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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0）03—0035—08
北宋徽宗年间大晟府的创立，是中国音乐史和词史上的盛事。数百年来，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话题，它得到了人们长期的关注；近十几年来，更是由它引发出一些相关的话题。吴熊和《唐宋词通论》、陶尔夫《北宋词坛》等论著，提出了“大晟府词人”的概念；杨海明《唐宋词史》之书、龙建国《大晟府和大晟府词派》之文（注：《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则提出“大晟府词派”的命题，《中国词学大辞典》也专条收列“大晟词派”，而诸葛忆兵的《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一文（注：《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在认可“大晟词人”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晟词风”的新命题。在这些论文和论著中，颇有论证精审、逻辑严密之作，但有些观点，如说大晟（府）词派以周邦彦为领袖，大晟词派风格典雅（或说淡雅、醇雅），大晟词派是格律词派等等，未免失于偏颇，有违历史事实。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故略陈己见于左，以求正于方家。
一、大晟词派是追求“典雅”的风格吗？
大晟府是宫廷乐府机关，它所谱制和演奏的多是雅乐。雅乐“中正和平”，用以配乐的歌辞也须“典雅纯正”，故有些人便想当然地以为大晟词是典雅之词。但是，大晟府所操作的不仅仅是雅乐，还有宴（燕）乐（注：见《宋史·乐志》。）。若准雅乐例，对配合宴乐的词又如何理解？这实际是对大晟府性质和职能的一种误解。60余年前，李文郁先生曾在《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大晟府考略》一文，将大晟府的职能归纳为五个方面，即：
（一）大晟府为颁布乐律之机关。
（二）大晟府为教习音乐之机关。
（三）大晟府为修正乐律之机关。
（四）大晟府为编辑调谱创制声律之机关。
（五）大晟府为操持（特）乐令之机关。
其中第二条可以加上一点：大晟府同时还教习舞蹈。如果再补充如下两条，大晟府的职能可以说就基本概括完备了：
（六）大晟府为制造乐器之机关。大晟府设有制造所，宣和二年（公元1120）八月才罢去，曾设计、制造了许多乐器。有的乐器在名称前被冠上“大晟”二字，以别于原有同种乐器，《宋史·乐志》中记载的就有“大晟之瑟”、“大晟匏”等。
（七）大晟府为制撰文字之机关。《宋史·职官四》：大晟府“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
七种职能中，“制撰文字”只是一种而已。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即使是撰文填词之事，也并非尽属大晟府制撰官。《宋史·乐志四》：“（政和六年）十月，臣僚以崇宁、大观、政和所得珍瑞名数，分命儒臣作颂诗，……诏下礼制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同书《乐志十七》：“（政和）四年正月，礼部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仍令秘书省撰词。”自然，这里的“词”与作为文体的“词”不能等同，但它说明，文字之事非大晟府所专属。相反，由于职责所在，大晟府有时还要给已经撰好的词配乐，即“填腔”。《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政和中，一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这都说明，大晟词人的作品“典雅”与否，与大晟府、大晟乐并无必然的关系。
其次，就个人官职和职责而言，现在所认定的“大晟词人”或“大晟府词人”，也不是像有的论者所宣称的那样，都是“专业词人”。据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考证，周邦彦在大晟府时为提举官，当是总摄府内所有事务；徐伸（干臣）则为典乐，田为（不伐）初为制撰官，后为典乐、大乐令；晁冲之（叔用）为大晟府丞（王氏原按：大晟府官制无丞，疑为大乐令，官与太常寺同）；晁端礼（次膺）初为制撰官，后为协律郎。仅江汉（朝宗）、万俟咏（雅言）二人，除了“制撰官”外，未见改任或兼任其它官职。“典乐”、“协律”之类，与“制撰”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说，撰写文字或进一步说是填词，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也不是“专业词人”，他们词作风格的“典雅”与否，同样与大晟府、大晟乐无必然的关系。
