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价值 在第四届华商大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华商论文,大会上论文,第四届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九七年八月廿六日
主席，各位嘉宾：
今天我很高兴能参加本届大会，并感谢大会主席给我这个发言机会。我们两年前在泰国相会，今日旧友重逢，又适值香港初回祖国怀抱，我感到特别高兴。
香港回归祖国，国家洗雪百年屈辱，是世界华人值得高兴的世纪性大事。我作为世居香港的一分子，耳闻目睹香港近百年的沧桑变幻，亲身经历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到了今天，最可喜的是香港带着骄人的成就平稳地回归祖国。这个成就体现在香港开放的社会、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之中；体现在香港对促进内地改革开放所起的作用上；体现在香港在东亚及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的独特角色里；现在，又体现在一国两制这一杰出意念的实施中。后者必将对人类的政治智慧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想，这就是香港的价值。在这里，请容许我讲讲个人的看法。
世界级的商贸海港
香港被帝国主义霸占了一百多年，不管当年的侵略者抱着什么目的，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出人意料。由于天时、地利、人缘种种因素的作用，现在香港成了世界金融、商贸、交通、旅游、咨询、东西文化和知识交往的中心；成了科学与人文学者荟萃之地；成了商贾云集的万国市场。今天的香港，人口占世界总数只有约千份之一，面积不及十四万八千九百分之一，每年外贸额却超过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一，达两万多亿港币，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的两倍多。
1975—1995的20年间，香港的有形贸易增长了44倍，达28,352亿港元，到1996年底达29,340亿港元。1996年底，香港有182家持牌银行开业，其中外资银行设有157间代表办事处（包括世界前100家大银行中的80间），每年对外贷款三万七千多亿港元，业务联系达180多个国家与地区，成了五大洲的聚宝盆，有2,307间海外公司在香港设立了亚太区总部或分区办事处，以统筹区内的商业活动；香港联交所去年成交额超过20,000亿港元，股票市值于1996年底约34,760亿港元，是世界第八大股票市场，在亚洲排名第二；有50多个国家的300多家船舶公司的总部或分部，以及66间航空公司设在香港。这里每五分钟一班飞机；13分钟一艘远洋货轮出入港口，并与世界逾100个城市直接联系。1996年，到香港的游客达1,170万人次，收入达870亿港元，超过同期中国内地从海外游客中获得的收入（102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香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背景、习惯、游戏规则及运作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它有华人传统的文化道德规范，又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
香港市民在平等的条件下，能够也敢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吸纳世界上一切可以为其所用的先进文明，以最高效率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评选世界最富竞争力的经济体系，香港得第二位；加拿大的Fraser Institue最近把香港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美国传统基金(Heritage Foundation)更连续三年评香港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自由是什么意思？我想，自由就是活跃的生命力，使人可以放眼世界，见多识广，心胸广阔，容纳中西之长；大家可以在一个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下，敢于拼搏，敢于突破，将每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改善自己的生活，发展社会财富，创造进步和文明。这就是香港的价值，是香港贡献给全人类的最宝贵的东西之一。
香港对内地有巨大的价值
香港的发展主要是靠港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背靠祖国，有广阔的内陆市场，有十二亿人民和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内地不仅成为香港最大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市场，而且成为长期提供价格相宜的生活日用品与生产资源的基地。我们深知内地对香港有莫大的支持，但香港对内地同样有巨大的价值。
