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笔锋探入社会的深层和人性的本质中去”——论王晓玉小说创作的主题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锋论文,意蕴论文,中去论文,本质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6.7；C919: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6522（1999）02—0022—27
在新时期的作家中，王晓玉的创作有她独特的追求，她推崇文学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反对一味地追求时髦追踪潮流；她注重对丰厚生活的深入思考感悟，而反对创作的矫揉造作急功近利；她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感和历史感，而反对艺术形式的刻意追求哗众取宠；她在创作中努力去参透历史、社会、人生的道、理、情，而不去迎合世俗、模仿名家、附丽他人。
自小生长在上海繁华地段山东路上的王晓玉，她自认为“我是个地道的上海女性”（注：王晓玉《自画像》，见《晓玉随笔》，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91页。）， 这使她的创作充满了上海的色彩与韵味。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三棵树当了六年中学老师的经历、在江西两年的岁月，和返回上海以后的人生及曾经去澳大利亚的生活，这使她接触了多方面的生活，经历了许多艰难的人生和磨砺人的岁月，同时也积累了许多丰厚的生活，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王晓玉曾说：“我认为，生活的厚积过程，实际上是作家的生成过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的色彩无论是惨淡还是浓烈，生活的道路无论是顺畅还是坎坷，生活的赐予无论是公正还是苛刻，统统都是一种积累。”（注：王晓玉《厚积薄发小识》，《晓玉随笔》第117页。 ）当王晓玉开始文学创作之时，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素养使她几乎一落笔就引起文坛的瞩目，此后，她的创作总是在其丰厚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之上，构成了她创作的独特追求，也形成了她创作的主题意蕴。
一
王晓玉在谈到她自己的创作时曾说：“写上海人难，难就难在要处理好几对矛盾上：既要通过作品所营造的氛围以及所展示的性格特征显示出地道的上海风味来，又要扫除那种追求噱头流于圆滑的俗气和细腻有余力度不足的小家子气；既要不回避历史和现实，使作品具有比较广阔的历史涵盖面和人生沧桑感，又要不满足于展示世事变迁中的外部冲突，不因故事的曲折和人物的生动而浅尝辄止，努力将笔锋探入社会的深层和人性的本质中去；既要使作品看得下去，读得出声，吴侬软语有别于秦晋高腔，又不能矫揉造作，违反了规范化去追求特殊化，否则，就要弄出不三不四的怪腔调来了。”（注：王晓玉《无尽但有望的追求》《晓玉随笔集》第121～122页。）在创作中，王晓玉努力处理好这几对矛盾，使她的小说创作具有广阔的历史涵盖面和人生沧桑感，她努力将笔探入社会的深层和人性的本质中去，并着意描写女性对悲剧命运的抗争，形成其创作的主题意蕴。
在小说集《正宫娘娘》的代跋《探究的记录》中，王晓玉说：“我喜欢探究历史。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的历史。还有某一个家族的历史，兴衰史；某一个地域的历史，发展史；某一次事件的历史，起落史；某一个人的历史，命运史；等等。”王晓玉的小说创作大都有相当的历史跨度，常常在人生的沧桑中展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蕴，无论是写家族，还是写地域，抑或是写人物命运，她的笔下都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意蕴，在历史的兴与衰、起与落、沉与浮中，含蓄地吐露出作家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思考。