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的创新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炎帝论文,中华民族论文,创新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6）04 —0024—11
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先辈的创新精神，继承和发扬创新传统是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一环。炎帝是传说中的中华人文始祖中创新较多的始祖，本文通过分析炎帝的创新传说，说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的重要性。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创新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科技文化的创新，它所表现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为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各种生物性需求（如衣食住行等）而发生的，此类文化学术界通常又称之为物质文化。二是制度文化的创新，它所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社会性需求而发生的，如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三是精神文化的创新，它所表现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求而发生的，如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新。本文主要从三方面分析炎帝的创新传说。
本文所说的“炎帝”，不是指一个人。不少学者认为，“炎帝”是最初活动在宝鸡渭河流域姜姓部落集团首领的名号。后来，这一部落集团向东发展，向南迁徙，达到今天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之后，他们的后继首领仍然沿袭着这个名号。有的古籍记炎帝传八世，有些学者对八世炎帝作了详细考证[1]。从近现代原始民族来看，首领称号是公共的，并不是一个首领所专有，新石器时代的姜姓部落集团无疑也一样。也就说，“炎帝”是指新石器时代姜姓部落集团的先后相承的多个首领。
一、炎帝与科技文化的创新
从古籍记载来看，炎帝可说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他不断进行了一系列的科技创新，发明了种植农作物，发明刀耕火种，发明农具，发明陶器和医学等，他丰富了人们的食物品种，改善了人们的饮食结构，提高了人们防病、治病的能力。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发明种植农作物
人类社会第一次大革命——农业革命是由采集食物的经济向生产食物的经济转变的分水岭，是人类改变生存方式的伟大革命，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开端。人类倘若不会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将永远处于渔猎采集的原始状态，文明也就无从产生。因为，在狩猎、采集时代，人和动物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一是人和动物一样，主要靠自己的本能生存和繁衍；二是人和动物一样，主要靠自己的体力获取食物，社会生产主要是攫取性的，与一般动物捕获食物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三是人和动物一样，过着迁移不定的生活方式，人们无法定居，村落也不可能形成，都市更无从谈起，文字也不可能出现。
发明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明”。因为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是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技能。农业出现之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人们可以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来增殖天然产品，对自然的依赖逐渐减少。这为定居、村落、城市、宗教、文字等文明要素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炎帝以发明农耕而著称，是农业的发明者。传说炎帝之前，人们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以禽兽之肉为主食。至炎帝时代，人口大量增加，仅靠狩猎生产已经不能解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需。而且，长期过着禽兽般的生活，疾病毒伤之事经常发生，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炎帝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验，培育了农作物，发明了农业，并教百姓种植农作物，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于是，人们称之为“神农”。关于这些，许多古籍均有记载。
《管子·形势解》：“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
《商君书·算地》：“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
《白虎通义·号》：“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
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
以上记载说明古代中国人都认为种植农作物和人民以谷为食始于炎帝时代，并认为炎帝是农业的发明人，后人把这一功劳归之于炎帝，并根据有关传说，编有《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2]。
炎帝所种的农作物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传说和考古资料来分析炎帝所种的农作物。
1.从传说看炎帝发明的农作物。关于炎帝发明种植农作物的传说，主要有两种。
（1）“天雨粟”传说。“天雨粟”传说一般均认为出自《周书》。
《太平御览》卷一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
《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
实。”
“天雨粟”传说说明炎帝发明的农作物是粟谷。