鸦片战争之后香港便长期成了中国人瞭望世界的主要窗口；成了大陆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成了国际社会进入大陆的主要桥梁。近、现代中国的新人物、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有许多都跟香港有关。康有为22岁游香港时大发感慨：“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中国一代思想家的眼界许多是在香港打开的。香港一间皇仁中学，就走出了大革命家孙中山和民初总理唐绍仪、财长陈锦涛、外长伍庭芳等人物，还有王韬、唐廷枢等著名人物；他们都是在香港受教育后回国产生影响的。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有八次起义就在香港酝酿。孙中山毕业于香港大学前身的香港西医书院。1923年他在港大的一次演说中说：“香山，香港相距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仍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起源。事实上香港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可以说是第一位发现香港这一价值的人。这个窗口同时也有另一个负面的影响，使人误以为欧、美是世界上最进步、最完美、道德最高尚的地方，那里没有血腥暴力，人人过着平等、幸福的生活，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西方极乐世界。
香港一度曾被某些人称为文化沙漠，这讲法很容易造成误解。香港1853年出版《遐迩贯珍》，1858年出版《中外新报》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版的中文报刊。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和现代文化界许多精英，都曾在香港推进过文化工作。北京大学的创始人蔡元培晚年赴港，他在港辞世时，全港下半旗致哀；鲁迅先生在香港曾发表两次演说，当时大雨倾盆，却座无虚席；教育学家陶行知，史学巨匠陈寅恪，大文豪郭沫若、茅盾、夏衍，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和眼下仍健在的李门，音乐家马思聪、李凌、赵沨等都在香港工作过；胡适、许地山、马、钱穆、陈君葆、徐复观等诸位先生都积极推动过香港的教育工作。
六、七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化更有长足的发展。亚洲排名十大的名牌大学，香港占了三间；曾获得世界最高青年数学贡献大奖——费尔滋奖的数学家邱成桐，就是从中文大学出来的；香港作家金庸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华人文学家之一。香港最大的文化成就，可能是在东西文化不断撞击交汇和融合中产生的世俗文化方面。现在香港有58份报纸、625种刊物、200多家出版社和非常活跃的广播与电视节目。香港是世界上出版报纸最多的地方，每千人有300多份，为世界平均数的三倍，早就有“百报城”的美誉。香港的粤剧，半个多世纪前就引入小提琴、色士风等西洋乐器伴奏，连佛颂“南无阿弥陀佛”也用西曲“祝你生日快乐”谱曲教善众齐唱。名伶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新马仔、任剑辉、芳艳芬、白雪仙等都形成了独特的唱腔，红极一时，至今还脍炙人口。香港乐坛的俊彦顾嘉辉、许冠杰、罗文、黄霑等，也谱写了许多有地方特点和市民喜爱的歌曲。世俗文化虽然有时表现得有点浅薄、势利、庸俗的味道，但更多的是表现积极、乐观、融通、进取的务实精神，反映了海外华人从底层奋斗，终于获成功的过程。这种文化，自1978年以来，已明显地对内地产生巨大的影响。香港文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每种文化都要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吐故纳新才有生命力。世界各民族都有美好的传统，“有容乃大”，中华文化也必需吸收融汇人家的好东西才能不断发展。我们知道，世俗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由此也可以说，从康有为、孙中山到今天，一百多年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香港作为提供一连串启蒙作用的地方，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在内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香港对内地的巨大价值，表现得更清楚。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过渡，是本世纪下半叶的大事，对12亿中国人民和全球社会是重要的篇章。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法制的健全也有待实践的积累，市场经济大门还只是打开一条小缝。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带头进入内地，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成型的，就是香港商人。据统计，在1994年，香港商人在内地投资的企业达五万多家，从业人员500多万人年（接近1995年香港制造业人员总数39.8万的13倍！）；截至1996年底统计，香港与中国内地间的有形贸易总值达10,498亿港元，香港到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总额已达786亿美元，占中国内地全部外来直接投资的58%。香港还成为中国内地筹集国际资本的重要基地，截至1997年6月底，在香港的红筹股和H股上市公司约有80家，市值总计达四千多亿港元，约占港股总市值的13%，截至1996年底，在香港的中国内地企业数目约为1,818家，在香港直接投资累计已超过425亿美元。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已到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地步。现在香港商人的投资范围，更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内陆，包括大西北地区。随着香港的资金设备一起进入内地的，是香港的管理、技术、讯息和海外市场，香港早已成为对内地经济影响最大的地方。
香港是全球资金在亚太的集散地，是内外资金在市场上交流的理想据点。香港大部分银行都设有中国业务部。广东引进的外资80%来自香港，中国外资商业贷款60%以上在香港筹集，香港成了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最大的融资基地。香港极其活跃的证券市场，已为内地国营企业筹集了数以百亿港元计的资金。