中篇小说《正宫娘娘》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叙写了一部宣家的历史，在主人公宣志高的人生的奋斗史中，展示了坎坷历史中一个家族的兴衰过程。小说在着力叙述宣志高一生与三位女性的婚姻时，通过宣志高创办振华毛毯厂的起起落落，透视出历史的坎坷历程。宣志高因为不满母亲为他用一口袋玉米渣子换来的媳妇而出走，先到南京的弹棉花的铺子，后入镇江的洗理羊毛的工场，再去姑苏城郊的羊毛作坊。1931年他自己在姑苏城里创办了振华地毯厂，与财大气粗的文老板的二小姐结了婚，1937年淞沪抗战前振华厂进入颠峰时期，日军将其故乡宣家村烧成一片灰烬，振华厂也被日寇的炸弹烧得一干二净。为了重振地毯厂，宣老板去上海寻找原料，偶然结识了一位纯真文静的上海女子，并瞒着安徽和苏州的两位夫人举行了婚礼，为了躲避家人的纠缠，宣老板一度搬入杂乱的南市区，以做掮客度日。后来宣老板又回苏州，整顿振华毛毯厂，直至解放前夕，工厂一直不死不活地拖着。解放后，振华厂被并入苏州国营毛毯厂，宣志高成为企业职工，却常常靠典当度日。1960年安徽大饥荒中，老家的夫人吃观音土而死。文化革命宣氏家族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尽了屈辱。文革后宣志高被获准退休，苏州的夫人患脑溢血去世后，他与上海的夫人正式结了婚。小说通过主人翁宣志高坎坷的人生沧桑与经历，展示了从抗战到解放、公私合营到文化革命曲折多难的中国历史。
倘若将王晓玉的《阿花》、《阿贞》、《阿惠》视为“上海女性三部曲”的话，那么，三部作品分别以老一辈的阿花、中年一代的阿贞、年轻的阿惠的人生经历，勾画出都市社会曲折的历史嬗变过程。《阿花》从1948年春红舞女陆宝宝下嫁永安弄穷棋手洪剑春写起，写到1987年陆宝宝猝死阿花成为遗产的继承人，以永安弄里洗衣倒马桶为生的善良的阿花坎坷人生为主要故事，将近50年的中国历史作了生动的勾勒。《阿贞》从解放前夕写起，一直写到文革之后阿贞设计调加上海为止，在聪慧倔强的阿贞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勾画了一段多苦多难的历史。《阿惠》将故事背景置于80年代末，通过主人公阿惠承包出版社动画编辑室的经过，展示出社会变革时期新的时代氛围。王晓玉的“上海女性三部曲”，通过主人公的人生沧桑中，展示出中国社会从解放前夕至80年代末的历史风云：解放前旧上海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解放初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文化革命的狂潮，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恢复高考的百废俱兴，改革开放的勃勃生机……都在作品中得到十分生动的展示。
王晓玉的长篇小说《紫藤花园》以华申水泥厂的沉浮兴衰为背景，以实业家沈源、报业人士张宗元与李可心、紫藤等之间的感情纠葛，展示了从30年代到90年代的历史变迁：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对华申厂的毁灭，抗战爆发华申厂内迁遭到日军毁灭性的狙击，30年代末沈源对经销冒牌“白龙”水泥商号的诉讼，沈源到香港的投资办厂，日军强行租赁华申厂，解放前夕沈源的迁移香港，解放后华申的公私合营，文化革命的坎坷磨难，文革以后台湾的华申水泥厂与上海的龙华水泥厂的合资，小说在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的哀婉故事中，在人物曲折坎坷的人生沧桑里，凸现出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