（2）“丹雀衔九穗禾”传说。最早出自东晋王嘉的《拾遗记》，说炎帝教民播种百谷，谷种是神鸟送来的。《拾遗记》卷一“（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其他古籍均引《拾遗记》，如《广博物志》卷四十二引《拾遗记》“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格致镜源》卷六十一引《拾遗记》：“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九引《拾遗记》：“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渊鉴类函》卷二六八：“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绀珠集》卷八：“丹雀衔九穗禾”。
“九”是单数中的最大数字，一般象征“数量多”、“尊贵”或“至高无上”之意。“丹鸟衔九穗禾”传说中的“穗禾”、“嘉禾”、“嘉谷”等，学术界通常认为就是粟谷。
“丹鸟衔九穗禾”与“天雨粟”传说，虽然内容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当是同一传说在不同时代的变体。“天雨粟”的传说，各种古籍均记引自《周书》。《周书》是记载周朝历史的史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周书》七十一篇。”显然汉朝时该书已被官府确认。而“丹鸟衔九穗禾”传说最早出于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可见“天雨粟”传说早于“丹鸟衔九穗禾”传说。这说明“丹鸟衔九穗禾”的传说是“天雨粟”传说较晚时期的变体。
从以上两则传说可以看出，炎帝发明的农作物是粟谷。有些古籍还记述炎帝得嘉谷之所，如《元和郡县志》卷十五引《后魏风土记》：“神农城在羊头山，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
这两则记述虽然是传说，但传说中含有史实。粟为旱地作物，是北方地区主要的农作物之一。从采食野生粟到人工种粟，经历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在狩猎采集时代，人和动物一样，食物也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动物肉或野菜和植物果实等，所以，在当时，人往往把动物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并认为禽兽能吃的，人类也能吃。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当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禽兽越来越少时，同时也随着人口的越来越多，仅靠禽兽难以生存和发展。正如前述古籍所载飞禽或走兽“难以坵养民”，于是，炎帝时代的人们“乃求可食之物”。[3] 当人们发现禽类采食粟，那么人也能吃这种谷类，于是便常采野生谷类等为食。而野生谷类数量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便想办法以人工的方法种植。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人们逐步掌握了种植粟的方法和技术。
2.从考古资料看炎帝发明的农作物。从考古资料来看，一般也认为炎帝所发明的是粟谷。粟谷是人类最早的人工栽培的农作物之一。中国粟谷的驯化和栽培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它是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主要的农作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陕西老观台文化，均有大量的粟贮存，其中磁山遗址窖藏之粟，学者估算约12万斤[4]。
一些学者认为，陕西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遗址大多是炎帝部落集团生活的地区，炎帝发明的农业主要是粟谷农业。如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认为：“炎帝族以粟作农业为主”，炎黄部落集团活动的秦陇高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以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为主体的粟作农业文化”[5]。
炎帝为什么最早种植粟？粟之所以成为人类早期培育的作物，与粟的特性有关。
其一，粟是人们理想的优质食物，营养价值高，性温，易消化吸收。其二，粟具有养肾补身的药用功能，至今仍是北方老人、产妇的滋补佳品。其三，粟的籽粒小，皮壳易脱离，容易加工成粟米或米粉。其四，粟容易长期贮藏，因粟的皮壳光滑，包裹严密，不易受潮和虫蛀。其五，粟为耐早作物，粟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尤其适于北方黄土高原生长。其六，粟生长期短，结实率高，一般是四、五月播种，九、十月即可收获。由于粟具有以上优点，因此，原始时代的人们最早发明、培育了粟。
（二）发明刀耕火种
据考古资料，农业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出现的。农业的发明使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L·怀特（Levin Alvin White,1900—1975）曾提出文化演化“物能说”。他认为，技术进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技术进步又主要表现在人类利用能源的进步。也就是人类可以控制使用的“能”（energy）技术的逐步地提高。“能”之渊源有二：其一是来自人体本身，其二来自自然界。人类利用能源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仅依靠自己的体能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渔猎采集时代。第二个阶段是人类能够通过利用自然界中能源（太阳光、火、风、水、土等）而获取食物的阶段，人类通过新石器革命，农业和畜牧业产生，攫取性经济生产过渡到生产性的生产。人类开始利用人体之外的能，耕种农作物提高了人类对于太阳能和火等自然能源的利用和控制，动物的饲养则增加了人类对动物能源的利用，新工具的发明降低了能源的损耗，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第三个阶段是通过动力革命，对新能源如煤、油和水力资源能够充分利用的阶段，亦即蒸气的驾驭、内燃机的发明和人工电力的生产的时代，也就是现代工业化时代。工业革命促使封建主义让位于资本主义，并使社会再组合和文化重新调整。第四个阶段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能的时代，也就是当代世界。1945年，人类成功地征服了亘古以来最巨大的能源——掌握并使用原子能技术。每一次新能源技术的发明，一旦被利用，将产生无穷无尽的效益，促成新的社会文化进化的连锁反应，同时也将促成社会革命[6]。
