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论争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性质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杨春时、宋剑华的论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注：杨春时、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以下所引未注明的皆出于此文。）而引发了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到底属于近代性还是归于现代性？在这场见仁见智的争鸣中，许多思想的火花得以喷发，一些长期遭到忽视的理论盲区受到重视，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急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因此，对其进行学术总结和批评已成为新世纪的当务之急。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自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中国文学就进入现代文学时期了。略有区别的是，一些学者坚持现代文学的肇始应该再提前一点。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就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应该定在1898年前后，（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等学者也指出，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20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有了这个现代化发生期的基础，才有了五四后30年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迅速发展。（注：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3。）海外学者李欧梵一再强调把晚清放在近代实在太不公平了，就是把近代化分为从1840年到1911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近代显得太短、太不重要了。所以这个应该打通，这样研究二三十年代一定要回溯到晚清。（注：李欧梵著、陈建华录：《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P109，P89。）所以由此看来，“五四”的论述有问题，中国新文学绝对不是从“五四”开始的，而是1900年左右开始的。（注：李欧梵著、陈建华录：《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P109，P89。）不论将起始时间定格于何时，在承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这一点上是不约而同的。而在杨春时、宋剑华看来，问题并非如此。
他们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化，不是它独立运动的结果，而是西方近代文学冲击的产物。从此以后，中国开始接受欧洲的文学思想，欧洲的近代文学而不是传统的古典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是与西方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也从此摆脱了孤立封闭的状态，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范围。这样，中国近代文学的确立，就必须放在世界文学的总体体系之中，遵循文学发展的共同原则，以世界文学史为参照系，而不能自行确立一套标准。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文学因与世界文学存有时差而处于滞后状态，20世纪中国文学正在走欧洲近代文学已经走完了的道路，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它都是中国近代文学。
他们认为，中国的近代文学史起始于晚清。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引进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主要是19世纪文学思潮），反对古典主义，排斥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端，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运动发生。五四时代的“西化”演变成为“苏化”，中断了五四文学传统，最终走上了苏联近代文学的道路。到了40年代尤其是建国以后，“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原则的确立，使文学新古典主义化。在“文革”期间又演化为伪古典主义。新时期文学虽然摈弃了新古典主义，回到五四文学传统，吸纳了现代主义的因子，但主流仍是坚持客观性和批判性原则、坚持理性观念和乐观精神的带有现代性因素的现实主义，这还是一种典型的过渡性近代文学形态。90年代，中国文学进到了“后新时期”阶段，现实主义的势头大为减弱，而现代主义的因素则迅速增强。这一时期的文学非理性、非理想性倾向加强，开始告别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向现代主义阶段过渡。为了论证的严密性，论者们也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也存在着一些现代主义流派和创作倾向，只是力量过于弱小，不能居于主流地位。
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观点的提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推翻了传统的中国文学史近现代分期的格局，以文学的现代性作为划分的依据，打破了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划分方式。不可否认，中国历史的分期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的影响，认为五四运动是十月革命的反响，从而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历史取缔了文学历史，而没有看到文学本体运动发展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杨、宋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的提出是近年文化界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问题进行重新估价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多数人将整个20世纪的文学历史描述为“现代性”展开历史的语境中，发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的呼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20世纪文学的新的理论话语。
二、批评与反批评话语
杨春时、宋剑华的观点激起了学界的不同反响，一些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形成了批评和反批评的理论态势。
朱寿桐认为，如果光是从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的类比对照而言，这样的观察大致是正确的。但论者们忽视了两种基本前提：一是开放的时代前提，二是进化的非线性前提。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固然要比照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基准和特征加以考察，但在这样的考察中必须更充分地考虑到中国社会现状的特点和中国文学及文化“现代化”的固有特性。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该承认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在“现代性”的分层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表述为世界批评话语模式中的“近代化”。（注：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见宋剑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龙泉明从世界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创造意识五个维度的交接点上，建构起一个评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标准。指出由于中国错综复杂的情势所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从其形态和内涵来看，中西文学的时差所带来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突出。