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分层与执政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时期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阶层的分化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正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形态及其变迁。这种情形又给党的建设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这种变化，解决这些问题，是21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迫切要求。
一、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
社会分层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①。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同地位的人占有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的不等。社会分层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能表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和阶级划分标准，从社会学传统的社会分层方法出发，一般认为，“在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要只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使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一）农民阶级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③ 因而与此相一致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必定首先从农民开始。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农民的职业身份与户籍身份冲突越来越突出，导致了农民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的整个农民阶级内部已分化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雇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及农村的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等许多阶层。有数据统计，从1978年起，农村劳动者虽然从31282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59010.6万人，但由于劳动力的分化和流动，真正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不包括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却从1978年的90.96％，下降到1997年的54.96％，④ 而且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依然存在，农民阶级的分化并没有停止。
（二）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工人阶级的外延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党政部门机构改革的深入，“下海”成了知识分子和干部中一部分人的主动选择。据国家人事部估计，辞职“下海”的国家工作人员1992年有12万人，到1996年达到19万人⑤。二是工人阶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导让位于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传统产业工人大大减少，脑力劳动者、技术劳动者、管理劳动者的比重则大大增加；劳动不再只是人使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而是大量地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生产的设计者、监督者和调节者。三是工人阶级的特点发生了变化。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政策的实施，⑥ 在搞活了国有企业的同时，也使得大量的产业工人下岗。据估计，在城镇，因为企业减员增效而下岗的职工，已经超过了3000多万人。这些人通常会在体制外部门寻求就业的机会。
（三）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伴随着个体经济而产生的是个体劳动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到了2004年，全国个体劳动者已经发展到2350万户，从业人员也增加到4587万人⑦。从收入上来看，个体劳动者阶层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相对高收入阶层，其经济收入也不再仅仅是用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当部分个体劳动者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资本化时，便产生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截止到2004年底，私营企业已达365.1万户，从业人员增加到了5017万人，私营企业产值为23050亿元。私营经济是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于原有社会阶层的内部，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已完全不同于原有的社会阶层，而且这种社会分层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⑧。
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影响
社会分层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合理性。社会成员个体自由度的增加、不同阶层间流动的加快、阶层间身份壁垒的削弱，使当代中国社会成员的地位移动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同时，社会分层实质上是一个社会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某些阶层利益的损失，同时在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中各阶层之间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所有这一切都会对中国的执政党执政产生巨大的挑战。
挑战之一：社会分层的市场取向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引导之间存在着冲突。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同群体，由于社会分工、所处地位、利益诉求、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在价值观念和文化选择上的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差异既有水平层次上的，也有价值选择和追求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日益丰富化，社会阶层结构也日趋丰富和复杂化；与此同时，在价值观念和文化选择上也显现出开放式的多元化格局。在中国思想界，后现代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民族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等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这就使传统的社会主义利益标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人们对自身的阶层定位和阶层期望，更多的是由市场取向支配的。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市场取向很容易导致社会成员忽略前两者而突出个人利益。对于执政党来说，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好阶层分化的市场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处理好由市场取向引起的思想信仰、文化欣赏、道德标准、生活情操等的多元化问题。执政党既要承认这种多元化的合理存在，又要防止多元化导致脱离和危害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
挑战之二：社会分层导致执政基础被弱化已成为执政党最大的隐患。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新兴的阶层不断地涌现，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传统的执政基础即工农群众成为弱势群体。现在在我们国家，一提到弱势群体，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农民、下岗工人、失业工人，这一批人恰恰是我们党的传统的执政基础。这样的人成为弱势群体，当然有它不可抗拒的历史因素；但对执政党而言，就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执政基础流失成为最大的隐患。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所处环境及其任务的“两个重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⑨ 能否长期执政？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党能否根据社会分层的变化，不断增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对于执政党来说，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是目前条件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挑战之三：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严重影响了执政党凝聚作用的发挥。社会阶层分化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配置具有“全控型”的特征，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都由固定划一的制度作出明确而基本不变的安排。在这种“全控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下，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分享与执政党的指向紧密相连。因此，高度集权的体制架构便于执政党凝聚作用的发挥，党对社会基层组织和阶层的渗透效率极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也从“全控型”向“分散型”转化，利益分配主体、分配方式和人们收入来源等等方面也多样化了，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具有的直接渗透社会基层组织和阶层的能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这对党的凝聚作用的发挥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四：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的利益多元性发生了碰撞。