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语法中的汉语研究：课题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法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生成语法诞生到现在的50年中(1957-1997)，来自许多语言的材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对生成语法理论的构造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汉语研究是其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有影响的一个部分。最近，黄正德等(Huang and Li 1996)对此做了专题性的总结，石定栩(1997)对该书做了评介。笔者基本上同意他们的看法和评价。
不过，作为国内培养并在国内从事生成语法研究的学者，笔者也有一些可能与海外同行不尽相同的感触。一方面，笔者对生成语法中的汉语研究（以下简称“生成汉语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然而，在另一方面，笔者也感到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某些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笔者认为，生成汉语研究中最严重的一个不足是其在基础建设上的薄弱，而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研究课题上变动不居造成的。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这一不足的存在，分析它的后果，并就如何弥补这一不足发表个人的意见。
为篇幅所限，本文的论述只根据用英语写作的论著，而不谈国内学者的研究，因为前者是当今生成汉语研究的主体部分，而且后者也为大家比较熟悉。（注：不妨说，笔者的批评意见也适用于国内的生成汉语研究，包括本人的研究。）另外，本文只谈句法学方面的研究，不涉及音系学的研究。
二
仔细回顾一下生成汉语研究40多年的进程，人们不难观察到两个似乎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它研究的大都是汉语语法中重要的现象；然而，在另一方面，汉语语法中又很少有哪个现象或方面能够成为长久的研究课题，课题的更换是频繁的。如果说前者反映了研究者对汉语本身真诚的兴趣和关心的话，那么后者则反映了更广范围的生成语法研究的影响和它对这种兴趣和关心的干扰。换句话说，研究者对汉语本身的兴趣和关心往往只能体现在生成语法同期的热门话题之中。
生成汉语研究的这一特色从生成语法与汉语结合之初的60年代起就开始了。当时，王士元(Wang 1965)受到刚提出不久的“词缀跳跃(affix-hopping)”等规则的启发，运用这些规则分析了汉语中“没有／了”两词的互补分布，既发表了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又为汉语语法中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提供了可资发展的解决途径。然而，后续的研究却并不充分，甚至王士元本人也逐渐改变了研究的兴趣和内容，最终停止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在当时和之后的六、七十年代，生成语法处于一个提出规则的时期，通行的作法是设立一个核心句，然后通过删除和转换等规则来生成各种派生句。这些规则主要的作用对象是被动句、否定句、疑问句、名物化结构、关系化结构、连接结构、分裂句／准分裂句(cleft sentences/pseudo-cleft)等等。生成汉语研究此时最关注的对象也恰恰是汉语中的这些方面（例如：Wang 1967,Tai 1969,Mei 1972,汤廷池1977,1978,1979,Teng 1979,等等）。同期稍后一点的时候，随着生成语义学派的兴起，对语义的研究一时蔚为大观。在此影响之下，对汉语中的语义结构、量化、否定、焦点、预设、主题等的研究也随之兴起（例如Teng 1972,Cheng 1967,Li 1976,Wieman 1973,等等）。
从70年代末开始，对语言规则大规模的“发现”结束了。相反，人们对各种语言规则进行了压缩和合并，最终只乘下了移动α（或影响α）一条。生成语义学派也分崩离析了。六、七十年代生成汉语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也随之被抛弃。有的研究者似乎沉寂了下来，有的离开了生成汉语研究，找到了新的理论框架（如戴浩一），有的虽依然活跃在生成汉语研究界，但从事的却是新的、更前沿的课题（如汤廷池）。
进入80年代以后，生成语法进入了原则与参数模型时期，并从管辖与约束理论逐渐进化到最简方案理论。在这个时期，人们一般设立一些离散的句法分析层次，逐级推导出句法分析的结果，并把原则处理成几个独立的模块，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得出正确的结果。另外，设立不同的参数以解释各种现象和个别语法之间的差异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工作之一。
