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中无标记转指的认知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汉语论文,认知论文,标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1 语言中，从语义的角度来看，体词性成分表示指称(designation)，可用“什么”来指代；谓词性成分表示陈述(assertion)，可用“怎么样”来指代。但谓词性成分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名词化(nominalization)，从而在语义上由陈述变成指称。这种名词化可分为自指(selfdesignation)和转指(transferred-designation)两种（朱德熙1983）。朱德熙认为语言中的构词平面和句法平面都存在着自指和转指的现象。
1.2 朱先生同时还指出，“凡是真正的名词化都有实在的标记形式”。如现代汉语构词平面的转指主要是谓词性词根后面加上后缀“—子，—儿，—头”等变成名词；句法平面上的名词化手段是在谓词性成分后头加“的”；古汉语中名词化的标记是“者”和“所”等。后来他在《语法答问》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二
2.1 朱先生高屋建瓴地揭示了汉语谓词性成分名词化的事实和规律，具有开创意义。但我们也看到，语言中谓词性成分名词化也存在着无标记现象。限于篇幅我们只讨论现代汉语构词平面上的无标记转指现象。
2.2 下面是谓词性成分无标记转指的实例（注：本文所讲的标记的含义与朱德熙先生一致，是指形式上的标记。例中有的在语言中有并存的有标记转指形式。如：建筑—建筑物，摆设—摆设儿，指挥—指挥员，纪念—纪念品。本文着重讨论前者。）：
代表类：代表 编辑 领导 指挥 教授 保管 翻译 调度 侦探 校对 裁判 残废 看守 统领 随从 侍卫 警卫 出纳 叛逆 参谋 参赞 导演 总管 导游 领唱
移民类：移民 领队 掌柜 监工 当差 帮凶 理事 听差 保镖 编剧
A基本上是并列、偏正、述宾类的谓词性成分，转化为名词后，转指与该谓词性成分相关的施事，形式上无标记。
B 建筑类：建筑 积蓄 报告 俘虏 见闻 欠缺 学问 标志 创作 发明 雕刻 著述 著作 铺垫 建树 收入 称呼 汇编 戏称 尊称 手记
烙饼类：烙饼 炒饭 烧酒 藏书 存款 汇款 拨款 赔款 罚款 发文 作文 耕地 雇工 投资 化名 换文 围墙 栏杆 题词 来稿 失地 签证 提要 编号 发言 画像 答卷 留影 录像 定价 挂面 插图 切片 评分 落款 写真 配餐 布局 裂口 裂缝
B大多为并列、状中、述宾类谓词性成分，这些谓词性成分转化成名词，语义上转指与该谓词相关的受事／结果，形式上无标记。
C 同学类：同学 同事 同谋 同路 相好 相知
C是谓词性成分转化为名词，语义上转指为与该谓词相关的与事。
D 开关类：开关 穿戴 披挂 包裹 铺盖 费用 开销
围嘴类：围嘴 围脖 护膝 靠背 套头 镇纸 扶手 裹脚 披肩 垫肩 盖头 调羹 兜肚 笼嘴
D大多是并列、动补类谓词成分，这些谓词性成分转化为名词，语义上转指动作的工具。
2.3 古汉语中“者”、“所”为名词化标记，但也有大量的无标记转指（姚振武1994），如：
执事：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弊邑，使下臣犒执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执政：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左传·襄公十年）
食、饮：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系蹄：人有置系蹄而得虎。（战国策·赵策三）
“执事、执政、食、饮、系蹄”都是谓词性的，转化为名词，意义上转指为动作的施事（执政、执事）、受事（食、饮）、工具（系蹄）。
2.4 实际上不仅汉语中存在着无标记转指现象，其他语言中也存在着无标记转指现象。如英语中：
cook（做饭v.→厨师n.） help（帮助v.→助手n.）
cheat（欺骗v.→骗子n.）
以上是谓词性成分转化为名词，转指施事的例子。
trouble（使麻烦v.→麻烦n.） cry（哭v.→哭声n.）
grumble（抱怨v.→怨言n.） hurt（伤害v.→伤疤n.）
以上是谓词性成分名词化转指受事／结果的例子。
find（发现v→取景器n.） cover（覆盖v.→盖儿n.）
以上是谓词性成分名词化转指动作的工具的例子。
