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1]2011年在《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研究》文中提出汉代《诗》学是汉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汉代学术往往首先着眼于此。然而关于汉代《诗》学的渊源问题,却向来争讼不绝、难有定见。幸而大地献宝,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的相继出现,使得战国秦汉之际的学术史、《诗》学史得到了改写,这也为重新审视汉代《诗》学渊源提供了契机。故而本文结合最新考古发现、辑佚资料、传世文献及学界成果,主要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着力于理清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之间的深层渊源,并对《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重新探讨。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对孟子与战国秦汉《诗》学发展关系的纵向考察,主要从学术渊源、地缘关系、时代变换与孟子地位变迁叁个层面,探讨孟子与周秦两汉的《诗》学渊源。从学术渊源来看,孟子秉承了孔子《诗》学的余续又有所发展,不仅把《诗》作为构建自己哲学思想的基石,而且还从“王道”与“性情”两个角度界定了《诗》的价值,这为汉代《诗》学阐释的王道倾向和性情特点奠定了基础;从地缘关系来看,孟子的活动与《孟子》的流布,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及共同的传承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孟子》的地位演变来看,汉代的《孟子》虽位列诸子,但已经被汉儒视为解读经典的辅翼之书,甚至也享有经书的待遇,《孟子》在汉代的地位之尊,也正是汉代《诗》学重视孟子其人其书的原因与表现。第二、叁、四、五章分别以鲁、齐、韩、毛四家诗为主体,从各自的学术渊源、经学特征、诗学主旨、诗义承袭和学者接受等角度,分析了孟子与四家诗的深层关联。第二章为孟子与鲁诗关系的研究。经过考查发现,被视为鲁诗乃至汉代《诗》学发展纲领的鲁诗“四始”观,其对《诗》的经学化定位直接受到了孟子“迹熄诗亡”说的影响,这同时也证实了汉代《诗》的经学化倾向与孟子《诗》学的直接关联;此外,不仅鲁诗的诗义阐释与《孟子》关系密切;甚至鲁诗学者的着述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孟子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史记》的史学定位与史料选择,赵岐《孟子章句》的章指设置等均源于对孟子《诗》学不同层面的贯彻。第叁章着眼于孟子与齐诗的关联。指出影响齐诗乃至汉代学术发展的阴阳五行观,其远源正是思孟学派的“五行观”;此外,齐诗“匡扶邦家”的经学意图和“以诗为谏”的用诗方式,也均源于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贯彻。第四章着重考察了孟子与韩诗的关联。韩诗展现出了强烈的宗孟特点:这不仅表现为韩婴对孟子《诗》学正传地位的高度肯定;同时《韩诗外传》的诗义阐释和《诗》学解读也全然因袭了孟子“诗载王道”和“以意逆志”的《诗》学观;此外,其仁政思想、士人观与圣人观,也直接导源于孟子。第五章是对孟子与毛诗关系的判断。相关研究主要从《毛诗序》、《毛诗故训传》、《毛诗笺》这叁部最具代表性的毛诗着作入手。就《毛诗序》而言,经考证《毛诗序》中《诗》“发乎情”的观点源于思孟学派的性情观,而孟子的性情思想又是其直接渊源;另外,不仅《毛诗序》的诗义阐发多与孟子相合;其《诗》学阐释的王道政教倾向也源于孟子的“诗载王道”观。再者,《毛诗故训传》的政教意图、诗义阐释也同样对孟子多有承传。此外,郑玄《毛诗笺》与《毛诗谱》的成书也正是源于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观。以上四章不仅从文本角度出发,通过对《孟子》与各家最具代表性的《诗》学主张和学术思想关联的梳理与比较,指其影响、辩其得失;同时还根据汉儒对师学家法的重视,把四家诗学者在着述、言行、思想倾向等诸多方面与孟子的相涉之处纳入探讨范围,以便对汉代《诗》学发展与孟子的关联有一个较为全面地体认和把握。其中司马迁、赵岐、郑玄均有专节论述,而翼奉、班固、匡衡、蔡邕等则散入不同章节。考查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判定某家某派或某一人之风格,而在于从中发现整个汉代《诗》学承袭《孟子》的整体走向,并由此判定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最后的结语部分为总论,基于前面几章的分析指出,汉代《诗》学发展存在着以《荀子》为体、以《孟子》为用的“荀皮孟骨”现象,汉代《诗》学发展走的是外在祖荀、内在宗孟的发展理路。荀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表面,而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却是根本和深远的:汉代《诗》学的发展进程赖孟子而定;汉代《诗》学发展重政教亦重性情的阐释路径由孟子而开,汉代四家诗的核心价值均源于对孟子的承袭;四家诗的思想,包括阴阳五行、仁政、性情观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孟子的影响;四家诗学者的着述也因孟子受益良多;此外四家诗在诗义阐释等诸多方面也与孟子密切相连。以上观点足以证明,汉诗源于荀子的定见应当改写,孟子才是汉代《诗》学发展渊源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新资料的使用和新观点的提出。一、新资料的运用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成果的涌现,大大改变了学界对先秦两汉时代学术状况的既定看法。杜维明先生曾评论说,郭店竹简的发现使得整个早期中国哲学史都应随之重写;而阜阳汉简《诗经》、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等一系列考古成果的问世,也为先秦两汉《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思维向度。因此,在采纳传统资料的同时,本文也把近年来与孟子与汉代《诗》学研究关系密切的重大考古成果,悉数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以期对两者的关系给予更为中肯的评价。相关资料主要包括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简部分、阜阳汉简《诗经》、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等。二、新观点的提出1、对孟子与《诗》的关系的新判定。历来人们所论多集中于孟子对《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而打破狭隘文学概念的局限却会发现:对于孟子而言,《诗》不仅是记录王道政教的载体与教科书;而且也是孟子哲学的根基与源泉——《诗》不仅为孟子的仁政举措提供了思想范本,同时也是其性善思想的直接来源。2、对孟子与《诗》的政教功能的新探讨。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正是孟子首先完成了对《诗》之文本的政教意义的重新赋予,从而使得《诗》叁百在脱离了乐舞辅助之后,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教化功能。汉人解《诗》无不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来看,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3、对汉代《诗》学重政教、亦重性情的双重阐释路径与孟子关联的新体认。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孟子《诗》学视为政治之学的定论,指出性情之学和政治之学共同构成孟子《诗》学的两翼。