不同的利益选择会带来利益冲突，因此，对执政党来说，除了要提高自身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协调好各种阶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外，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怎样才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立在社会最广大的人群之上。在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分层非常简单，叫做“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完全封闭的阶层由于统一的制度安排而具有高度的利益趋同性，执政党的利益代表性与广泛性由于阶层利益的趋同性而顺利地得到统一。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所有制的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就多元的社会结构。当代中国阶层分化使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就是阶层差异的明显化，阶层差异就是阶层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又是不一致的。由此便产生了执政党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怎样协调的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应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分层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针对社会分层给党带来的巨大挑战，本人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一）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政治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民众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意味着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社会分层复杂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通常有两种典型情况：一是要求指导思想多元化；二是“非意识形态化”。不同的经济利益群体在经过一定阶段的积累、发展之后，在政治上必然会有自身的意识追求，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惟一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先进性质和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则社会就会失去科学的意识和文化的支撑，进而引起社会的混乱。“非意识形态化”的根本点就是要淡化以至“终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是战后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悄悄滋长并日益蔓延的思潮，带有国际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一方面，要教育党员和社会各阶层成员以开放的姿态与改革的精神，研究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情况，吸收优秀成果，同时警惕和防范其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教育广大党员和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以革命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方面缺一不可，而第一个方面的教育必须以第二个方面的教育为统帅。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社会整合在现实社会中指的是调整、协调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和纠葛，改进整体运作中的缺失，使多元素融合成为统一体系的过程(11)。社会整合能力则是指以公平公正为准绳，通过多种方式把社会各个因素组合成一个有序利益共同体的能力。社会整合的最大功能在于维系社会的大致（不是绝对的）和谐，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当前我们党在社会整合方面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以社会公正为准绳进行整合，使社会各阶层共享改革的成果。为此，要规范分配秩序，防止两极分化，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调节和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支持和帮助弱势群体，建立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社会利益格局；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权利保障、司法公正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二是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完善政治参与机制。要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保证人民群众有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的直接参与方式；加快党内民主建设的步伐，增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参与和监督，保证党员权利得到落实和正常行使。三是加强思想理论宣传，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为此，必须适时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当前我们尤其要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来整合全党，整合中国社会，使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三）必须在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同时，不断增强党的基础。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12) 这是从现实出发提出的一个正确论断，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实际上，我们党正是在坚持党的性质、增强党的基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坚持“一个不动摇”，就是坚持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能动摇。在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素质不断提高，先进性也在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始终是党的坚实的阶级基础。江泽民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13) 这是一个着眼于党的执政大局、有利于党巩固和发展的重大决策。
（四）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指出：“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是党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和处理与协调社会各阶层矛盾的基本原则。现阶段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高体现，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党必须正确处理多样化利益与根本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特别要注意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此其一。其二是从严治党，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供可靠的保证。一是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政治上保证党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二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从思想上保证党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组织和制度上保证党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清除党内腐败分子，从作风和纪律上保证党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
总之，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对执政党建设是一种挑战，是一次考验。如何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按照“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深入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必然的选择。
注释：
①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②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④ 阎志民：《中国现阶段阶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⑤ 钟鸣、王逸：《两极鸿沟？当代中国贫富阶层》，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5年9月。
⑦ 张厚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6（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版，第225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⑨(12)(13)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9、32页。
⑩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11) 刘世文：《论图书馆在社会整合中的特殊作用》，《河南图书馆学刊》，1999年第1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