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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构建全球化，首先要批判的是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批判它的经济一维观、单向思维，以及企图将不适用于政治领域的世界市场权威理论套用于高级政治。其次要认清的是：全球性和全球化既不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为了摆脱束缚竭力鼓吹的虚假繁荣，也不能成为让一切服从于世界市场新自然规律的理由。所以我们还需要再三强调：全球化时代并不意味着政治已经走到了终结，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
全球化冲击的到来象征着它已步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这种冲击表现在政治上，因为全球化的风云变幻迫使社会各个阶层的所有机构组织都必须深入研究它们所陷入的矛盾及面临的挑战。目前还存在着守旧力量，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福利国家，另一派则坚守民族国家，两派的契合点就是捍卫民族国家之现状，共同反抗“世界市场入侵”。应对全球化，就必须首先战胜这两派力量。
那么应对全球化的答案究竟何在？我想从十个方面展开讨论，分别是：国际合作；跨国国家或“相容主权”；按资分配；教育政策的新导向；跨国企业家是非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公民劳动联盟；德国新的文化、政治、经济目标定位；经验文化、短缺市场和社会自我更新；开放的企业家和自主的劳动者；反排斥社会契约。
一、国际合作
政治上应对全球化的第一点——也是特别受社会民主现代化支持者青睐的——就是必须扩大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目的是限制或避免跨国企业为避税和提高国家补贴而一手编导的“黑幕交易”。
在此过程中，政治的作用是让公众明白，全球化不能意味着一切都听从市场的安排。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发展对与其息息相关的国际规则的要求、对跨边界互动行为的国际条例与制度的要求都提高了。因此全球化必然伴随着主权国家之间更好的政治协调，对银行和金融机构更有效的国际监控，国家关税壁垒（例如在欧盟内部）的消除，国际组织之间更加紧密、灵活、有效的合作。
在国际经济关系上也应该像国内一样有一个框架：市场需要一个政治化的秩序框架。就如同注重社会与环保效益的市场经济是欧盟的政治协商系统一样，这种模式也应该推而广之，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这样一来就能为那些在效益与创意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公平贸易中提供充分利用可配置资源的条件。
因此，在超国家方向的框架内，我们就需要进行国际磋商。这些方向均有现成的例子，如欧盟、七国集团、经合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因为在全球化核心领域，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主流都是由欧洲、美国、加拿大与日本这些经济发达国家来引导的，所以所谓的全球化无法置身于它们的控制之外。为了实现良好的国际合作，我们必须尽可能利用政治行为手段来有效地控制现有以及可预见的全球化问题。
应对全球化不能寄希望于出现超级大国或世界国家，而要依靠各民族国家“同心协力”。各民族国家必须相互协调，建立起联络网，并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要使跨国企业受到约束，不能再为所欲为；二是更新国家政治的权力与发展要求。也就是希望能够借助世界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国际时代来为社会民主的国家注入活力，使其重焕生机。
从新社会民主的观点来看，就是要用国际合作来代替保护主义，促进超国家一体化和撤销管制，保证在国内层面有干预行为的国家一方面放弃体系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及工业政策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高水平的竞争优势。
改革社会民主时代的国际联结战略取得成功是必要的，但也是问题重重，原因有三：首先，人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基础变迁的程度，其结果很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战略。其次，人们没有考虑到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撤销管制规定的政治。另外，人们不清楚如何有效地控制民族国家在投资和就业方面的竞争，而且随着大规模失业，这种竞争更加激烈。民族国家都是利己的卡特尔，它们自顾自的行为将面临着非此即彼的境遇：要么等着税收减少，要么转而向其他国家联盟获取更多的税收。最后，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建立并保障社会和平是全球化的政治砝码，但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是如此，在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己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坦率但客观地说：谁知道呢，也许社会和平正是在这种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条件下由跨国企业自主建立起来的呢？