王晓玉的长篇小说《赛金花·凡尘》虽然以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名妓赛金花的曲折的一生为故事，但作者在以其对赛金花故事与性格的独到阐释中，把对于赛金花故事的叙述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中：清朝政府的软弱无力，朝中党派的纷争不断，外交局势的日趋紧张，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京城，辛丑条约的签定，辛亥革命的成功，袁世凯的称帝，护国军的讨袁等等，都成为赛金花故事真实的历史背景，使作品在艺术的虚构中呈现出历史的真实感。
王晓玉是一位富有历史感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历史，她在对于人物命运与性格的描述刻划中，总是将故事与人物置于历史背景之中，把人物人生的沧桑感与历史的沉浮联系起来，在对人物命运的描述中，含蓄地道出她对中国社会坎坷曲折的历史的探索与思考。
二
在小说创作中，王晓玉十分擅长于以细腻率真的笔触描写女性的故事，以致于有人甚至说她是“女权主义”，有“仇男情结”，显然她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谈到她为什么创作大都以女性为主角时，王晓玉说：“原因很简单：女的比较喜欢写女的；女的比较擅长于写女的；女的常会‘惺惺惜惺惺”地同情女的；女的还乐于敝帚自珍地赞誉女的；女的对于这世界系男人世界体会尤深；女的多是从自吟自叹出发而不是从欣赏和品尝出发描绘女性；还有，女的一旦清醒，往往能入木三分地看透了那另一半世界而且鞭辟入里地揭示之，这实在是太有悖于几千年的常规了……”（注：王晓玉《关于“女权主义”》，《我要去远方》文汇出版社199 6年10月出版，第318页。）王晓玉以一位女性作家的细腻与真切，描绘女性的人生故事。谈到她描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时她说：“叙写女性的悲剧命运，描述她们与命运的搏斗，是我对这一半世界执著思考着的结果。我从我所拥有的纷繁庞杂而又生动鲜活的素材积累中，过滤出了这样三个基本事实：其一，几千年的封建积淀，造成了女性所经受的磨难甚过于男子的历史和现状；其二，愈是杰出的女子，包括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才干超群的等等，她所面临的逼迫就愈多、挑战就愈烈、压力就愈重；其三，女性只有在与其悲剧命运作不屈的抗争中，才能充分显露出她所拥有的真善美。”（注：王晓玉《对这一半世界的思考》，《晓玉随笔集》第124页。 ）这种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独特思考，使描写女性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成为她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
在王晓玉的小说创作中，她常常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她说：“我的女主人公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过或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典范的例子似乎是最早发表的《阿花》和新近面世的《没有结尾的故事》。”（注：王晓玉《对这一半世界的思考》，《晓玉随笔集》第124页。 ）《阿花》中的阿花年轻时受招工之骗被送进上海的下等妓院，侥幸逃脱后病卧街头为当茶房的大块头所救，后来就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患先天性疝气的大块头，过了40年名为夫妻实为兄妹的生活。她内心爱慕着正直的洪剑春，却始终未作任何表白，默默地为爱而作着无私的奉献，长年累月地义务包干了洪家的许多杂务，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阿花却始终与悲剧命运作顽强的抗争，她虽粗俗而正直，虽泼辣却热情，虽平凡则善良，在永安弄里倔强而默默地生活着。《没有结尾的故事》中的朱莲与白荷，分别从北京与上海分配至哈尔滨三棵树中学教书，她们在一个艰难而陌生的环境里挣扎。朱莲与有妇之夫的同学相爱而怀孕，受尽人们的辱骂与欺凌，白荷为了生存与自己中学时的老师结婚，调回了上海。