一方面,孟子对《诗》的政教意义的赋予开启了汉代以《诗》为史、以《诗》为谏的政教《诗》学解读方式,成为汉代《诗》的经学化特征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孟子《诗》学中的性情因素,也为汉代《诗》学阐释所继承,并突出表现为《诗》“发乎情”的观点。4、对孟子与汉代《诗》学源流关系的新观照。打破了以往仅从文本角度分析孟子和汉代四家诗关联的做法,选择从发生学的角度寻找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从地缘关系和共同承传者的角度阐释汉代《诗》学承袭孟子的深层原因。5、对孟子与四家诗的核心《诗》学价值观的新审视。(1)对鲁诗“四始”设置意图与孟子《诗》学关系的溯源。鲁诗“四始”设置的经学意图向来争讼不绝,难有定见。而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鲁诗“四始”设置正是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的切实反映。作为鲁诗乃至汉代四家诗的纲领性观点,鲁诗“四始”对孟子的承袭,足以反映出孟子《诗》学在汉代《诗》的经学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2)对孟子与齐诗阴阳五行关系的新界定。指出影响齐诗乃至汉代学术发展的阴阳五行观并非源于邹衍,而是源于思孟学派的“五行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得益于本文的另一新发现:通过考证,汉代列入孟子名下的着作,除目前所知的《孟子》七卷及《孟子外书》四篇以外,还包括了“阴阳家《孟子》”一卷。(3)指出韩诗对孟子《诗》学地位的高度认可。本文发现,韩诗在《诗》学发展脉络中对孔子、孟子的《诗》学地位存在等量齐观的现象,这意味着韩诗对孟子仅次于孔子的《诗》学渊源地位的肯定与认可。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以荀子为韩诗正传的定见。(4)对《毛诗序》《诗》“发乎情”观点的思想溯源。结合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指出,孟子的性情思想是毛诗《诗》“发乎情”观点的直接导源。6、对孟子《诗》学在汉代影响的多维观照。打破了就《诗》论《诗》的研究模式,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孟子《诗》学对四家诗的影响,例如指出赵岐《孟子章句》具有开创意义的篇章安排、章指设置正是源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观;《史记》的史学观和重要史料的取材也受到了孟子的影响;此外,汉代士人观的形成同样与孟子的诗义赋予关联密切。7、对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中的地位的重新界定。颠覆了学界以荀子为汉代《诗》学正宗的主流观点。经过深入分析和综合探讨指出,汉代《诗》学承传中存在着“荀皮孟骨”现象:汉诗对荀子的承袭多是行之于表面的,而对孟子的承袭却融入到了整个汉代《诗》学的价值体系当中,孟子才是汉代《诗经》学的主要渊源。
王红娟[2]2012年在《《汉书》与汉代《诗经》学》文中提出本文研究主要把握两条线索。其一，以《汉书》为主要依据，参照《史记》、《后汉书》等其他史料，力图对汉代《诗经》学发端、发展的社会环境、发展轨迹和学术形态等予以还原和充实。其二，结合《诗经》学研究成果，通过对《艺文志》的“六经”“六艺”涵义范畴、“六经”排序原则的探索，对《地理志》的郡国排序和风俗阐释方法的考察，以及对《汉书》的“采诗”、“孝武立乐府”、“乐府采诗”说形成背景、内涵和内在关联的分析，进而对刘歆、班固等人的重要《诗》学观点予以发掘和整理。引言。笔者分别对本文的研究价值、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予以系统阐述，并着重对与本选题相关的以往研究成果予以回顾。正文共计五章。第一章是对《汉书》记载的西汉今文叁家《诗》学的发端情况予以整理。其一，梳理叁位宗师的生平事迹；其二，借助《汉书》对陆贾称《诗》、孝惠除挟书律、文景时期叁家宗师立为博士官的记载，探索叁家《诗》学在汉初的发端轨迹；其叁，推导、整理叁家《诗》发端期《诗》本复原经过、《诗》说来源和《诗》学成果。第二章是对《汉书》记载的西汉今文叁家《诗》学的发展情况予以整理。其一，结合经学发展背景，分别探讨武帝、昭宣和元成之后的《诗》学发展情况，把握西汉叁家《诗》学的“经”化历程；其二，梳理叁家《诗》传承谱系、《诗》学成果及《诗》学特征。第叁章是对蕴藏于《艺文志》的刘歆、班固等人的《诗》学定位予以发掘。其一，总结“六经”、“六艺”内涵转化和先秦、汉初时人混用二者以指代《诗》《书》六典的情况。分析班固在借鉴《七略》基础上形成的用“六艺”指代儒家主体学术，用“六经”指代儒家核心学术，亦即《诗》《书》六典的“经艺观”，这反映了班固对《诗》在“六艺”系统中的定位。其二，考察先秦至汉的“六经”排序，发现先秦时人基于对孔门《诗》教的认识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以《诗》为首的“六经”排序。战国、秦汉之际，次序废乱。汉初虽有恢复，但也表现出新的排序倾向。新序生成于刘歆《七略》，并因班固的采用、发扬得以推广。除着述早晚、复兴先后外，刘歆排序的主要原则是用《易》与《春秋》对应“天地”、“人”道，将《诗》等对应“五行”，再用“新五德终始说”的“五行相生”逆序串联四经。与之不同，班固的排序原则是将《春秋》排除在与“五常”对应的“五经”之外，并将其置于按照“五行相生”逆序依次排列的《易》、《书》、《诗》、《礼》、《乐》之后，由此形成了与刘歆排序相同但原则不一的“六经”排序。在此基础上，可借“六经”排序窥见先秦至汉《诗》在“六经”系统内的定位差异。第四章是对《地理志》汲取、利用《诗经》地理学思想、列国区划、风俗信息和先秦典论的情况予以发掘。其一，分析《地理志》郡国排序，发现其具有以“中”为始，自东至南次西次北的顺时针环进特点。该序思想源于先秦，与《山经》的“五山”序次和《禹贡》等“九州”排次所含先秦地理学思想有相合之处，更与先秦“国风”列国排序所体现出的以“中”为始和东南西北的顺时针方位叙述逻辑相合；其二，发现、归纳“风俗篇”对《诗经》地理区划、地理民俗和先秦典论的吸取、运用，进而对班固考述地理民俗时有意取材于《诗》的思想、方法、成就、影响等予以总结。第五章是对《汉书》的“采诗”、“孝武立乐府”和“乐府采诗”说予以考察，在对各说形成背景、思想来源和历史详情予以考辨、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刘歆、班固对各说的持论角度和加工过程。发现二人寄于其中的是对《诗》之本质为“诗”及“诗”可“言志”、“观志”功用的深刻认知。
汪祚民[3]2004年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诗经)文学阐释史》这一论题的先秦至隋唐部分，由绪论与五章组成，约30万字。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诗经文学阐释史的概念内涵、学术价值。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诗经》文学阐释史是与《诗经》经学阐释史相对而言的，是指从诗歌本位的立场和审美观点对《诗经》情感特质、表现手法、语言形式以及对后世诗歌的艺术原型作用等予以揭示、评论和诉诸情感的鉴赏。《诗经》文学阐释在经学阐释占主流的清代以前，多处于零散、边缘的状态；只是自现代以来，才成为主体。与之相应的《诗经》文学阐释史研究较为薄弱，尚无全面贯通《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着作。有鉴于此，我定下了本文的选题，尝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深入而详尽地描述《诗经》文学阐释发展的历史及其与经学阐释的关系，为新时代《诗经》文学本体研究提供全面的学术史线索和历史的借鉴。《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还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不同时代的阐释者都是以当代的审美视野对它进行自我阐释以显示其当代性，《诗经》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就在不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得到完善和发展，永无止境地显现当代价值，构成穿越时空的永恒。