二、跨国国家或“相容主权”
在全球化中，环境保护并不是什么新鲜议题，而且时常被曲解。环保政策遭遇全球化，面临全球竞争，环保显得过于奢侈，这些都是普通民众的一贯看法，环境保护者也无可奈何。
那些在环保方面做得相对较多同时又保证经济良好运行的国家确实非常值得借鉴。在全球竞争时代，环保并不是发展障碍，明智的环保政策也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指标。在环保方面相对做出较多贡献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比其他国家都要快得多，并且它们在就业问题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例如，自1993年经济衰退以来，荷兰、丹麦以及同样积极推行环保政策的新西兰的失业率降低了约1/3。
在世界市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无法凭一己之力强大起来，因此各个国家现在经常采取的是集体行动。那么集体行动究竟为何物？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现成的模式——诸如国际组织、多边主义或多层级政治，但这些都立足于民族国家。与此相反，我提出了跨国国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互斥的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社会的转换关系被一种能够产生国家联邦的复合框架所代替，而这种国家联邦以“全球地方”的形式立足于世界，重新确立它们的特殊独立性。跨国国家模式与所有其他合作模式相矛盾：作为应对全球化的一套方案，跨国国家就是要彼此联合，建立起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区域主权和身份认同。它们既是合作国家又是独立国家，是合作国家基础上的独立国家。换言之，国家之间的联合为后民族国家开辟了新的行动空间。
例如，只有欧洲的一系列首创行动结束了关税倾销，并让那些“潜在纳税人”纳税，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为社会和生态的欧洲创造条件，而且还使得各民族国家重新赢得了行动能力和发展力量。我们用国家利己主义观点来解答为什么各民族国家要进行联合这一问题：因为只有如此，它们才能在世界社会和世界市场体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主权归属感。
因此，只有当专属主权被相容主权的观念取代时，上述观点才能成立。人们从劳动领域与劳动分工中也认识到：合作并不能阻碍个体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反而能够使其发展。如果诉诸迪尔凯姆(Endle Durkheim)的方法，那就是在国家关系中，有机的合作主权代替机械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民族国家行为体通过跨国合作增加了经济和公共财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政治发展空间。所以，跨国国家是全球贸易国家，它们脱离了优先考虑地缘因素的排外领土原则。在这种状态中，那些原先只有彼此孤立的民族国家才会发动的战争就显得代价高昂。
建立跨国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法律和平主义原则；第二是国家间监控的联邦制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和平主义原则，也就是没有国际法和司法机构的建立与完善，用和平手段解决跨国冲突是不可能的。法律上的和平主义与社会的和平主义是不能混淆的，后者强调跨国冲突的社会起因。它也不能同宗教和平主义相混淆，后者旨在实现各宗教的对话与均衡。法律上的和平主义同样不能与武力自由相混淆，跨国法律裁决和法律责任决定着军事力量的投入。
但跨国制度中法律和平主义这一支柱只是调解矛盾的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它只是将国内矛盾的调解应用于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调解。数百年来的历史也说明国际法庭的相悖作用——当没有用到它们的时候问题总是得以解决，当用到它们时却恰恰坏了事。尽管时下修改国际法基础条文的要求非常普遍，但是谁都不会当真认为这能起什么作用。它们的作用也确实非常有限。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跨国间法律办事处与法律机构不再是奢侈的摆设，它们早已成为各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必需，其原因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在越来越广泛的行动领域中所丧失的不是规范的法律裁决，而是执行法律法规的监督力量。由于单独的国家在执行如互联网、征税和解决失业问题以及打击经济犯罪方面的战略时往往孤掌难鸣，因此它们只得为了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进行跨国合作。
