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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13(2003)01-0117-06
思维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它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来能动地反映客观实在，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实在。人们如果离开理性思维，便无从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更不可能改造客观世界。而科学的思维恰恰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通向真理的有效工具和桥梁。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之所以能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位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其中一个基本因素便是他掌握着丰富的科学思维。毛泽东思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南的认识方式，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现代化科技为契机，全方位、多角度，灵活、辩证的科学思维方式。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对思维的科学化、现代化、理性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新形势下，审视毛泽东思维，对于构建新时期的科学思维体系，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不但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维的内容
思维的内容是人脑对客观对象的主观反映。毛泽东常常想人所不想，思人所不思，其思维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但归结起来其核心部分如下：
（一）民族独立和解放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就一直视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己任，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
毛泽东是在辛亥革命十年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时，中华民族正值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毛泽东对此也深有体会，立志要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形态及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深入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领导下，缔造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支人民军队，一条统一战线，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坚决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不屈服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的压力，同一切反华、反共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在毛泽东头脑中涌现的尽是如何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借鉴马列理论和苏联的经验教训，拟出了自己的思路：大约用15到20年完成过渡，首先实现工业化。然而，短短的三年恢复，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毛泽东大为振奋，随即他提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过渡步骤和形式上进行了创造性突破，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顺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在我国建立起来。
（三）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全新的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
毛泽东以苏联为前车之鉴，于1956年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年9月，他在“八大”上提出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思想。后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他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建立经济结构和体制方面，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路。1958年前后，东欧的动乱波及国内，毛泽东随即警觉起来，并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的失误随即扩展到经济工作中，毛泽东力避苏联弊端，另辟蹊径，但急于求成致使他的探索陷入了超阶级的空想之中。当时，毛泽东已觉察到“大跃进”的弊端，并力图纠偏，自我调整，1962年还强调把探索的方向调整到遵循客观规律上来。但是，毛泽东并不承认是其指导思想的错误，未能从根本上触动空想因素，这为“文革”的爆发播下种子。在以超越阶级的空想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双重变奏下，毛泽东的探索步入了“破”与“立”的极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历经坎坷，交织正确与失误、现实与空想，给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二、毛泽东思维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思维方式多姿多彩，不拘一格，在这些灿烂秀丽的思维景观中，又以辩证思维为基础，幻化出一个个朴素紧密联系的具体的思维，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思维网络。它既有现代思维的风范，又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处处闪耀着科学思维的光辉。
（一）破旧立新，富于创造
创新思维是现代思维的显著特征，也是毛泽东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创新的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怀疑与创新、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三结合”，使得毛泽东创新更富科学性、时代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处处都闪耀着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光芒。其实，毛泽东思想即是其理论创新的产物。
毛泽东不信“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嘲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创造性的设想，如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经济的工业化道路，提出科技创新的思路等。毛泽东在军事上创造性地确立了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速决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并总结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如此等等，理论上的创造性贡献比比皆是。毛泽东对外来文化向来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他明确指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替代自己的创造。”[1](P860)指出学习要与创新相结合，创新是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教育，毛泽东提出要以学生是否有新见解作为教育评价的标准，鼓励创新，批判应试教育。毛泽东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毛泽东事业成功正是他“创新”的体现。
（二）求真务实，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和规律，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P109)的论断。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实践的意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2](P296)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强调“认真研究情况，以客观的、起初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1](P799)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3](P121)离开了求真务实，人们的思维便从根本上失去了科学的形态。譬如，对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思考，早期党内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实际，只知道从马列的“本本”中找答案，“言必称希腊”。而毛泽东则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从而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可见，求真务实是毛泽东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成功的秘诀。