但是，“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富于弹性与活力的状态，一种未完成的过程，一种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处在一种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它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加快其前进的步伐。（注：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在陈剑晖看来，现代性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备到完备的理论建构。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既不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也不能用近代文学概而括之。准确说，它是一种以现代为基调的带有近代因素的文学。也就是说，它的本质特征更接近于现代性，但在许多时候，它又与近代性结缘，因此，它常常呈现出交叉复合的文学状态。（注：陈剑晖：《现代性：百年文学的艰难历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陈辽指出，无论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文学，或定性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文学”，还是把1919-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定性为现代文学，他们都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全都进入了误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不能决定也是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性质。“20世纪中国文学”应该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学，其现代性不容置疑。（注：陈辽：《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刘锋杰不能全部接受“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的观点。一方面，他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还不强，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又坚决捍卫其现代性。认为“现代性”不宜用时间加以说明，被杨、宋视作现代精神集中体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是现代性在20世纪西方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型态。现代性是精神取向上的，具体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就是中国文学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对话。由此指出理解文学史至少要注意两点：一是决定一个时期文学本质的是最为引人注目且最富新意的文学现象，而不是决定于最一般的文学现象；二是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不是唯一的，在现代性与非现代性之间，可以存在诸多交叉现象：现代性可吸收传统而丰富自身，传统也会在现代性的感召之下创造新质。（注：刘锋杰：《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针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捍卫者的批评，杨、宋也展开了反批评。宋剑华在答朱寿桐、龙泉明、刘锋杰先生的论文中，（注：宋剑华：《再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指出他们都回避了我们对于世界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概括分析，以及百年来中国文学所应实际与之相互对应的合理位置的论断，故立论不免显得苍白无力和毫无根基。他们从共时性的原则出发，坚持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应属于世界形态的现代文学范畴；为了弥补中西方文学在思维意识、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表现形态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他们反复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所谓独特性。但这种以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进而达到消解普遍性的做法，完全否定了人类文学史发展流变的共性原则，人为地将中国文学排斥于世界文学的标准之外，其实质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保守主义的心理体现。
宋剑华强调，既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自我封闭体系走向了世界，那么，对它性质的判定也只能按照世界文学的统一标准而不能自立标准。这是我们论点的核心。真正产生分歧的焦点，则是在于国内学术界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尤其是对于西方那些难以令我们介入的现代主义文学所产生的茫然与隔膜。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主义是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的主导性思潮。至于刘锋杰将西方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对立起来，恐怕完全是一种判断上的失误。后现代实际上更完整地体现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传统、反理性的艺术品格与精神特征，并将西方现代文学推向了成熟。
具体说来，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反批评。（一）现代意识并非如同朱、龙、刘所言，是开放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同义语。20中国文学虽然具有了世界开放意识，但并不具备文学的现代意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完全是一种过渡转型形态的近代文学。（二）朱、龙、刘坚持从特殊性的原则立场出发，人为地将世界现代文学分为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标准，客观上仍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拒绝和否定，是一种不甘落后又不愿意承认自己落后的清高态度。（三）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同中国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现代主义绝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概念，而是思维意识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四）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文学形态，都必须严格遵守自然进化的铁律法规。缩短落后与进步之间的时差是可以的，但超越时代是不可能的。
纵观上述讨论，批评者大都坚持中国的特殊语境，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过程；反批评者执守自己的理论观点，据理力争，以全球化的视野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轨道。可以说，这些论争触及到长期以来一些理论的盲区，特别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使我们能够以新的视角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对于激活和建设中国文学史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讨论也存在着诸多局限。
三、论争的局限分析
