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风暴——友利电“南飞”前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飞论文,风暴论文,友利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月25日下午，因不满公司提出的“自动离职”补偿，北京松下部品有限公司的600余名员工将公司日方总经理佐藤等3名高层，围堵在办公室内达六个小时。至当晚11点多，佐藤等借助外援从后门逃离，员工们才陆续离去
2月9日午休时间，日资企业友利电深圳工厂大门紧闭，空无一人
外资非正常撤离，在近一段时间的珠三角、山东等地已不是个别现象。根据广东有关部门的统计，去年前十个月，广东省因外资欠薪逃匿引发3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251宗，同比增加92%，案件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这些企业中，有的难以为继，有的却并未受到大影响，只是效益稍有缩水就义无反顾选择离开，非法突击裁员、欠薪，种种负担留给地方政府。
有关外资恶意撤离中国的问题，业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外交部、商务部、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于2008年底联合发出《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表明对付外资非法撤离已上升到国家层面。
不过，由于启动跨国追责困难重重等因素，很多学者和律师认为，《指引》更多的是起宣示性作用。专家呼吁，外资恶意撤逃的随意性应引起各级政府对引进、监管外资机制进行反思。长期以来，重引进轻管理，重数量轻规范，重项目轻甄别，给外资恶意撤逃留下了诸多漏洞。改变粗放式的引资套路、选择性引进外资，并强化监管，才能破除外资迷信，让外资企业不再轻易成为迁移不定的“候鸟”。
宿舍楼到下午就空了一半
2月9日，深圳塘尾工业区有利路6号。从紧闭的大门望进去，日资企业Uniden（友利电）偌大的厂区似乎已萧条有一阵子了，绿化带里的杂草已经探出老长，视线可及的几座员工宿舍明显早已人去楼空。临近中午，才从工厂侧门零星走出来几个身着制服的女工，神情有些木讷地闪躲着记者的询问，低头匆匆离去。
Uniden是一家东京上市、以生产通讯设备为主、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大型电讯企业，产品大部分销往欧美国家；深圳工厂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塘尾村，并在深圳南山区和福田区设立了开发分公司。据2008年12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由于“高层震荡、经济不景气”，根据Uniden的计划，近期将主力产品无绳电话的生产从深圳工厂转移到越南工厂。随着生产规模的转移，到今年3月底，“深圳工厂将从2008年11月底的5705人减少到约1200人，江西吉安分厂也将从现有的2971人减少到约1200人。”
可在Uniden厂区旁经营小吃店的周春菊听到这个数字时笑了：“1200人？早就没有了，现在这个厂子里连100个人都不到！”这位来自四川的老板娘称，从去年开春起，这家日企就开始不断开除工人，每天都有好几百，以致厂门口很快成了“黑摩的”的乘降站，专门兜载被扫地出门的打工仔。她的小吃店生意也每况愈下，当天中午的三个小时里，只迎来了五六个食客，没有一个是Uniden的工人。
另据多位塘尾村村民、Uniden被裁员工及几位仍在岗的工人透露，Uniden深圳工厂目前处于停产状态，剩余员工确实仅有百余人。他们都认为，这个企业明显呈现出一派撤离之势。
企业网站打不开、大部分部门电话无法接通也似乎证明了Uniden处在重大变动中。几经周折，该企业管理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女士同意接受电话采访。她否认Uniden要撤离中国，并沿用此前该企业对媒体发言的口径表示，以后深圳工厂的生产品种将集中于液晶电视、微波数字电视调谐器及电子部件等。对于目前工厂所剩员工数，该女士称“还有2000多人”。
2月11日夜间，记者跟随热心村民登上了一个五层民宅的天台，眺望Uniden厂区，视野内一片黑暗。“如果还有上千人，那么，老板把这些人藏到哪里了呢？”村民摊开双手笑问。
Uniden员工保存的企业网页上显示，该企业2008年拥有员工最多时达到20828人。如此大量的员工在短短一年内就被几近裁空，劳资纠纷注定不可避免。
突击裁员却未提前知会工人及劳动部门、补偿不明、拖欠加班费，是被裁工人集中投诉的问题。
Uniden某车间一位从事电话机喷油烘干工种的被裁工人告诉记者，从去年3月起，工厂就开始有大量工人离去，一些早上还满员的工人宿舍楼到太阳落山时就空了一半。厂方采取的是成批裁员的策略，一组生产线集中撤销，一个工人都不留。根据多位被裁工人的说法，Uniden一直奉行当天宣布当天走人，要求被裁员工在一小时内办理完毕相关手续，三小时内离开工厂。
Uniden南山开发分公司一个陈姓被裁研发人员向记者讲述他去年7月被突击裁员的经历。因为离塘尾的工厂较远，他和同事们当时并不甚了解Uniden生产厂区的裁员情况。7月16日上午，他和所在研发组的全体员工被叫到会议室开会，分管经理在会上宣布，由于生产品种变化，该组人员将开始放假，等转产调整完毕后再通知上班。随后，这些员工被要求到人力资源部办手续，之后面对的却是一纸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很多人拒绝签字，厂方对此解释说：所谓离职是“离开设计电话机的职位、等候新的职位”，而不是开除。
但这位陈姓员工觉得此说法实在太过荒唐。他告诉记者，不同电子产品的研发千差万别，一个设计无绳电话的人不可能随便就转向设计液晶电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Uniden要保留一大批做电话的员工去做电视，明显是骗人的鬼话。