生成汉语研究也随着原则与参数模型的诞生而相应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新的课题。其中对逻辑式性质和运行方式的研究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而汉语疑问词和汉语反身代词（主要是“自己”一词）构成了这一研究的中心（参看以下第五节及程工1994的评介）。②（注：对汉语指称约束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对“自己”一词的分析）很早就开始了（如Huang 1982），但早期主要是通过设立参数的方法来解释的。逻辑式移位的分析大多数开始于九十年代之后，另外对逻辑式的研究还涉及汉语中的量词，但数量相对较少，在此不加详述。）空语类这个当时最中心的课题之一也吸引了生成汉语研究者的广泛参与，黄正德(Huang 1984,1987,1989)和徐烈炯(Xu 1985-86,1986,1990;Xu and Langendoen 1985;)两人都连续在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刊上发表了文章，对汉语空语类的性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同时涉及生成语法中的约束和控制两个原则系统。李艳惠(Li1985,1990)和Ernst(1996)等则运用格理论对汉语语序现象做了解释。对题元理论的研究则是结合词库和／或D-结构来进行的，重点是词汇语义与句法形式的关系，词库（或D-结构）的组织方式，以及词库（或D-结构）与运算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等（例如Li 1990,1993,Cheng and Huang 1994,等等）。
同六、七十年代生成汉语研究中的那些课题一样，80年代后出现的这些新课题也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它们深化了对汉语和语言更普遍的原则的理解。这点是笔者希望强调的。然而，对这些课题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完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那么，它们会不会像六、七十年代生成汉语研究中的那些课题一样，随着生成语法理论的演化和课题的变动而被匆匆放弃呢？这是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
三
在上一章里笔者回顾了各个时期生成汉语研究的主要课题。仔细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们虽然比较广泛，但仍然少了几个部分。在笔者看来，其中最重要的缺损是对局部区域条件(locality condition)的研究。③（注：另外，除了对话题结构的研究之外，主流理论中的生成汉语研究还缺乏国内学者关心的传统的一些课题，这里就不多说了。一些采用非主流理论的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参看 Dai 1992,1994,Jiang 1990 Tan 1993等）。他们的研究很有价值，但力量单薄一些，研究的系统性也差一些。）为了说明问题，笔者先把对局部区域条件的研究简要地总结一下。
所谓局部区域条件是指句法原则和规则作用的范围，例如对词语移位和指称约束等的结构性限制。当我们谈到词语可以从哪个结构中移出来，不能从哪个结构中移出来，或者照应语必须在哪个范围受到约束时，谈论的就是局部区域条件。在生成语法中，局部区域条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Chomsky(1991:3)甚至认为任何一个句法理论都不能缺少这个部分。④（注：原文是：“只要管辖这个概念与人类语言的结构有关，那么，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必须有管辖理论，（各种研究途径）共同的任务是弄清楚这个概念确切是什么以及它遵守什么样的原则。”）对局部区域条件的探讨从Chomsky(1964)提出“A冠A原则(A-over-A principle)”时起就开始了。Ross(1967)把A冠A原则加以分解，提出了一系列“孤岛条件(island conditions)”，对这一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后，Chomsky(1973,1977)把众多的岛条件压缩、合并为“领属条件(subjacency condition)”、“明确主语条件(Specified Subject condition)”和“时态句条件(Tensed-S condition)”等几条。与此同时，人们还对照应语和代词指称约束的局部区域条件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探索，最终导致了“成分统治(c-command)”这一重要概念的发现(Reinhart 1976,1983)。Chomsky(1981)以成分统治为基础定义了“管辖”概念，实现了赋格、移位和约束等几个方面的局部区域条件的初步结合。Chomsky(1986)又发展了“语障(barrier)”概念，一方面规定了管辖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派生出了移位条件，如领属条件等。