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民族精神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一个人没有灵魂，则是行尸走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民族精神何在？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生成与发展的现实根据何在？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本文试着就此问题作一哲学上的思考。
一、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现状及其成因
1.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现状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是由民族传统文化孕育的。所以，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与时代需求的结合便构成了这个国家在该时代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与小农经济、等级宗法社会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民族精神。在近代，变法图存、保国保种的民族主义传统与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构成了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建国以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50～60年代，我们曾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价值导向。在这种价值导向下，不仅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一大批勇于奉献的社会主义先进分子，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但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遭到了空前的毁坏：领袖人物被神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神圣化；无限拔高的假、大、空道德典范越来越脱离广大群众的道德实际，并导致人民群众对极“左”的价值导向产生强烈反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党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一下子使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精神支柱，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旧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具体表现为：
第一，金钱的魔力膨胀了原始的野性，摒弃了价值理想，消解了意义世界。中国人长期以来奉行重义轻利、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千百年来羞于谈“利”已积淀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其实，注重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把赚钱作为生活惟一驱动力，则走向了另一极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可见，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没落，带来的是“物质巨人、精神侏儒”的畸形人格和病态社会，人们不仅将失去自省力和批判力，而且会在找到物质上的栖息之后，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沦为心灵上无家可归的游子。
第二，失却了精神支柱的人们，开始寻找迷信作为灵魂的庇护所。这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不能没有信仰。这种信仰需求，植根于人们内心的无由庇护感和对自己命运的担忧，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因此，人们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一旦失去科学的指示，尤其当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受到极大冲击时，必然给迷信的盛行提供了天地。于是，在农村，尤其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刮起了大兴建造神庙、佛龛之风；在城市，卦摊走进了大街小巷。更有甚者，有的打着高科技或传统文化的招牌，成立了公开进行“算命占卜”经营活动的公司、研究所或邪教组织；算命、卜卦书籍竟成了出版的热点；以算命为主题的网站、网页更是不胜枚举，等等。然而，迷信充其量只能一时填补人们心灵的空白，从长远来看，它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制造混乱、滋生痛苦，惟一有效的药方便是重新塑造中国的民族精神，用科学的信仰代替迷信，填补人们的心灵。
2.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现状的成因
马克思说过，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研究民族精神失却的原因，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全面、历史地考察问题的方法。
首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大转折时期。这一转折性的实践，使传统民族精神的基石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在此之前，整个社会的价值选择都千篇一律地服从于一个价值“权威”，人们受制于整个社会的权威封闭体系，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高度统一的价值取向是人们一切行动的立足点。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为挽救党、国家和民族，我党对“文化大革命”实行了彻底的否定，冤假错案有待平反，各项政策有待落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更是在全国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绝对权威”的神圣灵光在人们眼中消失了，“两个凡是”被冲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与此相适应，人们的功利意识、实利意识迅速增强，传统价值权威面临着根本挑战，“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开始在中国大地出现。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还未建立、成熟起来。因此，一方面，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精神支柱受到更为根本性的挑战，另一方面，新的价值观念、精神支柱尚未形成。具体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必然引起个人对物质利益总需求的肯定，引起对公平竞争的肯定，引起对效益原则导致的合理收入差距的肯定，这是历史的进步。与此相适应，传统的重义轻利、重理轻欲和惟政治化、惟上的价值观、群体至上和贬抑自我价值的价值取向受到了挑战。在这“理想”与“现实”、“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人，缺乏冷静全面的思考来确定对待新旧冲突的正确态度。所以在追求被认为是“新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真正弄清这些“新的”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在突破被认为是“旧的”价值观念时，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突破”中的真正坎坷。例如，人们一方面排斥等级关系、血统关系，另一方面又心满意足地品味着关系网中的收益和好处；一方面反对特权和以权谋私，另一方面又沾沾自喜于自己从中获得的蝇头小利；一方面赞成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对“大锅饭”、“铁饭碗”的打破感到困惑。于是，原先自我构筑的“理想”被现实挤扁挤破了，不少人眼前出现一片“价值空白”，新的精神支柱尚未填补这一空白。
再次，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出现了“一手软”的失误。甚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价值观上，一方面，对外开放使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伴随着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和管理技术大量涌入国门，尤其对于青少年，缺乏正确的引导，致使极端利己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没能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把我国民族的优秀价值观落实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使之真正成为人们行为的价值导向、精神支柱。于是，把“拜金主义”、“见利忘义”等作为适应历史潮流的新观念而追求，把“无私奉献”、“大公无私”等精神追求，当作无视个体价值、扼杀个性的糟粕而抛弃。所以，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紊乱，甚至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导向，致使民族精神失却。
二、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生成与发展的现实根据
社会意识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研究中国当代民族精神，离不开人们实践着的社会活动。这种实践着的社会活动就是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生成与发展的现实根据。在当代中国，这一现实根据就是中国正在自觉地汇入全球化的时代。
纵观历史，全球化的进程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发展而发展的。一般而言，全球化经历了经济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两个不同的阶段。经济国际化是指各民族国家随着相互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发展，开始了市场的统一与融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技术在国际间的流动。这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初400余年的历史。在各国经济国际化的基础上，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各国经济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程度日益加深，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的全球性不断加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和科技信息革命的迅速扩散，使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最终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可见，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是资本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汇入全球化的时代，是中国顺应历史潮流的惟一选择，这正是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生成与发展的现实根据。具体讲，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以下特征：
