，我们还注意到，这些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资源环境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绩效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这是无需争辩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并日益严重，类似研究也开始尝试性的将资源环境因素内生到TFP测算框架，如田银华等(2011)[28]采用基于序列DEA的SML指数法对1998-2008年中国各省份环境约束下的TFP指数进行估算，发现考虑环境约束之后，TFP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10％。此外，孙传旺等(2010)[29]运用环境技术和方向性距离函数对碳强度约束下2000-2007年TFP进行了测算，王兵等(2010)[30]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标测度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下中国30个省份1998-2007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仅对TFP及其分解、影响因素以及收敛性等进行了分析，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绩效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此外，陈诗一的最新研究成果(2012)[31]基于SBM-DDF-AAM低碳经济分析理论机制，构建了低碳转型评估的动态指数体系，并对改革以来中国各地区的低碳转型进程进行了评估和预测。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七五”至“十一五”期间有近乎半数以上省份的低碳经济转型评估指数超过了0.5，这意味着我国基本上已经步入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阶段，但这似乎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相悖。经验研究表明，TFP或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在发达国家，TFP是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在发展中国家，TFP对增长的贡献较小，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的阶段，只是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增长方式才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TFP提高是和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超越发展阶段是不符合规律的，TFP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一般只有在进入经济增长减速的成熟期才会出现(郑玉歆，1999[15])。与陈诗一(2012)[31]研究相区别，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能够将经济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统一内生框架的分析框架，然后基于1985-2010年全国27个省份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和增长核算法，对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进行了测度评估。本文的分析框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显著变动。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由TF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而类似分析框架大多仅从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角度进行分析。与类似分析框架不同，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从而深层次剖析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经济学机理。
图1 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分析框架
按照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一个经济在某一时期的增长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要素投入贡献，二是生产率增长贡献，其中要素投入不仅仅包括传统的劳动和资本要素，还包括能源要素，生产率增长又可以分解为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两个增长路径。与传统分析框架最大的区别在于，本文的分析框架指出，一个经济在某一时期的产出不仅仅包括经济增长(GDP)等期望产出，还包括“三废”污染等非期望产出。而我们的期望是，期望产出在不断增长的同时，非期望产出也在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该分析框架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不仅仅要“稳增长”，还需要“低能耗”和“低排放”。本文在测算TFP时，不仅将能源要素作为重要的要素投入指标，并且将具有负外部性的以“工业三废”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作为产出指标。为了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TTFP)相区别，本文将这种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指的就是一个经济体在实现经济增长时生产率提高和要素积累的贡献的相对大小(林毅夫、苏剑，2007[3])。中国此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包括：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从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支撑型，从粗放型转向节能环保型，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转向以技术创新为特征，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魏杰，2011[1])。本文依据生产要素的利用方式来界定经济增长方式，本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指的是从粗放型转向节能环保型(又称集约型)。根据增长核算法，参照吴延瑞(2008)[25]测算TFP贡献份额的方法，测算出GTFP贡献份额的相对大小，然后与50％相比较，若GTFP贡献份额大于50％，则称为“GTFP增进型”增长方式，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反之，若GTFP贡献份额小于50％，此时要素贡献份额大于50％，则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二)研究方法
相比不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形，衡量环境污染对产出的影响有两种思路(涂正革，2008[32])：一种是将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作为要素投入来考虑，污染减少就必须增加用于污染治理的资源投入。但问题是，这种方法很难厘清要素资源投入中哪些用于污染治理、哪些用于期望产出的生产，因此在实证研究中较少采用此类方法。另一种思路是将环境污染作为一种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减少这种副产品必须将一部分资源用于污染治理，其结果必将导致好产品的减产。下文的分析中，笔者将采用第二种思路衡量环境污染对产出的影响。
1.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ML生产率指数的计算基本思路为：首先通过DEA技术构造出某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再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出经济体中每个决策单元(DMU)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最后基于两个时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出此期间的ML指数。
(1)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集
假设考虑非期望产出不能随意处置，即非期望产出是“弱处置”或“非自由处置”的。与E相比，C与D的期望产出较低，但其非期望产出也更低，这是因为，C与D需要投入一部分资源处置非期望产出，从而导致其期望产出的降低，因此，综合考虑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时，C与D的生产效率未必低于E。根据生产可能性集的单调性、凸性以及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零联合”处置等假设，此时的生产可能性集为包络线OCDEF与x轴之间的部分，而包络线OCDEF即为生产可能性前沿面。