为了开辟更大的监督空间，民族国家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工具让渡给合作的跨国权力机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与他国合作中作为后民族国家重新建立并扩展自己的影响和发展空间。并且也存在着这样的相反作用的危险，民族国家行动框架同各种跨国问题之间的矛盾会致使民族国家为了表明它们的政治积极性颁布越来越多注定无用的监督法律，而这些法律非但解决不了这些跨国问题，反而还会限制与削弱基础法律的作用空间。最后，对安全保障希望的破灭直接损害人们对民主合法制度的信任。
所以，建立跨国国家政治体制的第二大支柱就是联邦制度。应用到各国之间关系上的联邦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为对权力的控制既非自上也非自下，而是来自水平，或至少受到了制约。但问题是，控制各个国家的机构不能是超国家的。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要么发挥不了作用，要么被强国垄断，以致形成世界国家，一定不会有人愿意看到专制产物的诞生。此外，没有冲突的解决制度就把多样的个体统一起来的机构是极其脆弱的。
跨国联邦制度是指，独立的国家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联合行动中，这样它们就能够以一个“全球地方”国家的形式重新获得权力，并且限制跨国中心的权力。
总而言之，相容主权意味着让渡国家主权的同时赢得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政治发展力量。但实现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把全球化作为政治方案进行理解和构建。只有这样，才能使身份认同、就业、税收和政治自由从地方到跨国领域都得到加强和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已经成为了相容主权的试验田。
三、按资分配
如果以知识和资本代替劳动是正确的话，那么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就可以遵循劳动力参与分配的原则。因此，按资分配原则作为共同决策原则的补充，将代替财产共有制原则。在如何按资分配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模式，有的提出用资产份额代替工资份额（持有企业股份，共享盈利和亏损），有的则提出如下模式：比方说奔驰车在最廉价的地方生产，而作为“股民”的德国人可以依赖全球的股票投机与分红轻松地生活。
因此，国家政策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国家以往贯彻税收和工资原则，现在要朝着资本分配原则转向。但是这种原则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从工资收入到资本收入政策方向的转变只为已经融入劳动过程中的人提供保障，而那些失业者将被拒之门外。
四、教育政策的新导向
如果劳动被知识和资本代替是合理的话，那么劳动必须通过知识得到增值或改造。这就意味着要对教育和科研进行投资，然而德国的现状正相反。许多政治家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真正的技术资本在于它的国民能够解决未来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知识、能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资金、工厂、信息、机器和公司标识尚不受地域限制，而拥有知识和经验的人就更不受其限制了。
政府官员们应该给知识和培训予以更多的资金投入，从而取代对“德国”公司继续进行补贴的行为；应该向公民传授各种技能和能力，使他们在世界社会中面对各种跨国间的形势和矛盾时都能应对自如。
因此，应对全球化的一个庞大的政治方案是：建设并进一步扩展教育和知识型社会；延长培训时间而非缩短；放宽或取消对劳动岗位和职业的定向培养，取而代之以提高综合素质为培养宗旨，综合素质在此不仅应理解为“灵活性”或“终身学习”，而且还包括社会行为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解决冲突能力、文化理解力、综合思维能力以及应对全球化第二阶段不稳定性和矛盾性的能力。
学习应与事业相联系，人们以此来自己把握生活，它同时也要摆脱以往的狭隘范畴，在跨文化关系中不断变化、扩展。但说来容易做来难。全球化激动人心的辩证法就是要通过对话特质来替代淘汰的“教导型社会”。随着大学里的学科设置和教学大纲制定都逐渐跨国化（全球学习），人们会变得心明眼亮。这些都能帮助学生认识并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和冲突，并能给学生指点迷津，从而使他们能够理解“全球地方”生活与交易的多维性，避免迷失其中。
在个性化的时代，不仅要帮助青少年“灵活接受各种标准”，更重要的是培养青少年的独立个性，要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行动与导向中心的自我。每个青少年现在都应该学会完全发自内心地依靠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并尝试着建立一个开放式的进程。
五、跨国企业家是非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
不参与纳税并取消收入性劳动的跨国资本主义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正如熊彼特所预言的那样，它成为毫无作用的寄生虫。那么现在从理论与政策上必须提出这一核心问题，即全球化第二阶段中的资本问题：跨国企业家是反民主主义者吗？或者新阐释的民主对他们有何意义？这些“潜在的纳税人”如何设想民主的未来？他们能为扩大世界主义民主做出哪些贡献？从民族国家政策以及跨国企业的角度看，如何重新阐释并且实现全球化第二阶段中民主社会的契约？