⑤（注：在此把这些概念粗略地解释一下：一个节点α成分统治其姐妹节点及她的下属节点；α如果是中心词的话就管辖其姐妹节点；最大投影(XP)一般构成语障，一个语障阻断管辖，两个语障阻断移位。精确的定义请参看原文。）Aoun等(1987)，Baker(1988)和Rizzi(1990)等人也对完善这些概念提出了很有影响的看法，而且依据了很多非英语的语料。最近，Chomsky(1993)又对局部区域条件做了加工。他通过对整个分析系统的调整和对一些概念的改造，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使得管辖这个概念变得不必要了。⑥（注：在最简方案中，一个局部区域基本上就是具有所有X阶标关系的语类，包括标志语，中心词和补足语，这就与管辖无关了。因此，约束原则也可以相应定义为“与局部区域中的一个成分统治它的词组”同指或不同指。）
从上面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局部区域条件对生成语法理论来说是重要的，也是Chomsky等人孜孜不倦从事的一个课题。然而，生成汉语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少得可怜。笔者接触到的只有黄正德(Huang 1982)、陆孝栋(Lu 1988)和蔡维天(Tsai 1994)等不多的几篇。黄正德提出的叫“提取区域条件(condition on extraction domain)”，大意是成分只有在受到严格管辖(properly governed)的情况下才能移动。⑦（注：严格统治大致等于中心词统治。）陆孝栋认为领属条件、明确主语条件和时态句条件都不适用于汉语，而不大适用于英语的A冠A原则却比较适合汉语。蔡维天主张把语障看成核查条件而不是移位条件，是在谈论其它问题时附带提到的。这些研究都有一些缺陷，但又都有价值，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然而，因为没有后续的研究它们都成了孤立的探索。
为什么生成汉语研究对生成语法的其它方面都有涉及，却缺少对局部区域条件的探讨呢？在笔者看来，主要的原因既不是因为局部区域条件对汉语不重要，也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汉语中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参看下章）。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生成汉语研究的基础建设太薄弱，对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做深入的研究。在生成语法中，局部区域条件是一个跨语类、跨结构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首先要求对每个语类中的情况和至少大量的结构中的情况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对英语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如上文所隐含的那样，Chomsky在当初提出A冠A原则的时候显然抱着一举解决问题的雄心，但他的尝试失败了。Ross把A冠A原则拆开，按结构逐个进行描写，他成功了，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功激发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当Chomsky后来把一系列岛条件进行合并的时候，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了，而且合并也是分了好几步才实现的。所以，如果说Chomsky后来取得了成功的话，那么，这个成功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成功。
生成汉语研究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持续的、密集的研究过程。研究课题过于频繁的改变和很多有价值的课题的半途而废使得汉语中没有几个结构能谈得上是受到了深入研究的。对于跨语类、跨结构的局部区域条件大家不具备研究的条件，想有所作为实在是困难的。
四
生成汉语研究在基础建设上的薄弱不仅造成它对有些课题无能为力的局面，而且也决定了它对汉语语法中很多关键的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并影响到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用空语类研究做个例子。在这个方面，大家有两点已经比较熟悉了：第一，它被认为是八十年代以来生成语法最强的课题之一，并对Chomsky重新确立自己在语言学界的领先地位起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它同时又是生成汉语研究中争议最大，分裂性最强的一个课题。这两个矛盾的现象实在发人深省。
