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使辽与使辽诗的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安石论文,使辽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与辽自澶渊之盟始，至1122年(宋徽宗宣和四年，辽天祚帝保大二年)因宋、金相约夹攻辽而败盟止，共和平相持了一百一十八年。其间，双方每年互派使臣，通聘礼问，轺车不绝。王安石的使辽，史无明载。但在《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中，又确有不少使辽的诗作，前人对此也作了肯定；同时，王安石又曾充任送伴使，有《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为证。于是，关于王安石的使辽及其使辽诗，便成了后人研读中的一个谜团，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近年来与此有关的最新著作依然说法不一，甚至以讹传讹。笔者曾于1992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全辽诗话·新补辽诗话》卷上《王安石使辽诗》注(一)中对此作了考述，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明；同时试对散见其文集中的使辽诗和伴送北朝人使诗分别按行程一一作出认知与考辨。
王安石有否作为国信使出使辽国，迄今仍有人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将王安石明明白白作于辽国境内的诗，说成是王安石伴送辽国使者时所写。早的如1984年8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人绝句三百首》，其作者之一潘中心先生对王安石《出塞(涿州沙上饮盘桓)》解说：“作者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曾奉命陪送契丹使臣到过塞外，写有记述边塞见闻或观感的《送契丹使还次韵答净因长老》、《还自河北应客》、《白沟行》、《涿州》、《出塞》、《入塞》等诗。《出塞》是写进入辽区，《入塞》是写离开辽区。”其后，如1992年12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著者刘乃昌、高洪奎两位先生在《白沟行》诗下注：“嘉祐五年春天，王安石任度支判官，朝廷派他伴送辽国贺正旦使回国，他从汴京出发，经澶州、馆陶、永济、临清、贝川(按，当为贝州)，至涿州边界，然后还京。在出使往返途中，王安石写了四十来篇诗。”近的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王安石诗文选评》，作者高克勤先生对《永济道中寄诸舅弟》和《涿州》的解说：“嘉祐五年(1060)春，王安石奉命伴送辽国贺正旦使回国……经过十八天的旅程，最后到达当时宋与辽的分界地涿州，然后还京。在出使往返途中，王安石写了三四十首诗，后来还将其编为《伴送北朝人使诗》。”“王安石使辽，行至涿州而还。这首七绝就是他至涿州时所作。”
因王安石出使辽国史无明载，而其文集中又确有不少写于辽域的诗，并有《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一文，于是几位先生便将这些诗当作伴送辽使时所作，从而否定了王安石的使辽。其实，出使辽国的使者同迎接、陪伴、送行辽国使臣的使者是大不相同的：前者要离开国境深入辽境直至辽京或辽帝所在地的；后者是不离开国境的。对此，聂崇岐先生在《宋史丛考》下册《宋辽交聘考》中，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等史乘所载，作了精要的概述。如《星轺之路径》云：“宋使入辽，自白沟起，北行为新城县，再北经涿州、良乡县，而至燕京。若往中京则自燕京东北行，经顺州……通天馆，遂至中京。若往上京，则自中京北行，历临都馆……长泰馆，遂至上京。若往长泊……往木叶山……往神恩泊……往炭山……余若往靴淀等处之使路，则不得知矣。”又如《伴使之选派》云：“邻使及境，例遣人相接，是为接伴使；至都，另易人相伴，是为馆伴使；回程，复派人相送，是为送伴使。使皆有副，而接伴往往即充送伴。此则两朝皆无差异。”“接送馆伴使副，职责虽不若衔命出疆者之重，但语默动止，稍不合度，亦足贻讥辱国，故选择仍不得不慎。”① 我们知道，北宋与辽在东部是以拒马河即白沟(又称界河)为边境线的，《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至邻国地里远近》明载：“又南至雄州北拒马河为界。”元人熊梦祥《析津志》亦云：“白沟河在安肃州北十五里，亦距马河。宋与辽分界之处，即此也。”② 北宋在雄州治所以北、拒马河南岸设白沟驿，以迎送辽国使者，故作为接伴使、送伴使是不会越过边界的，双方只能在界河桥迎送。