众所周知，万物生长靠太阳。原始时代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原理，认识到太阳光和水对农作物生长、成熟的重要性，因此，教百姓在山的阳面种作物。《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岛岛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农业形成之后，曾经历过多种耕作方式。在农业发明之初，尚无农具，种植方法很原始，即将采集的野生谷物种子撒在地上，让它自然生长，到成熟时用手摘取，这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直至近代，不少民族仍采用这一耕作方式。如云南部分地区的独龙族就是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既清除了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又可利用带起来的泥土掩埋种子。农作物长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和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7]。一些游牧民族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如哈萨克族牧民在20世纪50年代前，以牧为主，但也种些小麦等农作物。农作物种在冬牧场向阳之处，每年春天离开冬牧场前（一般在3—4月间）种翻好地，播上种子，随即离开，农作物长出来后，一般不进行除草、施肥等中耕管理，秋天回到冬牧场时便收割粮食。这种不烧不耕的种植方法，是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可称之为“野耕”或“荒耕”。
第二种是刀耕火种，也有人称之为“游耕”。这种耕作方式除了充分利用太阳光之外，还利用火的功能进行耕种。当人们发现火烧山后种下的农作物长得特别好时，于是便认识到火不仅可以除掉杂草，而且还能使土地肥沃，并能把各种植物烧成灰而成为肥料。早期的刀耕火种，一般是一块地耕种一二年后便抛荒休闲。至近现代，仍有不少民族实行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
中国的刀耕火种农业源流久远。炎帝是传说中的刀耕火种的发明人。据古籍记载，炎帝又称“烈山氏”、“厉山氏”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礼记·祭法》称：“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郑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孔疏：“农，谓厉山氏后世子孙，名柱，能殖百谷为农官，因名农。”
学术界一般认为，“烈山氏”、“厉山氏”和“神农氏”等，都是炎帝的别称。有些古籍还认为炎帝起于“烈山”。如《礼记集说》卷一〇九注引《帝王世纪》：“神农氏，起于烈山，即炎帝也。”《通志》卷一：“炎帝神农氏，起于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连山氏，亦曰伊耆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亦曰人皇。”《历代通鉴辑览》卷一：“炎帝神农氏，…起于烈山，故亦曰烈山氏。长于姜水，故以姜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帝母曰安登，有神龙之感而生帝于烈山。”《历代建元考》卷二：“炎帝神农氏，姜姓，起于烈山，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隐居通义》卷二七：“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
据何光岳考证，炎帝有八代，第一代为神农氏，生于姜水，即今陕西宝鸡市南。第二代烈山氏柱，烈山、厉山、赖山均为同音异写。烈山在湖北随州市西北厉山镇，因烈山氏炎帝柱生于此而得名[8]。
所谓“烈山”氏，就是《孟子·滕文公上》“烈山泽而焚之”之意，也就是最早以火烧山的“刀耕火种”的氏族部落。以火助耕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过程。另外，炎帝之“炎”从叠火之形，《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从其得名称可知炎帝与“火”崇拜有关，应无疑义。炎帝部族之所以崇拜火，并以“火”为部族名，当时与炎帝部族最早从事刀耕火种有关。
“烈山泽而焚之”的刀耕火种方式直到近现代仍在不少民族中保留。如云南的独龙族在20世纪50年代前，主要在山坡上进行刀耕火种，一般从江边到高山分成二至三段林区，在每一段林区居住三四年，多则五六年，砍烧完最后一段林区，再从第一段林区开始。一般是在每年4—7月间，将一片片的林木砍倒晒干，然后放火焚烧。如果是初次砍伐的原始林地，树木较大，一般在冬季砍烧，才能把巨大的树干烧成灰烬。如无雨水，砍后十余日便可烧山。如遇天雨，则需较长的时间。为了确保刀耕地来年生长树木，必须保护树根不被烧死，烧山时选择阳光不太强烈的日子。此外，对生产节令要求也很严格，砍伐树木既不能迟，也不能提前。如果砍迟，则影响焚烧和播种。不过，提前砍也不能提前焚烧，如果焚烧后不播种，则会长出杂草。如果未到播种季节播种，会造成种子腐烂[9]。
除了独龙族之外，南方的畲族、土家族、瑶族、苗族、黎族、高山族、傈僳族、彝族、纳西族、基诺族、阿昌族、景颇族、普米族等山地民族，历史上都曾进行过刀耕火种。宋人范成大在《劳畬耕·并序》中提到：“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薛梦符在《杜诗分类集注》卷7中对于畬田有如此的解释，其曰：“荆楚多畬田，先纵火熂炉，候经雨下种，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树艺，但生草木，复熂旁山。畬田，烧榛种田也。尔雅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畬。易曰不菑畬。皆音畬。畬田凡三岁，不可复种，盖取余之意也。熂音饩，燹火烧草也。炉音户，火烧山界也。”
炎帝时代的刀耕火种可能与上述少数民族相类似，只不过工具更为简陋一些。据考古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原始农业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之类，这些都是用来砍伐树木的。
（三）发明耒耜
农业的耕作方式，先后经历了若干阶段。一是不耕的早期农业，二是火耕农业，三是耜耕农业，四是锄耕农业，五是犁耕农业，六是机耕农业。据西方考古学资料，公元前4000至3300年，欧洲和埃及已出现了木锄和简单的木犁[10]1—2。
在原始农业的初期阶段，人类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种植，主要靠双手来进行简单的种植和收割，并没有专门农业生产工具。经过实践，人们逐渐使用石刀、蚌刀等工具来收割，用石磨盘来加工粮食。发明火耕农业之后，用石斧、石锛等石器工具来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再放火焚烧。后来，人们为了提高产量，需要穴种和平整土地及修沟疏水，于是人们发明了耒耜，称之为耜耕。耒耜开始是木质的，后来又增加了骨耜、石耜（铲）、石锄、石耑瘖等农具，加工农具也增添了杵臼。
中国耒耜农具是谁发明的？始于何时。从传说来看，炎帝最早发明了耒耜。不少古籍均记载了炎帝神农氏创制耒耜等农耕工具。
《易·系辞下》：“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绎史》卷4引《周书》：“神农之时，……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风俗通义》卷一：“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
