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机制内的中俄合作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冷战论文,中俄论文,合作关系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自战略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强双边关系。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推动了我国中俄关系史的研究。
本文试图以双边关系的研究为基础，拓展到联合国多边体系中，探讨其中的中俄关系。从国际法学的一个分支——国际组织法的视角来透视联合国多边外交机制与中俄双边关系，回答中俄如何以双边关系为基础，在联合国体系内，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以联合国的机制规范各成员国的行为，利用国际组织制约霸权政治，建立联合国领导下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
一、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与联合国内的大国关系
两极对抗的结束不仅影响了国际格局，还导致了地区局势的变化。俄美关系呈现着正在上升的合作与残留下来的竞争的混合特点。冷战结束后，在大西洋联盟的分工中东欧与苏联的经济重建完全交给了西欧，重建欧洲秩序的责任落在西欧人的肩上。在亚洲，由冷战造成的分裂消失了，同时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建立起支撑新秩序的组织结构。超级大国的影响消失了，地区大国的独立性显现出来，形成东部日本、北部中国、西部印度3个大国及南部的二流国家印度尼西亚的角逐。同时，俄罗斯作为欧亚国家，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太平洋沿岸国家也与这一地区的角逐有关。非洲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大国出现。拉丁美洲虽有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3个大国，但因美国在这一半球的主宰地位，这里难以形成地区大国的角逐。中近东地区的对抗过于激烈，始终处于地区化趋势之外。
国际和地区力量对比也在联合国内反映出来，各种力量之间失去平衡，发展中国家分化重组，不结盟运动的作用下降，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取代。美国要把联合国武装起来，作为其推行全球霸权的工具。世界各国都以联合国为论坛，开展多边外交，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国家利益。中国、俄国、日本、欧盟、印度等是联合国里仅次于美国的多强，共同经营这个国际组织。在安理会还有五大常任理事国，它们享有除了联合国，没有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所赋予的如此地位和权力。美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多强和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构成了联合国不同层次的力量和关系。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内大国合作取代大国对抗。其中的中俄合作标志着中俄关系正在走向成熟。因为中俄双边合作已经扩展到联合国内，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多边关系中，共同关注和处理国际问题，在世界舞台扮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事实上，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在地区一级大国角逐的力量对比中，中俄两国都必须重视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作用。因为第一，联合国对实现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具有任何其他力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注重多边外交更有利于消解美国的双边主义。第三，联合国给予了中俄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联合国内才能真正发挥大国作用。中俄能形成在联合国的合作具有如下理由：第一，中俄有4300公里边界线，是两个相邻的大国，又同是亚洲强国。第二，中俄关系经过1992年、1994年、1996年和2002年四个台阶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和稳定；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结出政治、贸易、军事和民间交往的丰硕成果。第三，在国际舞台同处多强地位。
以双边合作及对世界秩序的共同立场为基础，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互相支持，互相声援，互相协调，通过安理会的多边安全机制争取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使用安理会的非正式性磋商机制，沟通与协商，对话与合作，寻求解决争端的更好形式和办法；支持联合国和安理会改革，加强其地位和能力。
二、联合国机制内的中俄合作
冷战后，中俄在联合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主要表现在：
（一）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安南秘书长的改革方案涉及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会费和扩大安理会几个问题。针对联合国的改革各国各地区有不同的设想和建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联大第50届会议上提出了俄罗斯对联合国改革的想法。他认为，在波斯尼亚局势中，显示了一种削弱联合国的作用并绕过宪章及安理会的集体意愿的危险趋势。他对安理会作用被贬低到次要地位的情况感到忧虑，认为一个区域组织绕过安理会作出关于大规模使用武力的决定是违反联合国创始时期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联合国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安理会的作用。第一，支持安理会扩大成员国，数目在20～30个之间；第二，要保留大国的否决权，否决权国家不能扩大。俄罗斯的理由是“否决制是联合国大厦的一块奠基石，没有它，安理会难以发挥作用……如果两个小国将自己的票联合起来，可以压倒一个大国，那么联合国就不再需要大国，而那些大国也将离开联合国……没有大国，就没有联合国，而没有联合国，21世纪的世界就会有一个极不受欢迎的破坏性的未来。”（注：叶自成等：《和平：安南与联合国》，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中国也十分重视安理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扩大安理会成员和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并增加透明度方面。