《长编》卷六十《宋真宗景德二年》：“五月乙亥，知雄州何承矩言，将来契丹使入界，欲令暂驻新城(按，新城在拒马河以北四十里，是辽国南京道涿州归义县治所)，俟接伴使至，迎于界首，从之。”江休复《嘉祐杂志》(即《江邻几杂志》)也说“予奉命迓辽贺正(旦)使于雄州”云云，可以互证。又《长编》卷七十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壬寅)初，契丹使萧知可等至白沟驿，与送伴使陈知微酌酒为别……”同样，辽国的接伴使也不能过界，如傅乐焕《辽史丛考·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引《陈襄使辽语录》云：“五月十日到雄州白沟驿……十一日，(契丹)接伴使……杨规中……请相见。臣等即过白沟桥。”至于上文所引高克勤先生所说涿州是“当时宋与辽的分界地”，那更是常识性的错误，除前所引书证外，《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明载，涿州属南京析津府所统六州之一，治所范阳县，距南面宋辽界河已达一百一十里之遥；清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引何济《新城县志》亦云：“白沟河在县南三十里……即宋辽分界处。”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第8页、第17页也绘注得清清楚楚。因此，王安石作为送伴使是不可能进入辽境的，其文集中作于辽域的诗绝不可能是伴送北朝人使时所写。
关于王安石使辽的时间，大多以为是在宋仁宗嘉祐五年。早的如钱锺书先生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注》中，注释王安石《示长安君》时云：“这大约是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出使辽临行所作。”此后，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学作品选》，198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鉴赏辞典》等，在解说这首诗时均沿袭了此说。近的如2002年巴蜀书社出版的《王荆公诗注补笺》，整理、补笺者李之亮先生对《冬日》的补笺：“冬日，立冬之日。荆公嘉祐五年九月出使契丹，此诗即是年立冬在北朝时作。”说王安石嘉祐五年使辽，是因《长编》载：“(宋仁宗嘉祐五年)八月庚辰，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兼侍读钱象先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为契丹正旦使……”但实际上王安石后来辞行，改派他人。故而《长编》在载明上述诏命之后，接着明载：“既而安石辞行，改命户部判官、兵部郎中、秘阁校理王绎。”认为王安石嘉祐五年使辽的诸位先生大约忽略了这次辞行与改派。其实在李之亮先生整理的《王荆公诗注补笺》中，在《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诗下，也载有南宋曾极等人的“庚寅增注”：“据温公《朔记》：王安石以多病不愿奉使，以侍御使知杂范师道，又辞，乃以校理王绎代之。”可见嘉祐五年王安石并未使辽。
那么，王安石究竟有否使辽呢？笔者认为，虽然史传缺载(《长编》恰好残缺宋仁宗嘉祐七年至宋神宗熙宁二年这八年的记载；也尚未发现其他史乘明载)，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是可以证实王安石确曾使辽的。第一是王安石作品的内证。如前文提到的《涿州》，全诗如下：“涿州沙上望桑干，鞍马春风特地寒。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北(一作此)路使呼韩。”首句清清楚楚地点明了作诗时所在的地域和情景，“涿州”，前已点明地理位置；“桑干”，指桑干河，亦名卢沟河，俗称浑河，即今北京市(辽时为南京析津府，又号燕京，古称幽州)南郊的永定河。《辽史·地理志四》引：“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沟驿渡(界)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这句诗是作者离开涿州治所向北行进的途中，一行人踏着郊野的沙土，诗人在马上向前方桑干河眺望的生动记录。“持汉节”三字，更是妙用苏武的典故，挑明了自己衔命出疆的国信使身份，当然同伴使大不相同。“呼韩”，即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简称，此处代指辽帝道宗。这句诗同样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这次出使的目的使命，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王石安确曾使辽吗？王安石还有一首《出塞》诗：“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也是作于涿州，记述契丹人在郊外设宴、舞乐来招待王安石等使者的情景。