耒是一种原始的翻土农具，形如木叉[11]。《周礼·考工记·车人》：“车人为耒”。疏云：“耒状若今之曲杴柄也。”《礼记·月令》“季冬之月”：“修耒耜。”疏云：“耒者以木为之，长六尺六寸，底长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三寸，勾者二尺有二寸。”古代的“耒”可能与独龙族原始农业中使用的“郭拉”（独龙语，有的译作“戈拉”）类似。“郭拉”呈木钩状，系利用两股树杈，一股削平整，约留二尺左右的长度作为握柄，另一股大部削去，仅留半尺左右，并削尖，作为挖土部分[12]。也有人认为，耒是由挖洞点种的尖头木棒——“柱”发展而来的。一些学者认为，“烈山氏之子曰柱”[13] 之“柱”，既是人名，也是工具名，是一种挖穴点种的尖头木棒。这种工具，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独龙族还存在，独龙语称“宋姆”，意即“点种棒”。竹或木均可，制作简单，拣一小竹棍或木棒，削尖其一端即成。点种栽种时，用此种棒点穴下种[12]。这种工具是最为原始的，后来发展为耒。
一般认为，耜是从耒演变而来的。通常又合称“耒耜”，“耜以起土，耒为其柄”[11]。《释名》：“耜，齿也，如齿之断物也。”耜是在耒的底端加固上类似锹头或锄头的耜冠用来翻土或开行刨沟的锄耕复合农具。用耜翻土的面积比耒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因此被普遍采用。
宝鸡地区也有关于炎帝发明耒耜和牛耕的传说：上古时，神农教先民耕田地，种庄稼。那时工具的是石镰石铲，费时费力，辛苦一天也耕种不了多少。炎帝一心要找一个省时省力的好办法。一天，他们上山打猎，看到一只野猪，用嘴在地上一拱一拱，一会儿就拱出一道渠沟，炎帝得到启示，用一个弯曲的树干，将顶端用石斧斫尖，先民们推的推，拉的拉，拱出的土非常松软，大家非常喜欢使用，炎帝给它起名叫“耒耜”。这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犁。后来，炎帝又觉人拉太费力，降服了山里的野牛来为人拉犁。牛的威力，牛的品格，成了先祖崇拜的对象。如今，在宝鸡一些山区的农家房檐下仍挂着木犁。这些木犁，纯粹是模型，问其何因，答是祖上传下来的。这便是炎族遗风。在宝鸡城西塬边，曾有一座牛头祠，祠中曾供奉一尊牛头神。另外，宝鸡还有一种独特的古老敬神习俗，家家户户供奉一尊农神，农神只有一个大脑袋，无身躯亦称“牛头爷”。这便是炎族牛图腾崇拜的遗风[14]287。
（四）发明医药
据考古资料，医学萌芽于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伦，约有1000—2000块泥板残片刻画的文字上记载了当时的医学，认为神和鬼怪、星辰和血会引起疾病。在约公元前2550年的苏美尔人的泥板上，记载了15种药物。在埃及，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772年已有了医学和医生。伊姆霍特普既是祭司、建筑师，同时也是医生。公元前2700年，埃及已发明了使用夹板固定骨折前臂的医术。公元前2500年，埃及出现描绘外科医生形象的作品。在世界上最早的法典——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93—公元前1750年）中，提到了外科手术，如眼科手术，规定了对医生的酬金和处罚[10]2—6。这些说明在公元前2000前，人类的医学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
炎帝时代，疾病毒伤之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存。防治病痛威胁，保障生命安全成为促使原始医药的诞生。早在采集和农业发明过程中，人们便开始尝百草，区分可食与不可食、有毒和无毒等日常知识，随着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开始有意识地医药尝试和实践，传说炎帝遍尝百草，为人医病，是华夏中草药的第一位发现者和利用者，被世人尊之为“医药之神”。相传他在位的时候，百姓因为采果子、猎禽兽为食，常常得病。神农深以为忧，于是到处察看地形，品尝各种植物的味道及河水与泉水的甘苦，然后告诉百姓如何饮食。他又亲自品尝各种草木的药性，终于发现了几百种药物。其中上等药一百二十种，可以养生，食之延年益寿；中等药一百二十种，可以养性，食之补虚助气；下等药一百二十五种，可以治病，食之除寒祛热。古籍有不少有关记载：
《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神农本草经》一般认为是春秋之书，可能系神农氏口传之药之方而历代增补之书。
《路史·外纪》：炎帝神农氏“磨蜃鞭茇，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间而遇七十毒，极含气也。”
《搜神记》卷一：“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
《补史记·三皇本纪》“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淮南子·修务训》“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
人们景仰炎帝神农氏和先民们在开创中国医药学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及献身精神，将出现的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归于炎帝神农氏，称之为《神农本草经》。炎帝神农氏于中国医药学的开创发端，功不可没。《隋书》卷三十四：“《神农本草》八卷”，“《神农采药经》二卷，”《新唐书》卷五十九：《神农本草》三卷，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七卷。
宝鸡地区传说炎帝当年养过一只药兽，这药兽外形像小狮子，肚子透明发亮，里边的肠肠肚肚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它不但能吃草，还能食虫，吃下的草和虫一眼便能看出有毒没毒。炎帝平日把药兽视为珍宝，药兽成了炎帝尝草食虫、创制医药的好伴儿和得力帮手。后来药兽为炎帝试药而吞下百足虫，中了毒来不及解救而死，水晶肚子里一股浓黑的毒液遍布全身各个血管。炎帝为之又伤心又悔恨，恨自己让药兽错吃了毒虫害了它的性命。于是用石头刻了个药兽，随时带在自己身边，永远怀念这个忠诚的伙伴。宝鸡过去中药房有个习俗，有的在店房门口竖着一只用青石雕刻的狮子，有的在柜台上摆着用玉石雕刻或陶瓷烧成的狮子。据说就是供奉的药兽。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14]286。
