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人生哲学价值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人生哲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3 —5281(1999)03—0042—08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齐名被并称为19世纪德国三大思想家，又因他的“超人”学说和强力意志论被攻击为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尽管人们看法各异，褒贬不一，但他作为一个处在世纪转折点上的哲学家，始终影响着当代西方思想界。当然，尼采影响之大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全都是积极的。罗素在谈到尼采的影响时说：“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 第319页。）诚然，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文思想的文献，就会发现凡是现代西方思想界所热衷谈论的课题，尼采都以最明确的方式提出来了。尼采一生所关心的虽不是哲学概念的语义分析，也不是建构一套深思熟虑的哲学体系，但他却通过对人的生命的深刻观照和体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人生哲学——这正是构成尼采在哲学史上地位的根本因由。本文就此谈谈他所刻画的人生画卷的观感。
一、尼采人生哲学的起点，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作为一代哲人，他的学说最关注的是人的价值，是人生的意义，尼采哲学的闪光之处首先在这一主题上显示出来。
19世纪50年代后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德意志帝国在大工业迅速发展中趾高气场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马克思主义者曾无数次地描述过那里资本主义的真实图景。鉴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带来的通弊日见明显，尼采在回顾早期论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中谈到：“生命是受病了，病于工艺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生，病于工人的无个性，病于分工的经济学谬见。结局：文化消失，近代科学活动化为野蛮主义。”（注：尼采：《瞧，这个人》《不合时宜的思考》。）亦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且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于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驾驭着这种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 页。）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尼采不免忧心忡忡：衰落文化那触目惊心的荒凉，现代人那“无家可归”的彷徨，被基督教的毒汁浸润了人的心灵的僵固，都急切地需要寻找一条创造人生的新路。
布新必须除旧，尼采义无反顾地对欧洲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教会是一切可能想象到的邪病中最严重的邪病。它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废物，把清白正直搞成精神上的卑鄙龌龊。于是，他发出了憾人心魄的强音——上帝死了！自命为“杀死上帝的凶手”。他不仅一再证明上帝已不存在，而且进一步剖析了人对于上帝信仰的动因，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中宣称：“上帝死了，因此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上帝死了，因此那些渎神的人们也一同死了”。
既然上帝死了，人就应当迈出坚定的一步去迎接恢复了人的地位的未来的曙光。要实现生活意志，尼采热望于酒神精神。尼采写道：“我们刚才如此阴郁描绘的现代萎靡不振文化的荒漠，一旦接触酒神的魔力，将如何突然变化一阵狂飙席卷一切衰亡、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把它们卷入一股猩红的尘雾，如苍鹰一般把它们带到云霄。我们的目光茫然寻找已经消失的东西，却看到仿佛从金光灿烂的沉没处升起了什么，这样繁茂青翠，这样生气盎然，这样含情脉脉。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的生命。痛苦和快乐之中，在庄严的欢欣之中，谛听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痛苦。——是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酒神生活，信仰悲剧的再生吧。”（注：尼采：《悲剧的诞生》第20节。）这位哲学家用诗的激情赞颂酒神精神，旨在拯救人的灵魂，实现人的自身价值。
尼采正是这样用酒神精神去冲决以理性为特征的欧洲传统文明的罗网，创造属于人自己的自由的、灿烂的人生。他断言，酒神精神是旧式文化、教育、文明不得不为之俯首听命的“公正的审判官”。假如说《悲剧的诞生》拉开了尼采哲学的序幕，那酒神的象征却伴随着哲学家度过一生。直到晚年他在著作中还鲜明地写道：“设想一种对人生的最高肯定状态，其中同样不能排除最高痛苦，即悲剧性的酒神状态。”⑤他认为酒神充溢着孕育未来的力量，破坏、激怒和挑拨着一切现存物。尼采赋予酒神令人钦羡的品质与潜能。酒神将导引人同传统开战，展示生命的本质，走向生命之路，不断地自我开拓，自我奋争。
尼采作为一个哲学家，验证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公式，提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这是与上述思想一脉相承的，同样也是他哲学思想的闪光之处。概而言之，尼采的价值观的意义在于破坏传统的宗教、道德、哲学、艺术等所表现的旧价值与反价值，推倒偶像，转换标准。因此，他主张唯有生命本身才是价值标准，价值应当由人赋予，人是价值的赋予者和赠予者，同时又是评定者。他认为，现实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价值又没有确定的标准，因地而异，因时而异。