这种独立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决定了我们研究总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章论述了《诗经》作品的原生形态与文学特质，为《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确立理论基点和方法论。寻访《诗经》作品原生形态的途径之一就是追溯《诗经》作品的来源。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大致有叁说，其中民间采诗说，展示了民间歌谣产生的广阔背景，成为再现《诗经》风诗原始风貌的极为珍贵的画面，为历代《诗经》文学阐释提供了归本还原的崭新视野和理论武器。然而民间采诗与《国风》出于民间说自清代崔述起不时受到质疑，最突出的是朱东润专门写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但这些质疑存在许多问题，本章对此——作了详实的考辨。《诗经》作品的原生形态集中表现在与乐一体的存在方式上。《诗》入乐的存在方式，决定了《诗经》文本是情绪化的艺术文本，诗的本义即其字面意义，诗的功能既有政治教化方面的，又有娱情审美方面的。那些有勇气冲破传统的阐释者多将《诗》还原至其入乐的原生形态，以情绪化的艺术文本为出发点，据文求义，促进了《诗经》的文学阐释。文学艺术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以情动人。《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在交代歌咏背景和作诗动机时，不仅表明其作者对诗的抒情本质有了自觉的认识，而且也从本证上有力地说明《诗经》作品本身是抒情的。诗歌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艺术，还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这种形象化的艺术精髓就是情景交融、心物交感。《邶风·静女》作者“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的述说，将自己对心物关系的认识表述得淋漓尽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经》时代人们对心物情景关系的审美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的状态。《诗经》比兴的运用，同样反映了诗人对心物情景关系的审美认识。《诗经》作品直接表述的审美认识和创作观念，集中在情感和使情感形象化的外在景物两个方面，雄辩地证明《诗经》作品本来就是形象化地表现情感的言志之诗，富有艺术的审美特质。这就决定了《诗经》文学阐释是《诗经》最为本体性的阐释，其经学阐释只能建立在文学阐释的基础之上。 第二章是对先秦《诗经》文学阐释的寻绎，论述了《诗叁百》早期的阐释形态与文学阐释的萌芽、孔子与其本体性的《诗》论、宋玉对《诗经》作品的化用与阐释、秦汉之际《国风》与《小雅》的标举四个问题.《诗经》的早期阐释寓于说理引《诗》和仪礼用《诗》。其中最为完整的阐释《诗经》的模式表明当时人们对《诗经》阐释是从解读作品原文本义、情韵开始的，情感审美的阐释不可避免。孔子的《诗经》阐释有承袭春秋引《诗》、用《诗》等应用性阐释的一面，但对《诗》的艺术本质和情感审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构成了他的 《诗经》阐释另一个重要层面。他对《诗》中“民性”、“情”、“志”的论述更加深入地揭示了《诗》的艺术本质;他的“兴”、“观”、“群”、“怨”说是对《诗》的艺术审美功能的首次系统总结;重视对诗歌的文本意义及其内在情感的总体概括，是他具体说《诗》的基本层面:他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修身养性过程，《诗》被定位为情感审美教育的内容，与外在理性的所谓王道之礼不在同一层次上，迥异于孟、荀将《诗》视为王道载体的定位。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化用、重写《诗经》中情景、形象和诗句，是对《诗叁百》的审美选择和艺术确认;以郑卫之诗为原型背景，让斌中恋爱男女主人公以《国风》郑诗与自己创作的诗歌对话交流，表情达意，生动真切地再现了郑卫之诗的原生形态和原始风神，也表明他将《遵大路》这类郑卫之诗视为男女情歌，为此类诗的解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后世经学的阐释视野。秦汉之际《荀子·大略篇》和刘安的《离骚传》，擞开诗乐之隆的《大雅》《周颂》，而独将《国风》《小雅》并列标举，且与《离骚》联系起来，显然是将《诗经》带入了情感艺术的评论视野，突出和张扬“好色”与“怨”等具有强烈?
梁锡锋[4]2001年在《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代经学与政治关系，杨向奎、汤志钧在各自所着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均有所论述。近年，晋文、张涛等同志也曾着文作过探讨。但专门就汉代《诗经》学与政治关系作系统研究的，尚不多见。故本文即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汉代经学与政治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篇幅有限，故本文仅就二者关系的演变及《诗经》学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论述。 一、汉代《诗经》学与政治关系的演变。二者之间的关系走过了一个曲折变化的历程；具体地说，有以下特点。1、从西汉建立起，《诗经》学即开始了进军政治的奋斗，但因有利于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而倍受压抑。文、景时期，《诗经》学开始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并以儒家学派急先锋的角色向黄老思想发起挑战。武、昭、宣时期，《诗经》学因其自身改造的滞后以及《诗经》学者的策略失误，没能保持其在经学中的领导地位，而只能屈居《春秋》学之下。元、成、哀、平时期，《诗经》学迎来作为治国主导思想的黄金时代。但进入东汉以后，又让位于《孝经》学。2、就《诗经》学的鲁、齐、韩、毛四家来说，《鲁诗》学最先受到统治者的关注。文、景时期，《鲁诗》学与《齐诗》学并行，而《鲁诗》学略胜。宣、元之际，《齐诗》学取得主导地位，远超于《鲁诗》学之上，代表看《诗经》学在两汉的全盛期。终西汉一代，《韩诗》学影响微乎其微；《毛诗》学几无 声息，至西汉末世乃起．但到东汉，《毛诗》学一枝独秀， 《韩诗》学也小有成就，齐、鲁两家的影响则衰微了． 3、《诗经》学与政治关系的远近，取决于它符合社会政 治需要的程度．总体《诗经》学与政治关系的离合及《诗 经》学四家相对地位的变化，都可以说明这一点．4、《诗 经》学者最初困幻想以《诗经》学真义改造政治，欲深 入参预政治而不可得．乃转而将其实用化，进而神学化， 始得以较为深入地参预政治；然亦渐渐偏离其学理真义． 5、《诗经》学四家，似乎异态纷呈，今古文学派之间亦 为争夺学术、政治地位而长期斗争，但其本质都是为维 护统治阶级上层建筑服务的． 二、汉代《诗经》学的政治思想．《诗经》学所蕴含 的政治思想及其运用特点有：1、《诗经 ）｝ 学为汉帝国设 计了一幅一统和谐的国家政治蓝图：在内部关系中，君、 臣、民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协同一致．君主上承天命， 明达圣贤；大臣辅助君主，竭忠尽智；人民安居乐业， 服从统治．对外则华夷有别，怀仁附远，四方来朝．2、 《诗经》学确实渗透于国家政治生活中．两汉以经治国， 政治举措动依经义．在征引的诸经中，《诗经》征引频率 最高，故经义也得到广泛运用．3、两汉《诗经》学重 点不在学术，而在于服务政治．故诗义的解释，最终都 要同政治结合起来． 总之，本文通过对汉代《诗经》学与政治关系演变 历程的描述及其政治思想的阐发，揭示了《诗经》学在 汉代作为王道政治的载籍而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