（三）把握关键，提纲挈领
提纲挈领的思维是抓住主要矛盾、把握住主流的思维。毛泽东做任何决断总是先明确方向，长远规划与近期打算两不误，有条不紊，这得益于他提纲挈领的思维。他指出，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P322)也就是说要学会观察、善于观察，善于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把握关键，认清主流，以便及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做出科学的决策。
辛亥革命前后，毛泽东有过“读书—从军—读书”这一看似平常的经历，但事实上这是毛泽东把握变化的形势主流而做出的不同寻常的举动。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国民党内出现“糟得很”的论调，共产党内也有人说“过火了”。而毛泽东则在这种现象中看到了其本质和主流—动摇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基础。于是他毅然奋起，在一片责难声中喊出了“好得很”的时代强音。
每到历史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总能提纲挈领地抓住要害，因势利导，及时调整革命航向，做出适时的决策。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其中就紧紧抓住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这一关键，引导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早在1930年的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敌军的“龙头”在于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所在师，于是在龙冈一带直取张师，敌军失了“龙头”乱了阵脚，连连败退，我军则愈战愈勇，最后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提纲挈领思维渗透到毛泽东人生的各个侧面，它实际上已成为毛泽东绚烂多姿的思维活动中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
（四）人民本体，服务群众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人本思想作了辩证的否定，在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超越了传统文化。毛泽东把民本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高度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始终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认识和工作方法。他要求“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P1098)毛泽东已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人民的支持，革命和建设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毛泽东总能从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出发去思考问题，他所做出的决策无不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当他认识到革命主力军是农民时，他首先要做的是满足他们对土地的愿望。毛泽东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也是基于坚决抗日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的共同心声。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方能建立巩固的革命基础，革命事业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如果严重脱离群众而又不能及时改正，便会失去力量之源，被人民所抛弃。
（五）思想占领，攻心至上
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毛泽东对“得民心者得天下”中的“心”的内涵理解透彻，所以他在思考问题时总是很注重“攻心”，注重思想占领。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最主要是从思想上建党，这既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又吸纳了大批先进分子入党，密切了党群关系。
为了达到“心”服的目的，毛泽东常常使尽各种方法、各种手段，或真诚的以理服人，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投身社会实践，或运用各种艺术形式，或树立典型，以身作则。军事上的心理战、思想战更是举不胜举，运用得淋漓尽致。
（六）形象生动，形式多样
毛泽东的形象思维是在把握具体事物表象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联想、比喻、象征等手法，经过分析综合，揉合自己的世界观，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并努力使自己所阐述的道理通俗易懂，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毛泽东擅长借用那些通俗易懂的事实或道理分析说明深奥的道理，启迪人们的思想。他借用古人的一幅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1](P800)以此形容主观主义者理论脱离实际的本质特点，生动形象，发人深省。引用俗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讽刺、批评那些“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1](P834)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比喻人们若不参加社会实践就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的道理。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来形容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的人，如此等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能在丰富的遐想中把握主题，揭露事物的实质。1921年他在安源教矿工识“工”字时说：上下两横分别是“天”和“地”，中间一竖是工人阶级，工人脚踏地头顶天，因此工人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宿命论。1930年在革命低谷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很具鼓动性和说服力。在抗战胜利前夕的“七大”上，毛泽东专门引用了“愚公移山”的典故，以“愚公”象征中共党员，以太行、王屋象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只要党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
毛泽东的形象思维使他的言论和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息和大众化风格，极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毛泽东的形象思维对于宣传、动员、组织民众献身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思维开放，系统把握
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4](P1157)
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系统多维的整体，因此，“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5](P291)毛泽东思考问题思路宽广，思维开放，视野广阔，比较点多，做到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整体系统出发，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以实现“多面→点”的态势转折。他习惯于全方位地把客观对象置于自己的视野中，不把对象孤立起来，而是将对象放到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层次的有机系统中去解读。他以其博大的胸怀、非凡的胆识、无限的思维空间，令这一思维尽显神威。
（八）逆向思维，出其不意
毛泽东把超常规的逆向思维视作探索未知领域，进行理论创造，指导革命实践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处处可见。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正是他的逆向思维成功运用的典范。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顶住“城市中心论”的重重压力，运用逆向思维，巧妙地将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结合起来，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了“农村中心论”的观点，提出了一条与“左”的“城市中心论”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重庆谈判，蒋介石以为毛泽东不会亲赴重庆，但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义无反顾亲赴重庆，令蒋介石措手不及，使其假和谈真内战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兵谏，何应钦兵布西安，只待一声枪响，他便会立即置蒋介石于死地，如果那样的话，国内形势将更无法控制。毛泽东运用了逆向思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挫败了何应钦的图谋，稳住了国内时局。