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反映了尼采绝对地否定西方文明的勇气，是为了打通一个人能够自由地建立起他赖以生活的信仰的道路的前提。尼采不遗余力地毫不留情地否定那些不利于生命发展的观念和制度，把旧道德原则下反价值的积弊公诸于众，这也毫不逊色地可以视为破旧立新的壮举，虽则是那般孤独无援，苍白无力。既然我们可以用足够的热情去肯定文艺复兴时期“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的口号，肯定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封建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尼采作为先行者对于上帝的又一次征伐，我们没有理由漠然处之。
尼采并非仅仅以骇人听闻的口号去一鸣惊人、哗众取宠，他确是执着地为实现人的价值绘制出一幅艺术化的本体世界的蓝图。贯串于这幅蓝图中的主线仍是他孜孜以求的酒神精神。有了这一精神，“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尽而欢欣鼓舞”。⑥这种崇高的精神呼唤着现代的狄奥尼索斯。
1884年，尼采以一部十分杰出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奉献给人们，表现了特有的激情，独特的哲理。在这里，他幻想的最健全、最完整的人——超人，是他心目中人类的希望，是人的生活最有价值的作品。他赞美超人的冒险，歌颂超人“向未经探险的大海”驶出航船，“在战争状态中”生活。很显然，尼采超人说的提出，仍然是着眼于解决人生意义的重大课题。因为尼采认为人类必须自我超越，必须有一个高于自身的目标。由于人类还没有这样一个目标，于是“人的生存令人感到莫名的恐惧，始终还没有意义”。只有超人这样理想世界的建设者才能弘扬自我超越的生命之本质，恢复人的本质，建造起高于现实人类的存在。在尼采看来，超人在生理与心理结构上都是非凡的，“人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目标”。应当像超人那样奋发有为、强力进取，以苦为乐，自我超越。
同时，他的“强力意志”说丰富了“酒神冲动”，取代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这种强化了力量的意志，也是源于他对人生的积极进取的根本态度。强力意志是对生命意志无比的创造力的赞颂。可贵的人生是伟大而富有气魄的，用尼采的话说：“最美好的都属于我辈和我自己；不给我们，我们就自己夺取……”⑦如果偏离了这一命题原有的含义，视之为“强盗哲学”是不科学的，强力意志说到底是人敢同痛苦与灾难相对抗的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一旦人在痛苦与征服痛苦的生活历程中发扬生命的强力，最终必会赢得人生的“最大成果和最大享受”。
由此看来，无论是酒神精神的呼唤，上帝死了的号叫，价值重估的呐喊，还是超人象征的期待，强力意志的追求，都全然没有偏离创造人生价值的主旋律。尼采哲学的价值也主要反映在这个主题上。
二、尼采人生哲学的前提：悲观主义
当尼采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时，他便深受19世纪中后期滋生和蔓延起来的悲观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一直是欧洲人的精神支柱。人们把现实的苦难寄希望于上帝的解救，认为生命的意义不是在此岸中对自身的把握、创造与享受，而是对彼岸的天国的膜拜与信仰。然而，资本主义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之相伴随，在哲学上便是经济主义和理性主义平分天下，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哲学，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由于人文主义对上帝的几番征伐，特别是19世纪细胞学和进化论的建立，揭穿了上帝创造人类的神话以及人类原罪的训条，导致人们对基督信仰的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对于科学、理性和物质文明的迷信。接着，这种迷信也动摇了，人们发现，科学也有其局限性，单纯的物质繁荣只能造成虚假的幸福。欧洲人失去了过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无所适从。此时的尼采背弃了他的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的教养，用他一颗敏感的心，在透视出时代的病痛之后，大喊一声：“上帝死了！”径直地指出人们营建的信仰、价值世界已不复存在这一残酷的事实。尼采在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空前大裂谷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沉寂的荒冷的人生画卷，谛听到了一首充满着悲哀、深沉而绝望的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叔本华曾认为，人的“生命意志”的扩张本质上是一种痛苦。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旧的欲望满足了还会有新的欲望产生。生存本身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折磨。只有灭绝生命，才能达到彻底的解脱。叔本华的悲剧观如下：“世界、生命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因而不值得我们依恋。悲剧的精神即在其中。”⑧