毛宣国[5]2007年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文中提出《诗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经典,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主要阐释对象和意义生成之源,而汉代是经学和经典解释传统形成和建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基础奠定的重要阶段。汉代诗学理论基本是围绕经学释义,更准确地说,是围绕《诗经》的阐释而建立起来。理解汉代《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不仅是理解汉代诗学,也是理解整个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一个关键。本文正是本于这一基本认识展开思考。鉴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汉人过于功利,以经学、政治教化为本位而忽视《诗经》文学价值的批评,论文的“导论”部分首先对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理路与方法予以说明,认为要正确评价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价值和意义,必须摈弃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对立的思维模式,重建汉代《诗经》阐释的历史语境,把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放到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充分重视这一语境在汉代诗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同时,应从知识与意义双重关注的立场出发,以同情了解、开放多元的眼光看待《诗经》文本和诗学理论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导论”部分还对文中所使用的“诗学”概念予以说明,认为中国古代的“诗学”概念有叁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诗学”原是《诗经》之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第二层含义是狭义的理解,是关于作为抒情文体存在的“诗”的理论。第叁层含义是广义的理解,即指文学理论。本文所使用的“诗学”概念,主要是广义的,也就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但是,通过对中国古代“诗学”概念的语源和背景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与《诗经》之学,与狭义的“诗”——抒情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诗学也可以说是在对《诗经》阐释中,在对狭义的“诗”的文体的解释和规范中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论文主体分六章展开。第一章探究汉代诗学与先秦《诗经》阐释的关系。这一探究意在说明汉代《诗经》阐释和诗学观念方法的形成,并不只取决于汉代诗学自身,它受到先秦《诗经》阐释观念和方法的巨大影响,是先秦诗学理论合乎逻辑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具体说来,就是春秋赋诗断章和政治礼义传统,影响到汉人道德化和政治化诗学观念的形成。而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对《诗经》的阐发,如孔子对《诗》的礼乐教化、政治教化作用的重视,孟子的以仁义和王道仁政说《诗》和“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观念方法的提出,荀子的以《诗》证礼,明道宗经观点的提出,《孔子诗论》对“性情”和“礼义”关系的理解,更直接影响到汉代诗学,如通经致用,诗史结合、情礼结合,重《诗》的政治道德功用等观念和倾向的形成。第二章是结合汉代政治、思想、历史和文化的实际状况,探讨汉代《诗经》阐释的整体倾向,即经学化、历史化解《诗》的倾向与诗学的关系。从经学化倾向方面说,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汉代诗学因此也就是经学语境中的诗学,汉代《诗经》阐释经学语境和背景的形成,既反映了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一统政治理念的需要,又体现出士子文人的精神追求和道义理想。在汉代《诗经》阐释的经学语境中,潜含着“道”与“势”、“情”与“礼”、“文”与“用”等基本矛盾,反映了汉代诗学对文学的政治功用、道德功用的高度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将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根本对立起来。因为,《诗经》毕竟是诗歌文本,汉代学者对《诗经》阐释,无论怎样经学化,怎样强调《诗》的道德政治功用,它都必须面对《诗》这一文本,面对《诗》所包含的审美质素与内涵。事实上,汉代《诗经》阐释较之先秦在文学美学阐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历史化解《诗》方面说,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以《诗》为史,对《诗经》进行历史化的解读。这种倾向最突出表现在《毛诗》的《诗经》阐释上。对这样一种阐释倾向,学术界多有批评,认为没有什么历史的根据,只是一种违反《诗》的本义的穿凿附会,而本文则认为,这种阐释倾向和方法的形成,为人们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于诗歌源流演变规律的认识,揭示了《诗经》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第叁章是阐发今文经学《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经学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主体,在经学的阐释中,引发了许多重要的诗学理论问题。经学的《诗经》阐释主要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部分,今文经学的《诗经》阐释,以今文叁家诗(特别是《齐诗》)和董仲舒为主要代表,古文经学则以《毛诗》为主要代表。本章先讨论今文经学,分两大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探讨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与信仰与今文经学《诗经》阐释的关系,认为今文经学的基本信仰是以“天”为核心,建立起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今文经学家的《诗经》阐释是在这一信仰和思维模式引导下展开,《齐诗》则反映出今文经学思想信仰和《诗经》阐释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深究天人之道,以阴阳五行说《诗》,以灾异说《诗》,以情性说《诗》,所以成为本文的阐释重点。第二部分是探讨今文经学《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主要讨论了叁个问题,一、以“情性”说《诗》。今文经学对“情性”理解是在先秦“情性”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立于天人合一和阴阳哲学高度论“情性”,将人之情性与天地情性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了人们对《诗》的“情性”问题的理解。文章还以《齐诗》的“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说为例,具体分析了今文经学以“情性”说《诗》的理论意义,认为今文经学家以“情性”说《诗》虽带有神秘和政治功用色彩,甚至把《诗》看成作为神学和政治教化的工具,但却也看到天与人的感通应合关系,突出了“情性”在《诗》的阐释中的作用,为《诗经》阐释注入了新的合理成分。二、以“灾异”说《诗》。“灾异”说《诗》可以说是今文经学家最普遍的说《诗》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与董仲舒对“灾异”的理论阐发有着密切关系。