2.5 由此证明，语言中谓词性成分名词化，不仅可以是有标记的也可以是无标记的。实际上朱先生后来对“真正的名词化都有实在的标记”这一观点有所改变。他在《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的一则札记》(1990)一文中，把汉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分为(A)、(B)、(C)三类。(A)、(B)两类是名词和动词“互相转化的例子”，(A)类的名词和动词之间没有“形式上即声调上”的对立，(B)类有这种对立；(C)类则是(A)、(B)两类以外的所有的动词和名词。文章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A)类还是(B)类里，相对应的名词和动词意义差异十分明显。名词往往指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施事（监、帅）、受事（食、鱼）、工具（锯、粉）或动作产生的结果（卷、炙）等。换言之，名词表示的是动作的转指意义”。(A)类实际上包含了本文所说的谓词性成分不用标记而发生转指并实现名词化的情况。
三
3.1 为什么谓词性成分可以名词化去指称与其相关的成分？姚振武(1996)采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范畴说，认为主语、谓语的关系可归结为现实世界本身和其属性的关系。在能体现客观世界“本体—属性”的主谓结构中，谓语不仅可以陈述主语而且完全可能指称主语，因为谓语所体现的是主语所代表的事物的属性。
3.2 姚先生的文章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我们还注意到语言中不仅有谓词性成分名词化的现象，还有体词性成分谓词化的现象。例如：
(1)这么大的事你也不言语一声？
(2)封建专制政权鱼肉人民。
(3)水管子都锈住了。
(4)你们都哑巴了？
(5)把饮料给我冰上。
(6)李云真鬼。
古汉语中也有这样的现象：
(7)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
(8)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战国策·齐策四）
古汉语大量的体词成分的使动或意动用法都可作为例证。
不仅汉语如此，英语也不乏其例：
fish（鱼n.→捕鱼v.） name（名字n.→起名v.） coach（教练n.→教练v.）
3.3 上述显然不支持姚先生“我们说其中的名词是由动词（或动词性成分）转化来的，而不说动词（或动词性成分）是由名词转化而来的”的结论。
3.4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的转指究其实质就是“转喻”(metonymy)这种一般的认知方式在语法上的体现，是一种“语法转喻”(grammatical metonymy)（沈家煊1999a）。
3.5 转喻也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理可据的，X转指Y应在一定的认知模型内：
在某个语境中，为了某种目的，需要指称一个“目标”概念Y；概念X指代Y，X和Y需在同一“认知框架”（注：认知框架是人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对人们来说，各种框架是自然的经验类型（参见沈家煊1999a），例如：
容器——内容（胃和胃中食物，壶和壶中水）
整体——组成部分（人体和四肢，一年和四季）
当事——行为／经历（宝宝哭，他失败了）
施事——（工具）——动作——受事／结果（老张开车，小宝写字）
施事——动作——与事／目标——受事（玲玲送老师一束花））内；在同一“认知框架”内X和Y之间有较高的相关度，X在认知上的显著度必定高于Y；由于X的激活，Y（一般只有Y）会被附带激活；转喻的认知模型是X和Y在某一认知框架内相关联的模型，这种关联可以叫做从X到Y的函数关系（注：近代数学把函数看作变换或对应。设A和B是两个集合，如果对于A中的每个元素有一个对应法则，使它与B中某一元素b对应，这个对应法则可定为A到B的函数（沈家煊1999a）。）。
3.6 在同一框架内，用显著的东西转喻不显著的东西是一般规律。人们往往以显著的东西扩展联想一般的同类事物。事物的显著度有一定的差异，比如一般情况下，整体比部分显著，容器比内容显著，有生命的比无生命的显著，近的比远的显著，具体的比抽象的显著。此外，事物的显著度还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等。
3.7 一般情况下，整体比部分显著，在语言使用上，以整体代部分的现象司空见惯。如我们说“警察一把抓住了他”，实际上警察抓住的可能只是他的胳膊或其他部位。当然特殊情况下，部分也可以代替整体。如，有时人们说“王大头来了”，以“大头”代人，实际上这并不违背显著指代不显著的规律，因为“大头”正是其显著特点。正由于此类情况使用较少，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因而将其归入修辞格。
3.8 在概念上，动作和事物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比较抽象。动作必须联系相关的事物存在，但事物可以脱离动作而存在。同样，性状与事物的区别也是整体与部分的区别。体词代表抽象的“事物”(thing)，谓词代表抽象的“关系”(relation)，事物是关系的一部分(Langacker 1987/1991)。谓词如果体词化，如“吃”变成“吃的东西”，在概念上并没有增加什么成分，因为“吃”代表的关系已经包含“吃的东西”。