尼采并没有全盘接受叔本华的思想。他虽默认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是人生痛苦之源的悲观主义，但他并不接受叔本华弃绝人民、否定生命意志的厌世思想。尼采用酒神精神把叔本华否定生命的“消极悲观主义”改造成肯定生命的“积极悲观主义”。尼采认为，人的成长要以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看到痛苦的深度，等同于透视生命的深度。既然痛苦是生命的本义，那么就应当直面痛苦，担当痛苦，经历痛苦，最后战胜痛苦。这就是尼采推崇的“积极悲观主义”人生观，它一方面承认受难，命运无常乃至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状况；另一方面又主张面对现实，积极抗争，在奋斗中寻觅人生永恒的意义。他热情地歌颂了人的原始的生命意志，认为它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即本体），个体生命的毁灭总是伴随着生命整体的再生，生命之泉源源不断。人生虽然永远根植于痛苦之中，但却是有价值的。在他看来意识到人生的痛苦并不能否定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存在，而应肯定生命，享受人生，在痛苦中求欢乐，在死亡的过程中求生存。因此，尽管尼采人生哲学的前提是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但是，他却得出了乐观主义的结论。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积极悲观主义，因为他使人们在正视人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同时，又把人们引向欢乐希望。尼采虽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眼光，但他的积极悲观主义既破除了“盲目乐观主义”的短见，把苦难推到前台，承认失败和毁灭是人经常要面对的现实；同时它又抛弃了“消极悲观主义”的偏见，将抗争提到首位，主张在不断的奋斗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悲观主义的前提和乐观主义的结论使得尼采能够超越前辈、启迪后人，从而把握人生的二重性；他在承认人生悲剧的前提下，寻找生命的积极意义，营建人的精神家园。这无疑是深刻的。
三、尼采人生哲学的视角：审美的人生
尼采是如何肯定生命的意义呢？
他借助于希腊的悲剧，召来了两位原始的艺术之神：日神和酒神。
在尼采看来，日神是光明之神和形体的设计者。具有日神精神和气质的人，在静观梦幻般的世界的美丽外表时寻找一种强烈而宁静的乐趣。对于这位艺术家来说，人类的虚妄、命运的欺诈，甚至全部的人间悲剧，都在他的面前化作一幅又一幅五光十色的迷人画面。这些图景给他快乐，使他摆脱和忘掉存在变幻的痛苦，最终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
酒神较之日神更为原始，然而是更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之神。它是类似于酩酊大醉的精神状态。尼采借酒神精神要确认的是：个体生命是稍纵即逝的，然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生命本体，即生命意志。生命意志的本性是争生长、争扩张。体现在个体生命上必然包含着痛苦和毁灭。所以，具有酒神精神的人，总是不断地破坏旧世界而又不断地建造新世界。他一方面能正视自己的痛苦和毁灭，另一方面又尽情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与同伴们一起纵情欢乐，狂歌狂舞，从而使人与人之间、个体生命之间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人重新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一种神秘的陶醉。很显然，尼采倡导酒神精神，就是要求个人站在生命本体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个体生命，即以酒神艺术家的眼光来欣赏生命的欢乐。个体生命虽然注定要毁灭，但支配它的生命意志却不断再生；人生固然痛苦，但生命意志的力量总能战能痛苦。
在尼采看来，日神和酒神是自然、艺术和人生舞台上不可缺少的两个角色。自然本身不断地创造出个体生命，又不断地毁掉他；艺术在健康、坚强和乐生的希腊人那里表现为神圣的悲剧之美。希腊人以敏锐的目光看透了自然的残酷、宇宙历史的毁灭性进程以及人生的痛苦，用悲剧的艺术形式，以日神的梦幻般的精神陶醉和酒神的醉式的欢乐主义体验人生的积极意义，获得对生命最高的形而上慰藉，并体验到生命的崇高价值。因此，悲剧艺术正是在悲观中见乐观，在宿命中见人的抗争，在生命的毁灭中见人的生命力的高涨与激发，见人的尊严和崇高。这就是悲剧所体现出来的人生痛苦与欢乐的二重性；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本体生命的永生的二重性。个体生命的痛苦、毁灭与生命本体的快乐和永生融为一体的艺术陶醉，就是尼采审美人生的基本态度。
尼采的审美人生的着眼点是基于对人生的积极肯定。尼采反对叔本华把生命意志在本体上视为一种消极的盲目挣扎的力量，在他看来，审美人生的必要性根源在于生命意志在本体上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个体生命的痛苦与毁灭丝毫不能损害生命意志的强盛。因为人在痛苦和毁灭中更能强烈地体验到生命的活力和抗争的伟力。可见，审美人生决非一种对人生的静观境界，而是生命激情热烈奔放，充分展现的状态——高度的力感、自身的充实和完满的内在冲动。
尼采的审美人生视角是与基督教伦理（善）的人生视角相悖的。尼采倡导审美的人生，着重是反对基督教的伦理人生观。在他看来，道德实体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从自然的角度来看，自然和生命本身都是非道德的，它们自生自灭，因而自身就是完善的，并无善恶可言。第二，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种适用于全人类、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道德。道德总是具体的，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因此，旧的道德不但不能适用于一切人，而且是扼杀人性，压抑生命的力量。第三，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许多杰出的、伟大的人物及其活动都是以打破现存的旧的伦理秩序为己任的。所以，基督教的道德于人的生命发展不利，是人生的一种误解。