（五）发明陶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有意识地改变无机物的创举。据考古资料，陶器的发明始于约公元前6700年[10]1。有人推测，古人为了使枝条编制的器皿耐火和密致无缝而涂上黏土，经过火烧之后，黏土部分很坚硬，进而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容器也可以烧制成器，这可能是最原始的陶器。也有人认为，古人是偶然发现用手捏成的器物经火烧之后变得结实了，而且不怕水，因此而发明了陶器，陶器发明之前，食物的加工只能用烧烤的方法进行。陶器的发明，被誉为继火的使用之后的又一大创举，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重要的技术革命。它是人类最早运用人工来改变物质的性质，并塑造便于使用的物质形状的一项制造技术。陶器是农业的派生的文明，陶器的发明使人们的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和营养状况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变革。用陶器蒸煮食物，利于熟化和消毒，丰富了饮食内容，增进了饮食营养。用陶器贮存粮食，可防止霉变等，为长期保存粮食提供了保障。用陶器贮水，方便家庭生活，改变了生活方式。此外，陶器的发明，为原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地。
约公元前4750年，欧洲绘有装饰图案的陶器开始出现。约公元前4000年，北欧出土带有“深雕”装饰花纹的陶器；亚述人生产绘有黑色和红色几何图案的陶器。约公元前3700年，乌克兰的特里波里村出土螺纹彩陶。约公元前3300年，特勒—哈拉夫文化时期的陶器绘有双面斧、牡牛头和其他宗教图案；撒马拉的陶器（多为两色）以动物围绕卍字图案为标志；古埃及发现有红色磨光、黑色镶边的陶器，饰有几何和人物图案（以狩猎为题材）陶器[10]3—4。
传说炎帝“耕而作陶”，是中国制陶业的创始人。炎帝又被尊为“火师”，用火制陶，是他一大神功伟绩。《路史》卷十二说炎帝“埏埴以为器”，埏埴就是以泥制作陶器。陶器的制作与定居不可分，因为陶器不易携带，既笨重又容易破损。从事原始农业并定居的人们大多依山傍水而居，他们需要寻找贮水、汲水、贮存和蒸煮食物的器具。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周书》：“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
《齐民要术》卷一：“神农……作陶，冶斤斧。”
《资治通鉴外纪》卷一：“神农氏，……作陶，冶斤斧。”
以上史料传说炎帝是陶器的发明人。另据考古资料，在炎帝故乡宝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众多的陶器和发掘的陶窑作坊遗址。这说明宝鸡地区不仅适宜于农耕，而且宜于制陶。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完整陶器和可复原的陶器166件，陶片约10余万片。既有大量精巧的生产工具，也有众多颇具艺术特色的生活用具。在制陶技术上，出现了从手制向轮制的阶段性发展[15]51—52。直到现在，宝鸡广大农村还保留着农、陶并重的传统。不少学者认为，宝鸡北首岭遗址的陶器是炎帝时代的产物。尤其是三足钵、三足罐、三足瓮等最有特色。
二、炎帝与制度文化创新
炎帝部落集团自发明种植谷物之后，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满足了基本的生物性需求后，人们便有条件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性需求和心理性需求了。
人类由渔猎过渡到农业社会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渔猎时代形成的各种社会制度已经不适应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必须加以变革，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传说炎帝部落集团内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立了与渔猎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
（一）创立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制度
男女分工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据考古学资料，在公元前5000年，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男女分工[10]3。
男耕女织是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的主要性别分工模式。从神话传说来看，这种分工最早始于炎帝时代。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从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中得到证明。
《吕氏春秋·爱类》：“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其意为：神农的教令说：“男子如果有人正当年却不种田，则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女子如果有人正当年而不织麻，则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受冻”。所以神农亲自种田，妻子亲自织麻，以此表示要为百姓谋利。
《庄子·盗跖》：“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商子·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在渔猎时代，男女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成年男女共同参加渔猎生产活动，即使有分工，也是临时的，人类的御寒的衣服主要以动物的皮革制作。只有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产的时期，人们定居一地，生活较为定安，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才会固定下来。
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生产和生活用具中，有不少纺织和缝钮工具，如陶纺轮“共22件，均完整。有的用细泥焙烧而成，有的用陶片打制或磨制而成。可分5式。”此外，还有骨针55件，骨锥282件[15]59—61。从这些考古资料来看，也说明当时纺织业已开始出现，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制度似已形成。
（二）创立原始市场和交换制度
市场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交换也不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由于生产技术低下，食物没有剩余或剩余很少，人与人之间、群与群之间没有什么可交换的，只有在农牧业生产较为发达的时代，食物有了较多的剩余，才有可能进行交换。
据考古资料，在公元前5000年，出现较多的私有财产，产生了货物交换和制作交换所使用的货物“货币”（适用的实物、装饰品）等[10]3。
传说炎帝最早创设了市场和物物交换制度，关于这些，不少古籍均有记述。
《易·系辞下》：炎帝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其意为：炎帝时，中午时分开市贸易，招来天下人们，聚集天下货物，相互交换货物然后离开，各自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太平御览》卷三：炎帝时，“又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