这在《宋史》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卷三百三十一《程师孟传》载：“贺契丹生辰(按，据《长编》：宋神宗熙宁九年八月乙丑，命给事中程师孟为辽主生辰使)，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向南，涿州官西向，宋使介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明日，涿人饯于郊，疾驰过不顾。”故而清人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辽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继以吹笙、弹筝、歌击架乐、角牴。王介甫诗曰：‘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盖纪其事也。”同时，据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注》本云：“右诗公自注云：‘奉使道中寄。’”这里的“奉使”绝不是指伴使。我们知道，《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四有《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一文，文末说“故悉录以归示诸亲友”，说明这是王安石在伴送契丹人使时所写的一组诗作，并拟定了“伴送北朝人使诗”这个组诗题目。而据南宋初绍兴间两浙东路刊本《王文公文集》中《入塞二首·二》(即《涿州》)题下注云：“此一首误在《题试院壁》，观其文乃是出塞辞，《奉使诗录》不载，恐脱，不敢补次之，辄收附于《入塞》之后。”可见王安石另有一组“奉使诗”，或是组诗，或是单录本，总题目即叫《奉使诗录》，当时编注者是看到过的，所以发现脱漏了这首诗，这当然也是有力的内证。
第二是前人的旁证。除了上面提到的绍兴年间那位曾亲眼所见王安石《奉使诗录》的编注者而外，还有编著《长编》的历史名家李焘的儿子李壁，他在《王荆文公诗注》中，多次注明王安石曾使辽。如《白沟行》诗后注：“公此诗必作于使北时也。窃味全篇，已微见经理之意。”《乘日》诗中“烟水似我乡”后注：“此诗作于北使回日。”“胡马皆跃去”后注：“此言北虏送使人及境，复归其国。”《爱日》题下注：“使虏时作。”《飞雁》题下注：“奉使时作。”又在《送契丹使还次韵答净因长老》诗后写道：“公多有使北诗，而本传及年谱皆不载尝出疆，独温公《朔记》云云。”李壁作注的时间是在南宋孝宗嘉泰年间，离北宋灭亡只有七十余年，他又出身于史学传世之家，其所言当是可信的。
第三可从王安石使辽诗中有关母亲以及母亲去世后的有关表现来看。王安石使辽诗中有一首五言古体诗《爱日》，开头以候鸟大雁“冥冥取南北，岂以食为累”起兴，抒写自己此次离亲使辽的无奈及无意为官以摆脱任随驱遣的心态；中间有这样四句：“岂知塞上霜，飘然亦何事？高堂已白发，爱日负明义。”李壁在题下注曰：“使虏时作。《扬子》：孝子爱日。”按，扬子即扬雄，其《法言·孝至》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亲之谓也，孝子爱日。”注云：“无须臾懈于心。”后因称子事父母之日曰爱日。由此可见，王安石在使辽时心中深深地记挂着高堂白发，为离家别亲累月而不能尽孝照顾老母深深地不安，这不是正好证明王安石确实出疆使辽吗？同时也可证实王安石使辽是在其母去世之前。另外，在王母于嘉祐八年八月卒于京师后，王安石极度悲痛，据宋王铚《默记》云：“王荆公知制诰丁母忧，已五十矣。哀毁过甚，不宿于家，以稿秸为荐，就厅上寝于地。”可知王安石为母守灵、天天夜宿于地的情景。又王安石此时有《与郭祥正太博书》三则短札，片言匆匆，内有“罪逆余生”、“哀疚”、“哀荒”、“罪逆荼毒”等语，充分表现了内心极端的悲痛和愧疚的心情。综合这几点看，说明王安石对未能第三次辞免使辽，以致长久不能尽孝并终致老母病故而深感痛苦、愧疚和自责，这不是再次证明王安石确曾使辽、并应当是在王母逝世前不久成行的吗？
王安石不仅曾使辽，而且也担任过送伴使，这里我们先来考定他充任送伴使的时间。笔者以为应该是宋仁宗嘉祐五年元月，理由如下：第一，王安石此时具有担任送伴使的条件与可能。据《宋辽交聘考》中《使副之官位》云：“宋之大使，多为郎中、员外郎或少卿监等五六品官。”《伴使之选派》则云：“宋之接、送、馆伴使副，大致同国信使副。”正如前引文所述，伴使一般均由在京朝官担任，而王安石于嘉祐四年秋，入京“以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这里的判官相当于郎中，为五品官)，便有了次年春任送伴使的条件，且官职又是最可能担当此类任命的。并且，从王安石《伴送北朝人使诗序》看，这次担任的仅是送伴使，并未兼任接伴使，同前面引文所说“接伴往往即充送伴”不合，这是因为安石虽在嘉祐三年十月便有度支判官、四年五月又有直集贤院的任命，但屡次上书辞免，乞任东南州，直到四年秋方进京就职③，这样，很可能没有赶上伴使的任命时间(每年国信使的任命是在八月，伴使均于史无载，但应该是同时任命的)，后来或原接伴使有其他原因而不能续任，于是便临时任命王安石为送伴使。