基督教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基督伦理当作道德实体强迫人们信奉和践行，以至于基督教伦理长期教化便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深重的罪恶感；一方面，人性中的本性冲动不可遏止，另一方面却害怕虚幻中的罪恶，从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内心冲突之中。压抑本性，导致生命力的衰退；顺应本能，又产生精神上的负罪感。所以，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伦理人生态度本质上是否定生命，把人的生命本能、激情和意志统统压抑在虚伪的道德之下，审美的人生要求人们摆脱基督教的罪恶感，否定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上帝，超越于基督伦理的善恶之外，重估一切价值，尽情地体验、创造、享受生命的欢乐和精神的自由。
尼采的审美人生视角又是与科学主义的人生观视角相对立的。尼采认为，由苏格拉底倡导，经亚里士多德发展而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科学主义（即理性主义），尽管它在反对宗教神学（例如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和指导人们探索自然和社会中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作为一种人生观，仍然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因为它用盲目的乐观来掩盖人生的真实面目。它相信万物的本质皆可探究，知识能改造世界和指导人生。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科学预料之中的必然之事，人生的丰富性、偶然性被抹杀了，人生的视野被局限或束缚在“真”的必然性范围之内。它对人生追根到底，结果把人生许多妙不可言之处视作虚幻，就像用解剖刀欣赏美与爱之神维纳斯一样，看到的是一堆令人毛骨悚然的尸骨。人生需要一个美丽的梦，可是科学却硬要戳破这个梦。人的情感，精神空间需要幻觉、迷醉、科学却要揭穿人们这点可怜的精神慰藉。结果人们在现实中失去的东西在精神上得不到补偿。此外，科学主义的人生视角教人把眼光紧紧盯住物质利益，让人们无限地追求财富的增加，回避人生的精神寄托及理想的追求。科学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现代人丧失了精神的家园，离开了人生的根底，浮在人生世事的表面，成为一群充满铜臭气味、灵魂空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甚至象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在探索了人间所有知识领域之后，最终不得不跟魔鬼打交道。
尼采提倡审美的人生视角，并不是完全反对和否认道德和科学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他深知，人间如果没有道德，人的行为就没有了坐标，他只是要求道德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应根据生命意志而设立，使之适合人的个性的发展需要。他也懂得，如果没有科学，人类就不可能进步，他只是要求人们不要视科学为人生的目的，而只是作为手段和工具。总之，他所反对的是虚伪的道德主义（主要是基督教的伦理观）和科学万能的人生态度。在他看来，人生原本荒谬，并无形而上的根据和意义，科学主义不愿意去寻找这种根据和意义，结果停留在人生的表面。道德主义则企图冒充这个根据，结果把人生引入歧途，拐到天国，最后否定生命。所以，如果一定要替人生寻找形而上的根据和意义，不如选择美。审美快乐是人生所能达到、获得的最高境界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人的灵魂，只有进入审美的境界，人生才真正找到它的归宿。
由此可见，尼采在“杀死”了基督教上帝，摧毁了人们十多个世纪苦心营建的精神家园之后，便以艺术的审美来弥合、填补了这个巨大的精神裂谷。他的审美人生观并不是企图为所有的人制定一种普遍有效的人生立场和态度，而是投了一束独特的人生哲学之光于人的内心，促使每个人去发现真实的“自我”，独立地寻觅生活意义，享受生命的乐趣。
四、尼采人生哲学的理想目标——“超人”
尼采提倡酒神精神，旨在通过审美评价来肯定人生。但是，要达到酒神式的陶醉，关键在于能否站在生命本体——强力意志（即生命意志）的高度来感受个体生命，而具有强力意志的人格便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尼采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人格——“超人”。
尼采提出“超人”说，目的在于彻底否定基督伦理的人格，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设立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意义和新的理想。从前，人们视进入天国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上帝死了”，价值世界出现了空白，尼采便找出一个理想化的人格形象——“超人”来填补、取代上帝的位置。
尼采对“超人”的界定也是建立在对基督人格的否定之上的。在尼采看来，基督人格是所谓的“善人”，也称“末人”。“末人”是这样的人：第一，是缺乏生命力，没有创造欲和能力的人；第二，他们恪守上帝为他们设立的善恶法则，是缺乏道德自律、具有“奴隶道德的人；第三，他们没有个性，每个人都戴着同样的面具——虚伪的基督教道德、个性泯灭、千人一面、谨小慎微、猥琐卑劣，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与此相反，超人的形象是：第一，有着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强力意志，具有强烈的创造欲望和能力；第二，有着独特而完满的个性，蔑视传统的道德规范，超乎善恶之外，自己设立价值标准；第三，“超人”是超越自身和超越弱者的人，他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从而支配世界、支配命运、主宰平庸之辈的人；第四，“超人”是生之痛苦的超越者，敢于面对人类的最大痛苦，具有无所不在的放纵和欢欣的天性，是生之欢乐的享受者，是酒神的再生，是强力意志之子。总之，“超人”是自我生命的创造、享受和肯定者，是自己的主人。