也许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乐观主义者，直接把市场经济从欧洲政治背景中分离出来并且生硬地加以推行可能很简单，但后果却可能很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市场经济方案一向是政治方案——它与民主紧密相关。然而民主是个价格不菲的东西，所以要时时提醒全球化的赢家：他们应对民主制度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把潜在的纳税人请到收银台前纳税。
民主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世界社会的问题。它只能依赖国际规章制度解决，当然也可以借助跨国企业对市场和声誉的依赖来解决，但跨国经济主体有其致命的弱点，因为资本无限的自我实现必然要受到局限：第一受地域限制，第二受产品限制。流动资本必须“安定”下来，首先适应地区文化及其法规政策的框架条件，然后是生产并提供人们应该选择和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当然人们也有权不选择这些产品和服务。
消费者运动的绿色和平组织通过消费政治化鼓励或者通过抵制运动迫使世界范围内运行的企业维持民主水平，它们的前景究竟如何？这些政治觉醒并且掌握了大众媒体的有组织的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补充或替代有组织的劳动者来对抗无限的“资本自我实现”？
消费者运动其实有很便捷的方法用较低的成本获得很大的政治影响：第一要生产商履行提供可供辨认标记的义务；第二是注明社会、民主以及环境标签，注明产品生产条件和——在自愿的情况下——注明生产企业的民主责任心；第三是与产品质保相关，如果有产品说明经证明不属实，就要承担责任。
谁在世界范围内从事贸易活动，谁就必须准备共同承担在世界范围内创造贸易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责任。这种应对全球化的政治方案使得外部实时监控和企业自我监督这两个貌似无法统一的事物结合起来。社会和环境附加条款不是约束世界经济的灵丹妙方，它们有一定的自我局限性，也就是主要只对出口行业和出口国家具有影响，而对社会朝着公平方向普遍发展来说，充其量只起到间接的作用。同时，人们还必须考虑各种充满矛盾的副作用。
六、公民劳动联盟
跨国资本和跨国政治究竟如何才能够相互结合起来，从而逐渐使一个分散且跨国的公民社会建立起来并发展壮大？
新的社会契约必须从以下几点出发：我们的劳动极富成效，因此我们需要的劳动虽然越来越少，但是生产的产品以及提供的服务却越来越多。与以往一样，通过职业劳动实现人类物质社会的发展依然很重要，然而它不再是唯一的形式。我的建议是，考虑一下人们不仅仅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这在社会群落的文明社会行为中随处可见，而是更具有对于政治项目的兴趣，这是众多机构没有足够重视起来的，它可以将劳动提升到除职业劳动外的更高一级程度：开放劳动，公民劳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公民劳动之所以在城市里生根发芽，是因为城市能使所投入的能量更有效率，并且使民主更加充满活力。人们可以用公民社会的公民—国家—联盟取代“劳动联盟”并为之融资。公民劳动必须以新形式出现，而不能只是失业者的收容站，它必须对所有人具有吸引力。它不是代替职业劳动，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公民劳动极有可能成为继保障经济基础的职业劳动以及教育子女和自我实现的个人劳动外第三类支柱性劳动。此外，公民劳动不一定只局限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它可以支持和丰富跨国公民社会的各种网络活动和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应该与绿色和平组织和大赦国际一样能够吸引年轻人。
因此，要使得公民劳动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首先要遵循两项原则：自愿也就是自行组织原则、公开资助原则。
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我只提出一个问题：钱从何处来？社会救助和失业救济金：根据上述模式，失业者将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失业并且长期依靠社会救济，要么自愿从事公益事业；人们相应的可以使用各种收入转让手段。减税：与注册协会一样，公民劳动收入也必须减免（个人收入）所得税。福利联合会：它的作用是解决谁在此把什么分配给谁以及如何才能使这些资源相对透明且为志愿的公民劳动提供资助的问题。非货币资源：交换网络、奖券体制。社会公益广告：以前跨国企业为了它们的声誉进行文化宣传，后来他们又抓住了环保问题。在此期间，一些大型企业开始从事社会公益广告宣传，而公众舆论迫使大型企业参照自己宣传制定的准则承担责任。因此，经营者会把这种文化政治自由视为一种业绩并且愿意为之进行投入。
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政治理解，即放弃政治体制上的政治垄断。比如，在国家体系政治和（跨）地方公民社会之间必须找到一种新型权力分配及劳动分工（方式）并且使之达到平衡。跨边界公民社会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把所有未解决的官僚制度难题都推卸给公民社会，而是意味着：随着个人责任感的提高，形成一种权力从中央到地方与城市的转移；同时通过对公民实行物质方面的补贴来稳定公民的积极性并且使之获得行动力。
