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10）03－0021－05；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周期波动中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伴随着经济增长日趋改善。尽管如此，三次产业结构及其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仍然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受到政府政策、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约束、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周期阶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此，本文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路径，分析经济周期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政策路径的选择。
一、经济周期与三次产业结构转换的非相关性
产业结构的演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展开的，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然而，产业结构的变动，尤其是内部结构的演变会受到经济周期阶段的影响。
（一）经济周期阶段与产业结构转换的描述
经济周期是经济总量的波动不断重复着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循环往复的过程。经济扩张期，尽管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企业面临着收益减少的可能，但在强大的需求诱导下，企业会不断增加投资，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其创新动力会不足。经济萧条期，市场需求萎缩，大量企业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创新成为企业求生存的主要出路。随着大量企业的广泛创新，优胜劣汰，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使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间实现转移，一定程度上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获得更多的利润。
在此过程中，一个经济体的主导产业部门会发生转换，新的主导部门代替旧的主导部门，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发生改变，各个产业内部结构实现升级。产业结构的这种演变过程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有过论述。罗斯托认为，“现代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既是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也标志着经济发展处在不同的阶段。整个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连串的部门中高潮的继起”，大致体现了一个从农业到轻工业、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更替演进过程。库兹涅茨、帕希内蒂以及诺思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和演进差异带来的经济增长差异。
我国政府从“九五”时期就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性。经过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对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变化看，我国短期的结构变动和经济总量波动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周期并没有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这从图1和图2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图1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变化
图2 1978年以来产业结构的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运行的两种基本形式，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宏观层面的、长期的增长趋势，而产业结构的变动更多体现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结构调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始终围绕结构变动和周期波动展开。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相伴相生，但从短期来看，经济周期波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二者并没有表现为直接的相关性，这说明经济周期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很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最快的时期是在1985年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略有下降外，又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总体变化不大。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所占份额的周期变动呈现出相反的变动方向，说明我国第二产业的波动幅度大于第一产业的波动幅度。[1]
为什么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不依赖于经济周期的调整，或者说，为什么宏观的经济形势对微观主体的影响并不显著？那么，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呢？
（二）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产业结构演变
我国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市场化改革和深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尽管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部分地放开市场，允许部分商品交换，人民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活的改善，对商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因而以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以及后来的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轻工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用品日益丰富，耐用消费品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随之而来的国际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大发展，二次产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三次产业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外需的强大拉动下，中国经济发展提速，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在承接国际分工转移中获取了工业化的大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国际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依靠大量的投资和外需维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最高时达到68％，导致内外经济失衡，投资和消费失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中国经济在“高耗能、高污染、高投资、低产出”的粗放增长模式下运行。
（三）产业结构升级“先快后慢”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
中国产业结构前期的调整加速源于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推动，目前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源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市场不完善。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定价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市场的供求关系不能有效地影响价格决定，造成价格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资源、能源类产品价格扭曲，如水、电、原油、天然气等，其价格既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也不能反映对环境损害成本；资本要素收益率偏高，而劳动、土地等要素的收益率偏低，使本能很好发挥作用的规律受到制约，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可以大获其利，导致创新不足。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被压制而资本要素价格被高估的情况下，即使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企业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固定资产投资也因此居高不下。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限制了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技术研发和引进的收益预期，使得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缺乏，内需不足。由于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能够获取微薄的利润，因而粗放的增长模式使整个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难以有效展开。即使在经济萧条阶段，很多企业仍然停留在传统制造业上，而不能迈向现代制造业。
现代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现代制造业包含了大量服务的内容。在国际一些著名的公司，服务甚至变成了其主要内容。台湾宏碁的创始人施振荣1992年提出的“微笑曲线”很生动地说明了现代制造业的特征（见图3）。
图3 微笑曲线图
现代制造业的弧线两头高中间低，意味着上游的研发、材料采购、设计，以及下游的品牌营销、渠道管理、综合物流、金融等的附加值高，而中游的加工、组装和制造的附加值却比较低。这条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弯曲，服务将在制造业中占有更多的价值，依靠服务获取更多的利润。纵观我国的制造业，仍然依靠中游的制造、组装等业务获取利润，获利的空间日趋狭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将处于下风。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重要的是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更多地增加高附加值的产业价值链。而经济萧条阶段，就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期。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大幅度减少，中国依赖外需的弊端暴露无遗，使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不可能持续。即使国际经济环境好转，外部需求要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也是不现实的。但我国的一些企业仍然强烈地依赖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原有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徘徊，而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在制造业的上游和下游缺乏投入，致使竞争力缺乏。