《绎史》卷四：“潜夫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路史》卷十二：“众金货通有亡，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亡，于是俱兴，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号曰皇神农。”
《皇王大纪》卷一：神农时，“……四方之民，丰衣足食，各执其方物，或举而不用事，或废而不举。乃命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炎帝创设市场和交换制度与炎帝发明耒耜等农具和实行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技术的革新，新工具的发明，促使生产力飞跃的提升；社会的分工，使经济生产专业化，使四方之民，丰衣足食，并开始有剩余。为了使各地剩余农产品和布匹能够自由地交换，于是炎帝创立了市场和物物交换方式。
从陕西宝鸡民间传说来看，也可说明炎帝发明了日中为市和交换制度；炎帝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治理洪水、风调雨顺，人们安居乐业，劳动所得的产品也多了起来。有人有了多余的粮食，就需要用陶器来装盛它们；有人会制造弓箭，却没有耕牛来耕地；会烧陶的人需要兽皮；打鱼的渴望得到粮食，久而久之，慢慢有了物品交换。可交换也不易，跑很多路，费很大功夫，还不能称心如意。于是炎帝不仅指定了交换的场地，而且定下了时间——“日中为市”。这样，人类的物品交易市场就开创了。如今，宝鸡农村集贸市场，基本沿袭了炎帝时的遗风。日中（即12时左右）集贸市场最盛，这时人最多、最热闹。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也有早市、夜市出现，但始终盛不过日中为市[14]287—288。另据《湖北风物志》称，湖北随州厉山镇西门口外白午集，又叫白屋集、日照街，传为神农“日中为市”之处。白午集有神农桥。
在考古资料中，也发现炎帝时代已出现交换的踪迹。在北首岭遗址的墓葬中，发现有数十枚榧螺，此种软体动物只产于南海或东海，而在相距数千里外的北方发现，“很可能是经过辗转交换得来的”[15]130。
（三）创立择地而居的定居生活方式
人类在渔猎采集为主的时代，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猎取食物上，他们居无定所，按季节迁徙，没有食物储备，生活没有保障，时刻都会有灾难临头。农业革命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变化，居住方式也开始由游徙过渡到定居，从而逐步抛弃从动物界遗传下来的本能的生产活动和居住方式。村落建立起来后，贸易产生，定居的人口开始飞速增长，都市出现，社会开始分工，专门从事祭祀活动和艺术的人分离出来，文字也开始产生，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等逐步形成，所有这些，都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
定居生活是农业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一环。据考古资料，最早的农业村落约在公元前6700年在安纳托利和巴勒斯坦出现。至公元前4750年，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最早的城市建筑[10]3。
传说炎帝部落集团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开始过定居生活。传说炎帝相土地，察水泉，建聚落，是中国择地而居的创立者。古籍记述炎帝深知避风向阳、择泉近水而居的重要性，选择既利于身体健康、生活方便又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地方建立原始聚落。原始聚落的选定和营造，避免了渔猎、采集时代餐风宿露，东奔西走之苦，生活比较安定起来，人们的健康和社会的正常发展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关于炎帝神农氏择地而居的传说，一些古籍有所记述：
《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
《路史》卷十二：神农“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
《资治通鉴外纪》卷一：神农“相土地燥湿肥硗高下”。
这些记述肯定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先民们在开创择地而居的定居生活制度的历史贡献。炎帝的氏族部落集团经过长期观察，认识到地理水土环境与人类健康的生存有着密切关系，认识到居住在干燥的高地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在选择生活定居点时，能够避恶地趋善地，以预防疾病。此外，定居点选择确定之后，人们便可以建筑一些能够使用比较长久的房屋、水井及其他生产、生活设施，把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考古资料来看，也可说明炎帝时代人们已实行择地而居的制度。北首岭遗址中心与周围地形，正好是渭水与金陵河交汇的二阶台地，近有泉水，远有河水，背靠山岭，面向阔地，向阳避风，环境优美。另外，居室内部建筑也体现通风透气、防潮保暖的特征。该遗址属于仰韶房址共有50座，绝大多数房址呈方形或长方形，只有一座为圆形。面积最大者为88平方米，最小的只有8.7平方米，一般有12—30平方米之间[15]11。多数房屋均有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物。若以每户4—5人计算，约有200多居民。村落布局规整。“村落中心是一块南北长100米、东西宽60米的场地，这里经过钻探和发掘都没有发现房址和墓葬，只发现两层路土。”这说明它是“公共活动场所”。场地四周有三处居民区，北面有22座，其中有16座门朝南；场地西面有10座，其中8座门道朝东；场地东南有17座，其中有10座门道朝北和西北。“很显然，房屋是有意围绕广场建造的，它们的门向大多数向着广场，从而形成场地以北和以西的房屋与场地南和以东的房屋遥相对望的情况。”[15]127
据上，从传说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先民们择地而居的生活制度，在炎帝神农氏所处的时代已存在。
三、炎帝与精神文化的创新
文化基本功能是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人的需求是一个由低而高逐级形成和实现的过程。人类满足了自身的生物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之后，便要创造条件满足心理性需求。人类为满足心理性需求而创造的文化，通常称为“精神文化”。炎帝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方面。
（一）信仰和仪式的创新
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飞跃，其意义不亚于后来的工业革命。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仅引起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引起社会意识和宗教观念的变化。