对于这种倾向,不能简单地以“神学迷信”和政治功利主义予以否定,要看到它所隐含的人伦倾向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以“灾异”说《诗》的特点是牵引诗义以合天道,把《诗》看成是对统治者无德政治的警示和谴告,这固然有湮没《诗》的文学和艺术价值的危险,但毕竟意味着《诗》的地位的提高,扩充了《诗》的使命与功能。今文经学家以“灾异”说《诗》,主张《诗》为天下法,为天地之心,与《毛诗》提倡“美刺”说有精神实质的一致,但相比较起来,它更重视和强调《诗》的“刺”的精神和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另外,以“灾异”说《诗》,还包含着“以类相召”、“假经设谊、依托象类”的诠释策略和方式,与中国古代的重“象”、重直觉类比的思维方式有某种相通,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一定意义。第叁,“《诗》无达诂”说。“《诗》无达诂”是今文经学家提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学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今人多站在现代文学、诗学立场上,把它只看成是一个与文学和诗学审美接受相关的命题。实际上,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形成,与今文经学家《诗经》解读的经学立场密切相关,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义,不仅应只从文学和审美接受的立场上理解,更应该从以经典阐释核心的诗学解释学意义上理解。不仅只应该看到它所包含重视理解和阐释差异和接受者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更应该看到经学文本对人的视野的翳蔽,经学思维对中国古代诗学所拥有的强大惯性和力量。第四章探讨《毛诗》《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论文所说的《毛诗》的《诗经》阐释,是指《毛诗序》、《毛诗故训传》、《郑笺》等所组成的《毛诗》解释系统,而非仅仅指由毛亨所撰的《毛诗故训传》对《诗经》的解释。《毛诗》《诗经》阐释在今文叁家诗衰微后亦独行于世,雄霸《诗》学界近两千年,所以它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意义尤其不能轻视。《毛诗》的《诗经》阐释与今文经学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更自觉地禀承了先秦孔门诗教精神,也更试图接近《诗经》文本和历史的真实。本章第一节探讨了《毛诗》《诗经》阐释的体式与方法。这一体式和方法的基本特色是,以《序》的题旨为引导,以《传》的“诂训体”的文本解读和文字疏通为基础,再补之以郑玄的“笺注”予以深化提高。这一探讨意在说明,《毛诗》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最权威的《诗经》解释系统,它所形成的方法和体列有很大合理性。《毛诗》的解《诗》,较前人来说,它更多表现了对原典和文本的尊重,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的解《诗》信息,在方法上更加谨严周备,所以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道德说教、服务于经学、政治和主观附会的释义系统予以轻易地否定。第二节则讨论《毛诗》《诗经》阐释中的诗学问题。首先是“教化”问题。“教化”是《毛诗》《诗经》阐释中的核心问题。学术界多从政治功利意义上看待《毛诗》中的“教化”问题,而论文却认为更应该从人文和人伦教化的意义来理解《毛诗》的“教化”问题。《毛诗》是从男女夫妇之道出发言教化;是将风俗美善的追求与儒家的政治教化、礼乐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并把统治者也纳入教化的范围,所以《毛诗》所言“教化”,不仅构成一个教化体系,而且表现出广泛的人伦教化精神。其次是“情性”问题。“诗教”因情而生,不脱离情性,这是《诗经》诞生之日起,孔门诗教传统形成以来就固有的主题,《毛诗》也不例外。它虽有教重于乐,将教化过于理性化、政治化之嫌,仍非常重视情性。《毛诗》以“情性”论《诗》,《诗大序》是一个关键,它对《诗》的情感本质和功用的纲领性阐发,说明汉代较之先秦在诗的情感问题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提出“吟咏情性”、“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等诗学命题,将“情”与“志”统一起来,使人们能真正超越先秦“诗言志”认识水准而意识到“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决定意义。而《诗小序》、《毛传》、《郑笺》对《诗经》的情感性解读,深化了人们对《诗》的情感内容和艺术特征的理解。再次是“比兴”问题。论文认为,《毛诗》对“比兴”的阐释,蕴涵着双重意味:一是将“兴”与“比”等同起来,“兴”即是“比”,即是“譬喻”,重“比兴”的美刺讽喻和道德教化功能;二是重“兴”的生命感发,在“比兴”的功能强调中蕴涵着一份人与自然亲心相通的情感。这样的“比兴”观,实际上包含着中国古代诗学中政治与审美的矛盾张力与内在悖反。《毛诗》对“比兴”的阐释,构成中国“比兴”诗学理论的关键一环,对中国诗学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最后讨论“感应”和“以时论《诗》”问题。所谓“感应”,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与自然间的感应,即把宇宙自然看成一个气类感应,可以与人的生命、情感相通的世界;一是指人与社会间的感应,认为在人伦社会领域中,也存在一种感应应合关系。与“感应”相联系的则是“以时论《诗》”。这也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人对自然时令、时序的感应,一是社会中人的时运感喟与忧患。“感应”和“以时论《诗》”问题的讨论说明,《毛诗》《诗经》阐释不仅服务于政治、道德,而且有一种生命的体认和时代忧患与关怀。第五章是探讨辞赋家的《诗经》阐释与诗学观。论文将汉代《诗经》阐释分为经学家和辞赋家两个系统,同时认为,由于经学在汉代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一区分只是一个相对的区分,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广泛的一致,那就是它们都以《诗》为经,以《诗》为谏,把《诗》看成是政治人伦教化的工具。但是,由于辞赋家的《诗经》阐释产生于汉代文士的兴起和文学创作日趋繁荣的背景下,再加上他们独特的生活命运、思想观念和创作经历,又使他们的《诗经》阐释表现出不同于经学家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司马迁的“发愤作《诗》”、班固的“咸非其本义”和“风俗观《诗》”、扬雄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等命题的提出上。论文首先讨论了司马迁的“发愤作《诗》”说,认为它既与先秦至汉《诗经》批评传统相关,又有着新的突破和发展,那就是它明确将《诗》的情感表现定为在“怨愤”上,更加突出文学反映人生的价值,更多关注到个体情感的表达。其次是讨论班固的“咸非其本义”说和“以风俗观《诗》”说,认为前者的意义在于它在《诗经》阐释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的本义问题,从而推动了人们对《诗》的文学和审美特征的认识。而后者的意义则是将《诗》的政治教化与风俗民俗审美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从风俗、民俗角度阐释《诗》的新视角。再次是讨论扬雄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说。认为此说虽然还是在经学语境基础作出的,却充分注意到处于经学传统外的文人身份和写作方式的存在,对中国古代诗歌作者身份和文人身份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是讨论《诗经》阐释与汉赋、楚辞批评的关系,认为汉赋与楚辞的诗学术语和批评规范的建立与《诗经》阐释密切相关,依《诗》论赋,依《诗》论骚是汉赋与楚辞的批评的基本特点,这也有力地说明《诗经》阐释在汉代诗学批评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对后世批评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探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和影响。