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安石感到陌生，其《伴送北朝人使诗序》才说“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亦默默无所用吾意。时窃咏歌以娱愁思”云云。这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王安石担任送伴使的时间是在嘉祐五年元月。第二，《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九有《道逢文通北使归》诗，前四句云：“朱颜使者锦貂裘，笑语春风入贝州。欲报京都近消息，传声车马少淹留。”文通是沈遘字，据《长编》载，宋仁宗嘉祐四年八月乙酉，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判理欠凭由司沈遘为贺契丹(国主)正旦使。他的《西溪集》中有《过冀州闻介甫送虏使当相遇，继得移文以故事请避诸路，又以诗见寄次韵和答》诗，诗题中的介甫即王安石，冀州属北宋河北东路(州治今冀县)，以此诗与王安石所作《道逢文通北使归》相对照，便十分清楚了。王诗中的贝州在冀州南面，原为北周宣政元年分相州所置，历朝有所变动，北宋时辖境缩小，仁宗庆历八年改名恩州，治所清河(今属河北)。沈遘嘉祐四年获任命后，于十一月下旬初即辞京赴辽(其《西溪集》中有《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一诗可证)，向契丹国主朝贺正旦并朝辞后，五年正月初七前后启程返国。过界河后，南下经雄州、莫州、河间，而过冀州时，听说王安石伴送契丹正旦使由大名府北上当会相遇；而王安石在北上途中也从邸报得知沈遘南回当可相遇，十分高兴，打算面告他近来朝廷中的消息，不料朝廷依照惯例移文禁止两路使者相会，于是只得作诗一首寄给沈遘，随后沈遘也接到移文和王诗，于是写了上面这首长题目的和答诗。这两首诗相对应，可作为王安石嘉祐五年元月任送伴使的铁证。沈遘一生只出使这一次，时年三十四岁，故王诗中称他为“朱颜使者”，八年后即英年早逝。
现在让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王安石出使辽国的时间。如前所述，国信使一般都是由在京的朝官充任。王安石于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后，历任地方官十二年，至和元年秋方首次入京任群牧司判官。两年多后，又赴常州等地任职。据《长编》记载，这几年所有的国信使副均有名在案，故安石不可能在这几年使辽。嘉祐四年秋再次入京以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即充任送伴使。嘉祐六年中，为知制诰；次年秋，同勾当三班院。嘉祐八年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安石丁母忧，解官归江宁。服除后，虽有旨召赴京，但以疾辞，一直到神宗即位后，于熙宁元年四月方以翰林学士被召至京师。神宗咨以治国之道，数留答问，意欲大用；次年二月，即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并开始推行新法。这样，便不可能再去充任国信使了。所以，王安石使辽的时间也只能是嘉祐五年至嘉祐八年八月前这段时间。
而如前所述，嘉祐五年因王安石辞行而改派王绎，此年可以排除。那么嘉祐六年呢？看来也可以排除，根据有二：第一，《长编》明载：“闰八月己丑，户部郎中知制诰张瓌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如京使朱克明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宋敏求为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
门通事舍人张山甫副之，司封郎中杨佐为契丹国母正旦使，供备库副使李宗副之，盐铁判官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王益柔为契丹正旦使，内殿崇班门祗候王渊副之。”即国信使副均已有人选。第二，《临川集》卷十九卷有一首《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题下自注：“予辞北使而唐公代往。”唐公即是嘉祐六年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张瓌的字，可见是年朝廷再次任命安石为国信使，而安石又再次乞辞，由张唐公代往了。现在只剩下嘉祐七年和嘉祐八年八月前了，这两年《长编》均缺失，我们只能综合各方面的可能性来作合理的推断了。如果是嘉祐七年的话，那就同前两年一样，八月任命，十一月启程，次年正月初七前后启程返国(如上引《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结尾两句所写：“万里春风归正好，亦逢佳客想挥金”)。