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胜利也放射着毛泽东逆向思维的光芒。当年2月，国民党大军压境，以十倍于我军的兵力将进攻矛头直指延安，以为占领延安便可摧毁我党、政、军中枢。而毛泽东则主动撤出延安，将空城“拱手相让”，正当国民党为“胜利”而庆功时，我军已取胜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随后屡战屡捷。最后，国民党以溃败而告终，而我军则以暂时放弃延安换取了全中国的解放。
在毛泽东的理论研究中也处处可见逆向思维的印迹。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论著中，都闪耀着逆向思维的光辉，在此不一一举出。
（九）辩证统一，一分为二
毛泽东以矛盾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辩证法体系，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以对立为致思趋势的传统，并巧妙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辩证统一思维。毛泽东的辩证统一思维包容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意识等各个领域，内涵宏厚。
毛泽东充分发展和应用“不平衡”理论分析中国国内外形势，发现有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是对量变与质变原理的充分发挥和运用。他抨击某些人所持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告诫人们应该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要看到“燎原”的前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用这一思维辩证地分析了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等重大关系，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国与外国、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法制等等统统纳入辩证统一思维中。他在《矛盾论》中对这一思维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他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2](P336)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辩证思维中突出的是矛盾的对立斗争性，革命、斗争、变革已基本上成为他思维的定势，他总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总是要“一分为二”地找出“敌人”来，因此也导致了“文革”的悲剧。这是毛泽东辩证统一思维中“不辩证”的典型代表，是对辩证统一思维的僵化运用，值得后人借鉴。
（十）超前开拓，高瞻远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向来坚持的思想战略。毛泽东的超前开拓思维在于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分析它的历史和现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它将来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判断，其核心是科学。毛泽东认为，它能指出革命战争发展的前途、道路；可以减少曲折避免走弯路；能使人们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树立坚决的信念和信心，但是毛泽东的超前开拓思维决非凭空想象，它来源于实践，是在总结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结论。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颇具代表性的事例看到他在这一思维上的辉煌。1927年“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仍在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一再委协退让；毛泽东却已觉察到了革命危机的到来，他顶住压力，提出了“上山”的口号，得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6](P24)的著名论断，成为党内明确认识“枪杆子”与政权必然联系的第一人。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根据当时的内外时局对战争做出了如下的科学预见：1.最后胜利属于中国；2.抗战是持久战；3.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会出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犬牙交错。毛泽东的这种超前开拓的预见真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毛泽东还将此思维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内政外交、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同样屡见奇效，屡建奇功。
因超前开拓思维颇具模糊性，为保证其科学性，毛泽东立足实践，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面把握，揉以超凡的学识、才干、智慧和气魄，对此运用自如，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战略家和英明领袖的特质。
三、毛泽东思维构建的基石
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都有着其坚实的基础，且无一避免地都会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流露着传统文化的气息，同时也倍受哲学宠爱，毛泽东也不例外。
（一）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
一个人的思维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文化背景、个人知识结构、个性习惯等诸多因素，但最主要的是取决于时代的主题。毛泽东处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革命，以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在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双方、阶级对立都是分明壁垒的。与此时代主题相适应形成了毛泽东的最高思维领域：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统一思维，其突出的特点便是斗争性。
毛泽东开创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他面前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如果没有超人的想象力，没有超越现实的设想，没有破旧立新的首创精神，他便寸步难行！因此他必须着眼自身，主动探索，去研究中国独特的形势，在革命与战争的实践中去探求真知，“实事求是”地去分析、解决问题。
（二）丰厚的哲学底蕴
毛泽东从小就喜欢哲学，并对人生哲学和世界观作了潜心的思考，他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心”，[7]而他本人则以不断拼搏和奋斗来“实现自我”。这些观点，无疑蕴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他能自觉地运用这些哲学思想去剖析自然和社会现象。随着他对马列著作的深入研究，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逐渐趋于完备，特别是对辩证法原理领会致深，《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著即是其理论成果的代表。无数次对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无一不在一次次地充实他哲学大厦的基座。
在毛泽东身上也常常流露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气息。毛泽东从小就研读了不少如《近思录》、《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富含哲理的著作，深受其中“知行观”的影响，并追随“实学”精神，受此影响，“五四”以后，他的哲学取向明显转向面对现实，把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现状作为奋斗目标，“实学”精神伴随毛泽东终生，并成为毛泽东成功人生的基础。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毛泽东终生都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从小他便广泛涉猎经史子集、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以至稗官野史等传统文化。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书籍的钻研，给他的思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使他总能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形势。
战国纵横与三国鼎立所蕴含的智慧，儒家“仁政”与法家“法治”的思想，历代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等等，都被毛泽东充分地借鉴和运用于现实中。从毛泽东特意给《实践论》添加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便可知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渊源关系。他对古代军事理论的继承和运用更是出色，可以说在毛泽东理论宝库中就大量吸取了中华军事文化的优秀成果。
收稿日期：200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