其三，从创作实践看，大晟府本身存在时间只有二十余年，“大晟词人”各自司职大晟府的时间虽然有前有后，但大多不长（参下文），而此前（或）此后，他们仍在创作，这些时间内所写的词，与大晟府期间的词风格显然不同。故实有必要对“大晟词人”的“大晟词”作时间上的界定。突出的例子如晁端礼（1046—1113），有人说他未受职即死去（注：宋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有人说受职三个月才死（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闲适集》解题。），他现在存词有140首左右，可以说百分之九十都作于“大晟府事件”以前，《寿星明》、《黄河清》、《舜韶新》、《并蒂芙蓉》等词，具有明显的徽宗朝的习气，不妨当作“大晟词”看待；而即使再加上已经佚去的新填徵调八首（参《全宋词》册1页443唐圭璋先生按语），数量仍是有限。他的《鹧鸪天》十首，曾被论者引用当作大晟词研究，实际上是作于这以前，词的小序已明言“野人（按：晁自称）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姑诵所闻万一而己”，揣度其语气，定非作于最后一次来京时。堪称“大晟词人”代表的万俟咏，他呆在大晟府的时间可能比其他词人都长，但据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记载，他“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雪月风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从其最初分类的类目，“雅词”只占一半；从其后来的分类，有可能属于“大晟词”的应制类作品，比重更少。可惜他的词集今已不存。据其现存之词，二十九首中，可以定为大晟府时期创作的，大致有：《明月
雀夜慢》、《明月照高楼慢》（题曰“中秋应制”）、《三台》（题曰“清明应制”）、《恋芳春慢》（题曰“寒食前进”）、《安平乐慢》（题曰“都门池苑应制”）、《快活年近拍》、《醉蓬莱》、《芰荷香》八阕。田为词现存六首，不见“大晟府词”的痕迹。徐伸的一首，同样如此。江汉的一首，只是入府的“敲门砖”，姑且可以充数。周邦彦几乎没有这类词作（参下文）。晁冲之存词十六首，仅《传言玉女》、《上林春慢》等少数几首可以定为作于京中，但“大晟词风”也不明显。翻检大晟词人的作品，可以发现，艳情词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这些词作柔丽靡曼，风光旖旎，甚至使用市井人的声吻，采用俚俗化的语辞和字眼，它们显然不能作为“大晟词”，更难说是“雅”的作品。《碧鸡漫志》卷二曾说过一段话：“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六人的后二人，皆为所谓的大晟府词人，王灼说他们的词渊源于柳永，这是正确的。柳永词善于铺排和描写，尤以抒发感情、刻画人物心理婉转尽致见长，但属于“俗”的一类，而不是“雅”词，此即“无韵”之评。大晟词人固然有一些词作可以用“雅”字概括，但不雅甚至俗滥之作并不少。
雅与俗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雅”的概念。即如大晟府的“雅乐”，据《宋史·乐志五》载，在南宋绍兴四年（1134），国子丞王普就上书论其“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乞废而不用。那些歌功颂德的典型“大晟词”，多使用夸张侈丽的语言，去极力描写种种“盛世”气象，美化“太平”政绩，无非是堆砌锦绣光彩、渲染人声歌声，徽宗、蔡京们或许觉得“雅”；我们今天看来，它们表面上有“雅”化之迹，实质上是“俗”的改头换面，是另一种俗。像晁端礼的代表作《并蒂芙蓉》，上片结尾云：“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与一般的民间祝寿并无差别；下片结尾：“斗妆竞美，问鸳鸯向谁留意”，述男女风怀，绮艳婉媚，与真正的“典雅”之作相比，距离何可以道里计！万俟咏的词，仅从其五个类目上，就不难想像它们到底是“雅”词，还是“俗”作。即使是周邦彦，刘熙载《艺概》卷四说他的词“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他的词与欧阳修词、秦观词相比，便有娼妓与淑女之别。这两位评论家就都认为周词不“雅”，恐怕只注意周词的另一面。此例说明，如果笼统地、简单地判断“大晟词派”是典雅词派，总给人不知其所云、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二、大晟词派是格律词派吗？
有些论者说大晟府人大多数是精通音律、善于填词之士，故称大晟词派为格律词派。此亦源于对大晟府及大晟词人的不了解。
从理论上讲，大晟府是国家音乐机关，其每个成员都应通晓音律，富有音乐才能和艺术修养。但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一度提举大晟府的蔡攸不通音律，是毫无疑问的。《宋史·乐志四》载他曾废魏汉津中声所用八寸七分琯，采用九寸琯，又为太声、少声，而以器大者为太，器小者为少；“乐始成，试之于政事堂，执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与大晟府的创立关系最大的人物魏汉津，《宋史》置入《方伎传》，实是个介于方士与艺人之间的人物，他的“乐论”成为大晟府创立的理论纲领和以后行为的指导思想，主要因为他自言曾师事唐代仙人李良，得良传授的鼎乐之法（一说此事亦出于蔡京附会），蔡京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故意神乎其说，力荐于上；而汉津又懂“阴阳数术”，这正投合了一心佞道的“教主道君皇帝”赵佶的胃口，君臣便“一拍即合”。