反省一下纠缠不清难分难解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论争，我们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西方中心论”倾向。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之所以引起这样大的争议，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以西方文学演进流程为标准，呼唤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早日登陆中国文坛，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和八十年代中期“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论者们。上述的反对者们都注意到杨、宋论述中依附西方文学思想的局限性，但遗憾的是，没有体察到他们思维方式的历史惯性和承续性。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横扫儒家传统的激进性和全盘西化著称。陈独秀就充满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科学与民主——引者注），可以拯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中比较了东西方文明的优劣：“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1926年7月《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言下之意是东方文明是守成落后的，西方近代文明是开放先进的。他还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混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全盘西化）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全心全意现代化）（注：胡适：《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载1929年《中国基督教年鉴》。），其“西化＝现代化”的心理昭然若揭。在“20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看来，“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们那种“扎硬寨，打死仗”的否定精神是一种“深刻的片面”，而当时的“国粹派”诸如学衡诸公主张独立思考辩证分析的观点却被贬得一文不值。（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P55。）如果说“五四“的激进派的举动有其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事隔八十多年后应该是沉潜下来冷静思考的时候了，九十年代勃兴的“新保守主义”可谓明证。就连“20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钱理群在世纪末也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该如何看待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斗争，由此开始的“新文化（新文学）叙事”，这种叙事肯定、突现了什么，又否定、淹没了什么？以及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与文学史观？（注：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因此，对于杨春时、宋剑华两先生来说，如何吸取前车之鉴不重蹈覆辙，应该是亟待思考的大事。
第二，以理性／非理性的西方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确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脱离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有十分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至17世纪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把人的理性视为人们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能力。到19世纪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时期，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将理性主义哲学发挥到极至，建立了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理性哲学体系。非理性传统自古希腊开始就不绝如缕，形成了先验的非理性观和宗教非理性观。只是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作为一股潜流潜滋暗长。非理性的真正勃兴肇始于19世纪中期，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萨特等一大批哲学家向理性主义传统发起了强劲的攻势，燃起了非理性主义的熊熊大火。“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贬斥，实际上是对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所造成的反主体性效应的一种曲折的批判和抵制”，“理性主要与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相联系，与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相联系，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但理性、科学和技术的不合理应用也造成了双重的消极后果（反主体性效应）：一是使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生存和发展危机……，二是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压抑和扭曲”。（注：吴宁：《社会历史中的非理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44，P22-P23。）杨春时、宋剑华注意到了现代性的两重性或二律背反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所依据的标尺是机械地运用西方的社会现代性／美学现代性的时髦概念，对不同国度的具体语境置之不理。就中国来说，“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对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作本体论的探讨，而是在认识论、方法论、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范围内探讨理性和非理性”，（注：吴宁：《社会历史中的非理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44，P22-P23。）正如成中英指出的：“理性在经验、在人们的生活经历中包含着，而理性要借助外援的许多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才能被激发出来。”（注：成中英：《从本体诠释学看中西文化异同》，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P146。）非理性传统在中国的力量一直比较微弱，主要是从内省、直觉、体认等方法论和道德修养角度来阐述的。由此看来，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理性和非理性传统，是否非要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呢？是否文学的现代性就必须表征为对理性的批判和否定呢？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环境与西方也迥然不同。无论是20世纪前50年“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注：参阅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还是80年代的新启蒙，或是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国现在急需的是理性的高扬，而不是非理性的颠覆。所以以西方社会发展的超前性对应于中国社会的相对滞后性，从而得出中国文学也得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进而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质，没有多少说服力。
