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的中国叙述——评杨剑龙的长篇小说《汤汤金牛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牛论文,知青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汤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是知识青年运动的四十周年纪念。虽然自1998年以后，以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和生活为题材的群体性“知青文学—文化现象”已经盛况不再，但知青题材作为写作资源的意义并未枯竭。恰恰相反，如果扬弃虚构的知青集体意识，扬弃以往几种模式化的知青文学叙述，形成多样化的叙述视角和更具穿透力的想象方式，通过个体独特经验的呈现，知青运动、知青故事中所蕴藏的历史与人性的问题及其丰富性却可能因此而彰显。
正是在群体性知青文学写作浪潮渐次消歇之后，杨剑龙教授以知青视角推出的长篇小说《汤汤金牛河》，就令人有很多期待。
1若就《汤汤金牛河》的内容来看，与其说它是一篇知青小说，不如说它是发生在知青眼中的当代乡村故事。总体而言，《汤汤金牛河》给人的阅读感受是比较压抑的，小说中充满一连串的人生悲剧——曾经的志愿军侦察英雄因政治运动而落难，无辜的小商人被造反派所逼远走他乡，农村知青因为红卫兵的迫害精神崩溃，纯洁美丽的少女惨遭权贵子弟蹂躏而发疯，追求爱情的寡妇被大队支部书记迫害致死，应征的女兵被武装部长奸污，作为公公的山民甚至为传宗接代强暴儿媳妇……在《汤汤金牛河》中，作者抛开了以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自伤自怜或英雄主义的自恋，不再将知青自己的命运，而是将山乡农民的人生苦难作为书写中心，并因农民的苦难生发出对于生存、对于命运的深重哀愁与感喟：“呵，蜿蜒山路，一条沉重的河流/呵，山路蜿蜒，一支生活的主弦。”
除了洪水毒蛇等自然因素造成的人生悲剧外，在《汤汤金牛河》中，山乡农民的苦难主要来自“文革”期间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干部特权，来自政治权力对个人权力的全面覆盖和剥夺。在金牛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仍然类似于君和臣的关系。干部们可以借政治权力为所欲为，可以用“革命”的名义，随意剥夺个人包括爱情权力在内的全部生存权利，随意对个人进行羞辱，而个人却连起码的维护自己的权力都没有，唯有像姜阿翠那样愤然自尽，或像姜雄杰、况梅梅那样丧心失智、生不如死。这是中国乡村悲剧中最令人绝望处。在这一方面，《汤汤金牛河》的作者写出了中国广大乡村多少年来非常普遍的“人治”祸殃，揭示了造成广大乡村人性恶化和人生苦难的历史文化因素，写出了当代乡村社会某种程度上的前现代性。
在小说中，金牛镇是权力阴影笼罩下的典型的中国乡村。而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阴影的罪恶，仍然主要表现在干部及其子弟们对女性实施的各种形式的性侵犯。这里不仅有公社武装部的陈部长利用手中权力玩弄应征女兵的山村女教师，他的儿子陈公子也伙同其他权贵子弟，像封建时代的“高衙内”一样依权仗势，随意绑架并轮奸了铁匠女儿况梅梅，直接导致后者的发疯；除此之外，小说中对权力罪恶揭露最深刻的，还是大队党支部的黄书记对寡妇姜阿翠的侵犯：“在金牛镇，黄书记就是政策、就是法律，谁如果惹恼了他、触犯了他，那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谁要是奉承了他、迎合了他，那是会有回报的。”果然，因为他看上了年轻漂亮的姜阿翠，姜阿翠小饭铺的生意就好了，“母子俩的生活倒比以前宽松舒适了许多”；然而，这是以姜阿翠长期为黄书记占有为代价的；一旦姜阿翠爱上了牛汉国，黄书记便利用手中权力，先将姜阿翠派去修水利，继而以“有伤风化”、“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名，将他们在古戏台上公开批斗，直接置姜阿翠于死地……
不过，尽管描写了手握大权的干部制造的罪恶，小说却并没有停留于这些悲剧故事本身，也没有完全将这些权势者脸谱化。它甚至写到了黄书记为金牛镇立下的功德和对姜阿翠的一片真情，以及将姜阿翠迫害致死后的沉重自责和悔恨。很显然，小说的目的在于引人思考这些权势者的人性畸变及其制造的悲剧后面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蕴涵，勘探乡村苦难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根源。