他以帝指为度制造乐器，当时便被认为“迂怪”，而《宋史·乐志》直斥为“荒唐”。他自己曾私下对蔡京说：他所搞的“大晟乐，独得古意什之三四耳”，其它都是妄出己意，肆意而为（注：《宋史》卷四六二魏汉津本传。）。想来恐怕连什之三四也达不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音乐类·大晟乐书》云：“大晟者，本方士魏汉津妄出新意……”，这可以代表宋人的普遍看法。而且，魏在崇宁（1102—1106）时已有九十岁左右（注：《宋史·乐志三》言崇宁元年魏已“九十余矣”；《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九言魏死于崇宁四年九月，“年九十”。），昏昏聩聩，即使有那么一点点音乐才能，想必也难以施展出来。现在竟然有人把他的“妄出己意”、不合法度，当作大胆创新激加赞赏，也真是太不尊重事实了。再看大司乐刘昺（本名炳），《宋史》本传说其兄炜通音律，“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则通音律的是他的兄弟炜，而不是他。他在大晟府的作为，就是根据蔡京的旨意，将魏汉津的那一套“乐论”，包装上阴阳五行、十二律二十四节气、五声八卦二十八宿等神秘而又容易获得上层社会接受的“外衣”，“精为缘饰”（陈振孙语），并为之撰《宴乐新书》和《乐书》等，颁行天下，掩人耳目。典乐任宗尧，是魏汉津的学生，他的作为是申说乃师“太少之议”（注：《宋史·乐志四》。）。协律郎姚公立事迹不明，《直斋书录解题》录其《隆韶导和集》一卷，解辞云“以律吕、节气、阴阳为说”，大概同属刘昺那一套。至于晁端礼、万俟咏、江汉、晁冲之等所谓“大晟词人”，史书并未说他们有多少音乐才能，江汉是因为向蔡京献谀词，称其为“圣朝房（玄龄）魏（征）”、“四方瞻师表，尽道一夔足矣”，而被提拔为大晟府制撰的（注：宋蔡縧《铁围山丛谈》卷二。）；晁冲之献梅词于蔡攸，攸白其父京，方擢之入大晟府（注：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晁端礼同样是蔡京一手推荐的（注：《宋史·乐志四》。）。田为只是“善琵琶”。真正懂音律的，可能是典乐刘诜和提举周邦彦，二人《宋史·文苑传》均为立传。但刘诜却非“大晟词人”（无词作留传）。所以，认为“大晟词人”个个都是精通音律的优秀人材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二，从所取得的成果看，大晟府的作为，对乐论、乐理也都没有什么贡献可言。魏汉津以徽宗皇帝左手中指、第四指、第五指的尺寸为度铸造乐器，本身即属荒诞；量指时，内侍黄经臣又谓帝指不可轻示外人，遂象征性地比画了一下；直到十三年后，帝于梦中得神人指点为何“乐成而凤凰不至”，方得知原因而“大悔叹”，“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即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加之当时只量了中指的长度，而得不到中指的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注：《宋史·乐志三》。）甚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崇宁四年八月甲申，因魏汉津铸得九鼎，宣称鼎乐已成，徽宗便决定在九成宫举行奉安九鼎的大典，“乙酉，徽宗诣宫酌献，至北方宝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注：《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九。）其它诸如乐曲中二君声并用、四清声合奏等有悖乐理之处，在在皆有，前人早已指出。
大晟府的“依月用律”，是当时人和后代人所津津乐道的，被看作是它的一大创造和贡献。但今人夏承焘先生经过研究指出：宋词因为不能用四十八调中的三十五中调管（其声比宋词用以和唱的哑筚篥声高出一倍，难于吹奏），故不可能“依月用律”，“‘依月用律’之说，本出大晟诸人附会古乐；词家伫兴之作，但求腔调谐美，何必守此功令。张炎、杨缵论词之书，张皇幽邈，以此自炫，由今观之，亦缘饰之辞，不足信也。”（注：夏承焘《词律三议》收入其《唐宋词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角、徵二音的补足，更是大晟府引人注目的举措。当时的理论是：角、徵二音，本属于五音之内，不当有缺；有宋以火德王，徵属火，故宋乐应有徵音。那时较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进士彭几，他曾经专门上乐书以论，被礼部员外郎吴时推荐进乐府。大观二年（1108），刘诜提出同一问题，徽宗皇帝大为欣赏，云：“卿言是也。五声缺一不可。《徵招》、《角招》为君臣相悦之乐，此朕所欲闻而无言者，卿宜为朕典司之。”（注：《宋史》卷四四五刘诜本传。）据记载，刘诜同时进呈了徵声之曲，徽宗“下诏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候习熟来上。”