那么，基于汉语的空语类研究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坎坷，不能像基于英语的空语类研究那样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呢？汉语的复杂性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两种研究在理论准备上的差异造成的。空语类研究看似是一个崭新的、8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课题，但实际上却是长期酝酿的结果。Chomsky(1981:85)指出：“语迹理论经常被认为是对早期转换语法的一次相当大的背离。然而，这并不确切。语迹理论的雏形在最早期的论著中就有隐含，在最早的阐述中就已明确，而且近期样式的出现也是60年代初就开始的不曾间断的努力的一种自然的结果，这种努力的目的在于压缩描述能力和语法规则的种类，即得到一个有解释力的普遍语法理论。”正是这种不曾间断的努力使得人们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已经逐渐明确，也正是由于有这种长期研究的依托，所以人们在后来的研究中显得目标明确，进展也比较顺利。
然而，对汉语空语类的研究是在没有充足的准备，受Chomsky理论影响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的。人们没有比较统一的思想基础，对很多关键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很多的争端就是由此产生的。例如，黄正德认为，汉语中的空主语和空宾语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空语类，空主语是pro，可以与主目（即主语或宾语）共指，空宾语则是变项，不能受主目约束。例如：(1a)中的"e"可以指根句主语“张三”，而(1b)中的"e"却不能指“张三”。
(1)a.张三说[e不认识李四]
b.张三说[李四不认识e]
他(Huang 1987:330)说有“数不清的”例句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样的例句的确数不清，然而反对他这个理论的人提出的反例也不胜枚举，下列例子中的"e"都可以指根句主语：
(2)a.杨大娘担心女儿不肯照顾e。
b.小偷以为没人看见e。
c.张三喜欢别人奉承e。
支持黄正德的人解释不了(2)，反对黄正德的人解释不了(1)。这样谁也就说服不了谁。
从深层次上看，争执的来源还是生成汉语研究那薄弱的基础。先看看对空语类研究至关重要的局部区域条件。黄正德反复强调：当且仅当一个空语类在局部区域受到非主目约束时它才是变项。这是他把空宾语看成变项的理论基础。然而，哪些是汉语中的局部区域呢？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就混乱了。为了节约篇幅，我们只以比较简单的A冠A原则和NP移位为例。按这个原则，复杂的NP构成一个局部区域，所以内嵌的成分不能移出来。上文提到，陆孝栋认为汉语遵守A冠A原则。他举的例子是(3a)可以转换成(3b)，却不能转换成(3c)：
(3)a.那个人开走了[NP[NP张三的[NP车]]]。
b.张三的车，那个人开走了。
c.*车，那个人开走了张三的。
然而，把这个句子稍加变化就同样能证明A冠A原则不适应于汉语：
(4)a.那个人开[NP[NP国产的[NP车]]]。
b.车，那个人开国产的。
还有人用移位的办法从(5a)得出(5b)，这样复杂NP中不仅后半部分可以移位，前半部分也可以移位：
(5)a.死了[NP[NP他[NP爸爸]]]。
b.他死了爸爸。
但从另一些结构的情况来看，提取复杂NP的前半部分会造成不可接受的句子：
(6)a.他成了[NP[孩子[NP爸爸]]]。
b.*孩子，他成了爸爸。
在这些相互矛盾的事实面前，无论说A冠A原则适用还是不适用汉语都显得为时过早。A冠A原则的效用尚不能确定，对更加抽象和精致的管辖、语障等概念大家的认识就更不必谈了。
再看看对结构的认识。引人注目的是，汉语中很多重要的结构似乎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分析。例如，很多人认为主题句，被动句和把字句是由移位得出的。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个分析好象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这些结构都允许保留宾语的存在，如“书，我爱看《红楼梦》”，“花园被他种了花”，“我把门踢了一个洞”各句中的划线部分。这时，如何设置D结构又如何推导出表层形式就成了移位分析难题。不过，简单地说这些结构中没有移位也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遗留下了动词与其主目的选择关系如何满足的问题；例如，在“书，我爱看”这个句子中，“书”一方面显然是动词“看”的客体(theme)，因此是它的一个主目，另一方面它又显然处在非主目位置，因为OSV不是汉语的典型语序，也不像是底层的语序。这样，它与动词的关系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的呢？似乎，一个既有高度的解释力又能统一处理上述各种现象的分析目前还没有出现。基础建设如此薄弱，对空语类等课题的研究不能深入，发生争执，那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五