与此相关，小说作者也就不像刚刚返城时遭遇挫折的早期知青作家那样，将乡村当作自己永远怀念的精神家园，更没有把乡村视为远离生存竞争和政治运动的“桃花源”；虽然小说中也不乏赞美山乡自然风光的抒情段落，但小说作者还是通过上海知青小宋在姜阿翠葬礼上的感悟，表达了对于农村的现实主义的认识和判断：“原本他以为金牛镇是一个清净温馨的地方，现在想来这小镇里仍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罪恶。”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我想，恐怕与小说作者在多年的文学、文化研究后所形成的历史视野有关，它有助于作者超越国人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和比较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文明。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作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城市和乡村生活经验与人生观察，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存感悟。应该是这个原因，也还应该有人到中年的沧桑感，小说作者克制住了回望青春岁月时容易迸发的澎湃激情，表现出复原现实生存朴素面相的努力。
正因为如此，尽管小说细腻逼真地描写出了山乡农民的贫穷愚昧、文革的荒唐野蛮、干部特权对人性的肆意蹂躏，让读者意识到了造成山乡居民人性恶化和人生苦难的历史文化因素，但作者并没有对这一切进行直接而表面化的道德评判，浮动在小说字里行间的更多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般的苍凉与宽宥。
也许，作为前知青，作者在小说中并不想演绎一些模式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主题，而仅仅是为了诚实地记载下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段青春岁月，记载下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经验和心理，描写一个从繁华都市来到偏远乡村的知识青年眼中特异而真实的自然景观、物质生活和文化形态，回味在与山乡农民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同为生存者的艰难而顽强的“活着”。所以，小说除了叙述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特权所造成的罪恶外，也通过山乡放排工粗犷自由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方式和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大老李、麻大哥、表嫂等男男女女受本能驱使所犯下的罪和错，揭示了人性中原始和野性的内容与复杂多样的生命状态。
不仅如此，在《汤汤金牛河》中，男欢女爱的神话传说，放排生涯的惊险刺激，金牛镇依山傍水的风土人情、金牛岭神奇迷离的景色、麒麟峰的荒凉神秘、金牛河的粼粼波光与险怪诡异，特别是山涧河面时常响起的情歌小调，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苦难生活的沉重色调，绽放着生命本身在历史与政治之外的摇曳诗情。这些都使小说多少带上了一些浪漫主义的乡土抒情色彩，仍然流露出作者对曾经融入的山乡岁月无法抑制的深情。
2从代际特征来看，与“60后”、“70后”，特别是与被符号、概念塑造出来的“80后”相比，以“50后”为主的知青一代作家最大的优势，应该是得自直接生活经验的厚实和生命阅历的丰富。在这一点上，知青作家的富有令人艳羡。尽管数量意义上的丰富并不能保证一切，但它还是足以为小说这种世俗性文体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活故事和生命实感，以及因深厚的写实因素而自然散发出的内在艺术魅力，保证了文学之能成为文学的感性维度。《汤汤金牛河》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其中关于放排工生活与放排知识和经验的描写，在当代小说中恐怕就是无人取代的。从小说所描写的生活领域的多样性、情节和细节的扎实缜密和山乡人物故事的繁多而论，《汤汤金牛河》是一部高密度的小说，是一部由高度压缩而成的小长篇。这从小说的技术方面来看，导致了结构上的过紧和气韵的不够舒展。当然，换一个角度看，能够把那么多人物故事在一篇不到十万字的小说中安排得繁而不乱、井然有序，就需要很强的结构能力和巧妙的艺术技巧。