从中俄对安理会改革的立场看，中俄都希望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突出联合国独一无二的作用，作为两个强国，希望以联合国的权威限制美国的作用；双方特别重视安理会在维和领域的地位，因此，努力推动安理会的改革，以加强它的作用；坚持大国对世界安全秩序负有责任的原则，都主张保持否决权。
（二）共同推动1998年海湾危机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和平解决和2002年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的通过
1991～1998年，200多个武器核查小组对伊拉克进行了长达7年、400多次的核查。1998年1月，伊拉克拒绝以美国人里特为首的核查工作小组展开工作，并设定了总统府等60个敏感地点为核查禁区。于是，海湾危机又起，美国制订“沙漠惊雷”行动计划，海湾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危机发生后，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中俄法3国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安理会审议伊拉克问题时，提出几点意见：第一，以和平方式解决武器核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赞成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二，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努力。第三，安理会的决议草案中不能暗含自动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内容。俄罗斯更是早于其他任何国家，首先提出和平解决方针。叶利钦总统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俄将运用其影响力说服伊拉克改变立场。在俄外长普里马科夫与巴格达联系，并说服伊拉克作出允许联合国核查小组返回巴格达进行核查的决定之后，俄罗斯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第一个派出使节到伊拉克，第一个支持安南出访巴格达。
在安南秘书长与萨达姆达成《联合国与伊拉克共和国备忘录》后，一场战争危机化险为夷。但不久，伊拉克分别在1998年8月、10月两次作出不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合作的决定。为此，中俄法3个常任理事国仍然坚持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危机，坚决抵制任何激化矛盾、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的企图和做法，积极支持安南秘书长为解决问题继续发挥作用。
由于中断的核查仍未恢复，2002年9月，美英向安理会提交对伊实行更严厉的核查方案，其中包括寻求“自动授权动武”，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均可在核查小组“拥有独立代表权”，“任何会员国均有权派武装部队保护”等条款。但中俄法坚持对议案进行重大修改，特别反对上述3条，迫使美国作出实质性让步，最终通过1441号决议。决议的意义不仅给予伊拉克执行安理会一系列决议的最后机会，恢复中断4年的核查，为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带来希望；而且中俄法再次合作，把伊拉克问题的解决纳入联合国框架，将核查机制的报告和安理会据此所做的评估定为判定伊拉克是否“实质性违反”销毁武器承诺的必要条件。因此，1441号决议对伊拉克具有约束力，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这次危机的解决表明，在联合国内，“不是一言堂，而是多言堂；不是单极世界，而是多极世界；不是家长制，而是平等的兄弟关系；不是垄断、专制，而是民主制、多元化。”（注：叶自成等：《和平：安南与联合国》，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三）在联合国内外合作反对恐怖主义
联合国有比较完善和系统的反恐法律体系和机构。迄今为止，联合国制定了12项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体系内有安理会反恐机构、大会反恐机构、秘书处的反恐机构。九一一事件以后，联大和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安理会通过了1373号决议，从金融、安全、立法等多方面制定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联大还首次就反恐问题举行专题辩论。中俄在反恐问题上立场一致，并展开合作。
2001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在联大56届会议上和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在安理会反恐外长会议上都表明了中国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和原则：1.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和各种表现的恐怖主义；2.反对恐怖主义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采取综合措施，标本兼治；3.联合国是各国就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合作的重要场所，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在安理会的领导下建立国际反恐机制；4.反对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恐怖主义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由谁参与或协助，国际社会都应采取一致立场，同声谴责，坚决打击。中国参加了12项国际反恐公约的9项。
2001年10月6日，俄罗斯表示支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为建立全球反恐体系所作的努力，反对在反恐斗争中实行双重标准，主张在反恐斗争中打击行动要有针对性。俄罗斯推动联合国通过有关反恐决议，开辟反恐第二战场。
中俄两国在地区一级展开多边合作，尝试了上海合作组织模式。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以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六国元首在2001年6月14日的上海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一种以不结盟、开放、不针对第三国为特征的合作机制，为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同时为反恐斗争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合作平台。继上海峰会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在莫斯科再次会晤，六国签署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演习的备忘录。这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成员国军队首次举行多边联合反恐演习。其目的在于有效打击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早日建立地区反恐怖机构。中俄还不约而同地要求把反恐纳入联合国体系。