如果考虑到各种投资跳板，资金停留、运转和转汇，两地旅客往来，人员交流和培训，信息传送等方面，香港对内地的价值更难计算。例如，仅广东一地，香港每年就有6万多熟知市场经济运作的经理级人员在各企业里工作。五十年代曾任苏联援华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1984年访问深圳时，对香港的价值颇有了解。因此，他十分感慨地说：“可惜苏联没有香港。”香港区区弹丸之地，而且除山头外，只有14%的盐碱滩地，竟能融汇中西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到如此水平，的确值得重视和研究。
海外华商对香港有巨大贡献
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民族，由黄河长江走向全中国，而主要的方向是向南移动。从18世纪起，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更开始大批离乡别井，飘洋过海，走向世界。重要的是，他们每到一地，都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现在海外华人有3,000多万，其中近2,000万分布在东南亚，在香港取得令人欣羡的发展过程中，海外华商同样起了重大作用。香港早期的历史，同时是海外华工的第一页血泪史，又是海外华商的第一页奋斗史。
英国人侵占香港后，初期没有什么发展，不到十年便感到山穷水尽。1850年，香港只有二万人，当时31位英商联名向港督写报告说：“香港已无商可营”，准备弃城而去。
历史有时十分奇特。首先出来“挽救”英商的，竟是苦难的华工。同在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战火迅速向北推进，百姓大批南移，有一部分到了香港。香港的英国人贩便趁机发展血腥的苦力贸易。在19世纪下半叶的50年间，内地先后有205万华工出国，参加南洋和南北美洲痛苦的开发工作，其中绝大部分是经香港出去的。苦力贸易又带起了航运，客栈和饮食业，英商因苦力贸易发的不义之财，实不下于贩卖鸦片。但不管如何，海外华工与海外华商的历史就在香港开始了。
华商影响香港，进而影响内地的一个重要组织就是商会。中国最早的商会是作为与东南亚交往的组织，就是首先在香港出现的。1868年，潮商高满华和粤商招雨田在香港成立了“南北行公所”，“南北行”三字，顾名思义，经营业务，其始是指转运国内大江以南，及华北两线货物，及后远至欧陆、美洲、南北半球等地。主要宗旨是“策同业福利，谋市面繁荣”。高满华早年到泰国当苦力，1856年前后到香港，是最早到香港发展的海外华商之一。1896年香港更成立全港华商组织“中华会馆”，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前身，由冯华川、古辉山、卢冠庭、何亚美与何启等负责，提出“保护商利，搜集商情，排难解纷，增进公益”。当时香港的华商约6,000人。中华会馆实际上同时是一个为香港人争取自身政治、经济权益的有效组织。港英政府在1842年成立时，第一件事就是颁令对华人实行宵禁。港人经过50多年的斗争，直到1897年6月才迫使港府取消此禁令。这一成功，跟一年前成立的中华会馆的组织领导工作有极大关系。
受香港商会的影响，借清廷实行新政之机，天津在1904年，北京在1906年，都出现了商会组织。这时，香港的南北行已成立三十多年了。各地商会均以振兴工商，推进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为基本使命。商会是现代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并使加入商会的商人互相联系的组织，改变了封建社会那种互不往来的旧习，因而是作为中国早期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新鲜事物。
海外华商所作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孙中山提倡革命，香港不仅成为重要的策划基地，而且更是资金、武器和各种物资的筹集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也异常活跃。此后，香港发展的每一步，包括国际航运、贸易、金融、旅游、信息、中西交往等中心地位的确立，都离不开海外华商积极参与，香港对内地、对亚太、对全球的价值，离不开海外华商的杰出贡献。今天，当香港成为全球网络上一颗闪光的明珠时，如果没有海外华商的参与，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尤其是经过近200年的生聚教训，华资已成大器。据1996年的统计，首500家华资上市公司的市值总额达5,600亿元（包括台湾），比上一年增长逾三成。比较前两年美国有关机构对于海外华资的估计，目前的资产总额约在二万六千到三万亿美元之间，而且约70%集中在东南亚一带。可以预料，在未来十多年里，华资在亚洲这个大市场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市场上也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一国两制，体现香港的新价值
香港大学在1910年动工兴建时，港督卢押把办学的宗旨说得很明确：“培养帝国所需人才，维持帝国在远东的声誉，传播西方文化。”他的说话表达了英廷的愿望，就是要把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永远保持下去。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使中国人走上爱国、革命和进步的道路。今天，中国终于收回香港了。
邓小平先生讲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他并且要求把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思想。