而嘉祐八年情况便不同了：是年三月辛未晦(二十九)，宋仁宗崩于福宁殿；次日四月壬申朔(初一)，英宗即位；癸酉(初二)，大赦，遣引进副使王道恭告哀于契丹；乙亥(初四)，遣韩贽等告即位于契丹(据《宋史·英宗纪》)。也就是说，嘉祐八年因仁宗去世，派往辽国的国信使增加了一倍多，除了像往日正常年份贺辽国母、国主的生辰使、正旦使之外，又增添了告哀使、告即位使、致遗留物的遗留国信使，还有在对方祭奠使、吊慰使来使之后的回谢礼信使。如《辽史丛考·宋辽交聘表》载：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戊午，遣冯行己告哀于辽。遣史炤、周孟阳、李评、李琦等为遗留北朝礼信使副。辛酉，遣陈襄、□咸融充皇帝登宝位告北朝皇太后国信使副，孙坦、□愈充告北朝皇帝使副”。故而王安石使辽，嘉祐八年的可能性较嘉祐七年为大。同时，由于王安石于嘉祐五年、六年连续两年辞使，并且被朝廷允许，也应该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从王母八年八月即去世这件事看，应是以高堂重病在身、自己必须尽孝为由(安石是其母亲生的长子)，所以嘉祐七年八月朝廷便没有再次任命使辽。而又过了半年多，王母仍在世，且又逢国丧，王安石于情于理不便再推辞了。再者，王安石嘉祐八年八月丧母之后，即须解官丁母忧，不可能出使了。
当然，以上只是从可能性来推断，更重要的是要从其使辽作品来判断。如果是贺生辰使、正旦使使辽，一般均是仲秋启程北上，正月冬春时南下返国，所以其使辽诗作涉及自然风光的往往是冰天雪地、寒风冻云的情景。如宋仁宗皇祐三年贺契丹正旦使王珪的《白马馆》：“白马荒原非路歧，征夫未起雪侵肌。雁思水国犹南翥，人在冰天更北驰。狂风欲号沙四作，冻云无赖日西垂。平生可是嗟行役，一对胡觞亦自嗤。”又如宋仁宗嘉祐七年郑獬使辽诗《回次妫川大寒》有云：“地风如狂兕，来自黑山傍。坤维欲倾动，冷日青无光。飞沙击我面，积雪沾我裳。岂无玉壶酒，饮之冰满肠。鸟兽不留迹，我行安可当？”而王安石的使辽诗却不大相同，诗中多次出现“春”字，描叙了北国的春光。除前面提到的《涿州》、《出塞》之外，如《春风》：“一马春风北首燕，却疑身得旧山川。阳浮树外沧江水，尘涨原头野火烟。日借嫩黄初著柳，雨催新绿稍归田。回头不见辛夷树，始觉看花是去年。”又如《欲归》：“水漾青天暖，沙吹白日阴。塞垣春错莫，行路老侵寻。绿稍还幽草，红应动故林。留连一杯酒，满眼欲归心。”故而可以证明王安石使辽并非嘉祐七年八月任命的贺生辰、正旦国信使，而是嘉祐八年暮春国丧期间派出的国信使。如前所述，八年三月二十九仁宗崩，四月初一英宗即位，初二遣王道恭告哀于契丹，初四遣韩贽等告即位于契丹。告即位须分别遣正副使告契丹国母和国主，这里应该还有一正二副信使缺载，聂崇岐先生据《龙学始末》考祖无择为是年告即位于契丹国母的信使④，那么王安石便不会是这次与韩贽同列的正使了。但是，按照国丧遣使的惯例，尚应有致契丹国母和国主遗留物的国信使，正如《宋史丛考·宋辽交聘考》中《遗留物》所云：“国遭新丧，在位之君必以大行帝后所用衣饰什物，致馈邻邦帝后，是为遗留物。”⑤ 例如前述四年后英宗去世，便为此遣二正、二副使使辽。而且遗留使使辽时间应早于告即位使或同时(据《辽史·礼志二》所载《宋使进遗留礼物仪》“宋遗留使、告登位使副入内门……”云云，可知辽国是同时接见的)，而《宋史》等并未明载何人为遗留使副，这样便可以判断王安石即是其中的一位正使。(至于回谢使，当在对方吊唁之后，据《英宗纪》载“六月辛卯，契丹遣萧福延等来祭吊”，《宋会要·大行丧礼门》则云“七月丁巳”，那么宋朝派回谢使更在此后，当是秋天的事了，与王安石使辽诗中的春景不合，也可以排除。)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就算四月初三诏遣遗留物使如辽，那到了辽国境内应是夏天了，为何王安石诗中仍称“春”呢？不错，对照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嘉祐八年四月初三正值公历五月三日，如按照现在通用的公历看，一般是五月五日或六日立夏(立夏后即表示由春天进入夏天了)；但农历因有闰月的关系，每年节气的日期相差很大。正如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赵君亮先生所说：“同一节气在阴历不同年份中出现的日期前后可相差达一个月。”⑥ 而嘉祐六年闰八月，八年的下一年(英宗治平元年)闰五月，都对节气的时间有影响。同时，宋时的历法以及旧公历(儒略历)同后来的历法和新公历(格列高利历)也有不同。如胡道静先生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根据沈括新历法所制的元祐元年孟春、仲春历表，立春日为儒略历一月三十日(而如今新公历立春日则在二月四日或五日)、宋历正月十三⑦；假若按立春、立夏相隔三个月推算，是年立夏日则是四月十三了。这是一。其二，从实际的季候看，正如巫其祥《节气与农事》所说：“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冷暖不同，入夏的时间实际上并不一致。此时，北国正是桃红柳绿，风和日丽，满园春色；北京也春意正浓……气候学上入夏的标准是：连续五天平均气温稳定在22℃以上。