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被遗忘的时间形式仍在召唤我们——以“第三代诗人”赵野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一种论文,为例论文,被遗忘论文,诗人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作为土地的基本元素和构成单位，泥土遍布大地，支撑着尘世间所有苦难的生灵，大千世界因它的仁慈和慷慨而绚烂多姿。泥土意味着生育，它是大地子宫的卵细胞，直接呈现在土地之表，以便于受孕。虽然泥土未能给中国古人孕育出似乎更为管用的一神教，以收纳无数孤苦无告的痛苦灵魂①，但它生育了众多灾难迭出、含辛茹苦、在土中刨食的中国人，以及跟他们的身份相匹配的动作／行为；尽管泥土不能生育时间——它归根到底只是时间的产物——但它能够生育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对时间的理解，这种特殊的理解刚好从一个隐秘的角度，修复了一神教的缺失对灵魂产生的可能性伤害。“时间是我们的生命，却是一些看不见的生长和死亡，看不见的敞开和关闭，看不见的擦肩而过和蓦然回首，除了在现场留下一些黑乎乎的枯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② 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种依照季节转换而来的农耕模式，却是泥土馈赠给中国古人的永恒的时间形式——不断循环、不断向起点回归的时间形式，一种农业性的、带着泥腥味的时间形式。毫无疑问，起点意味着源头，意味着种子；向起点回归，就是向源头返进，向种子的方向回返。这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有能力提醒所有的中国古人：在那个神秘的起点处，埋藏着一个质地优异的黄金时代，埋藏着永远不会消逝的美好事物，并且是世间所有美好事物的集合。
无论是在最为隐蔽的意义上还是在最为彰显的角度上，诗歌最重要的主题都应该非时间莫属，其他一切主题——比如死亡、爱情等等——都是时间主题的派生物，就像加谬（Albert Camus）一本正经地说，只有自杀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哲学问题。因为时间，只有时间，才是人类最难以战胜和克服的终极敌手。尽管时间始终在敦促万物生长，但它也在不断催促万物的消逝。这样的说法也许对时间并不公正，因为相对于时间，我们并不拥有公正的能力。在它的场域中生长，在它的场域中消逝，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但诗歌有能力化解我们对时间的抱怨，也能让时间理解到：我们对它的不公心态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同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一样，诗歌也是人类追寻消逝之物的工具，是收集消逝之物的器皿，而一切消逝了的，才是我们最不愿意放手的美好事物——这不仅仅是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心理事实。美好的事物之所以会消逝，端在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端在于我们面对时间油然而生的巨大的无力感；而在时间的怂恿下，一切事物都倾向于消逝殆尽。这就是寄放在人类骨质深处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宿命：我们想要的早已被时光没收，我们不想要的却始终在胁持我们。因此，作为一种昂贵的人造物，“所有的诗篇都必须是关于消逝之物的，所有伟大的诗篇都是对消逝之物的悲壮寻找”。③ 诗歌之所以被人类器重，仰仗的就是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尽管这个功能是人类有意识地赋予给它的，但它确实既能缓解我们对时间的抱怨，也为我们的抱怨收获了难得的合理性。时间因此有义务原谅我们对它的不公正，宽恕我们的忘恩负义。
同古典中国固有的时间形式相比，今天的时间流逝得实在是太快了，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物理时间和我们对它的心理承受能力，但现代人还在变本加厉地追逐速度，为时间的加速流逝鼓掌、喝彩和叫好，希图从时间更快地流逝中敲诈出更多的利润和利益。面对这种典型的、强行挤压时间按钮的现代疾病，诗歌对消逝之物的挽留、对时间的呵斥就显得尤为急迫。但挽留消逝之物并不是让时间坐在椅子上或蹲在地上静止不动，以让它的翅膀停息下来；所谓挽留，不过是动用回忆唤醒消逝已久的美好事物。它们全被囚禁在记忆的闸门之内。