二、“进化论”取向。尽管许多“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捍卫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性”论者的线性进化论的局限，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们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踏进了“进化论”的陷阱。表面上看，近代性与现代性之争，双方针锋相对，一个坚持“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个执守“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轰轰烈烈，煞是热闹。但仔细琢磨一下，在憧憬“现代性”这一点上双方是高度一致的。杨、宋文章的行文逻辑和整体脉络充溢了对“现代性”的急切渴望。信手举一下《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文尾，在批驳了90年代国内学术界把“新写实”及“新状态”等创作现象统统纳入后现代的范畴后，话锋一转，强调“这些讨论与争鸣，必定向人们传播着现代文学的信息，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到来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我们坚信，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一定是现代主义的文学”。捍卫者们苦心孤诣地旁征博引，使尽浑身解数，目的也是为了论证现代性。譬如，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处在一种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它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加快其前进的步伐。（龙泉明）现代性虽然已经开始，但毕竟为时不久，且断断续续，故其必然期望着更加深入下去。（刘锋杰）它（指“20世纪中国文学”，引者注）正执著而自信地朝着一个既定目标——现代性前进，在前进中，它还会碰到许多困难，然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前进的步伐了。（陈剑晖）诸如此类的言论表明无论是赞成近代性的，还是拥护现代性的，都在无形之中设定了某种文学发展方向的“目标”——“现代性”目标。然而他们忘却了文学发展的“多元共生”的景观和趋势，因此，提出任何一种设定性的文学方向，都会显得捉襟见肘。不仅如此，“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也标示出两派论者开拓“新纪元”的乐观主义局限。在他们看来，仿佛中国文学只要乘上“现代性”的快车，就可以走上康庄大道的新时代。这只是他们轻易地投身于90年代所构造的新的梦想，是在9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语境下，又悖论式地以“现代性”方式迅速地完成了对现实的“新”时代图景的勾勒。这也说明他们反思“现代性”的不彻底性，在思想观念上承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和“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论者们的盲目自信乐观的观点。正如洪子诚所指出的：“我们难得有沮丧的时期，难得有对现实和前景的深刻疑惑。”“所以有时我甚至感谢九十年代让我减弱虚幻的乐观而看到困难，离开表面的统一而看到分裂，反省盲目的自信而怀疑、考察自我的立场。”（注：洪子诚：《〈九十年代文学书系〉总序》，《九十年代文学书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三、近代／现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切割方式不能说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实，不符合打通整个中国文学史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经典作品的诞生不是仅靠近代性和现代性所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依靠作家自己对世界独特的理解。（注：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争论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双方都承认中国文学存在着一些现代主义流派和创作倾向，如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曹禺式的表现主义戏剧等等。只不过一方认为这种倾向没有成为主流，难以同苏化倾向相抗衡；另一方则把这种现象作为佐证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解释具体的文学事实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对于鲁迅，不论我们用西方的现实主义还是用西方的现代主义，都无法精确概括这样一个独立的中国作家。你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轻易地找寻出传统现实主义的所谓近代性因素，也可以发现抽象、多义、荒诞的现代象征技法。张爱玲的小说尽管可以从中抽取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线索，领略到人物意识的流动、暗示与象征等现代主义手法、技巧及现代主义精神的浸染，但中国古典文学（以《红楼梦》为代表）及传统文化营养的滋润确历历可见。中日两国的新感觉派虽属于同一艺术创作流派，但他们之间在总体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即表象之陈和意象表现、外部与内部、感官感触和灵性感悟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独异之处。（注：张国安：《新感觉：上海和东京的差异》，《上海文化》，1995年第3期。）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既不能用近代性加以说明，也是不能用现代性可以阐释的。第二，近代／现代的截然分裂也不符和打通整个文学史的开放思维方式。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在时间上打通了近代、现代和当代的界限。（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我们认为这种“打通”的程度还不够，不仅要突破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政治时间分割，而且要突破20世纪文学史、20世纪以前的文学史、20世纪以后的文学史这样的文化时间分割，穿越整个文学史。（注：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所以，当我们面对整个文学史时，近代性和现代性的相对性就使得二元对立黯然失色了。第三，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手法能创造出经典作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也能如此。我们赞赏双方论者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的文学的对话性思维和全球化视野，但也反对向先进的西方现代文学看齐之外别无他途可寻的认知局限。纵观西方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影响和流变，我们认为，中国作家在艺术形式技巧上的接受只是表面的和肤浅的，模仿有余，创造不足。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缺乏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这一创造的支撑点。在整体上，“中国新潮文学作家在认同西方现代哲学这一点上，也是太为一致了。正是这种对世界基本理解的一致，阻碍了中国当代作家产生自己的经典，从而呈现出作品生命力短暂的现象”，“缺乏中国作家自己的个体体验和世界观，在形式上过多地依赖于西方形式文本，正好说明了这种别扭最后损害的是作家自己”，（注：吴炫：《文学的穿越性》，《上海文学》，2001年5月号。）因此我们说卡夫卡、博尔赫斯、昆德拉、马尔克斯等作家不仅有一套创作技巧和手法，而且有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譬如卡夫卡以“人在世界的微不足道和卑微不堪”的体验，博尔赫斯以迷宫般的世界，昆德拉以“人的存在性窘境”，马尔克斯以“现实与魔幻的纠缠不清”来表达不同的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解，这就与中国作家亦步亦趋地追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最新成果构成了显著的差异，这也是20世纪前30年和后20年，尽管现代主义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但经典数量却寥若晨星的重要症结所在。
杨春时在总结这场论争的时候，指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将原因归结为讨论参的广泛性不够，主要限于现代文学史界人士，文学理论界人士基本上没有介入；当前学界对宏观性、理论性问题的忽视、回避；讨论的理论准备不足，许多论者尚未意识到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性，甚至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注：见宋剑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这三大局限的存在，而不能仅仅归咎于上述原因。现在，正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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