但这样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政党和市政部门在政治代表地位上会进行长期竞争；公民社会的自助组织与（代价更加高昂的）专门劳动和职业劳动形成竞争。如此下去，将会引起各种各样长期的界限冲突和摩擦。
七、德国新的文化、政治、经济目标定位
德国分裂的意义远远大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的意义，因为前者伴随着整个欧洲的分裂发生，那是一个旧的欧洲历史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
战后，西德确立了各种相互交织的国家目标：重建家园、国内民主化、同纳粹恐怖势力作斗争以及争取实现重新统一。虽然充满抵触，但这些目标却在“出口国家”这个自我形象的设计中得以统一。凭借着将占领世界市场的生产目标与对文化政治方面的追求成功结合，波恩政府带领德国融入西方现代化中。其中重要的合法性与共识来源是永远过剩：社会福利社会、大众消费和社会保障，这些都是以政治自由为前提的。然而令越来越多的人不安的是，保障富裕生活的资源开始枯竭。而其他的目标——重建家园与统一民主德国已经实现，而且逐渐失去了意义；人们现在面对的是成功后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人们必须重新确立目标。
出口国家日益惨淡经营，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来自南亚国家与不久后的中国等后起国家，它们可以低成本地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如汽车、机械设备和冰箱。另外，大众产品市场也转战到其他地区（南美洲、东欧、中国等）并且在当地服务更加低廉。长此以往，这种以汽车为代表的大众产品的成功模式前景将不甚乐观。为了在世界市场中得以生存，政治家和企业家号召大家“创新”和“勇于面对风险”。然而追逐所谓的以信息技术、基因技术和人类遗传学为标志的“未来市场”，恰恰反映出一种普遍的思维禁锢和想象缺乏。世界社会中的“创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意味着并且促使人们发明创造其他人没做或者尚不能做的东西。
替代大众出口国家的将是什么？哪些市场和文化创新能够通往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世界市场是提倡差异性的，因此现在人们应该把广受争议的一些事物（如地方特色）当作优势和机遇来进行挖掘和发展：
第一，生态产品。不要误解德国人在环境方面的良知，更不要错过这个进入世界市场的良机。那些主流工业社会的正统观念非但没有把德国人不断增长的生态敏感性变成德国在全球化第二阶段赢得市场的一张王牌，反而将它指责为“改革障碍”。德国的所有发明中85%以上的专利没有得到实施，不是因为它们不具备经济效益，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效益被错误估计或者根本没有得到证实。大型企业和政治家只考虑如何赢取高新技术、基因技术以及信息技术领域内的竞争，也就是说，它们力争获取其他国家早已拥有的创新垄断。现在很少有人回顾一下大家二三十年前都在做的事情，即承担研发新产品风险的同时腾出另一只手去拓展新市场。
第二，个性化。这一点经常遭受误解与指责，但正是充分发挥这一点，才有机会把西欧地方本位主义劣势转变成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应用到生产和市场中，则意味着发展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建立与之相应的劳动和生产形式，这些应该意味着劳动密集型，因为产品和生产的个性化与生产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同时这也是尝试着把服务和产品相结合、以这种方式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问题的解决方式，例如，有组织的租赁和软件。
第三，风险市场。有人常说，“风险社会”包含一种德国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味道。但自从“疯牛病”以来一切都清楚了：忽视风险不仅造成政治恶果，而且还造成经济恶果，最后也会在销售环节表现出来。消费者只要听到可能出现的风险报导就会唯恐避之而不及，致使市场出现低迷。那么，如何才能够使存在风险的产品和服务（如转基因工程食品）获得认同？德国社会学家对此作出了贡献。其中就包括德国一个新的“品牌产品”方案，也就是尝试生产并且出口“有认同力的产品包”，以一种透明的产品政策并通过新的形式设计、生产产品，使它们获得除使用价值外附加的认同价值，这不仅仅是包装而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些“具有认同力”的产品和生产形式将长期在世界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回归区域化市场。全球化以低运输成本和低能耗成本为前提，因此，暂缓全球化步伐，从而发展区域产品、服务及劳动市场，就能减少国家为保障低运输成本而进行补贴的行为。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征收实际能源及运输费（例如，通过税收或支付基础设施费等方式），将对小的地区市场政策更加有利，也将造福于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政治策略可以与产品政策相结合，具体方法就是使产品自述说明成为产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一个产品包括三部分：使用价值、价格和产品出处及生产过程，也就是说明生产的生态条件（无化学污染）、社会条件（没有使用童工、符合劳动条件与社会保障）和政治条件（基本权利、工会），并以简单易懂的形式注明。这样，成年公民的日常购买行为就变成了对全球劳动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表决，他们可以自行对产品进行价值评估。因为产品自述是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前提条件的，所以这里（例如，食品工业和农业）有可能造就非常可观的劳动市场及就业形式。因此，应对全球化方案之一可能就是将这两个策略结合起来，即征收实际运输费用，实行社会生态产品自述制度。总之，这一政策将会加强乃至重建区域市场。