他回忆，很多员工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被裁员了，但当时他们已无暇让厂方为没有提前通知而担责，转而集体去领取裁员补偿。但是厂方依照《劳动合同法》和工龄为被裁工人补偿了相应的款项后，却拒绝支付员工加班费，理由是这些人仍是Uniden员工，依然要依照常规定期结付。
接受采访的Uniden管理部负责人就此给本刊的解释也相差不多。她在电话里表示：“我们给一些员工的补贴（该女士用这个字眼代替了“补偿”）标准比《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还要高。Uniden目前只是给员工不定期放假。为了凸显我们的企业责任，等今年年中正式转产以后，将召回这些研发人员及生产线骨干力量，进行培训后重新上岗。”
在所有下岗的Uniden员工们的眼里，这个承诺早已像“狼来了”一样不再被信赖，因为直到现在，Uniden所谓转产的新生产线根本不见踪影，大部分人的加班费也仍未索要回来。“强迫我们解除了劳动合同，却硬说我们还是企业员工，为的就是赖掉加班费。我们还晓得去网络上发帖揭露。那些生产线上的工人怎么办？”说到这里，陈姓员工不觉间气愤地提高了音量。
甘当“候鸟”为哪般
探寻Uniden的前世今生后不难发现，这家日本企业的发迹历史，恰如一张候鸟不断迁徙的路线图。
Uniden的工厂多年来一直设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因菲律宾工资低廉，该企业于1988年前后把泰国业务移至此地，同时在中国深圳设厂。上世纪90年代末，Uniden发现深圳的工酬只有菲律宾的一半，在福永工业区招商引资的示好下，把生产无绳电话的主厂落户到深圳。2002年10月，江西分公司成立，工厂所在地吉安恰在革命老区井冈山下，工人报酬更是只达到深圳的2/3。
据Uniden向公众公开的数据：截至去年底，深圳工厂的每名员工工资约为330美元（约2000元人民币左右）／月，吉安工厂约为200美元（约1300元人民币左右）／月，而即将迁移的越南工厂约为140美元（约1000元人民币左右）／月。
根据此前的报道，Uniden称把生产重心迁离深圳的原因是“高层震荡”。但不止一位电讯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不过是在混淆概念，因为高层震荡与企业亏损与否并不一定成正比关系。接受采访的Uniden发言人也承认，2008年，该企业的经营情况总体平稳，还斥巨资收购了深圳另一家实力电子企业——托普国威电子有限公司。
透过种种迹象，近万被裁员工所猜测的“Uniden马上就要卷铺盖走人”似乎并非无中生有。可以确定的一点是，Uniden在深圳“震荡”的原因是“生产成本”，而非亏损。
一家企业，并未亏损就预备在损害工人利益后溜之大吉，这似乎在经济大环境紧张的背景下于理不通，也不符合中央政府所号召的“政府、企业与员工共渡难关”的精神。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裁员行为，为什么没有引来企业工会及当地劳动部门的关注和干预呢？
论及工会，Uniden受访者不约而同地向本刊记者提到了一个五年来从未被公开过的大事件，那就是2004年12月中旬发生的友利电1.6万名工人集体大罢工。当时万余愤怒的工人冲上深南大道，围绕着一系列不公平待遇与日方老板展开对峙。事后日方负责人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抱怨说，把生产全部放在中国风险太大，即使生产效率略有下降，也必须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设立工厂，实现生产基地的分散化，否则，今后如果设在中国的工厂停工，又正赶上供货季节的话，公司将遭受致命的损失，而且，“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很难说上述情况不会发生”。
从这样的言论中，似乎能洞察到一丝这家心存怯意的日企当时对中国工人的态度，以及如今义无反顾地甘当“候鸟”的原因。
罢工事件之后，已有十几年历史的深圳Uniden方才有了由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一位当年在职的工人告诉本刊，工会成立前的数年里，日方都告诉工人说工会已经在筹备中，却一拖再拖，结果工人们在大罢工期间接触到深圳市总工会，才知道原来工会是可以由工人自发组织的。之后，首届工会为工人办了一些实事，但好景不长，工会主席很快在2006年换成了“老板的人”。该工人称，2008年大量裁员前，这个职位还曾一度荒诞地由一个不知身份的日本人担任。这些旧事为数名老工人所证实。
记者也联络到一个还在岗的王姓女工，她原来负责产品贴标，如今的活计就是打扫车间卫生。这个19岁的小姑娘甚至不大明白工会是干什么的。她告诉记者，刚来的两年里经常加班，有时候得以休息一天也是因为机器烫得不能运转。之前每年会加薪50元左右，但每月还要被扣去30块钱，原因不明。至于有没有“三险”，她完全不清楚。
被架空的企业工会，注定无法为文化素质不高的工人提供丝毫援助。前文提到的陈姓研发人员透露，Uniden只有部分被裁研发人员去联络过劳动部门和新闻媒体，那些离开生产线的工人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反馈，他们往往立即就转去打新工或者干脆回乡了，根本不清楚拿到手的补偿是什么钱，够不够。
Uniden发言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数次裁员和分流方案均已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到劳动部门备案。可据接受采访的几个被裁的研发部门员工说，他们曾经联合部分生产线的普通工人，于去年底前往宝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举报，但相关工作人员称，自己没有资格干预企业裁员行为，也没有收到Uniden的报告。