图2 方向性环境产出距离函数示意图
(2)环境技术
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经济活动往往会带来诸如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非期望产出的产生，而环境技术反映了这样一种同时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特殊投入产出技术结构。它可以表示为以下产出集合的形式(Fare et al.，2007[33])：
(3)方向性距离函数
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通过方向性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DDF)来计算出每个MDU离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即相对效率。DDF的具体形式为：
(4)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根据Chung等(1997)，在DDF基础上定义的t期和(t+1)期之间的基于产出的ML生产率指数为：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以被分解为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下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和技术进步指数(TP)：
在式(8)中，技术效率(EC)测度了从t时期到(t+1)时期每个观察对象到最佳生产前沿边界的追赶程度。技术进步(TP)测度了技术边界从t时期到(t+1)时期的移动。
四、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构造了1985-2010年全国27个省份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对我国生产率进行测算(四川、重庆、海南以及西藏由于数据缺失过多，故将此四省市进行了剔除)。按照传统区域划分，并结合“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本文将27个省份划分为东部沿海、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四个区域，在更大范围内考察低碳转型绩效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9个省市；东北老工业基地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个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9个省市区。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部分省市的统计年鉴。在对生产率进行测算时，本文所涉及的所有投入和产出数据如下：
(一)投入指标
1.劳动投入。采用年均从业人员(万人)指标表示。
2.资本投入。采用年均资本存量(亿元)指标表示。一般的，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在众多类似研究中，单豪杰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数据也比较全面。单豪杰(2008)[34]测算了以1952年为基期的1952-2006年期间的全国30个省份及全国总量的资本存量。因此，本文所使用的1985-2006年的资本存量数据直接采用其测算结果。此外，2007-2010年资本存量数据依据其估算方法推算而来。
3.能源投入。一般的，类似文献对生产率的测算仅仅考虑劳动和资本投入要素，本文考虑三投入要素：劳动、资本和能源。之所以加入能源投入是因为本文对生产率的测算考虑了非期望产出，而能源投入是非期望产出的主要来源。本文采用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表示能源投入指标。
(二)产出指标
与类似研究不同，本文的产出指标包括两大类，一类为诸如GDP的期望产出，另一类为诸如工业“三废”的非期望产出。
1.期望产出。由于投入要素中包含了具有中间投入品性质的能源要素，因此，期望产出采用GDP(亿元)指标表示。由于资本存量数据是以1952年为基期的，此处将GDP指标按照1952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了折算。
2.非期望产出。现有文献关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问题没有统一标准，如胡鞍钢等(2008)[35]选取了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COD、
、
排放总量五个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但涂正革(2008)[32]、王兵等(2008)[36]、陈诗一(2009[37]，2010[38])选择了排放量指标表示非期望产出，此外，王兵等(2010)[32]依据我国“十一五”规划中规定的主要污染排放物主要指和COD，因此选择排放量和COD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由于本文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研究时间起点为1985年，类似研究时间起点一般为1998年，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万吨)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改革开放期间，只占全国40.1％的工业GDP的取得却消耗了全国67.9％的能源，排放出全国二氧化碳的83.1％(陈诗一，2009[37])。可见，经济活动中的污染源绝大部分来源于工业经济部门，选择工业“三废”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具有代表性，也是合理的。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我们分别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基于DDF的ML生产率指数对不考虑和考虑环境污染两种情形下的生产率指数进行了测度。表1报告了年度TFP增长率及其分解与贡献份额测算结果。表2报告了“七五”至“十一五”期间中国27个省份及4大区域的GTFP指数情况。表3报告了1985-2010年间中国各地区(区域)的绿色增长绩效核算情况。
(一)低碳转型绩效的历史变迁
1.不考虑环境因素会高估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做出较为乐观的判断。
图3给出了两种生产率指数及其增长核算结果的时间趋势图。整体而言，考虑环境污染因素的GTFP指数要明显低于不考虑环境污染因素的TTFP指数，1985-2010年GTFP年均增长率为4.4％，而TTFP年均增长率为9.8％，仅个别年份的测算结果显示GTFP指数要高于TTFP指数，比如1986年的GTFP指数比TTFP指数高出2.6％，1989年高出3.7％，1997年高出0.6％，1999年高出2.4％，2009年高出1.5％，而1990年和2002年仅高出0.1％。由于GTFP指数要低于TTFP指数，通过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发现，G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要明显的低于T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85-2010年G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9.8％，而T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8.3％，也仅相应年份的贡献率出现了例外。可见，不考虑环境因素会高估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做出较为乐观的判断，这会导致政策的偏误。
图3 GTFP指数和TTFP指数及其贡献的时间趋势图
2.受政策及制度因素水平效应的影响，考察期内GTFP增长率呈现“先升后降再平稳”时间趋势特征。
从时间趋势来看，1985-2010年我国GTFP增长率呈现“先升后降再平稳”趋势，GTFP增长率从1985-1986年间的3.1％上升至1988-1989年间的12.1％，后快速下降至1997-1998年间的0.8％，之后的1999-2010年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GTFP增长率呈现升降互现的态势，但是相比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整个90年代，GTFP在21世纪的头10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为2％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考察期内，我国GTFP增长率始终保持正增长，仅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出现较大回落，一次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使得1997-1998年的GTFP增长率下降至0.8％，相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大，使得2008-2009年的GTFP增长率下降至0.7％。考察期内我国GTFP增长率之所以呈现“先升后降再平稳”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受改革期间我国政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入市”之前，我国TFP变动主要受制于国内制度改革的影响，随着政策措施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且每一轮改革都能够带来提高TFP的水平效应，“入市”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外部因素对我国TFP增长的冲击较大，同时使得我国TFP变动日趋平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在趋向于成熟。