二、经济萧条期面临保增长与调结构两难选择
产业结构的调整并非是一个新课题，但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央一直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不仅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间要相互协调，而且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也要协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政府的目标相距较远。在经济的萧条期，要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淘汰落后产业，压缩过剩产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催生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出现。但目前我国经济形势还很严峻，既要调结构，又要保增长，结构调整面临着非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一）高投资和低工业增长率折射的是产业结构调整难
我国经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实现了较快的增长，200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7％，超过了8％的增长率预期，保增长的任务顺利完成。然而，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甚至部分产业逆向调整，产能过剩加剧。
一般而言，投资与工业生产走势都是高度正相关，即投资增长率高，工业增长率也高。2008年12月我国投资增长率只有20％，到2009年4月份已超过了30％；工业生产在2008年12月下降到5％，2009年前两个月继续下降到3.8％。当投资增长率出现近3年来的峰值时，工业生产却仍在低谷中波动。这种反常现象一定程度折射出2009年大量投资完成的主要是2008年以前的在建项目。这些项目是在以前的需求结构基础上投资建设的（曾在紧缩的宏观政策下缓建或停建），它们的建成会进一步加剧严重的生产过剩。[3]在有的产业领域，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在强大的投资动力和货币信贷支持下又开始恢复生产，产能过剩问题还在加剧。
统计显示，我国钢铁的产能严重过剩，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电网、铁路、公路建设以及灾后重建等需求旺盛，市场出现了螺纹钢需求大于高端钢材的“金字塔”格局，高端板材价格持续低迷，大小企业利润严重倒挂，出现了许多企业回头再造“螺纹钢”的现象。本该淘汰的大量低端粗钢生产又“死灰复燃”，落后产能的物耗、能耗和环境污染都大大超过相关标准。随之而来的是钢铁沿海布局进展缓慢、联合议价机制破产、落后企业“关停难”等问题不断显现，我国钢铁行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钢铁行业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产业调整的一个缩影。
（二）地方政府主导投资加剧了产业结构调整难题
为保增长，2009年新上的项目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中央与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拿出这么多项目上马，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十一五”规划时由于产能过大或属于“两高一低”而被排除在外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无疑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加大内需，但对防止产能过剩、减少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会加大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况且，由于大量使用贷款，导致产能过剩，从长远看还有增加银行不良资产的隐忧。[4]
在“保增长、调结构”的大背景下，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的发达省份到中西部的落后省份，都对调整结构、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充满无限渴望。但由于产业布局、产业规划缺乏，宏观统筹布局调控又不到位，从传统产业到新技术领域，一些产业和行业再度出现“一哄而上”的迹象，给新一轮产业调整埋下了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隐患。这种“一哄而上”的盲目投资或将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而且投资越大，未来产能过剩的压力就越大，对今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阻碍就越大。
在新一轮投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无疑是见效快的领域，各级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其重点投资方向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投资建设中也出现基础设施“过度超前”、乱上项目、为了投资而投资等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保增长”的目标，超前建设，大上项目，大量投资，一些曾被明令禁止的项目也改头换面重新出笼，有时仅仅是为了“把钱花出去”，却没有清晰的投资方向，无法形成长期的有效供给。这种超前建设、盲目投资，挤占了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从而削弱了新技术产业发展动力，得不偿失。
（三）经济萧条：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
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佳时机。因为经济衰退将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充分暴露，进行调整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较小。过度扩张部门和产能过剩部门利润下降，竞争力不足，孕育着强烈的创新压力。
由于产品和产能过剩，一些行业和企业发展面临困境，经营困难，不得不收缩现有的产品生产规模。如何有效地度过新一轮收缩期，是消极等待，在原有产品结构上踏步，还是积极进取，通过创新赢得机会，这是所有企业和行业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果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旦市场给企业提供了调整的机会，企业就会主动作出选择。在我国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还很强大。对此，政府必须要顺应经济规律，对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不再无意问实施保护，而是通过政策因势利导，将存量和结构性扩张政策相结合。这样，既可以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又可推动我国经济早日走出阶段性收缩的低谷。
三、充分利用经济周期阶段特征实现调结构与保增长双赢
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无疑给政府的就业、稳定带来诸多难题。由于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确保经济增长上，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可能使一些落后的产业得以保留下来，一些过剩产能不能压缩，重复建设问题彰显。因此，政府在保增长的同时，应着力把调整结构放在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上，要把深化改革和保增长、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资金流向重点建设领域，阻止资金进入压缩领域。
首先，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支出结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前提。在萧条阶段，中央政府新增的投资，一是用于保障性住房、教育、卫生、文化等民生工程的建设；二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并以此为依托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加强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加强农田水利、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
其次，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既要发挥好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好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促进、带动、引导更多的企业、社会、个人、外商资金，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大力支持各项改革，加快消除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构建有利于鼓励企业合理投资和引导居民合理消费的体制机制。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让要素的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减少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建立主要依靠市场的定价机制。
第三，着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等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大科技投入，完善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增加节能减排投入，支持重大节能工程、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努力淘汰落后产能；稳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促进资源的合理和节约利用。政府应积极出台鼓励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以及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推动产业合理升级，在贷款、税收等方面扶持环保型中小企业发展。在经济萧条期，政府必然会加大支出的力度，降低税率，借此机会，政府只有政策到位，方向明确，才可能实现调结构与保增长的“双赢”局面。
第四，打破行政垄断，允许民间资本竞争。我国垄断的实质是行政垄断主导着国有企业的经济垄断，而垄断行业过度留存利润必然带来盲目投资和过度扩张，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此，要通过加大改革力度，逐渐削弱由于政府权力介入造成的某些行业或部门的行政性垄断经营，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同时，对一些资源性行业，要征收资源使用税。最终通过市场的有效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推进产业升级。
第五，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改革应从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限制和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行政性垄断，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监管制度，接受社会监督。以政策和制度建设推动深化改革、机制转变（包括“花钱买机制”），追求制度合理化、规范化。政府对产业升级的推进应体现在产业政策引导上。对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行业和领域，政府应给予税收上优惠；对于不符合产业规划的，政府应采取措施制止。
收稿日期：201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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