唤醒它们就是解放它们，这显然是一种善意的举止，但它也趁机安慰了我们：“如今它们都消逝了，那些／我们以为不会降落到自己身上的日子已经来临”（They are all gone now,the days/We thought would not come for us are here）④。而唤醒过去的最极端、最终极的目标，不是让今天重返祖先的居住地，重返被祖先不断肯定却消逝于时间之冥河的美好之物，而是要让过于快速的今天回返祖先曾经器重的时间形式——一种源自于泥土的时间形式，以便让它拯救今天过于变态的时间的流逝，进而让祖先朴素的情致、祖传的风度和古旧的氛围以细节为方式，溶解在今天的生活之中，在分子的水平上重新整合我们的生活。尽管这一切只能发生在想象领域，但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无论现代汉语诗歌的体式、腰围和相貌在未来的岁月里怎样千变万化，它最重要的任务在理论上应该永远不会发生任何偏移：按其本意，诗歌总是倾向于“改变工程，但不更动计划”。
伴随着一维的、线性的现代性时间形式而来的，是进步和发展的神话⑤。它有能力诱惑越来越多的人集合在它的麾下，因为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矢志不渝地向我们许诺：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一定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同祖先们信奉的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截然相反，未来代替过去，成为我们获取生活意义的最重要的保证与理由。它是我们生活意义的集散地和发源地。在现实生活中，向祖先的方向回归、对消逝之物的唤醒、朝美好事物的稠密地带返进，有充足的理由被认为是绝对荒谬的事情：在“未来神话”的逼视下，泥土终不免暴露出它腐朽和自我污染的特性。顺应着寄居于现代性时间形式内部的逻辑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的本意并没有得到善待，就像在“破四旧”运动中所有古旧的事物没有得到善待一样；在“崽卖爷田不心疼”的众多诗人那里，诗歌的本意被故意扭曲了，以介入现实、书写当下、反刍日常生活为借口，诗歌充当着欢呼时间不断向前滚动之集团军的孱弱组成部分。在对诗歌之本意一无所知的“便条集”诗人、拉罐诗人和卫生巾诗人的眼中，唯有成为集团军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最孱弱的一部分——汉语诗歌才可能得到人民的重视，语言性的诗歌和诗人才有可能从绝对的边缘之地，走向万众瞩目的、视觉性的电视和广场。这样的异想天开注定要自取其辱，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必要提及的众多诗歌丑闻，绝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性时间形式劫持了所有人和所有行当拼命奔向未来的情况下，诗歌和其他艺术一道，更应该遵从自己的本意，说服驱使它的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向种子的方向大幅度返进，在美好事物的稠密地带采摘已经消逝了的花朵，就像“飞鸟在地上行走也让人感到有翅翼在身”⑥ 一样。事实上，现代汉语诗歌并不缺乏这样的传统；远在民国年间的事情不必说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部分性地给出了例证。
二
我要讲述一件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的事情，要提及一位差不多快被遗忘的诗人。1982年国庆节，来自四川成都、南充一些高校的现役大学生，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举行集会，讨论现代汉语诗歌何去何从。美丽的缙云山以它的满山秋风，接纳了这伙热血沸腾的愣头青。在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奢侈、豪华的时代；诗歌作为过于市侩的今天一个不值一提的渺小问题，在那时却是关乎灵魂、左右文化路向和格局的大问题⑦。一群少不更事却心比天高的年轻人，裹挟着青春和热情，面对普遍的废墟，自认为已经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仿佛一切都是真的，没有怀疑／没有犹豫……”（赵野《1982年10月，第三代人》）⑧ 在这群人中，就有那位如今快被遗忘的诗人赵野。整整26年后，赵野在自述中，对那场热烈的、狂欢式的讨论有过十分朴实的描写：