以上，笔者论证了在生成汉语研究中存在基础薄弱的现象，并把它部分地归结于课题的多变，同时还探讨了这些问题的一些不良后果。如果笔者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课题的变化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新课题的引进为研究汉语引入了新的内容，为认识汉语往往提供了新的工具。从这个角度上讲，拒绝新课题绝对不是生成汉语研究理想的出路。然而，科学研究有其内在的逻辑，任何一个课题都只有在得到充分研究之后，才能看出理论的局限性在哪儿和改进的方向在哪儿。生成汉语研究过分频繁地改变课题，未等条件成熟就废弃某些课题而又匆匆引进新的课题，这就违背了研究的逻辑，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另外，由于它对新课题的选择往往受到国际上热门课题的左右，不能优先从事汉语语法的基础建设，因此导致了基础薄弱的现状，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也将给它的发展带来障碍。
现实地说，在传统语法上汉语研究就比不上对欧洲语言的研究，在生成语法中目前也落后于对欧洲语言，尤其是对英语的研究。如果我们只把目光盯在新的课题上，而不同时注重基础建设的话，那么，由于汉语研究实际上很难做到与英语研究同步前进，所以生成汉语研究的欠缺会越积越多，对其它语言研究的依赖会越来越重，最终不仅无助于对汉语的认识，而且会出现对更多有价值的课题根本无能为力的局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成汉语研究中较为卓著的成绩正是那些得到长期、密集研究的领域。以汉语疑问词的研究为例。由于疑问词是国际生成语法的一个长期不衰的课题，对汉语疑问词的研究有幸成为生成汉语研究中为数不多的持久的研究领域之一，从70年代末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80年代初期，黄正德参照英语疑问词的句法表现，为汉语疑问词提出了一个逻辑式移位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个极富影响的论断：英语和汉语疑问词的差别不是一个有没有移位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哪个句法层次移位的问题，即是在S-结构还是在逻辑式移位的问题。他的研究发掘出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疑问词在辖域(scope)、选择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等方面的相似之处，从而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大大地推动了一步。然而，这个比附英语的分析在理论上造成了逻辑式与其它句法层次的脱节，因为它所设置的逻辑式移位不遵守一般的句法移位条件限制。在事实上它则湮没了与汉语疑问句有关的一系列特点。通过长期的酝酿，对汉语疑问词的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首先，郑礼珊(Cheng 1991)找出了疑问助词（如“呢”）的存在与疑问词句法移位的关系：在有疑问助词的语言里（如汉语里），疑问词没有显性的句法移位，反之，在没有疑问助词的语言里（如英语里），疑问词则必须通过显性的句法移位来标志疑问句。李艳惠、石定栩等（参看Li 1992,Aoun and Li 1993,Shi 1994）则把疑问助词的作用体现到了对汉语疑问句的分析之中：他们放弃了对汉语疑问词的移位分析，转而通过疑问助词来决定汉语疑问句的辖域以及疑问词性质，即是担任疑问的功能还是担任无定名词组的功能。疑问词相应地被处理成是变项，本身不需要也不能在逻辑式移位。蔡维天(Tsai 1994)等则把疑问词的语义属性纳入为疑问句是否合格的条件之一。目前，疑问词不移位的分析得到多数人的赞同，甚至为移位分析的首创者黄正德本人所接受（见Cheng et al 1994）。这种新的分析尽管仍有若干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它既体现了各种语言在辖域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又反映了不同类型语言之间在疑问句上的差异，从而达到了汉语语法和普遍语法比较有机的结合。唯其如此，对汉语疑问词的研究才能走在国际前列，享有极大的影响。
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出发，笔者希望生成汉语学界在追踪新的课题的同时，不要轻易放弃那些不再热门的课题，而把课题的取舍放在条件是否具备的基础上。同时，我们还应该返过头来，对汉语语法的基础建设进行细致的经营和点点滴滴的积累。这样即使某些结构和现象一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我们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方向。另外，我们还应该尊重认识的过程，必要的时候不妨先提出一些概括力较弱的原则，然后朝着解释力更强的理论进行逐步的过渡。笔者相信，通过扎实的努力，生成汉语研究必定可以克服现有的不足，得到健康的发展，为深化对汉语语法和人类语言普遍特征的认识做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