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人类思考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种植的作物，到了一定时期便有收成。饲养的牲畜，每年都会繁殖幼畜。但是，种植的作物并不是每年都一样能取得好收成，有时好，有时不好，有时甚至颗粒无收。当作物快要收成之时，如果发生洪涝，或刮风暴，将会颗粒无收；倘若风调雨顺，则将会获得较好的收成。饲养的牲畜也一样，如果冬季天气特别寒冷，将会冻死牲畜；如果天气较暖和，则牲畜能较安全地渡过冬天。此外，洪水会把饲养的牲畜淹死或冲走，狂风也会把牲畜刮到远处。所有这些，都将使人们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付之东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观察、思考人与动物和植物的关系，而且观察、思考自然现象与植物和动物的关系。由于原始农牧业经济与自然现象的变化关系密切，庄稼收成的好与坏，牲畜头数的增与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但是，远古时代的人们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在自然力面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于是便把各种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神化，想象和创造各种超自然的神灵，虔诚膜拜，于是便产生祭祀神灵的仪式。
炎帝之前，原始信仰和仪式早已产生，但尚未形成为全部落集团共同的制度化的祭祀和仪式。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炎帝部落逐步发展、壮大，融合了众多氏族，成为中原大地最强大的部落集团，为了稳定和凝聚各氏族部落，除了创立了一套政治和社会制度外，还创立了一套较为规范的祭祀制度，祭天、祭祖、祭神有了一定的形式和礼仪规定。其中，蜡（腊）祭、傩舞、明堂祭、祈雨仪式等是炎帝创立的重要的祭祀仪式。
1.蜡祭。蜡祭古时有各种不同的称呼。汉蔡邕《月令章句》：“蜡祭：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腊”，而以“蜡”或“腊”最为通用。蜡祭即腊月之祭，是中国先秦和史前时代重要的祭祀仪式。关于蜡祭的对象，因时而异，主要是祭祀农业、田猎、畜牧业诸神，报岁终之功，祈求来年丰收。在史前时代，“蜡祭”主要是庆贺农业丰收的报酬之礼。相传蜡祭由炎帝始创，并认为祭祀吉礼始于神农。
《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正义”注：“蜡即田祭，与种谷相协，……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农也。既云始诸饮食，致敬鬼神，则祭祀吉礼起于神农也。”
《礼记·明堂位》“正义”注：“蜡是报田之祭。按《易·系辞》神农始作耒耜，是田起於神农，故说者以伊耆氏为神农也。”
《毛诗正义》“序”引《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为田报祭。案《易·系辞》称神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周礼注疏删翼》卷十一：“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熊氏曰：‘即神农’。则祭祀吉礼起于神农也”。
炎帝创立蜡祭，而且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史称“万民戏于国中”。《路史》卷十二：神农氏于“每岁阳月，盍百种率，万民蜡戏于国中，以报其岁之成。”《诗传旁通》卷五、《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六亦有类似记载。
传说炎帝还创作了一首有名的《蜡祭歌》，即祝祷词，其词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母作，草木归其泽”[16]。表达了希冀得到皇天后土的庇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望。祭祀由部落首领主持，在进行一系列的仪式之后，由部落首领唱祝词。唱完祝词之后，击土鼓、吹苇竽等。仪式结束后，人们回到各自的部落。
传说傩舞也炎帝创始的，源于驱疫除鬼仪式，是一种装扮成能威慑病疫鬼蜮的面具舞蹈。在蜡祭的前一天，通常举行盛大的傩舞。《续汉书·礼仪志》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2.明堂祭。明堂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重要祭祀场所。关于明堂的功能，近两千年来，争论不一。其实，最早的明堂当是祭天之所，后来功能扩大，兼有“祖庙”、“布政之宫”等多种功能。
其一，《论语注疏》“序”：“明堂是祭天之处”。《史记·封禅书》也称黄帝时的明堂是祭天之所：“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礼记正义·卷三》引崔灵恩云：“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时迎气，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所谓“郊天”即祭天。又《孝经注疏》卷五引《史记》：“‘黄帝接万灵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所谓接“万灵于明庭”，即接天上诸神于明堂。
其二，古之明堂多称在城南，而古代祭天或上帝之所多在城南。《孝经注疏》卷五：“郑炫云：‘明堂居国之南，南是明阳之地，故曰明堂。’”《礼记正义》卷四：“天子以四郊为外，圆丘方泽，明堂社稷，皆在郊内，应称孝而犹同外辞曰‘嗣王’者，尊天地，虽祭之郊内，犹从外辞。崔灵恩云：‘天地社稷是外神，而祭之郊内，不敢外之’。”
其三，《礼记·明堂位》中所记，乃是祭天时按等级、内外次序排列的位次。“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此种规模庞大的祭祀仪式，只有祭天才有可能。
明堂最初应为祭天之所，但明堂始于何时？从一些史料来看，当始于炎帝。《淮南子·主术训》记明堂之制始于炎帝神农氏：“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又《北史》卷九：“壬寅，祀圆丘。诏曰：‘予本自神农……’”
据上，上述古籍均传说炎帝开创蜡祭和明堂祭，并多称“祭祀吉礼起于神农”。
3.求雨仪式。求雨仪式是农业生产形成的仪式，传说也是炎帝时代创立的。《神农求雨书》：“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苯、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巳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积薪击鼓而焚之。”[17] 《神农求雨书》当是后人所作，但这种求雨方式无疑在炎帝时代已存在。因为雨水与农业生产关系十分密切，旱或涝对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发明农业的炎帝部落集团，无疑十分重视雨水。为祈求风调雨顺，创立了最早的祈雨仪式和制度。