三、中俄合作关系与联合国多边外交体系
以上案例说明，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内外建构了三级立体关系。在全球一级范围内，以联合国内的合作为主导，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同时，开展区域一级的合作，接受联合国的协调，配合联合国的工作，在区域范围内发挥地区强国的作用。当然，最基本的是国与国一级的双边关系，两国以互相协作、不结盟、不对抗为指导方针。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两国开展多边外交，寻求区域和全球合作的基础。2002年江泽民与普京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联合声明，表明了两国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所达成的一致立场。为实现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双方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以新的安全观寻求多边合作；重视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在新秩序中的作用；加强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中俄两国对未来世界的构想及实现构想的思路和步骤是十分清晰的。它不仅是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纲领，同时也是联合国内指导中俄关系及中俄多边外交的纲领性文件。
中俄的合作有利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首先，有利于推动联合国向着“建立规制社会、担负治理全球任务的国际组织”演进。联合国本身不是一个法律机构，但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在其组成、运作及作用方面形成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联合国正是以这种法律体系来规制国际社会，促进国际社会法制化。同时，它的成员国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宪章、条约、文件和决议的法律权威性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服务。联合国法律创制和运作有以下特点：第一，各成员国的行动，包括要求、希望和目标是基础部分，总体目标受到不同利益和多边政治要求的左右。第二，联合国的立法程序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联合国内部，利益集团和联盟的投票对决策和实施法案起重大作用。第三，联合国的立法还体现了联合国法和成员国国内法的冲突与协调。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会员国既是联合国法律的制定者，也是联合国法律的适用者。中俄在联合国法框架内开展合作以及它们对全球问题的一致立场和自身的大国地位，有助于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引入新原则，改变国家间的关系和管理世界事务的方法，实行全球共同治理，把国际性世界过渡到全球性世界。
其次，有利于加强集体安全机制，发挥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联合国拥有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两大机制，维和机制的核心是集体安全。在该领域，联合国不仅有以宪章为主体的原则、规范和条约，而且还有一系列执行机制，它们以维持和平机制为核心，涉及报告和监督机制、驱逐机制、非军事强制机制、军事强制机制、司法强制机制和舆论机制。尽管如此，一些区域组织和美国越过联合国干预地区争端，联合国和安理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鼓吹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理所当然涉及国际安全问题，为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制造舆论。美国和西方使联合国不断卷入干预内部冲突，一旦遇到中国和俄罗斯等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就避开联合国。所以，中俄两国近年来一直努力恢复和加强安理会的作用，在安理会改革、把维和行动限制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在战略上，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价值，总结维和行动的成败；在政策上，坚持安理会在维和方面的权威性，强调安理会的授权；在实践上，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加强联合国的维和能力。
最后，中俄还注重利用国际论坛，团结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力量，为贯彻联合国决议奠定舆论基础。例如，“多边军控和裁军条约，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组织为解决争端所设的论坛，以及多边对话与合作的论坛都属于这种结构。”（注：Tom Woodhouse:Peacekeeping and Peacemaking.Bradford Univ.1998,p.273.）在区域范围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模式，配合联合国的总体思路，延伸联合国机制的范围，实现地区利益和成员国利益。
联合国机制内的中俄关系十分复杂，其间有合作也有斗争，有共识也有分歧。同时，俄美关系、中美关系、中国、俄国分别与西方的关系都加剧了中俄关系的错综复杂性。但无论如何复杂，有一点是简单的，即中俄在联合国机制外难于发挥大国作用，只有在联合国框架内，才可以在更大的空间扮演大国角色，维持大国地位。所以中俄都意识到了安理会所赋予它们的权力、地位，不约而同地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把国际争端的解决纳入联合国框架内。于是，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认识，并形成合作。这种合作有利于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亚洲的稳定，有利于世界新秩序向多极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