论文认为,汉代《诗经》阐释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引发了哪些具体的《诗》学命题和观点,而在于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奠定,对中国古代诗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要认识汉代《诗经》阐释的意义和影响,必须超越将《诗经》阐释定位在以审美为本位,强调作纯文学研究的观念和立场,必须超越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诗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并非是那种以审美为本位的文学观念,而是文兼众体,弥纶群言,与中国古代经学、政治、道德有着紧密联系的文学观念。所以,产生于经学背景下,将“经”与“文”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汉代《诗经》阐释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诗学理论的发展生成来说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意义主要并不在于它是从文学自觉和审美的角度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诗学命题和观点,而是在于它适应了中国文化和思维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中国诗学思想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出发,对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文学诗学问题予以合理的解释与说明。这些问题,论文认为集中体现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比兴”阐释方式、“教化”、“情性”、“感应”观念以及“以《诗》为史”的诗学倾向等方面。论文的思考有一个中心,那就是认为,中国诗学传统,特别是在中国诗学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儒家诗学传统的形成,依赖于经典的解释,有着经学的巨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诗学因此就偏离了文学的轨道。中国诗学从汉代起就形成高度重视政治、道德教化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根本排斥和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中国诗学,特别是儒家诗学可以说是在汉代《诗经》阐释所奠定的诗学语境中形成的,是在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所以,在“结语”中,提出如何在经学与文学、教化与审美关系中理解中国古代诗学的问题,并把它看成是正确评价和理解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价值的关键。
杨青芝[6]2015年在《魏晋学风之变与诗经学走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风气发生重大转折、多元展开并进行整合与集成的时期。政治、经学、文学等方面的思想与风气变化,在诗经学领域有集中体现。魏晋诗经学既继承了先秦两汉诗经学的传统思想观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方式与方法。本文以魏晋学风之变为视角,结合政治时局、文化背景及学术自身传统,研究这一时期诗经学在思想观念、主题内容、研究方法或模式等方面的新走向。在思想方面,随着汉末政权的衰弱、瓦解,及士大夫阶层政治话语权被宦官阶层排挤,儒家大一统思想格局逐渐被打破。曹操尚刑名,诸葛亮重法制,矫正了儒家思想过度推崇仁德造成的弊端。曹氏父子重文修儒,使儒学士大夫与文学之士对立的局面逐渐缓和,甚至融合在一起。在魏晋90位诗经学者中,不少兼有文章作者的身份,而有些以文学着名的人士亦有经学着述。晋代儒释道并存于思想界,其影响是玄学家有诗经学着作,在清谈中引用《诗经》;而诗经学也渗入玄学之义。在汉魏晋学风由经学向玄学的转变过程中,64部《诗》学着作或对《诗经》有所评述的学术着述,不仅有政教阐释的角度,也不乏审美鉴赏的角度。一些文学家在其诗赋作品中征引《诗经》时,有利用《诗经》宣扬儒家政教的一面,也有追求诗赋丽雅的一面。经学家和文学家对《诗经》的政教性和审美性都有充分的发扬。文论家已开始从理论上总结文学的审美特性,诗经学和玄学也在经典的阐释中将圣人情感常人化,强调个体。汉末形成了四大经学中心。郑玄《毛诗笺》非凡的影响力,荆州官学的“以简驭繁”、注重理性的新学风,都影响了魏晋《诗经》学的发展走向。王肃对郑玄的驳难,有继承《毛诗》政教的一面,也有偏离政教重人情的一面。王基对王肃的驳难,有维护郑玄的因素在里面,也有自己的理解。晋代留存下来的诗经学资料,主要是孙毓和陈统的着述,二人仍然延续郑王之争。在诗经学领域这种驳难方式几乎贯穿整个魏晋时期,与玄学清谈、佛教辩经中的驳难方式相互呼应,共同标志着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学术方法的进步。孙吴时期,出现第一部专门为《诗经》名物作训诂的着作——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这部着作对《诗经》中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记录,其中少数解释涉及到对诗义的理解。陆《疏》开启了专门对《诗经》名物进行训诂考论的先河,标志着魏晋诗经学由传统的学术训诂传疏走向实地和实物考证,也体现了魏晋时期学术将视野投向自然与社会、讲究实证、以博涉为贵的新风气。综上所述,魏晋学风的变化由政治时局的巨变引发,受学术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了传统。魏晋诗经学出现了重视审美、重视文学、重视多方面文化思想内容和多方面知识、重视实证的新走向。
樊东[7]2016年在《《韩诗外传》着述体例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韩婴是汉代初年传授《诗经》的学者之一,被奉为韩诗学派的创始人。并着有《韩诗内传》(已亡佚)和《韩诗外传》。由于今文叁家《诗经》流派中的其他各派着述相继亡佚,唯一流传下来的《韩诗外传》在一定意义上显得弥足珍贵。但是学界对其看法仍旧有很多争议,诸如性质问题,着述类型问题,文本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都牵涉到《韩诗外传》的着述体例问题。因此,开展《韩诗外传》着述体例研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途径。第一章的研究中,首先,简要梳理史料中关于韩婴的一些记载,包括韩婴生平事迹问题,尤其是关于韩婴的着作及其学术渊源问题。结合对学术史的分析,我们认为现有的史料至多只能说明韩婴着有《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至于《韩故》和《韩说》是否为韩婴所作,尚存疑问,不可妄断。而关于韩婴的学术渊源问题,我们认为他和荀子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其《诗经》学的来源也难以判定。其次,清代以来的学者在利用类书、互见文献校勘整理《韩诗外传》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利用互见文献校勘《韩诗外传》的问题颇多,说明了以往学者对于《韩诗外传》与这些文献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楚。