按这个标准，我(陕西)省夏季的开始时间：陕北在六月上、中旬，关中在五月下旬末……”故而“天文学上规定‘夏至’为北半球夏季的开始”⑧。亦如唐汉良先生所云：“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对于北半球来说，春分是春季的标志；夏至是夏季的标志；秋分是秋季的标志；冬至是冬季的标志。”⑨ 夏至比立夏要再推后一个半月，故而王安石使辽往返的全过程，都可以算是春天的事。其三，从心理感受和习惯称呼上看，一般总认为夏天是炎热的，春天气候比较温和，故而习惯于将春夏之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称之为暮春时节。诗人们尤其如此，如常将立夏之后才开花的芍药称之为“婪尾春”，柳宗元有“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诗句，苏轼有“尚留芍药殿春风”之句，陈师道也有“天怜独得殿残春”句。当年暮春王安石使辽由北方进入北国，事实上天气还相当冷，正如诗人在《余寒》中云：“余寒驾春风，入我征衣裳。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士耳恐犹坠，马毛欲吹僵。”在《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长老常坦》中云：“塞垣春枯积雪留，沙砾盛怒黄云愁。”因而诗人在使辽途程中，即使过了立夏，在心理感觉和习惯上仍然看作是暮春。这里的“塞垣春枯”四个字，再一次证明王安石确曾使辽，并且使辽时间肯定不是冬季，而是暮春！结合上文所述的几方面情况，肯定王安石于嘉祐八年四月作为遗留物国信使使辽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说到这里，我再补充一个重要的物证：《临川集》卷八十八载有《司农卿分司南京陈公神道碑》云：“司农卿分司南京陈公，既已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开封府之祥符县西韩村皇考魏公之茔，至十二月公子世范等乃来求铭，以作公碑。盖公昆弟皆从先人游，而某又尝得识公父子，故为序其实而系以铭。”⑩ 这充分证明嘉祐七年十二月王安石仍在京城，根本没有出使契丹，故而安石使辽的时间只能是嘉祐八年四月，这桩公案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
这样看来，王安石确于嘉祐八年四月作为遗留物国信使使辽，并有《奉使诗录》；而嘉祐五年元月，王安石又曾担任过送伴使，伴送契丹使者由京师至边界，有《伴送北朝人使诗》。但遗憾的是王安石生前未及编刊文集，包括上述两组诗在内的不少诗文都已散佚，直到徽宗时才由薛昂等编纂成集，又散失。南宋绍兴年间相继出现詹大和本、两浙东路本等传世，但先后失次，错漏不少。今日刊印的《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集子中虽有不少使辽诗及伴送北朝人使诗，但彼此间以及同其他诗作之间已相互混杂，难以分清。笔者对王集中的所有诗歌作了一番梳理，根据诗题、内容、情感及景物描写等来作判断，大致按照行走路线、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如次，并稍作考辨。
一、《伴送北朝人使诗》共18首：
1.《长垣北》：前有“揽辔长垣北，貂寒不自持。霜风急鼓吹，烟月暗旌旗”四句可证。北宋时长垣在今河南长垣西南，位于汴京(今开封市)东北约60公里处，是往白沟的必经之道。诗中写及“貂寒”、“霜风”，应是农历正月间气候，正是送北使回朝之时。而王安石除此次伴送北使回朝及三年后出使辽国外，生平行迹未至汴京以北(这一理由以下诸诗从略)。
2.《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即宋辽澶渊之战地，距汴京120公里。诗中有“城中老人为予语”等数句，结尾云：“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当是安石首次途经此地，向当地老人询问当年澶渊之战事有感而作。
3.《澶州》：这是另一首《澶州》(长篇五古)。写作背景与上一首同。诗中有“欢盟自此数，日月行人至。驰迎传马单，走送牛车弊”之句，细味“驰迎”、“走送”等字，当是任送伴使之时所言之口吻，故系于此。
4.《王村》：据《中国古典诗词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简称《地名辞典》)云，王村在今河南南乐县西北。是北宋自澶州至北京大名府的必经之处。诗中有“暗霭王村路，春风北使旗”、“寒咽短箫吹”、“揽辔联貂帽”等句，足可证明是此次正月伴送北朝使者时所作。
5.《冬日》：此诗有“扰扰今非昔”、“风沙不贷客”、“散发愁边老”等句，写其默默不快之意，与其《伴送北朝人使诗序》相合。
6.《尹村道中》：首二句写道：“满眼霜吹宿草根，谩知新岁不逢春。”时令正值农历正月上中旬，元旦之后而尚未立春之时，故上一首诗题为《冬日》。尾二句云：“自怜许国终无用，何事纷纷客此身。”与《冬日》之意相同。尹村，据《地名辞典》引清人诗云在今山东东阿县南，即大名府以东95公里处；抑或宋时另有尹村。