这场精神狂欢的高峰是在一个黄昏，大家在嘉陵江边点燃篝火，热血沸腾，青春呼啸，真有风云际会的感觉。此前我们已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联合的诗社，要办一份刊物，要形成一个新的流派，以区别于当时对我们有着绝对影响的朦胧诗，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那晚聚会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们都自觉是开路先锋，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这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名词，得到了与会所有人的首肯。我们的分代简单却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⑨。
代际划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不免沾染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余绪和余唾，打倒前两代人才是它的潜台词：“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孤立得太久，终于在这一年揭杆而起”（周伦佑《第三代诗人》）；“这就是胡冬、万夏或赵野们／铁路和长途汽车的革命者／诗歌阴谋家，生活的螺丝钉……”（赵野《1982年10月，第三代人》）代际划分发布的只是独立、弑父或弑兄的宣言，展示的是一种决绝的姿态，渴望对诗歌艺术作出超凡的贡献，却并不表明第三代人在汉语诗歌的立场上真的拥有多少一致性⑩。对一致性的设想忽略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不同的地理和气候塑造出的不同秉性。那是以一己之力对河流与山川的彻底否定。实际上，在更多的第三代诗人响应现代性时间形式而聒噪不止的三岔路口，赵野却悄悄地同祖先们器重的时间形式接上了头，朴素、腼腆，却又“像一个小气的暴发户和守财奴，对自己的突然发迹秘而不宣”(11)：“我读书、散步、冥想古代／古老的故事使我感动不已。”（赵野《冬天》）虽然明面上的和暗中的同道并不多——或许柏桦、张枣、宋炜、万夏和早期的欧阳江河算是罕有的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黄昏或半夜，赵野似乎决心已定，因为“……一些我们执著的话题／会更温柔地待我们，更深情地／款款而来，像黄昏的明亮的雨／淋湿我们却并不感到寒冷……”（赵野《十四行诗》）执著于什么呢？执著地向祖先们大为称道的时间形式致敬，它历尽时光的砥砺，却仍然以鲜活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土地仍然是新鲜的，仍然具有生育能力，就像第一次受孕一样；执著于“古老而温馨的话题”，因为它古老，但它温馨，因为它古老而温馨，所以我们面对的话题和祖先们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话题，它无视时间的流逝，抹去未来的召唤，它躲在过去却不是躲在暗处，始终在希图被现代性时间形式绑架的人重新回家，走上通往种子的道路，同美好的事物拥抱，以便添加土地的生育能力——诗歌的目的之一，就是催促作为土地之元素的泥土快快生育。在诗歌写作上几经周折的赵野，在80年代的某一个拐弯处，听懂了古旧的话题向诗人和诗歌发出的吁请：
我这样理解：过去在时间里
会变成永远，像一棵树
褪尽叶子和水分，像一个
纯粹的玄学命题，因此
无论坚持或扬弃，罪恶的事
可以成为历史，不再血腥
像三世纪的屠戮，十世纪的饥饿
我们充满好奇而不是愤怒
我们缅怀而不是仇恨
因为时间会使血冷却……
——赵野《时间·1990》
一切消逝了的事物之所以有资格充任美好之物，就是“因为时间会使血冷却”，进而抹去血腥，删除血腥所表征的罪恶。在人类的心理作用中，时间是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它能把丑恶封存在自己的暗室，或者交付给未来的人们去享用——这就是我们天天生活在丑恶之中的部分缘由——只把最精华的部分扣留在过去，坚决不予放行，以供少数有心的后人前来瞻仰或缅怀，就像博尔赫斯说的：“黑夜有一种神秘赠与和取舍的习性，将事物的一半放弃，一半扣留，那是黑夜半球的快乐。”(12) 依照这一心理转换而来的结果，依照对美好事物的心理性定义，赵野在他的同行们咆哮着分泌诗行的当口，有胆量抛弃线性的、不可回返的时间形式，在一个看起来加速流逝的、完全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时代，重新捡起早已被遗忘的祖传的时间形式。他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都在为这种时间形式和它所包纳的精彩内容讴歌、平易、节制、中庸和彬彬有礼，鲜有第三代诗人在里比多的指引下因高潮而发出的嚎叫(13)；通过对时间主题的反复陈述，遵从诗歌的本意，利用通过心理转换而来的成果，赵野在想象中——而不是在现实中——成功地将自己送回了古代，同祖先们生活在一起，跟最美好的事物身心交融，细心查看泥土的生育过程，甘心充当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的俘虏，由此引发了他作品中浓郁的古典性。