最后,我们将《韩诗外传》与同时期的其他“传”体类文献进行对比,指出《韩诗外传》这种“外传”体类着述与《韩诗内传》及《毛诗故训传》这样的“内传”体类着述存在体例上和本质上的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与《诗》之间的关系是不固定的,游离的,是借助《诗》来说理的;而后者是紧密围绕《诗经》作“传”的,“传文”与《诗》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第二章的研究中,首先,《韩诗外传》的分卷不存在“以类编排”,同一卷内的每一章内容在主题上并不一致,这不同于其他诸子着作。《韩诗外传》在流传过程中由原来的六卷变为十卷,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学界有争议。我们结合前面关于内、外“传”体例上的研究,反驳了“合编”说和“仿补”说。今本《韩诗外传》内部的章节之间在体例上没有本质差异,应当还是原六卷本《韩诗外传》,其卷数变化的原因是在隋代以前“析分”造成的,并非是与原四卷本《韩诗内传》合编所造成的。其次,《韩诗外传》章节编排顺序大部分是按结尾引《诗》在今本《诗经》中的排列顺序来编次的,这一点是目前的共识。但这种编排体例是否是《韩诗外传》的原貌,还难以确定,更不能将这种编排体例视为《韩诗外传》解《诗》的证据。第叁,《韩诗外传》以及早期引《诗》类文献,其说理方式是通过将史与《诗》、旧说与《诗》相结合来完成的,这是它和早期诸子着作中单纯性说理的不同之处。韩婴的思想一方面继承早期儒家各派思想,其主体思想是儒家的,但又吸收了道家、法家等其他诸子思想。第叁章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探讨《韩诗外传》的引《诗》问题。早期涉及《诗经》的文献素材很多,通过对这些素材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其中蕴含着两个传统:一是解《诗》传统,一是用《诗》传统。这两个传统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具有不同的特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韩诗外传》属于用《诗》传统下的产物。具体到《韩诗外传》引《诗》问题,早期涉及引《诗》的这一类型的文献很多,其体例是可以总结出来的,而《韩诗外传》是由引《诗》类文献素材聚合而成的,其体例特征和同类文献必然是相同的。我们认为《韩诗外传》与早期文献引《诗》在体例和特征上没有实质性差异;《韩诗外传》中的引《诗》体例反映了韩婴作此书的目的是借助《诗》的经典地位来为自己的说理提供支持。第四章的研究中,关于《韩诗外传》与其他文献之间的互见问题,通过将它与《荀子》、《说苑》、《新序》分类对比,我们认为《韩诗外传》与这些文献之间的关系是具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不同的章节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特征,探讨二者之间关系时,需要深入到具体的章节中。基于此,我们还发现《韩诗外传》在文本特征上偏离原貌较大,呈现出“二手文献”的特征,而《荀子》、《说苑》与《新序》则基本保持了原貌。《韩诗外传》的成书是韩婴在取材并改造早期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改造不仅包括对文本内容上的改造,也包括是否保留或替换原文献素材中的《诗》句,而这些改造正是为了说理服务的。我们最后指出《韩诗外传》与这些典籍之间的互见并不能用来为《诗经》学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提供证据;《韩诗外传》虽然与这些文献之间的文本关系较近,但并不能说明韩婴《诗经》学或者说韩诗学派与荀子或刘向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也不能说明韩婴与荀子之间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
邵杰[8]2010年在《汉代《诗经》研究述论》文中提出《诗经》研究史的核心观照不应该仅仅是根据专门的《诗经》论着来论断所谓的派别是非。可以断言,很多当时的研究成果并未完全形成专门的论着,而文献存留的有限程度也使得这种通常的出发点适用程度不足。至于分出的派别、形成的门户,只是研究中极少数的人为设置,无法以此为依归来建构整个的研究体系。具体到汉代的《诗经》研究,四家《诗》在当时当然是显明可知的研究派别,但汉代的《诗经》研究不可能仅是几家几派的专利,更多的研究状况也应该被察觉和感知,尽管以现存的文献去具体描述还有着很大的困难。《诗经》研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诗经》意义的认定,而对于其意义的认定往往需要联系广泛的背景条件才有可能使之得到大致的呈现。但这样的背景条件与《诗经》研究史的建构并非完全能够形成专属的对应,这就促使我们寻求一种新的预设来建构《诗经》研究史。显而易见,《诗》在现代标点符号产生以前,并非总是确指所谓的“诗叁百”。在没有现代标点的古代,文献中的“诗”具有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文献中的“诗”有些时候可以确定是“诗叁百”,但很多时候并不能确定;二、文献中即便可以确定是“诗叁百”或者说是《诗》的地方,研究者的理解在逻辑上也无法排除“诗”的多向意指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建构《诗经》研究史必须考虑将视野扩展到全体文献去考察“诗”的状况。以此入手,《诗经》研究史当中的许多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可以作为《诗经》研究史的预设,并被称为“诗”的名实演进。对于汉代《诗经》研究而言,除了“诗”与“诗叁百”之间具有的名实对应,尚有“诗”与歌、歌诗、歌谣及文人所作的徒诗之间的名实对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赋虽不具“诗”名,但汉人对其认定完全以《诗》为依归,那么,考察赋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反映出时人对于《诗》的理解与认定。本文首章即着眼于此,重点考察汉代《诗经》研究的预设。“诗”与歌、歌诗等之间的名实对应实际上是汉人以《诗》的原初状态,即“诗”与《诗》尚对应时的状态来言说汉代的“诗”的结果。这样的处境使得汉代的“诗”虽然在本质上趋向于纯文辞的制作,却又无法完全脱离音乐而言说。而《诗》入汉之后音乐系统的亡失则使得创作者得到凸显,而《诗》在汉代的文本形态也使得《诗》义开始逐渐延展。《汉书·艺文志》中“诗赋”别为一略,则标示着《诗》义在更大的范围上的演变。第二章主要考察汉代的《诗经》编纂研究。在汉代“诗”与“诗叁百”之间的严格名实对应逐渐破裂的情形下,“采诗”说就意味着汉人观念中先秦采得之“诗”在数量上是远远超出“诗叁百”的。如此,“孔子删诗”说才有着首要的合理性。所谓的“逸诗”和“六笙诗”都不过是在强化着这种合理性。以此来考察汉人对于《诗经》体制编排的言说,则会发现“诗叁百”入汉之后已非孔子之旧,那么,《诗》义在汉代也就必然发生新的变化。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对西汉和东汉的《诗经》研究予以考察。《诗》学分家是西汉《诗经》研究的重要现象,但《诗》的研习者甚众且并非皆可名家,说明成家需要许多外部机缘,非单一的学术自为。而四家之下“别自名家”的现象则标示着《诗》说的必然演变和《诗》义的增衍。赋与歌诗的复杂态势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包括“诗叁百”在内的“诗”的意义指向显得错综与纷纶。那么,“诗本义”的提出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西汉不断出现的古文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官学的缺失,那么,未立于学官的《毛诗》就会与叁家《诗》之间形成隐隐的对峙。光武中兴之后,今古学的争端相当明显,而且前期主要是关乎空间分布状态,即是否立于学官。《毛诗》当时在古学之列,在今古学之争的背景上显然与叁家《诗》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对立。但今古学之争只是一定背景和条件下的争端和对立,并不能涵盖汉代经学的全部。对于四家《诗》而言,毛《诗》与叁家《诗》之间有着一定的对立,但四家之间也有着共通之处,比如对于“孔子删诗”的认同。要真正考察东汉的《诗经》研究,仅执着于今古之分显然远非全面。东汉谶纬之盛使得整个学术的品格有了转变,立于学官者尤甚。《诗经》研究自然无法例外。但此时《诗》外之“诗”的发展则呈现出与此态势相异的若干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时人对于《诗》的认定出现一定的混乱。郑玄选择《毛诗》进行笺注,说明今古之分已经转向学术统系的序列。郑注的实绩也使得《诗》义形成聚拢之势并拥有了一以贯之的指向。正是在此意义上,郑注受到普遍的欢迎,《毛诗》因此而大显。一个新的《诗》学时代即将来临。