“超人”是尼采对人的前景关心而作出的一种理想人格设计，是他向往和追求的人生目标。在他看来，超人不是人的现实类型，“超人”是现实的人通过自我超越而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的自我超越。那么，人如何超越和改善自己呢？尼采把希望寄托在人的一种新的高级类型的产生上面，这种高级类型的人还没有来到现实的人间，已有的伟大人物都不是，现实的人只是他产生的阶梯，他始终是尚未产生的一种人的类型的理想象征，或者说，是现实的人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这正是尼采的“超人”学说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超人”虽然是尼采的一个梦，一个难以达到的人生目标，但一落实到现实，尼采又肯定“超人”的存在。为了说明“超人”的现实性，尼采把目光投向腐朽的等级制度，把“超人与等级制度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人有上下等之分，上等人就是“超人”。诚然，他为人类设计的人格类型的等级制度并非依据血统，而是根据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他说过，人的生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奋发有为的生活，另一种是堕落、腐化和软弱的生活。正是由于有了两种生活之别，因而必然要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他用这两种等级制的眼光看待群众，势必把他们看作是伟大人物的复制品和陪衬，甚至是供伟人使唤的工具。尼采“超人”学说所讴歌的对象只是少数天才、杰出人物。
尼采对“超人”的存在既否定又肯定的内在矛盾，显然是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折光。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试图为人类设计和寻找一种理想的典型，然而现实却使尼采大为失望。当时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政治上极端反动。所以，尼采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他的理想原型。甚至像尼采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过是个怪物。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必然带来精神上的困惑。尤其是尼采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既不愿参加现实的工人运动，又不愿意接受唯物史观，必然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于是向英雄史观滑去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五、结束语
尼采的审美人生观是建立在他对人生的悲剧意识上的，这无疑是对欧洲宗教精神的反叛和冲击，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审美人生观过分夸大人生的悲剧性，带有绝对化的倾向，这是不可取的。尼采把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态度作了片面的割裂，把人生看作是美的幻觉，这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的矛盾：一方面，他讽刺科学家那种满足于揭开自然奥秘的快乐，欣赏艺术家那种依恋于尚未被揭开面罩的痴迷目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艺术是谎言是欺骗。一方面，他极端厌恶基督伦理，向往酒神之美；另一方面，他在心灵深处又无法抹去基督教给他留下的印记。以致在他临疯之前，他的大脑一直徘徊在挣扎于西方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名字——耶稣和凯撒之间，难以确实自己的最后归宿。前者是基督伦理的旗帜，后者是酒神传统的魁首。尼采最后的迷失无疑是一种明显的象征，它告诉我们，这个生长于基督教传统之中，而又对之恨入肌骨的伟大的批判家，这个一心向往古希腊传统，向往由凯撒表现出来的某种“超人”的品质的狂醉的梦幻者，终生未能弃之所恨，归之所爱，更未能超乎这两种传统之上。相反地，他却将自己的心灵当成了双方角逐的战场，并且至死品尝着战争的苦痛，经受着烈火的煎熬。
资产阶级哲学家尼采的哲学思想有不少的局限性。尼采对于当时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学说可以说一无所知，如费·梅林所说：“他手里从来也没有一本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因此，任他知识渊博、意志坚忍，还总要暴露出他无可掩饰的幼稚、贫乏和无能。诸如，他对西方文明虚无主义的倾向，对真理客观性、绝对性的否认，对社会群体价值的漠视，对平民大众的轻蔑以及对道德观念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缺陷等等，都是必须给予批判的。不过，对这样一个处于20世纪前夜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思想家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则是对历史的尊重。
本文在对于尼采哲学价值的肤浅的分析中，尽管侧重强调了它的意义，但却不是有意为他招魂。关键的是，只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态度，对包括尼采思想在内的西方文化进行分析与鉴别，最后确定“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以各得其所，才能真正有利于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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