“赵野的意义，远远不止像一切优秀诗人那样，是较早地独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进入到个人写作的空间，更是以一种独特的个人天赋找到了适合于现代诗人的古典抒情方式。他的努力不仅接通了中国古典抒情传统，而且启示了更多未来的诗人寻找到有效的当下抒情模式。”(14) 在认领过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之后，所谓诗歌，就是热烈响应远古发出的召唤，甚至直接就是来自前朝的阳光和阳光中的树木。在《诗的隐喻》中，赵野明确地写道：“趟过冰冷的河水，我走向／一棵树，观察它的生长／／这树干沐浴过前朝的阳光／树叶刚刚发绿，态度恳切。”不仅仅是树干、树叶构成了诗的隐喻，上述几个句子共同营造出的氛围，更有能力影射诗歌的牙齿：祖先投过来的目光，态度尤为恳切。所谓古典性，不过是一种浓郁的氛围；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炮制了氛围，氛围则从气场的角度回报、呈现和呼应了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这就是在泥土的帮助下，《诗的隐喻》生产出的另一个隐喻，关于诗歌古典性的隐喻。
1984年夏天的江南之行很可能对赵野有一些“神秘的影响”。2008年，赵野对此有过坦诚地申说：“在无锡太湖边，在苏州园林，在杭州西湖，我都能感到一种古意。单‘江南’这个词就能给我一种幻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美和柔情。”(15) 但仅有“前朝”、“古代”、“前世”、“皇帝”或“恰似一轮明月照东风”（赵野《时间·1990》）一类充满古趣的语词或诗句，还不足以构成诗歌的古典性的来历，因为古典性“必须是个人内在延续着的、体验着的、永无结束的神秘经验……它和历史事件一样，在日历时间上是不可重复的，但在内在结构上，它却可以重复，具有原型的意味，既生疏又必需”(16)。多亏了赵野拥有的和讴歌着的时间形式，让他从一开始就不曾以“仿古崇高”为工具，去锻造他的诗歌的古典性，也不曾像余光中那样，在诗中公开叫卖古典意境。
数学的参天大树长成后，少数敏感的数学家才意识到，这棵大树的根基可能是有问题的——那么多的假说和祈求支撑着越长越高的树木，它会不会因为假设的弱不禁风、祈求的渴望性质轰然倒下呢(17)？尽管踏上回归种子、寻找消逝之物的路途是在响应诗歌的本意，但在上世纪80年代，赵野依然面临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通过怎样的渠道回返？仅仅避免仿古崇高就足够了么？回归是不是一种虚构或想象？写作者唯一的现实就是纸和笔，在写作者和他的现实之间，唯一可以通约的只有语言和文字。赵野敏锐地将解决问题的方案聚焦于文字和语言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古老的汉语和汉字，为后人奇迹般地保存了奇特的时间形式、素朴的生活氛围：
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
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
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
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
……
每个词都被锤炼千年，犹如
每片树叶每天改变质地
它们在笔下，在火焰和纸上
仿佛刀锋在孩子的手中……
——赵野《汉语》
但奇特的时间形式、素朴的生活氛围早已被死死冻结，尽管它们仍在替祖先向后人发出吁请，替渴望生育的泥土向诗歌发出吁请，但那是凝固了的嘴唇和传递到半路上就已经结冰的声音。经过现代性时间形式的高度挤压，它们都收缩着身子，泥土的生育能力被迫降到了最低点，它自我污染的特性倒是越来越明显。这样的态势让一个回返者倍感痛心。激活被冻结的时间形式和素朴的生活氛围，是回返之人必须要做的工作，哪怕这是异常艰难的工作——事实上，在这条路途上倒下的又何止余光中；在迈上回返之途不多时，赵野就明白激活的极端重要性。但古老的汉字要求作为一种特殊动作的激活拥有正确的姿势：饿虎扑食会吓坏汉字，腼腆胆小地抚摸又激不起汉字的冲动。和许多有同样欲求的人大不一样，赵野凭借天赋和直觉，采用了居中的姿势即默想：“整整一个冬季，我研读了这些文字／默想他们的构成和愿望。”（赵野《字的研究》）关键是古老的汉字的“构成”，关键是古老的汉字的“愿望”，更关键的是汉字的构成和愿望在按怎样的偏旁部首相互搭配，部首、偏旁和构成、愿望在按怎样的比例相互融合。这是默想必须直接面对的任务。作为一种和古老的汉字配合默契的动作与姿势，默想是完成激活的必经之路，正如“研磨是一种机械手段，我们立刻就能理解它的性质”(18)。用“整整一个冬季”完成了这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后，汉字的闸门被成功地打开了，被凝固的记忆涌动着，美好之物扑面而来。赵野惊讶地发现，古老的汉字在他面前焕发出了奇异的容光：“它们放出了一道道光华，我的眼前／升起长剑、水波和摇曳的梅花／蓝色的血管，纤美的脉络／每一次暗示都指向真实。”（《字的研究》）默想带来了匪夷所思的结果，但又是最正确的结果。这些令人“炫目的字”、异常“生动的字”、“准确的字”、“规范的字”、“沉着的字”，“哦，这些花萼，这些云岫”（《字的研究》），它们根本不是字而是古老的生活氛围，不是语言的记号而是古老的时间形式，是消逝之物的聚集地，是时间在变幻魔术时扣留在过去时段中的事物的精华。默想是激活的前奏，但被激活了的凝固之物、冻结之物，从此对遵从诗歌本意的人具有致命性的影响：