从经济层面看，全球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社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全球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是汇入全球化时代的必由之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从政治上看，全球化是伴随着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而到来的。因为全球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人的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法制建设的完备，必然推进民主化的产生与发展。
从观念层面上看，全球化的过程是人们由对宿命论、迷信和宗教的热忱转向理性化、知识化与世俗化的过程。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近代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反映了人们对理性、知识和创造性的追求。与此同时，理性、知识、科学的力量和人的现实利益，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与尊重。
从生活层面上看，全球化是由以农村为生活的中心、主体向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主体的转变。历史证明，城市化的过程与工业化、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是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发生的过程。与此相适应，社会的结构也由单一性的、不分化的向多样化、功能专门化转变，社会生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模式。人际关系由封闭型、地域型向开放型、全球型转变。
全球化时代及其所具有的特征，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社会实践，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本质反映，因而是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生成与发展的现实根据。
三、建构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方法论原则
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必须立足于中国正在汇入全球化潮流这一现实根据，并以此为依据来建构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
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有其发生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一定文化总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发生、演变的，因此，任何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文化的民族性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对该民族独特的国情——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生活的反映。但是，经济、政治生活又是变动的，这就构成了文化的时代性。例如，中华民族长期在农耕时代形成的勤劳、朴实、节俭和竞争意识淡漠、重农轻商等品性和观念，都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可见，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种文化的两种属性，文化的时代性寓于文化的民族性之中，文化的民族性也不能离开时代性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建构当代中国民族精神时，必须坚持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我们，首先要倾听实践的呼声，反映时代的要求。因为实践是人们最根本的存在方式，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而已，人们的心理、观念、精神以及作为它们抽象物的表现形式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人们各种实践活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民族精神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是在人们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而形成和发展的，也是为实践服务的。所以，民族精神的建构必须植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即必须与时代精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人们正在进行着的实践活动的反映。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从根本上说，是对我国积极汇入全球化时代的反映，即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一意义上讲，时代精神蕴含在民族精神之中，两者是统一的。
2.民族精神与民族传统相统一的原则
民族精神尽管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它又是由民族传统孕育的，因此，民族精神与民族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因而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建构，一方面要植根于该民族在该时代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从民族传统中汲取合理成分。
当然，从传统中汲取合理成分，不是照搬照抄，决不能盲目地怀古、颂古、好古、信古，而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条件下加以批判吸收，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作出是非、善恶、美丑的理性清理，并进而分清精华与糟粕、积极成份与消极成份。应当看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五千多年来，勤劳智慧的先辈们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有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使命感，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全民富强的整体观念，“健行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观，“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气节观，自尊自爱、自力更生的奋斗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同甘共苦、团结互助、严以律己、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伦理规范，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清正廉明、实事求是的道德追求。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升华，是中华民族崇高思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柱。
因此，“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合理颗粒。尤其是近百年来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亚洲儒家文化圈的经济崛起，更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但有其永恒的价值，而且这一价值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精神观念。因而“要保护和发扬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积极思想和精神。总之，我们要变精神力量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引导全国人民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民族精神与他国文化相统一的原则
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处理好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要维护其民族传统，保持其自身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来文化壮大自己。这一矛盾运动，就是文化的民族认同与对外适应。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接连不断的动力源泉。它可以塑造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它还可以激发民族活力，解决其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例如，欧美各国和东亚日本等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就是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它们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但是，只有当一个民族与异民族发生交往，特别发生尖锐冲突时，民族文化在同外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才能更快地更新发展，可见，外部刺激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代中国正在汇入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日益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经济、科技、政治甚至文化上的世界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整个人类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组织、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各民族彼此开放、学习、相互取长补短更是成了当今各国各民族关系上的主流。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也在客观上要求善于吸收和利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从而加速自身的发展进程。邓小平同志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善于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才能使中国民族精神找到发展的契机，从而使中华民族富有生机、蓬勃向上。
总之，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及其建构，既不能恪守传统文化，也不能照搬西方文化，它必须是在中国本土上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