至于某些情况下体词成分谓词化，如“锈住了”，“锈”(n)变为“锈”(v)，这其实是一种特殊情况下部分代整体的现象。在人们的知觉上“锈迹”是显著的，因此它便激活了“锈”这一行为过程。但从总体上来看，部分代整体毕竟是一种特殊，因此体词成分谓词化要少得多。正如石毓智(2000)所指出：动词和形容词向名词转化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名词向这两类词转化则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在一定情况下谓词性成分体词化以及特殊情况下体词成分谓词化的认知基础。
3.9 认知语言学打破了词法和句法的界限，认为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人建立的关于活动或事件的认知框架（如：施事—动作—受事／结果，该框架以下简称为S框架），是人“形成一个情景概念并加以描写的最基本的最普通的方式”(Lyons 1977)。前文2.2中的无标记转指正是在S框架下具体的积淀形式，它们本来是上述框架中的“动作”概念成分，与施事、受事／结果同处于一个认知框架中，人们运用了转喻的认知模式，用显著度高的“动作”概念成分转喻显著度低的施事、受事／结果概念成分，创造了新的名词，扩展了原有的概念范畴。
四
4.1 实际上，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建筑”类在S框架内转指受事／结果，没有转指施事，“代表”类却转指了施事而没有转指受事。
4.2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感知某一情景时常常选择一个特定的透视域。只有进入人们透视域的事物才会在认知层面上加以凸现(prominence)，才会经过认知的过滤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认知域的投射并非任意的，只有那些具有认知优势(cognitive advantages)的概念成分才会被优先投射。
4.3 影响投射的因素很多，其中相关度是重要的因素。“壶开了”，凭我们的知觉，马上会反应为是壶中的水开了。因为在壶中盛水加热的情景中，“壶”和“水”的关系是恒久、稳定的，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说“壶开了”，那么“水”就被激活而在我们的知觉上凸现出来。反之，油盛在壶里加热，就不好说“壶开了”，因为壶和油的关系远不如壶和水那么密切。我们说“壶开了”，“油”未必被激活凸现。当然，这是在“容器——内容”框架内。同理在S框架内（“建筑者——建筑v.——建筑n.”），“建筑n.”是“建筑v.”的结果，它在人们的认知上是恒定的，它与动作行为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在认知框架内“建筑n.”被激活凸现，在人们的知觉上形成了默认。至于谁实施的动作行为，人们往往并不关心，相比而言“建筑者”与“建筑(v.)”的关系是暂时的游离的，因此，“建筑v.”转指受事／结果。
这个道理同样可以解释谓词性成分转指施事、与事、工具等问题。“代表v.”等转指施事，是因为行为动作是施事恒久发出的，“代表n.”等已经形成了一种职业、身份，因而谓词性成分“代表”等与施事密切关联，施事被激活凸现出来。至于谓词性成分的受事如所“代表(v.)”的对象是什么，是暂时的、游离的，在人们的知觉上是模糊的，难以被凸现默认，谓词性成分难以转指受事。
4.4 不仅单纯的动词等谓词性成分可以名词化转指施事、受事等，它还可以和其相关成分一起名词化实现转指，以增大信息量。“参谋、戏称”等增加了修饰成分，分别转指施事、受事。而“领队”类和“烙饼”类则是行为动作和受事结合组成述宾结构实现名词化来转指施事或受事。
在S框架内，由于完形感知的作用，人们可以推知“领队”类只能和施事发生密切联系，从而转指与该谓词性结构相关的施事。而“烙饼”类中的行为动作不仅作用于受事，而且影响了受事的性质（姚振武1996），这是受事在转喻过程中的“特征转移”。如“烙饼”中的“烙”本来是转喻受事的，但转喻的结果是“烙”本身的语义内容附于“饼”上，并影响了“饼”的性质，可见“烙”与“饼”的关系之紧密。认知上，越是紧密的东西，越容易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此外，特征转移的过程也是动作施加于受事／结果之上，使之发生变化的过程，而发生变化的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与“吃饼”不一样，“吃”并没有影响“饼”的性质。这样看来，“饼”与“烙”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将“烙”“俘虏”过来，作为“饼”的修饰成分共同转指受事／结果。与“建筑”类一样，名词“烙饼”是行为动作“烙饼”的结果，在人们的知觉上是稳定的凸现的，但施事是游离的。因此，“烙饼”类转指受事／结果。