我自问，一个古老的字
历尽劫难，怎样坚持理想
现在它质朴、优雅、气息如兰
决定了我的复活与死亡
——赵野《字的研究》
字的光华完全值得信赖，因为它“历尽劫难”却仍然“质朴、优雅、气息如兰”，即使在被凝固、被冻结时也“坚持理想”，它因此有能力决定回返者的“复活与死亡”；作为一个以禀赋和才情成功解开了汉字之外衣的回返者，赵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裸身的汉字，托付给汉字开辟出来的回返之途：道路承载着意欲回家的人从容地走回过去，浓郁的氛围出现了，古典性因汉字的闸门被打开，水到渠成地来到了纸张之上，成为快乐或平静的诗行。很显然，《字的研究》展示了回返者在激活汉字的过程中，同古老的汉字（它是汉语的记号）展开的无声搏斗——“我的白昼的敌人，黑夜的密友／整整一个冬季，我们钟爱又猜忌／我们衣袖或心灵的纯洁。”而当回返者终于胜利，或者说，当汉语和汉字中包纳的时间形式、素朴的生活氛围终于认可了回返者的诚意，那些“被锤炼千年”的字词接纳了向祖先致敬的回归之人，愿意决定他的复活与死亡。这是汉语和汉字对回返者的仁慈，带有泥土的体温和泥土因生育而来的胎液，在那里，“每根小草都不断生长，幸福异常！”(19)
通过《字的研究》和《汉语》，赵野为自己踏上回归之路、采摘美好的事物找到了坚实的根基，他二十多年漫长的诗歌写作中呈现出的古典性才有了基础，他遵从诗歌的本意，奋力展现时间主题，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同祖先接头之后的若干年里——就像数学长成参天大树，人们才想到去查看它的根基一样。一边是来自远古发出的吁请，一边是遵照诗歌的本意试图回返的人，两者之间的联系源自于汉语和汉字的宽宏大量、深仁厚爱，被消逝之物重新接纳的人是幸运的，被遗忘了的时间形式再度认领的人是有福之人，能和祖先打成一片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赵野的写作为诗歌的本意给出了看似腼腆实则勇敢的说明，这是他的幸运，他因此比许多所谓的第三代诗人更有资格成为诗歌的说明书。
三
就像现代性时间形式强调的那样，时光确实在加速流逝，而且永不回头，这是现实生活中无法更改的事实，具有浓厚的强迫性质。“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缘于我们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20) 仅仅记录时光加速流逝这个事实的不是诗歌，承受这个事实的也不是诗歌，让时光减缓速度最多只是诗歌的一半，逆着时光回返才有可能是诗歌的整体：诗歌就是对时间的反抗，就像“诸神被发明出来为的就是惩治秘密的罪行”(21)。自作为诗歌运动的“第三代诗人”烟消云散以来，更多的汉语诗歌在记录时光的加速流逝（比如“便条集”诗人）、在书写自己对时光加速流逝的隐忍承受（比如拉罐诗人和卫生巾诗人），还有少部分人在拼命拽着时光的尾巴，细细咀嚼时光的瞬间涵义。这是诗歌被现代性时间形式绑架之后生产出的必然后果。在这种形式的时间面前，汉语诗歌溃不成军，尽管诗歌江湖上仍然在不断冒出大佬、舵手和帮主，关于他们制造出伟大诗篇的消息不断敲击着我们早已结痂的耳膜。
“如此间接的原动力、如此模糊的回忆和如此众多的中继站，会让人迷失在一个由错综复杂的规定和关系构成的网中。”(22) 事实上，最近十余年来的汉语诗歌对消逝之物普遍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主动呼应被遗忘的时间形式的诗人不多，自觉接受这种时间形式的统领的诗人少之又少，现实生活的巨大引力吸引了诗歌的眼球，迷乱了诗人的心智。人们仅仅是在抱怨新诗没有自己的传统，接不上古典的源头(23)，却违背诗歌的本意胡乱把脉，乱开药方。这样的局面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歌医生到处都是，因为发生癌变的诗歌确实大规模地存在着；诗歌道德家如同“环滁皆山也”一样到处都是，因为穿开裆裤露出下体的诗歌确实在四处横行，但汉语诗歌并没有因为医生和道德家的存在有所好转。