从考古资料来看，炎帝部落集团的宗教信仰已发展较高的阶段。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中的大多数墓葬有陶器随葬品，在瓮棺墓中，有的陶瓮上开有小孔，毫无疑问，当时的居民已形成灵魂和生死轮回观念。另外，当时也可能已存在集体的祭祀仪式。在北首岭中期遗址中，发现有被加工过的路土，有的路面被烧红，并发现有大量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和20多个不规则的柱洞。北首岭村落遗址中间有一个南北长100米、东西宽60米的广场。古籍记载蜡祭和明堂祭天及祈雨仪式等，都可能在广场中举行。
（二）乐器的发明和音乐创作
据古籍记载，炎帝在艺术方面的创新主要是发明五弦琴和创作神农乐。
1.五弦琴。琴是我国一种古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弹弦乐器，也是我国乐器的主要代表，影响极大，因而在音乐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先秦典籍《山海经》、《世本》、《吕氏春秋》等记载音乐发明者和乐器发明者有很多人，其中发明琴瑟的主要有两人，一是伏羲，二是神农。也许，伏羲和炎帝发明的琴瑟各不相同，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的琴是五弦琴。
《世本·作篇》：“神农作琴。神农作瑟。”
《世本·作篇》：“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征、羽。”
《世本·作篇》张澍稡集补注引《琴清英》：“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2.神农乐。五弦琴制作出来之后，炎帝又创作神农乐。古籍记神农乐名“扶持”或“下谋”。
《尚书通考》卷四：“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
《礼记注疏》卷三十八：“神农乐为下谋”。
《孝经注疏》卷六：“神农乐为下谋”。
《苑洛志乐》卷二十：“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
《绎史》卷四引《孝经钩命诀》：“神农乐曰下谋，一名扶持”。
《尚史》卷九十九：“神农乐曰扶持亦曰下谋”。
《事物纪原》卷二：“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汉艺文志考证》卷三：“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
以上记述表明，五弦琴和神农乐均为炎帝所发明。
四、结语
据上所述，炎帝创新颇多。在科技文化方面的创新主要有发明农业，发明刀耕火种，发明农具，发明陶器和发明医药等；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创新主要是创立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制度，创立市场和物物交换制度，创立择地而居的定居生活方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创立了比较规范的祭祀仪式，发明了五弦琴和神农乐等。其实，这许多发明，绝不是某一个个人所能发明的，而是姜姓氏族部落集团的长期的生产实践经验或数十代人的智慧结晶。人们之所以把许多发明赋予炎帝一人身上，是因为炎帝是姜姓氏族部落集团传说中的祖先和首领。因此，炎帝的创新传说是中华民族祖先创新史实的反映。
从炎帝的创新传说来看，中华民族是极富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5000多年而不中断，与我们祖先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然而，创业难，守业更难。在全球化浪潮的洗刷下，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先辈的创新精神，不断地进行创新，才有可能复兴和延续中华文明，保护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使中华文明长期与西方文明并行发展。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有效保护和延续中华文明，上对不起祖先，下有愧于后代。
从炎帝的创新传说来看，科技文化的创新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创新是并行发展的。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动物世界向人类社会、从原始游猎社会向定居的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四次转移，主要是通过科技文化创新促成的。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生命力所在。不过，科技创新需要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创新的配合，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因为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不可分的整体，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如果只重视科技文化的创新，不重视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新，社会就不可能协调、和谐地运转，就有可能造成文化失调。文化一旦失调，社会将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并进而发生社会分裂。社会分裂必然引起社会动荡，科技发展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我们今天的创新，必须像我们的祖先炎帝一样，既重视科技文化的创新，同时也重视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创新。三方面的创新相辅相成，和谐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创新与保守相辅相成，保守不反对创新，创新有利于更好地保守，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的能力，也就不可能保守传统。传统文化如果不加以创新和变革，也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无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并将逐步失去功能。创新的目的是使传统文化恢复活力，提升传统文化的质量，并使之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高一级文明。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祖先的创新精神，不断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是保护和复兴中华文化的关键。
收稿日期：2006—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