2月12日，记者前往宝安区福永劳动管理站。该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职务的负责人以采访需要上级单位审批的原因，拒绝透露任何信息。但该负责人称，据他所知，Uniden的裁员是“合法的”，已经给付了工人的补偿，“基本上没有大问题”。在宝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调研员许进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发现基层劳动部门上报Uniden存在严重裁员问题。他同时介绍说，监控企业动向的主力是基层劳动部门和各级别工会组织，如果Uniden的问题确实存在，那劳动部门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如果工人已经裁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已经错失了和企业沟通的时机，只能在善后工作上尽量维护工人权益了。”
2月11日，一名被非法裁员的孕妇走进深圳市总工会投诉。近半年来，劳动争议多发生在尚未建立工会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筑起防范外企逃匿的法律长城
本次采访中，江西省吉安市政府秘书处一个知情人透露，早在2001年，Uniden日方老总到吉安的两次考察，都是由当时市委、市政府多位主要领导前往深圳请来的。为了扭转日方老总嫌弃当地三轮车多、市容差的影响，当时的市长还亲自挂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创建花园城市活动，辅以大量类似“任何你们解决不了的、我们肯定帮忙解决”的承诺，最终令Uniden心满意足地进驻到工酬低廉的吉安市。
“现在已经到了破除外资迷信的时候了。”广州市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再高微皱着眉头对本刊记者感叹道。在他看来，一些外资企业的非法或变相撤离是注定会发生的。
杨再高认为，很大一部分外资是冲着中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中国低廉的地租和工资、较低的劳工保护和环保要求而来的。改革开放后，一些先开放地区引进外资尝到甜头后，其他地方纷纷效仿，并逐步演变成将利用外资的多少作为一项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各家银行竞相争夺，并放松贷款条件；国内的配套供应商纷纷上门套近乎，情愿先供应后结算；甚至税务部门也愿意配合地方政府暂缓收税，从而最终制造了“外资迷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黎友焕就部分外资的非正常撤资现象指出：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若干年以前，这类问题就发生了。从恶意贷款、恶意欠税费到恶意拖欠供应商债务、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等，都有一个准备过程。如果相关部门监管严一些的话，早就可以发现这些无良行为，“疏于监管无疑给外资非正常撤离提供了方便”。但是，由于有些地方政府对外资有过分的依赖，对外商过于宠爱，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后又主动去承担外资非正常撤离后留下的责任，客观上纵容了外资的非正常撤离。
2008年12月，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该《指引》明确指出，外资非正常撤离事件发生后，中方当事人要及时向有关司法主管部门（法院或侦查机关）申请民商事或刑事案件立案。《指引》还强调，对极少数恶意逃避欠缴、税额巨大、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员，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在立案后，可视具体案情通过条约规定的中央机关或外交渠道向犯罪嫌疑人逃往国提出引渡请求或刑事诉讼移转请求，以最大程度地确保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追究。
不过，多位律师撰文指出，《指引》更多的是一种警示，对蓄谋非正常撤离的外资企业提出警告，同时也给合作或合资的中方企业提个醒，告知供货商、有其抵押物的银行、债权人、被拖欠工资的员工等相关利益受害者，可以通过民商事或刑事诉讼程序去主张自己的权益。不过，启动跨国刑事诉讼程序实际上可能性不大，大多数要通过《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来解决。虽然我国已经与一些国家缔结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但只和20余个国家签有条约，而中国许多重要的贸易伙伴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恰恰不在其列。不少律师还指出，即使能够启动诉讼，这个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所以，真正要进行跨国追责还有很多实际的困难。
因此，摈弃过度的外资情结，充分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和行政监管权力，提早加强对外资的监管似乎格外重要。首都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接受采访时表示：“应该尽快建立一个对外商投资企业良好的统计检查制度。现在我们对外资企业的监管仅仅局限于每年的年检，对生产经营的实际状况，政府部门却知之甚少，尤其是他们对我们本身的产业安全，对我们国内的经济安全，对国内的就业安全所构成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并不得而知。坦率地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完整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的经营的生产经营的统计检查制度。”但张汉林略显遗憾地说，这个事情他已经呼吁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