政和三年（1113）八月，“大晟府奏：以雅乐中声播于宴乐，旧阙徵、角二调，及无土、石、匏三音，今乐并已增入，诏颁降天下。”于是，九月，“诏《大晟乐》颁于太学辟雍，诸生习学。”（注：《宋史·乐志四》。）徽宗君臣对徵调的兴趣，可谓超乎寻常。词人多以填徵调为能事，徽宗则为徵调不惜以官相许。如政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平江府进士曹棐因撰到《徵调舜韶新曲》，而被下诏特补为将仕郎，充大晟府制撰官（注：《宋会要辑稿·乐五》。）。然而，实质上，徵调不过是大晟府导演的另一场闹剧而已。南宋大音律家姜夔在其自撰曲《徵招》序中揭露说：“《徵招》、《角招》者，政和间，大晟府曾制数十曲，音节驳矣。”并说：“徵与二变（按：指变宫、变徵），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调曲也”，徵调之阙，实可不补。而“大晟府徵调，……一句似黄钟韵，一句似林钟韵，所以当时有落韵之语。”姜夔使人吹之，则“清者高而亢，浊者下而遗”，不能谐和以成动听之乐音。白石乐说，清陈澧《声律通考》，今人夏承焘《姜白石大乐辨》、《白石词乐说小笺》，罗蔗园《读〈白石词乐说小笺〉书后》等（注：参《唐宋词论丛》所收及所附诸文。），做过一定的匡正和补充，但其关于大晟府徵调的批评和意见，诸家并无异议，显然是正确的。其中，“当时有落韵之语”，本是丁仙现讥笑蔡京的话，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宋张侃《拙轩词话》（《词话丛编》据《张氏拙轩集》辑）等书中，都有记载，故也是可信的。南宋大儒朱熹也曾说过：“不特本朝，从来无那徵（按：此说略误），……徽宗尝令人硬去做，后来做得成，却是头一声是徵，尾后声依旧不是，依旧走了。不知是如何。”（注：转引自《词麈》卷一。）《宋史·乐志》也引熟谙大晟府内幕的蔡京儿子蔡縧的话说：“至于《徵招》、《角招》，终不得其本均（韵），大率皆假之以见徵音。……教坊乐工嫉之如仇。其后，蔡攸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谱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既成，亦不克行而止。”这些材料都证明，大晟府所制《徵招》，不但有违背乐理之处，而且，还弄虚作假、以它声充徵声，又附会说是唐人所造之谱，可谓荒谬之至。如果说它们是精通乐律者所为，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大晟词人既能依声填词，想必对格律、声调之学并不陌生，但若仅以其供职大晟府便标榜之为精通声律、称之为格律词派，于理显然有所未安。要之，他们并不是凭借“格律”功夫进入大晟府的，他们的作为也是不称职的。而宋人能依声填词、成就又高于他们者，为数绝不少，故“格律派”的桂冠自不宜轻率地落到大晟词人的头上。
三、周邦彦是大晟词派的领袖吗？
人们关于大晟府、大晟词派的种种近乎神话般的评价，除了源于对大晟府的误解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个周邦彦在。周曾经为大晟府提举，是名正言顺的大晟词人，又特别的以词知名，于是，有人直接称他为大晟词派的领袖；有的论者虽未这样明确称呼，却于立论行文时，主要以周邦彦和他的词为依据，加以探讨、议论。早在清代，周邦彦与大晟府几乎就是同一所指（注：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论清庄棫词时云：“而究其得力处，则发源于‘国风’、‘小雅’，胎息于淮海、大晟，而寝馈于碧山也。”即以“大晟”指周邦彦。）；近年以来，更有以周邦彦为大晟府唯一所指的倾向。但是，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却有不少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梳理。
首先，从周邦彦提举大晟府的时间看。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崇宁间，建大晟府，周美成作提举官，而制撰官又有七。”此话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周邦彦从大晟府一建立就作提举官。宋代及后代有不少人也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显然不确。有一个事实是：周邦彦是以徽猷阁待制身份提举大晟府的，而《宋史·职官志二》、《徽宗本纪》、《续资治通鉴》均言：大观二年（1108）二月甲午，“诏建徽猷阁，藏哲宗御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官。”故清真之提举大晟府，必不会早于该年。 根据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的考证， 周邦彦则是在政和六年（1116）提举大晟府，重和元年（1118）放外任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近来，诸葛忆兵撰文《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进一步考证出：“周邦彦提举大晟府，在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只有一二个月。”（注：《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当此时， 大晟府已经建立有十余年，清真先生也年过六十余岁了。试问，以如此短暂的任职时间，如此的年龄，清真先生能有多大精力、多少贡献加于大晟府，而领导大晟词派进行创作活动？