小说在描写两个女性的不幸命运和挣扎时，写出了两个人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命运。正如作者所说：“朱莲与白荷，前者保卫了自我的本质，后者赢得了存在的规律，于是一个被吞没，一个获得了空间。”（注：王晓玉《主义、真实、形式》，《晓玉随笔集》第152页。 ）《阿贞》中的阿贞经受了诸多的人生坎坷与不幸，家庭变故父亲去世，经济拮据穷困潦倒。她以其倔强的性格、聪慧的天赋与命运搏斗抗争。她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达到保护家庭和自身的目的。大学毕业后的她被分配到遥远的佳木斯，为了能够调回上海照顾母亲与患病的弟弟，她与其并不相爱的马博才结了婚。回了上海后，她用尽心机抓住丈夫有外遇的把柄，与丈夫离了婚。《赛金花·凡尘》描述了名妓赛金花悲剧性的一生，作品顺着赛金花的坎坷人生历程结构作品：从她因家境贫寒跨入妓院为妓，到她被统带老爷“点蜡烛”；从她从良嫁与洪钧为妾、跨进洪府忍受磨难，到随丈夫进京、出国，伴洪钧归国任京官，直至洪钧病逝；从她在上海开办曹梦兰书寓，到被逼去天津开办书寓，到八国联军侵入时的逃难，至与德军统帅瓦德西的交往；从妓女凤翎自杀导致赛金花被捕，众叛亲离赛金花班子的溃散，直至出嫁后丈夫魏斯耿的去世，赛金花穷困潦倒的离世。小说在顺时序的历史脉络的叙写中，写出了一个被生活现实逼良成娼的女子的坎坷人生。“努力回复重现一个大半人生混迹于青楼卖笑生活中的妓女、一个极其追求虚荣但不失善良本性的普通女子的本来面目。”（注：见张肇祺《凡尘·代序》。）作品在赛金花的悲剧人生的叙写中，也写出主人公对不幸命运的抗争，她始终努力寻找靠山，以在其卖笑生涯中获得保护，但她又不失善良，在生存的挣扎中历经磨难。谈到她笔下的女性与悲剧命运的抗争时，王晓玉说：“我同时还认为，真正优秀的女性，只有在与其悲剧命运作不屈的抗争——无论这抗争以何种形式进行，也无论这抗争是败还是胜——才能充分显露出她所拥有的真善美。所以，一个有良心的不屑于欺世盗名的作家，就必不会用自己的笔抽去女性抗争命运的灵，而只留下供世人享用的肉。（注：王晓玉《从〈女儿难〉谈起》，《晓玉随笔》第131页。 ）因此，王晓玉执著地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突出她们对不幸人生的抗争。
在新时期的上海作家中，王晓玉是一位独具个性的女作家，她以其自我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为基础，以身处于逆境中的女性为创作主角，以女性与悲剧命运的不屈抗争为其创作的基本母题，在叙写人物的坎坷人生不幸命运中透视民族多难的历史，刻划了诸多性格鲜明面目各异的人物形象，讴歌了充满了爱意的人性的美与善，努力写出其对于历史、社会与人生的感悟和理解。
三
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在构想人物的生动故事时，必须努力探析人性，使作品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王晓玉的小说创作在构想女性主人公的悲剧人生时，总是“努力将笔锋探入社会的深层和人性的本质中去”（注：王晓玉《无尽但有望的追求》《晓玉随笔集》第121～122页。），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恩怨纠葛中，窥见及反省到人性的种种隐秘内容里，既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注：王晓玉《站在“紫藤花园”之外》，《晓玉随笔》第143页。）， 这种对于人性隐秘内容的探析，使王晓玉的小说创作具有人性的深度。