7.《发馆陶》：馆陶在大名之北，今属河北省。诗中有“春风马上梦”、“衣裘寒始轻”句，点明时已立春，严寒稍减。
8.《道逢文通北使归》：这首诗是王安石听说上年冬使辽贺正旦的沈遘回国途中已达恩州(今河北清河)时所作，详见前文所述。
9.《河间》：开头写道：“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河间，今属河北，在清河以北，再往北近70公里即至白沟了。清沈钦韩注：“此诗为河间献王作。”
10.《初晴》：“一抹明霞黯淡红，瓦沟已见雪花融。”瓦沟，即瓦沟桥，唐置瓦桥关，即今河北雄县城，北宋时在白沟河之南，是伴送使送别契丹使者之地，故而全诗写得轻松活泼。
11.《塞翁行》：写边塞之老翁，当是诗人首次来到边塞时所见所闻所感而作。
12.《白沟行》：“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李壁注云：“公此诗必作于使北时也。窃味全篇，已微见经理之义。”按，从“送迎蕃使”句以及首次来此必有感触看，应该系于伴送使人诗为宜。
13.《次韵酬子玉同年》：此诗是酬答柳瑾(字子玉)的。据王、柳二人诗作内容看，同是亲历边疆而评论“帝策”的。诗题是“次韵酬”答而非“寄赠”，当是柳先王后，同为送伴使时所作。王安石嘉祐八年另有使辽诗《呈柳子玉同年》云“三年不上邺王台，鸿雁归时又北来”(时子玉为大名府知录)可证。
14.《将次洺州憩漳上》：这是王安石伴送辽使至边界后回程途中所作。洺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漳水(今滏阳河)在其东自北而南，邺王台(即铜雀台)在洺州以南约百里。诗开头两句“漠漠春风里，茸茸绿未齐”，点明了初春时节的景象。
15.《将次相州》：相州即今河南安阳市，在邺王台(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三台村)西南35公里处。王安石与柳子玉同为送伴使送走辽使后，回程途中特地凭吊了曹操所建的铜雀台，在向相州进发途中写下此诗。故云“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
16.《陈桥》：此诗作于返程途至陈桥时，陈桥在开封府祥符县东北20公里处。诗中有“夜争归路春风里”、“杨柳初回陌上尘”、“失却新年一半春”等句，可以明证乃是其伴送北朝人使诗。
17.《送契丹使还次韵答净因长老》：如诗题所言，作于送契丹使还之后。
18.《还自河北应客》：如诗题所云，此诗是诗人送走辽使后自河北返回汴京应客时所作。河北，指宋之河北路，领有北宋东北部与辽交界的雄州、霸州等以南地区。
二、《奉使诗录》共22首：
1.《示长安君》：李壁注：“此诗恐是使北时作。长安君，公妹也。”这是王安石奉使赴辽临行前写给他的大妹王文淑的，内有“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诗句可证；结尾云“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又一次证明王安石使辽确是嘉祐八年四月英宗丧礼之时，因使辽往返一般为百日左右，故而估计返家时当在秋季北雁南飞之际了。
2.《呈柳子玉同年》：这首诗是王安石北上到达大名府时，写给时为大名府知录的故友柳子玉的，三年前二人同为送伴使返程途中曾游览了在大名府辖区内的邺王台，故而诗的开头便写道：“三年不上邺王台，鸿雁归时又北来。”“鸿雁归时”及“柳梢新叶卷春回”句，正点明北方暮春时的实景。
3.《永济道中寄诸舅弟》：首二句写道：“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馆陶在大名府北35公里，今属河北，永济镇在馆陶东北20公里处，诗人晚上自馆陶出发连夜北行，太阳升起后已过了永济。
4.《次御河寄城北会上诸友》：御河指隋炀帝所导之永济渠，在永济、临清交界处。诗中“客路花时只搅心”、“隔屋春声树外深”、“香草已堪回步履，午风聊复散衣襟”所写，正是暮春时节落花缤纷、暖意渐浓之时，再次力证王安石嘉祐八年四月使辽的可靠性。
5.《寄谢师直》：谢景温字师直，其妹嫁给王安石弟王安礼，时任莫州(今河北任丘，在白沟界河之南50公里)通判。诗中云“相逢塞路中”、“白发对春风”，正是赴辽时所作。
6.《宿雨》：“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鱼吹塘水动，雁拂塞垣飞。”此诗当是王安石在宋辽边界处所写，“塘水”，指太宗时由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何承矩在边境潴水为塞，垦数百里塘田之情景。
7.《寄吴冲卿二首》：其一有“契阔今看楚蓼红”、“不欲与君为远别，沙台吹帽约秋风”句；其二有“塞垣花气欲飞浮，眼底纷纷绿渐抽”句，当与上首《宿雨》同时所作。据沈括《梦溪笔谈》云，当年何承矩营建塘泊时，“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蓼花游》数十首，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王诗中“今看楚蓼红”即写此景。“约秋风”之意，也是估计将于秋天返回。