其二，大晟府的客观情况也不允许周邦彦有所作为。宋代经过太祖、太宗等数代皇帝的努力，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一定的发展，至徽宗时，更是出现了表面的繁荣和升平景象。这极大地刺激了徽宗的个人欲望和虚荣心。《宋史》本纪对他的赞语是：“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其猥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是一个好大喜功、自以为聪明的皇帝。他曾招蔡京于延和殿，语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按：指哲宗）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注：《宋史》卷四七二蔡京本传。）表面上是“述父兄之志”，实质上是欲凌跨百代而上追三皇五帝。当魏汉津铸成景钟时，他命翰林学士张康国作钟铭，铭文之末云：“永言宝之，宋乐之始。”宋代的音乐改革，至此已经是第六次了（俱参《宋史·乐志》），应该说，每一次都有所得，最起码提出了一些问题，引起比较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这对最终解决问题很有益处。徽宗以这一次为“宋乐之始”，又置前此数代皇帝于何地？这充分暴露了他的私心和真意。蔡京之类便乘机“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得以胡作非为，致使“祖宗之法，荡然无余矣。”大晟府就是徽宗君臣野心私欲极度膨胀的产物。史称：“（蔡）京每为帝言：今泉币积赢五十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注：《宋史》卷四七二蔡京本传。）所以，大晟府在徽宗只是显示其升平盛世的点缀；在蔡京，则是其希宠邀功、植党营私的工具。蔡氏父子一直把持大晟府的大权，从来不允许他人干预。周邦彦的提举大晟府，与其说凭借的是精通音律的才能和名声，不如说是历史的偶然罢了。蔡京们允许他提举大晟府，只是为了利用他的名声装点门面，不是真的需要他对乐律作精细研究，作改革变换。一旦不符合他们粉饰太平的目的，就会被赶出府去。
第三，从周邦彦主观方面看，他应该对当时的形势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同时，他也不屑于与蔡京等人同流合污，沦为政治工具。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周邦彦的这种态度。徽宗时期，不少州郡长官为迎合其虚荣心，不断上报有祥瑞出现，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自大观二年至宣和元年之间，先后有庐州雨豆，汀、怀二州庆云观，乾宁军、同州黄河清（三次），陕州、岚州黄河清，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麦连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蚕成茧，相州野蚕成茧等等。徽宗皇帝自是“龙颜大喜”。有一次，他命蔡京示意周邦彦，希望他能将这种种“祥瑞”播诸乐府，使天下共唱，万世流传。但周邦彦仅用七个字作为回答：“某老矣，颇悔少作！”（注：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他的所谓“老”，同魏汉津的九十高龄相比，显不足道；他的“悔少作”，也不是从内容、技巧方面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可以说，他采取的根本就是不合作的态度。一样是对待“祥瑞”，再比较一下其他大晟词人吧。《碧鸡漫志》卷二云：“政和初，……雅言（万俟咏）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可见，万俟咏是主动请旨，积极为“盛德之形容”而卖力。《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政和癸巳（按：三年，1113），大晟乐成嘉瑞既至，蔡元长（按：即蔡京）以晁端礼次膺荐于徽宗，诏乘驿赴阙。次膺至都，会禁中嘉莲生，分苞合趺，瓊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乐府题属次以进，名《并蒂芙蓉》，上览之，称善。”晁端礼也是心甘情愿为徽宗和蔡京的“祥瑞”服务的。对比之下，就可见出周邦彦与大晟府、与其他词人之间的距离。当然，周邦彦也有向蔡京献寿诗的污点，但他拒绝为“祥瑞”作颂词，却值得称赞。关于他离开大晟府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在他拒绝歌颂祥瑞后，“会起居郎张梁与之不咸，廉知邦彦尝于亲王席上作小词赠舞鬟……，为蔡（京）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注：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实际上，赠舞伎词只是借口，关键在于他不能为徽宗君臣服务，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今检《宋史·乐志》，竟无片言只语及于清真先生之提举大晟府，《宋史》本传也仅有“提举大晟府”五个字，这些似乎都从侧面说明清真先生在大晟府时，确无什么“建树”可言。