王晓玉执著地描写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她努力去挖掘这些女性身上的真善美。她说：“我的女主人公们大都很正面。我热衷于向世人展示这一半世界所拥有的真诚、慈爱、无私、勇敢、痴情、聪颖以及造物主格外优厚地赐予的美丽。”（注：王晓玉《对这一半世界的思考》，《晓玉随笔集》第124页。）在王晓玉的笔下，无论是阿花、阿贞、 阿惠，还是我大娘、我二姨、我妈（《正宫娘娘》）；无论是朱莲、白荷（《没有结尾的故事》），还是路老师、白瑜（《畸变》）；无论是紫藤、李可心（《紫藤花园》），还是高丽蓉（《母·子·本命年》）、方洁（《妖戏》）、罗华（《女儿难》），她们身上都充满了人性的美，那种善良的品格、无私的精神，那种对他人的关爱、帮助，那种与命运的搏斗与抗争，都在她们的人生故事里显出，成为王晓玉小说中的亮色。王晓玉说：“即使对于夺人所爱的郭平（《阿花》）、终身奉行拜金主义的李立立（《阿贞》）、粗俗淫荡的马博才（《阿贞》），只要他们的人性中尚留一丝真和善，我也必不疏漏，叙而写之，不愿为构建诱人的冲突矛盾而遮掩他们身上的光点。”（注：王晓玉《“上海女性”的题外话》，《晓玉随笔》第127页。）王晓玉在创作中， 努力去发掘人物身上的人性的光点，真实地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与生动。
在王晓玉的小说中，她也对人性的丑陋之处作了揭示与针砭。最具人性丑的针砭色彩的是小说《母·子·本命年》了。小说描述了一幕儿子杀死母亲的情人的悲剧，作者将这幕悲剧的发生置于一种麻木愚昧的文化背景中，是这种文化逼迫主人公采取了过激的行动，从而酿成了这幕悲剧。主人公高丽蓉在读书时情窦初开，爱上了老师平正明，他们频频约会，平正明却因已婚被开除教职。高丽蓉后来嫁给了一司机。多年后，高丽蓉与平正明邂逅，又开始和他往来，平老师辅导高丽蓉的儿子高斌考取了重点中学。高丽蓉与平正明的往来受到了居民们的监视，林教导、赵太太、钱家女人、王阿姨等人组织抓奸，高、平被在床上抓住，丈夫狠狠地收拾了高丽蓉。后来，丈夫却因车祸而逝，高、平两人暗暗继续保持关系，在邻居们异样的神色和言语中，高斌一刀结果了平正明的生命，他自己也被押上了断头台。小说突出地描写都市小市民的卑劣心态：对高斌考上重点中学的嫉妒，对别人隐私的窥探，费尽心机的捉奸，窃窃私议的传言，“那种探寻、观察、研究、品味，肆无忌惮地搜索别人隐秘的目光”，在作品里写得栩栩如生。作品尤其把林教导的卑劣内心写得十分生动。他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反咬自己的老婆后，成了一个独身汉，他将隔壁秀丽的高丽蓉“当作了他意念上的对象”，在房间的缝隙里窥视她，在缝隙被填上后，他又用凿子凿出一小孔，“在这个地方，他看见高丽蓉生活的几乎所有细节，吃饭、睡觉、换衣、洗澡”，他一手策划了捉奸，他逼迫高斌做出了丧失理性的举动，人性的丑陋在这篇作品中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小说《妖戏》通过一幕家庭的悲剧，揭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花伯其教授的研究生方洁毕业留校，竟然与比他大30岁的导师花教授结了婚，引起了教授的儿媳瞿芬的不满。她千方百计刁难方洁，甚至出言不逊，方洁都忍让了。花教授不幸去世，遗嘱中规定将其三分之一的财产归方洁，瞿芬大为不满，甚至走上法庭对簿公堂，却以其败诉而告终。在多次的交往中，花教授之子花树人与方洁产生了感情，瞿芬怀恨在心，竟然用硫酸毁了方洁的容貌，又设计准备把丈夫用煤气毒死，不料连儿子也搭了进去，方洁、花树人先后死去，儿子虽被救，却成了植物人，瞿芬案发，被判死刑。作品将瞿芬那种嫉妒、刁钻、自私、泼辣等性格刻画得十分真切，对这种人性的丑陋作了针砭。
在王晓玉的小说创作中，有不少作品揭示勾勒了人性的丑陋。《没有结尾的故事》中的工宣队周队长的乘人之难对女性强暴，那将妻子逼疯的丈夫成亲晚上逼迫她说如何被人强奸的细节；《我要去远方》里的安琪不念去国外谋生的丈夫的情意，却迅速地投入了澳大利亚人玛克的怀抱；《畸变》中申江歌舞团的路经理，为了赢利竟然去请一神经错乱的女子上台唱歌……王晓玉努力剖露这些人身上人性的丑陋处，从而更加突出对美好人性的讴歌与赞美。
王晓玉以其厚实的生活积累，以其对生活细致地观察、深入地思考，强调创作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她十分关注女性的命运，努力写出她们对悲剧命运的不屈抗争，在创作中力图将笔深入社会的深层和人性的本质中，从而表达她对历史、社会、人生的道、情、理的思考，这使她的小说在写真事、描真人、抒真情中，现出其思想的深度和人生的感悟。
收稿日期：199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