8.《出塞》：前文已述，从略。
9.《涿州》：前文已述，从略。
10.《春风》：“一马春风北首燕，却疑身得旧山川。”这是诗人离开涿州后，向燕京(辽南京，今北京市)进发时所写。“日借嫩黄初著柳，雨催新绿稍归田。”写北方暮春时的实景。李壁注：“《韩信传》：‘北首燕路。’经理燕山之意，已见于此句。”
11.《北客置酒》：内有“紫衣操鼎置客前”、“引刀取肉割啖客”、“獾脯豕腊加炰煎”、“小胡捽耳争留连”等句，应是在辽国境内为王安石等宋国使者设宴的情景。
12.《飞雁》：李壁注：“奉使时作。”诗中写道：“人生何必慕轻肥，辛苦将身到沙漠。”“男子辞亲亦可怜。”是诗人远在塞外沙漠思亲念母、对此次使辽不甚情愿心态的真实写照。
13.《爱日》：李璧注：“使虏时作。”诗中有“高堂已白发，爱日负明义”、“舍怀孰与语，仰屋思叹喟”等句，除表现了与上首诗相同的情感外，更有因不能对母尽孝而疚愧之思。
14.《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长老常坦》：李壁注：“公自注云：‘奉使道中寄。’”诗中更有“塞垣春枯积雪溜，沙砾盛怒黄云愁”、“寄声万里心绸缪”等句，表明诗人行程已深入漠北。
15.《阴山画虎图》：此诗一般被认作题画诗，如李之亮《王荆公诗注补笺》云：“此诗乃题画之作。”笔者以为是诗人使辽时所写之实景。诗的前八句有声有色地状写阴山健儿猎杀猛虎的情景，然后写道：“穹庐无工可貌此，汉使自解丹青包。”是说辽人中没有善画者能绘出刚才紧张激烈的猎虎图，于是“汉使”——北宋使者“自解丹青包”，画出了这幅猎虎图。阴山，是指河套以北向东绵亘与兴安岭相接的诸山的统称，辽时位于西京道云内州、丰州、奉圣州境北。我们知道，辽帝有四时捺钵制度，大致冬春凿冰钓鱼捕鹅雁，夏秋入山射虎猎鹿，各有行在之所，且无常所。虽《辽史》等没有明载是年四、五月间辽道宗游幸处(《本纪》载夏五月“清暑曷里狘”，但不知在何处)，但《辽史·地理志·西京道》载：“大同府：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故次年(清宁九年，即北宋嘉祐八年)春夏，很有可能往此拜仰。之后，入阴山猎虎便顺理成章了。于是，安石在此处行在谒见辽帝，完成遗留物遣送使之事，受邀观看辽阴山健儿猎虎图景，写就了本诗。
16.《余寒》：开头写道：“余寒驾春风，入我征衣裳。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士耳恐犹坠，马毛欲吹僵。”极写漠北辽域虽春犹寒的情景，非中原地区所能有；且“征衣裳”三字，也点明了出使事。
17.《寄纯甫》：这是寄给幼弟王安上的。诗云：“塞上无花草，飘风急我归。”“想子当红蕊，思家上翠微。”
18.《寄朱昌叔》：此诗是写给妹婿朱明之(字昌叔)的，当时其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南齐置县时曰西安)一带任职，故而写道：“西安春风花几树，花边饮酒今何处？一杯塞上看黄云，万里寄声无雁去。”
19.《欲归》：此首亦是北使时所诈。诗中写道：“塞垣春错莫，行路老侵寻。绿稍还幽草……满眼欲归心。”
20.《入塞》：“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这是诗人使北返程进入燕地(辽南京道)时所作，李壁注云：“诗言燕人思中国也。”
21.《乘日》：这是诗人在宋辽边界同辽国送伴使告别后回到宋土时所作，诗云：“乘日塞垣入，御风塘路归。胡皆跃马去，雁却背人飞。”李壁注：“此言北虏送使人及境，复归其国。”并云：“此诗作于北使回日。”
22.《还家》：这首诗是王安石返回汴京家中后所作。诗人对刚刚结束的艰难漫长的出使征途犹存余悸：“伤心百道水，阂目万重山。”只想美美地睡上一觉：“何以忘羁旅，翛然醉梦间。”
注释：
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3—304、304、305页。
②见《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③参见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第161页考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宋史丛考》(下)，第368页。
⑤《宋史丛考》(下)，第302页。
⑥见“上海网上天文台”网站首页·专题讲座《农历为何没有“闰正月”？》。
⑦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02页。
⑧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6页。
⑨见《农历及其编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7年版，第10页。
⑩见《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