实际上，《汤汤金牛河》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可以繁衍出一部长篇，每一个故事都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意蕴。这篇小说除了牛汉国的命运故事特别是他与姜阿翠的爱情之外，至少还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重要情节内容：
其一，小镇铁匠况仁山的双胞胎女儿婷婷和梅梅的命运。这一对漂亮的姊妹花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生发浪漫故事的女主角。然而，在《汤汤金牛河》中，姊妹俩的命运却都极其悲惨，先是梅梅受辱而变疯，后来婷婷又受骗嫁给篾匠的痴呆儿子，并被公公所强暴，在含羞忍辱中开始了山乡女人漫长而卑微的婚姻生活。
其二，山村知青姜雄杰以及江美华的故事。这是两个不同的农村知青典型。师范毕业并坚持业余写作的姜雄杰因为“文革”中小说手稿被红卫兵烧掉而发疯，江美华却为如愿当上女兵走出大山，不惜屈从武装部陈部长的兽欲。
其三，麻大哥等放排工的故事。麻大哥当年与村长女儿恋爱遭反对，竟奸污村长老婆而泄愤；流浪到金牛河撑排后仍然野性不改，不仅勾引女房东，甚至强奸女知青。
多多有诗云“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但“全部的过去”却不可全部讲出来——这一直是西方式的现代小说的一条规矩。而《汤汤金牛河》显然没有理会这样的小说做法，它以全知叙事方式对每一个人物的来历与结局都给予了足够详细的交待和介绍。不仅如此，人物的出场和故事的发展变化，小说也没有刻意营造断裂、突转或跳跃带来的震惊感，而是采取了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小故事中又套小故事的连环式的整体结构方式，情节是一环扣一环，似乎是自然转换，浑然天成，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游览了作者打开的一个又一个经验空间。这种情节结构方式，无论如何，都不符合任何一种群体性的知青文学叙事模式，一点都不“先锋”或者说一点都不“西化”，倒是非常接近传统的中国小说的做法，可读性非常强。这一点放在现当代文学的艺术脉络里看，也只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王安忆的小说《富萍》使用的手法相类似。而且，在描写与叙事的关系上，《汤汤金牛河》对中国传统评书式手法的借鉴也是非常明显的。整篇小说因为叙述的故事很多，现代小说所常见的大段大段的景物与心理描写也基本被舍弃，只有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做必不可少的点染生发，可以说是将叙述与描写相融合，以故事带人物，通过外部事件以及人物在其中的行动和言语来表现人物。阅读这篇小说，除了其中穿插的现代诗歌和当代语言，你很容易联想到国人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因为这一点，可以把这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命名为“拟民间故事体”。也因为这一点，这篇小说堪称群体性知青文学叙事中的另类，在“西化”小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传统和主流的今天，表现出少有的质朴、本色和大胆。
似乎是为了证明小说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讲述方式的大胆吸收和借鉴，《汤汤金牛河》也真的在一开头介绍金牛镇得名原因时，便为读者讲述了一对违犯禁律的天庭男女因为相爱而遭追拿的民间传说，从而巧妙的唤起或迎合了积淀于中国读者审美心理深层的追求小说趣味性的集体无意识。