香港被英国人霸占了一百多年，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一国两制是最英明的决策，是从历史出发，尊重现实，坚持原则，灵活变通，使两国三方都能接受的唯一方案。这一方案不仅可以使香港平稳过渡，也可以使中英关系迈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所以连英国前外交大臣贺维也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振奋人心的概念。”
我们都目睹过香港平稳过渡的全部过程。对比以往殖民政府从霸占的地方撤退的情形，香港实现平稳过渡，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和平都是历史性的贡献。香港主权回归能够实现平稳过渡，说明世界的确进步了，殖民主义已经不得人心，强权政治已经没落。当然，最主要是时代变了，中国已经不是任人鱼肉的旧中国，已经不是被帝国主义列强凭几只炮舰就可以横行霸道，把种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头上的旧中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有能力要求别人以平等待我。
一国两制的实施更是人类历史的创举，这会使香港在中国和世界市场上，在融汇中西，贯通内外方面，发挥更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是香港给世界政治文化的新贡献，再次体现了香港的新价值。中国政府一再明确宣示，要贯彻一国两制，尊重基本法，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不仅对香港，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要走上现代独立、自主道路的落后地区同样有意义。中国领导人保证对董建华先生的支持，特区政府基本保留了前港府的架构和公务人员制度，也基本保留了原来习惯的规则和运作模式；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各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委办，不得干预香港特区的行政；在港的中资机构也不能有任何特权……，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坚定地实现一国两制。这是深得民心的政策。全港市民、中国人民、全球华人都希望香港能保持繁荣稳定，不断发展。一国两制是社会发展的崭新概念，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的事物在实践中，没有先例可循，是不可能没有困难和问题，而香港市民一定会同心同德建设香港，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使这个东方之珠更美丽、更璀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香港特区政府领导层凸显中华儿女本色，有强烈的责任感，不怕强暴、不怕压力，面对横逆而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明天，他们的努力和建树，已经得到广大市民的认同和支持。事实上，香港回归后近两个月来，社会稳定、经济稳定、人心稳定、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投资者对平稳过渡具有极大信心。
当然，会有人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回想一下他们的观点和行为是很有意思的。港英政府在撤离香港之前作了一系列部署，利用他们手中的工具不断制造怀疑、纷争和对抗，并误导市民和国际舆论。1994年，美国著名的《财富》杂志把香港评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商业城市。第二年，同一杂志却发表耸人听闻的文章说：“香港死了”。一位外国女作家新井一二三说得更露骨，她表示为了要亲眼看香港主权移交而在香港长期居住，她想到的是香港在回归时一片混乱，到处抢劫、杀人，是血与火的惨局。她说自己和一些外国人预想九七的香港“是跟上海陷落一般凄美的悲剧，期待的是壮丽的破坏，我们是来看强奸的！”她的说话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仍像100年前那样落后、愚昧。他们错了！虽然仍有几个人不甘心平稳过渡，他们要制造纷争，要“唱衰”香港，搞什么“国殇之柱”，要污辱回归的喜庆日子，甚至要求外国政府“监督”特区政府。但谁都知道，一部香港史，同时是中国的百年苦难史；是中国的百年耻辱史，国殇之柱应该铭刻着侵略者血洗中华大地的史实。现在香港回归祖国了，如何还能容许外国政治势力指手划脚？如果在加拿大有人要求外国政治势力干预温哥华的管治，大家一样会认为这是荒唐的、无理的，也是不能容忍的行为。香港之能够成为东方之珠，是中国人民近世纪奋斗牺牲、努力耕耘结出来的果实。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中，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这一问题上，不知道翻了多少个筋斗，流了多少血！民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少数人的要求必须与广大市民的利益作通盘考虑，香港是我家，我们大家都是坐同一条船的，必须同舟共济，这样对香港的安定繁荣才会有利。
中国政府已不是满清时代的病夫政府，法理、正义和力量都在中国人手里，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大局。那些期待看到香港陷于混乱、崩溃的人，除了失望还会有什么？今天，我和海内外华人及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一样，即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一定会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有能力正确处理和办好各项工作，一定能发展香港的稳定繁荣，我确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