3.考察期内我国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善进程缓慢。
图4给出了累积GTFP增长率及其分解变迁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985-2010年间我国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两者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659，Spearman相关系数为0.778，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此期间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8.3％。而考察期内我国技术效率改善进程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0.1％，GTFP与技术效率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98，Spearman相关系数为0.127，且均未能通过任何显著性检验。从图中我们还能看到，类似于前文的发现和分析，累积GTFP增长率与累积GTE增长率在21世纪之前保持着一定速率的快速增长，而到2000年附近，两者增长速度趋于稳定。
图4 累积GTFP增长率及其分解变迁情况(1986—2010年)
4.我国仍属于资本和能源双重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但GTFP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劳动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
以1952年为基期，考察期内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7.1％，劳动增长率为-3.0％，资本增长率为11.2％，能源增长率为5.5％，GTFP增长率为4.4％。通过增长核算我们发现，资本、能源和GTFP对我国GDP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资本是第一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6％，能源要素超过GTFP是第二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可见，考察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资本和能源双重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但是，GTFP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G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考察期内劳动增长率为负值，劳动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这可能与本文的劳动指标未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有关。
5.考察期内我国低碳转型绩效明显，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受边际转型成本影响近年来有趋缓回落趋势。
从G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及整个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绩效波动较大，稳定性较差，最低是1997-1998年的5.6％，最高的是1988-1989年的93.2％。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低碳转型绩效进程表现得较为平稳，特别是2008-2009年间转型绩效有所提升，这可能与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严峻形势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以及节能减排政策有关。从整个考察期来看，G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这也为我国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可持续性提供了新的证据。但是，我们注意到，进入21世纪以来，G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也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速度有趋缓回落迹象，这可能与当经济转型到一定阶段之后，边际转型成本逐渐加大等因素有关。可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低碳转型是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摸索过程，任重而道远。
(二)低碳转型绩效的地区差异
1.G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明显，但部分欠发达省份也表现出了较高的低碳转型绩效。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G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显示出较大的地区差异。GTFP增长率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天津、广东、上海、贵州和北京，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内蒙古、江西、青海、甘肃和宁夏。G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天津、上海、贵州、广东和北京，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江西、内蒙古、青海、甘肃和宁夏。从G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排名来看，两者显示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2，Spearman相关系数为0.999，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此外，我们发现，G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排名靠后的省份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但是，与T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名不同的是，G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排名靠前的省份除绝大部分分布于东部地区之外，还有个别省份分布于西部地区，比如贵州和云南。这与胡鞍钢等(2008)[35]、朱承亮等(2012)[39]在估算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效率最佳实践省份的结论相类似。胡鞍钢等(2008)发现1999-2005年间的考虑COD和排放约束的最佳实践省份除了上海、江苏、辽宁、安徽、湖北、海南外，还包括贵州、云南和西藏三个省份；朱承亮等(2012)发现环境约束下的最佳实践省份除了包括传统意义的处于东部地区的天津、上海以外，还包括处于西部地区的云南、青海等省份，这主要是因为：与传统分析框架仅考虑经济增长目标相比，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稳增长”、“低能效”和“低排放”等多元目标，并且将三者纳入到一个统一分析框架进行研究。贵州、云南等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虽然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但其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污染也相对较少，因此，在本文分析框架下，这些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也表现出了较高的低碳转型绩效。
2.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性，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释放空间巨大，其中西部释放空间最大，其次为东北，再次为中部，最后为东部。