葛立斌[9]2013年在《战国《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战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为理论基础,以传统文献与新出土文献的双重结合为史料依据,在战国历史变迁、儒学变迁的大背景下,从《诗》在战国的地位、战国《诗》学的地域特征、战国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以及与战国《诗》学传承的某些相关问题等多角度对战国《诗》学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本章以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主要从叁个方面分析了《诗》在战国的政治与学术地位：即战国各侯国统治阶层用《诗》、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态度以及儒学分化下的《诗》学发展。在战国时期,《诗》遭遇了诸侯黜《诗》、非儒家学派质疑、批判乃至否定《诗》、儒学分化而导致的《诗》学分流的复杂情状。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切并未使《诗》学研究走入低谷,儒学的分化复杂了《诗》的存在状态,却也同样丰富了《诗》的内涵。正因如此,战国出现了如曾子、子思、孟子、荀子以及诸多已无法确考的《诗》学传承者和研究者,使得战国《诗》学出现了以“性情论”为主的内化研究理路和以“政教论”为主的外化探求,出现了《孔子诗论》这样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诗》学专着。《诗》在战国,仍然具有长足性的发展,在中国儒学史和《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二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战国《诗》学的分布传播与地域特色。战国时期,儒学分布与传播的核心地域为鲁、齐、魏、楚四地。在传统礼乐文化的影响下,鲁地儒学和《诗》学出现了以“孝”、“五行“、“人性”、“性情”、“仁政”论《诗》的内化性发展；在“兼容并蓄”的风气下,齐地儒学和《诗》学出现了与“百家之学”互融、渗透与创新的态势；在“法制”、“古学”相融之风的浸染下,以魏为核心的叁晋《诗》学出现了以史释《诗》、《诗》学融“法”的趋势；在重“情”尚“美”的文化气息下,楚地《诗》学出现了重抒情、重个体、重审美的思想倾向。战国儒学与《诗》学突出的地域色彩是中国《诗》学史上的独特景象。第叁章：儒学分化带来了《诗》学的分流,这使得儒学各派对《诗》义有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战国《诗》学出现了以“性情论”为主的“内化性”发展和以“政教论”为主的“外化性”探求。前者以子思学派、《孔子诗论》为主要代表,他们高举“性”、“情”,从儒学与《诗》学的“内化”角度探讨《诗》在国家、社会、政治中的重要意义。后者以曾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他们以“政教”为标的,凸显《诗》中的“孝治”、“仁治”与“礼治”思想,从“外化”角度寻求《诗》的政治内涵。战国儒家各派对《诗》学主旨、《诗》学研究理论、《诗》学阐释原则、《诗》所体现的人格精神,乃至对个体《诗》篇的解读,都有不同的倾向与体现。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战国《诗》学传承的叁个个案问题。一、以出土文献为基础探讨战国的《诗》本流传；二、对动态结集下的《孝经》进行《诗》学思想的考察；叁、讨论“焚书”对《诗》学产生的深刻影响。本章力图让读者对战国《诗》学的某些问题有一些具体的认识。
金前文[10]2006年在《汉赋与汉代《诗经》学》文中认为本文以汉赋与汉代《诗经》学的关系为切入点,深入考察了汉代《诗经》学的内容、形式,两汉赋家赋作及其《诗经》学渊源,在此基础上,对汉赋与汉代《诗经》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汉代《诗经》学是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兴起的背景主要有叁:一是《诗经》“经”化在先汉的完成,这是汉代《诗经》学兴起的思想背景;而是先汉儒家在解《诗》传《诗》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在注经传经过程中使用和发明了一系列的注经体式,这是汉代《诗经》学兴起的学术背景;叁是《诗经》在秦汉之际的广泛流传,这是汉代《诗经》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汉代《诗经》学的兴起是以鲁齐韩毛四家诗的出现为标志的。四家诗出现的确切时间现在已不可考,但大致应该是在武帝之前不晚于文景之时。汉代《诗经》学的兴起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治《诗》的学者专门化;二是四家诗的师承渊源相同;叁是四家诗存在着不同的流传地域;四是四家说《诗》要旨和方法相同。从武帝开始,四家诗特别是齐鲁韩叁家又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这个发展是不均衡的,齐鲁韩叁家长期立于官学,毛诗则长期沦为私学,四家自成传授体系,各守师法家法以教。直到郑玄叁家笺毛,才混合四家。在这种背景下,汉代《诗经》学逐渐走向了“中衰”。汉以后,齐鲁二家《诗》先后亡佚,韩诗仅存《外传》。从宋王应麟撰《诗考》开始,明清特别是清代学者如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对叁家诗材料作了大量的辑考,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明显的疏漏之处。本文在重新检讨清人(以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为中心)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四家诗的《诗》学内容及说《诗》传《诗》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从四家学者论《诗》材料看,汉代《诗经》学对《诗经》的阐发主要是围绕儒家礼治思想进行的。儒家以礼为治,是通过构建夫妇、父子、君臣等不同的等级伦常关系来实现的。四家解《诗》时,对儒家构建的这些特别是夫妇、父子、君臣伦常都进行了具体的阐发。在夫妇之伦中,四家诗着重阐发了为妇之道,指出,女子要坚守礼法,作事以礼。在父子之伦中,四家诗着重阐发了为子之道,指出,子要以孝事亲,要“尊亲”、“弗辱”,不“灭世断宗”。在君臣之伦中,四家诗认为,君要有“德”有“威”。有“德”,就是要有“仁”,要能行孝道、行仁政。“威”,就是“可畏惧”。君之“威”离不开“德”,但主要要靠礼制来维护。君的举止进退施用都有具体的礼仪规定。至于臣道,四家诗认为,臣要“忠”。“忠”就是勤于王事,诚尽职任,还要能“彰主”“谏君”,并提倡对人君实行“讽谏”。在这些伦常中,夫妇、父子属于家族伦常,君臣属于政治伦常。四家诗从“为政”的需要出发,着重阐发了君臣伦常。儒家礼治离不开乐,四家诗对乐的功用等内容也作了讨论。在说《诗》、传《诗》过程中,四家诗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用史、用谶纬、用杂说说《诗》,并在说《诗》传《诗》中坚守师法家法。当然,四家用史、谶纬、杂说时还是各有侧重,毛诗侧重于史,齐诗侧重于史、谶纬,韩鲁侧重于史、杂说。汉代《诗经》学的这些思想内容和形式特点,对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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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赋与汉代《诗经》学[D]. 金前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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