第四，从其他“大晟词人”的任职时间看。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载，徐伸是在政和初以知音律为大晟典乐，又出知常州的；蔡縧《铁围山丛谈》卷二说江汉是在政和初献词于蔡京，得官大晟府制撰的；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云，晁端礼于政和三年六月得蔡京推荐，除大晟府按协声律，未到任而卒；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晁冲之在政和间献词于蔡攸，除大晟丞；《碧鸡漫志》卷二说万俟咏政和初为大晟府制撰；《宋史·乐志四》载，田为是在政和末年为大晟府典乐。当周邦彦政和六、七年间提举大晟府时，这些所谓的“大晟词人”或是已死，或是已离开，或是尚未进来；只有个别人，如万俟咏，因为任职时间较长，才得以在大晟府中遇见周邦彦，周氏为其词集《大声集》作序；又遇田为，田氏亦为其词集作序。这充分说明，周邦彦并非这些“大晟词人”的行政长官，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创作上的影响。如此，又如何以清真先生为“大晟词派”的领袖？
第五，从创作实践看。王国维先生早已指出：周邦彦“集中无一颂圣贡谀之作”，这与多数“大晟词人”是不同的（《清真先生遗事》）。在他的词中，可以确定为大晟府时期的作品，少而又少，比例恐不及其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王诜有一首《忆故人》词，“徽宗喜其词意，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恨，遂令大晟府别撰腔。周美成增损其词，而以其句为名，谓之《烛影摇红》。”这颇有“奉旨填词”之嫌，而使之遭受“同流合污”之疑，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辨别。周邦彦是不愿与蔡京之流合作，成为政治工具，但他没有必要违抗皇帝的每一道旨意，在不“颂圣贡谀”的前提下，对《忆故人》这样写男女会别的作品，做些技巧、格律方面的处理，也是无伤大雅的。另一方面，即使是《烛影摇红》这类奉命“创作”的词，在他的集子里，也不多见，宋人或后人的记载，似乎仅此一家，我们实在没必要把它无限制地扩大；更没必要说什么“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注：宋张炎《词源》卷下。）总之，由于时间、经历、主观意愿等原因的制约，周邦彦在大晟府期间的词作品为数甚少，即不能构成其词创作的主体，他也不像其他词人那样，主动去为皇帝或蔡京填词，清真先生又如何成为“大晟词派”的领袖？
按照文艺理论原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一般都自己取有名称；有自己的组织章程、出版物或文集；发表明确的宣言或纲领；而且是各成员自觉组成的。即使一般意义上的流派，不是各成员的自觉组合，没有共同的组织、纲领，其作家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什么流派，只是后人在研究他们时，才冠以某一名称，但他们或是创作内容相近，艺术表现的方法相同，作品风格比较接近；或是当时即有意以某一个或几个作家的创作或理论为规范，展转相承，而在社会上或文艺界形成一定的声势。
如果反视一下所谓的“大晟词派”，它又符合哪一种流派类型呢？目前，人们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去证明现被认可的“大晟词人”同时供职、相互往来过（周与万俟、田另除外），无法证明他们相互师承、相互学习过，更无法证明他们曾经有过共同的词学主张或相近的风格追求。在没有弄清基本事实和历史真相的情况下，贸然提出“大晟词派”、“大晟词风”等种种概念，而又不加以严密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问题，也一直被研究者忽略，比如：有人说晁端礼未受职即死去，能不能作为“大晟词人”加以研究？徐伸和江汉各存词一首，如何审定其“大晟词风”？周邦彦在大晟府时间极短，其间作品又少，能否不加限制地称他为“大晟词人”？能否随便拈出他的任何时期的任何一首词作，去分析、证明所谓的“大晟词风”？而一旦不论这四家，只剩下万俟咏、晁冲之、田为三家，不足五十首作品（姑且把他们的全部词作都当作是大晟府期间所做），又有无必要去侈立一个词派，标榜一种词风？……倘若不直面这些基本问题，任何高论宏文都将显得苍白无力，难以令人信服。
收稿日期：199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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