图5报告了1985-2010年间产出(GDP)、劳动、资本、能源、GTFP年均增长率以及GTFP年均贡献率的区域差异状况。从产出增长率来看，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18.3％)、西部(17.3％)、中部(16.9％)和东北(15.9％)；从劳动增长率来看，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西部(-2.4％)、东部(-2.5％)、中部(-2.7％)和东北(-4.5％)；从资本增长率来看，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13.4％)、西部(11.0％)、中部(10.8％)和东北(9.8％)；从能源增长率来看，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西部(7.0％)、东部(6.9％)、中部(7.0％)和东北(2.7％)；从GTFP增长率来看，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5.6％)、中部(4.2％)、西部(3.7％)和东北(3.5％)；从GTFP贡献率来看，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30.9％)、中部(425.1％)、东北(22.1％)和西部(21.8％)。可见，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和能源要素，在四大区域中两要素均排名第一，但GTFP贡献率却最低；东部地区虽在劳动和能源要素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资本、产出和GTFP增长率以及GTFP贡献率在四大区域中均独占鳌头。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释放空间巨大，其中西部地区释放空间最大，其次为东北地区，再次为中部地区，最后为东部地区。
图5 各指标的区域差异比较(1985—2010年)
图6 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地区差异的收敛性
3.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地区差距具有相对稳定性，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在两次危机期间表现出了较大波动。
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我们分别计算出了1987-2010年间各省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图6显示了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地区差异的收敛趋势。由图6可以看出，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1987-2010年27个省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差距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整个考察期内，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地区差距具有相对稳定性，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是，在两个特殊时间段内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地区差距出现了异常波动状态：第一次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使得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从1997年的1.79和0.95迅速上升至1998年的8.29和1.71，至1999年又迅速下降至1.56和-1.15；第二次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使得变异系数从2008年的2.15迅速上升至2009年的6.96，至1999年又迅速下降至1.04，而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1.46迅速下降至2009年的-0.78，至1999年继续迅速下降至-2.86。可见，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地区差异的冲击较大，一些地区，特别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地区，在两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从而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及转型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每次危机到来之时，危险和机遇伴生，一些地区抓住机遇，勇于创新和改革，反而在颓势背景下有助于经济增长及低碳转型，以至于在危机期间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地区差异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六、结论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低碳发展模式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由之路。一直以来，学术界和政府关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索与实践从未停止过。现有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资源环境因素对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绩效的影响。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构建了一个能够将经济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统一内生框架的分析框架中，然后基于1985-2010年全国27个省份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和增长核算法，对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进行了测度评估。本文分析框架同时充分考虑“稳增长”、“低能耗”、“低排放”的多元目标，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显著变动。本文研究发现：不考虑环境因素会高估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做出较为乐观的判断；1985-2010年间我国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善进程缓慢；受制度因素水平效应影响，考察期内GTFP增长率呈现“先升后降再平稳”的时间趋势特征；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资本和能源双重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但GTFP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劳动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我国低碳转型绩效明显，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受边际转型成本影响近年来有趋缓回落趋势；G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明显，但部分欠发达省份也表现出了较高的转型绩效。我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释放空间巨大，其中西部释放空间最大，其次为东北，再次为中部，最后为东部；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绩效的地区差距具有相对稳定性，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在两次危机期间表现出了较大波动。
面对这场全球性的低碳经济模式转型，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借环保之名扼制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政治手段的“阴谋论”，还是环境治理可导致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的“双赢论”，在本文中我们确实捕捉到了我国低碳转型绩效明显的信息。但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低碳转型速度受边际转型成本影响近年来有趋缓回落趋势。可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低碳转型是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摸索过程，任重而道远。但是，中国政府有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和勇气，提出“十二五”期间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且指出了明确的实现路径，即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为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两型”社会为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综合来看，我国经济低碳转型是艰难与希望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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