众所周知，中国小说的产生受志怪、传奇的影响相当巨大，中国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期待也特别注重趣味性。中华民族固然是一个崇尚实际、对超验之思缺乏兴趣的民族，但这并不等于说国人没有超越日常平凡生活、渴望永恒不朽的冲动与追求，只不过这种冲动与追求往往寄托到天界男女或“出人头地”、资质禀赋和功德富贵优于普通男女的优秀凡人身上，所谓帝王将相，所谓英雄美人/才子佳人，所谓圣贤豪杰，他们的事迹可叹可赞可歌可泣，可望而不可即，这才是老百姓喜欢看的。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经五四以来近百年精英分子的批判改造，仍然是根深蒂固；如果不是定西方式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于一尊，也将建基于民族审美心理之上的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当作艺术资源，未尝不是丰富当代小说创作的好事。
实际上，《汤汤金牛河》在开篇讲述天庭男女的爱情神话传说时，其用意也不仅仅局限于实现小说的趣味性。反观这部作品，从增强小说整体结构形式的艺术意味和深化小说审美意蕴的丰富而言，这一神话传说并非可有可无，正如小说之中所提醒的，它实际上是尘世生活中牛汉国与姜阿翠的爱情命运的暗示、比照甚至象征，它不仅以神话传说的飘渺之虚，带出了凡间饮食男女之实，更以现实具体的爱情苦难触发了抽象的命运之思，这种虚实结合、虚实相生，不仅使小说产生出生气勃发、韵味流贯的审美效果，而且在虚与实的张力中极大扩展了读者的艺术想象空间，表现出中国文人所特有的成熟的审美意识。
3如果不固执于知青这一概念的拘囿，单单从小说的接受角度看，《汤汤金牛河》的确是一篇可读性很高的小说，它具备了一个雅俗共赏的故事的基本要素：英雄美人，远山野水，性与暴力，善与恶的冲突……，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些都足以刺激他们阅读的好奇心。
《汤汤金牛河》虽然书写的是农民的现状人生/苦难，但其中心人物却并非一般农民，过的也并非常态生活。它的主角是一群以放排为生的农民/工人，一个度着相对特殊生涯的特殊群体。而且在这个特殊群体中，牛汉国又是堪称英雄的人物，有着一般放排工所不具有的传奇经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得过嘉奖的志愿军侦察连长，在北大荒当过军垦农场的场长，在大跃进的浮夸风中受过处分，文革中流落到金牛镇放排后，又是“金牛河上响当当的一把篙”，颇有名望的排工头，最后，更是为救老人而牺牲。在小说中，勇敢、豁达、义气、血性、有人情、有担当等等英雄的美德牛汉国无不具备。即使在落魄之时，其顽强、执著的生命意志和高超的生存本领，丰富的砍毛竹和放排等知识、经验都令人钦佩。而且，无论是对外与人抢生意，还是对内平息纷争，在“趟口”、“龙洞”等章节中，他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无不使人肃然起敬。
有英雄必有美人，民间传奇的故事历来如此。《汤汤金牛河》虽然写了众多的人物，但能够结构整篇小说、成为小说情节枢纽的，非金牛镇小饭馆漂亮老板娘姜阿翠莫属。民间的故事大多有“一女三男”的模式，又因为国人的爱情观带有清教的禁欲特点，这女主角一般不能是未婚少女，而多是已婚女性；又因为中国传统对女子的与物品一般的私有独占的伦理，这女性还必得是无家无夫的俊俏的在职业上容易为男性合法合“规矩”接近的“寡妇”。这样的女子才是民间社会的“大众情人”。作为生产队队长留根的遗孀，姜阿翠的楚楚动人，小饭馆老板娘的身份，恰恰符合这样的美人标准。不仅如此，人美还要德高情深，例如姜阿翠的舍命为牛汉国吸出蛇毒。最后，“一女三男”中的女主角必然与真正的英雄两情相悦、发生轰轰烈烈的爱情。
英雄美人本非寻常，牛汉国与姜阿翠的爱情就发生在不寻常的麒麟峰的环境中。两人都有在危难时刻救助对方之举，因为患难与共，两人迸发强烈的爱情。后来，因黄书记等人将他们在古戏台上公开批斗，姜阿翠不堪侮辱撞地自杀，这爱情就带了些惨烈，带了些悲壮，从而超出了民间故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大团圆俗套。
不过，也许是要照顾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小说最后还是用巧合的手法给了梅梅和姜雄杰的悲剧一个幸运的结局：姜雄杰因被拖拉机撞倒而奇迹般清醒过来，并与病情好转的梅梅结成夫妻。这种处理表面看来有沿袭通俗故事的套路之嫌，但从更深层的民族审美心理而言，这种技术性的安排反映的还是作者和读者对生活事件的共同的伦理情感反应和道德评价，一种重视人伦秩序的伦理化世界观和文学意识，这就使作者往往以善恶的情感标准来安排人物的归宿，通过貌似客观的叙事安排寄寓强烈的道德评判。英雄人物不仅是全能的，更要在道德上表现出善，牛汉国最终为救老人而死，就是其道德上升华的明证。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