不过，这样的局面不值得悲观，因为令人欣喜的诗人依然存在，主动向被遗忘的时间形式靠拢的诗人并没有消逝殆尽。不需要号召，不需要打招呼，更年轻的一批诗人（比如臧棣、西渡、桑克、朱朱、清平、蒋浩、森子、姜涛、林木等）已经悄悄叩响了古典的门扉，怀着惊讶的目光打量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他们同多年前的赵野一样，需要新的默想、新的激活，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氛围。古典性并不是余光中理解的那样，只是肤浅地使用现代汉语卖弄古物和古趣，因为它关注的目光依然是当下和当下的生存。但当下的生存需要祖先和泥土的护佑。尽管更年轻一辈的诗人是当今汉语诗人中的少数，但他们是汉语诗歌真正的希望——相对于诗歌的本意，只有少数人的存在才是它的希望之所在；剩下的人只需要“群众”一词就可以将之彻底打发。和第三代诗人中的少数人（比如张枣、柏桦、宋炜等）一道，他们是诗歌的地下工作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靠暗语联络，共同相信还有一种被遗忘的时间形式仍然在召唤他们；他们因此有希望把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多年前的预言化为现实：“所有人类是同一个诗人。”(24) 当他们作为回返者重访故地，会发现一切消逝了的事物都重新包围了他们，他们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前世和来生，而泥土将会在他们的欣喜中辛勤地生育：
看，我们的泥土是怀孕了！
（杜谷《泥土的梦》）
注释：
① 对这个问题李零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参阅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页。
②(11) 韩少功：《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第311页。
③ 敬文东：《一切消逝的东西都不会重来吗？》，《新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期。
④ Kenneth Rexroth,Collected Shorter Poe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7,p154.
⑤ 本文不涉及对进步、发展观念的评判，拉瑞·劳丹（Larry Laudan）早就对这些问题展开过别具特色的批判（参阅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⑥ 勒米埃尔（Lemierre）语，转引自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驳圣伯夫》，王道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⑦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7－84页。
⑧ 本文中所有引述赵野的诗句都出自赵野的诗集《逝者如斯》，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⑨(15)(20) 《赵野自述》（2008年），未刊稿。
⑩ 1986年的地下诗歌大展算是第三代诗人的一次集体公开亮相，在展出中，出现了上百个所谓的流派，诗歌观念无奇不有，表明一致性从一开始就是缺席之物（参阅徐敬亚、孟浪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 《博尔赫斯文集·诗歌随笔集》，陈东飈等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57页。
(13) 第三代诗人在嚎叫和大嗓门方面最典型要数所谓的莽汉主义（参阅敬文东《回忆八十年代或光头与青春》，《莽原》，2001年第6期）。
(14) 颜红：《白雪掩埋的火焰——论赵野的古典抒情》，《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16) 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17) 关于这个有趣的问题，请参阅王浩在《哥德尔》（康宏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的论述。
(18)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科学精神的形成》，钱培鑫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页。
(21)(22) 瓦莱里（Paul Valéry）：《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第63页。
(23) 参阅郑敏：《关于诗歌传统》，《文艺争鸣》，2004年3期。
(24) 斯蒂文斯：《词语造成的人》，孟猛译，《外国现代诗选》，油印本，1983年，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