4.5 总体而言，与动作密切相关而稳固存在于认知框架中的动作参与者（如S框架中的施事、受事／结果）容易被转喻，与动作相关度低且处于非典型框架中的与事、工具被转喻的难度较大，因而无标记转指形式较少。至于其他成分如时间、地点、方式等更难以转指，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它们并不在框架内，这样的认知方式跟完形感知是一致的，认知框架是建立在人的具体经验基础上的主观心理构造物，它跟客观实际并不完全一致，总要比实际简单(Anderson 1985，沈家煊1999a）。
4.6 实际上，在同一典型框架中的施事、受事／结果被转喻的情形也不平衡，李晋霞(1999)统计，谓词性成分转指受事／结果的无标记形式多于施事。这是因为施事、受事／结果与谓词性成分之间的相关度不同所致。“施事＋动作＋受事／结果”是人认知事件或活动的理想化模型（沈家煊1999b:202)，对于一个典型的事件或活动而言，总是由一个有意志的(volitive)动作发起者（施事）通过动作作用于某个对象（受事），或是通过其产生某种结果，而动作发起者（施事）不见得发生变化。根据语言结构的象似原则(the iconicity principle)，概念上联系紧密，语言结构上的联系也紧密。这样说来，谓词性成分与受事／结果的相关度更高，因而受事／结果更容易被转指，转指形式就较多；施事转指形式相对少些。由此，我们可以将与谓词性成分相关的各语义成分被转指的可能性按大小顺序描写如下：
受事／结果＞施事＞与事／工具
五
5.1 上述讨论的是转指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凡是不满足上述转喻条件的都不能被转指，但是满足这一条件的还可能受到其他条件的制约。
5.2 就转指形式内部而言，谓词性成分或体词性成分转指是受语义等因素制约的。张国宪(1995)通过考察发现，动词产生指称义至少有两种语义限制：A、义项数量少。词的义项愈少愈容易产生转指，以利于“物性概念”的凝结。如：现代汉语的“查”和“调查”，“查”有多个义项，而“调查”只有一个：为了了解情况进行考察。在心理联想过程中，前者联想对象分散，后者集中，因而极易从调查的行为联想到动作的结果，完成陈述到指称的转化。B、本质性语义较弱，即该词是非典型的词类成员。陈述具有动作性语义特征，指称反之，具有非动作性（空间性）语义特征。词的动作性越弱越容易指称化。请看下图所示：
5.3 宏观上讲，单音节谓词义项多、动作性强，而双音节谓词反之。张国宪(1995)从单双音节的角度建立了从动词到名词的连续统：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动词＞名词。越靠右空间性越强，越容易指称化。这也是双音节动词转指现象多于其他种类的原因。双音节谓词性成分中动作性也不同，如：“建筑”和“建造”，“建造”是典型的及物动词，其动作性强，相比之下，“建筑”的动作性较差，因此“建筑”就更易于转指。双音节谓词性成分中，述宾结构如“移民”类、“烙饼”类所体现的动词性或动作性最弱，因此它们的指称化最多（李晋霞1999）。一般来讲，体词性成分的转指也受上述语义规律的制约，但由于它是一种部分转喻整体的特殊，所受制约更多，笔者将另文讨论。
5.4 就其转指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言，由于无标记形式转指有较强的制约性，因而有标记的形式与其互补以满足表达的需要。尤其是“VP的”形式能产性强，转指覆盖面广，自由度高，很快就成为转指的主要形式，相对而言它又限制了无标记形式的转指能力。因此，有许多谓词性成分在转喻的认知模型内有其可能，但未必成为必然，这是语言形式之间竞争的结果。
5.5 从语用功能的角度来看，转指（包括有标记的和无标记的）毕竟是谓词性成分和体词性成分的特殊功能，同它们（谓词性成分和体词性成分）的基本功能相比，只是为满足表达的需要，对对方基本功能的一种补充。这种需要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需要。客观世界有事物、运动、性质等现象，反映到语言中就有相应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范畴。名词表示指称，但有时客观世界的某种事物没有恰当的名词指称，如：可以带在身上听音乐的小录放机，汉语中没有现成的名词去指称，就借用使用这种机器的行为动作的谓词性成分来转指——“随身听”。借用总比创新容易得多，人们通过联想很容易理解所表达的新义。二是经济简练等原则的需要。许多指称人或事物的形式可能不只一个，如：教练员——教练、领导人——领导，等。但出于经济简练的需要，经过优选，渐趋倾向为无标记形式“教练、领导”（注：“教练员、领导人”等有标记的形式只在正式的书面语中还常用，但据笔者调查，“教练、领导”等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这样让被指称者直接与行为动作发生联系，无疑会增加语言的形象性。
但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当语言成分本身完全可以满足交际需要时，转指纯属多余。如自由度最高的“VP的”形式同样如此：当我们看到一个买东西的人，我们难以或无须明确指称时才以“买东西的”冠之。因此我们不能将转指现象任意类推，也就是说“同类词不能随意仿效”（吕叔湘197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