第五，打破文化的同质封锁。这种封锁会使“出口国家”无法应对全球化第二阶段中世界社会的多样性。在巴伐利亚州北部一座小城市，来自24个不同国家的孩子在同一所中学学习，而那些首脑、政党以及行政机构官僚仍然幻想着德国有权拒绝成为一个多文化社会，因此他们继续推行盲目乐观的种族（血统）优越政策。然而，国籍并不是一种奖赏，而是民主的基本要素。谁在德国社会拥有公民权不取决于种族、宗教、出生地和信仰。谁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纳税，谁就属于这个社会，并且只能属于这个社会，否则民主制度就无法运行。如果这些家庭属于这个社会，那么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们理所当然也属于这个社会。不给在德国出生的外国人的孩子德国国籍，以便将来更容易地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是多么可悲的行为。我们还要让多少代所谓的外国人在这里出生，才能使他们被称为本国人，并且作为德国人来对待？这不是关于恩赐而是关于民主的不争现实。
八、经验文化、短缺市场和社会自我更新
个性化包括许多含义，但不包括消灭价值取向，它是区别于他人的、同时也是自成一格、无法摒弃的个人自主性，这是诞生挑战和创新的文化源泉。而转变了观念、摆脱了官僚主义束缚的创新文化有能力并且有意愿经受市场考验。
“我就是存在本身。每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人都是一个贵族”，约翰内斯·格贝尔(Johannes Goebel)和克里斯托夫·克莱蒙(Christoph Clermont)在《失去方向的道德——89一代人的内心世界》一书中描述到。“生活贵族以绝对权威统治着自己创造的王国。”他的存在首先不以世俗目标和市民阶层的日常道德规范为导向，而主要是服务于构建他所主导的领域。他的行为并非源于欲望，而是对个人尊严捍卫的义务。他的目标是将自己的存在、当代价值追求以及光荣历史的创造完美化。
只要生存基础有保障，经济问题就不重要。这并不意味着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就完全不懂经济机制，他只不过早已超越了终生受雇的状态。对他来讲，经济与赚钱无关，而是被理解为一种重要的权衡与协商过程的广泛模式，只有当他与其他贵族建立联系时，这种模式才是必要的。经济是根据统治王国君权神授的非理性原则进行的对外贸易。
个性化的生活贵族（数量上不少，而且成长起来的一代的风格可能已经定型）生存的环境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文明的实验室已经变得日益普遍化。生活在自己世界中的艺术家不仅要一直保持自身的个性，而且还要不断地熟悉和包容其他不同但同样自主的生活方式，他们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当作完美的艺术品来塑造与演绎。人们在个体劳动和为他人劳动之间的直接关系中生活、思考并且进行创造，因此这里诞生的市场不是大众市场，而是短缺市场或微型市场。但有人认为这些特殊市场永远只能是小市场，这种观点未免偏颇。恰恰相反，在全球地方性时代，这些短缺市场文化的社会群落是极富创造性的，有许多曾设计出世界市场热销产品的总设计者就从这里“汲取”了许多灵感。
同时，短缺市场区域性扎根并得以繁荣发展的普遍化是对第一次现代化两大终结的一种集中回应：大规模生产与全日制工作的终结。另外，自我发挥的动力（作为自我剥削的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人们甘愿为很少的金钱付出很多的劳动，同样，因为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看，经济利益遭受破坏，并受到了颠覆性评价：事业的高度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价值替代并补偿了低薪的损失。
短缺文化和短缺生产也可能相反的发展为一种被占有支配地位的大资本家狂热追逐的理性工具。这里有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作（生产和服务），虽然在低生产率和低收入的情况下受到一定的局限，但各种各样的补充性工作使其意义和未来价值都无限可观。短缺生产可能导致以下三种结果：第一，未来的文化实验室和有创造性的生产方式；第二，不需通过繁琐的企业激励法，而是通过主观能动性降低生产成本；第三，为区域特色的实现和跨国公民社会自助组织的建立创造条件。
九、开放的企业家与自主的劳动者
原有的代表劳资对立的雇佣工人与雇主的社会角色，将被开放的企业家与自主的劳动者所代替。自主的劳动者意识到，只单纯完成为他人履行责任的工作行不通了，工作是否能完成不再是别人的事情而是自己的事情。劳动者意识到并且实践着在扩大化的社会使用价值（其中包括三部分：社会、利润和价值）的意义上重新定义“为他人”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以被他人需要和自身认同为前提的。从这个角度看，自主劳动有着为己为彼的双重意味。
早期资本主义建立在劳动剥削的基础上，而当代资本主义却建立在义务剥削的基础上。以前劳动者共同创造劳动物品，现在却是共同创造企业效益。以前他们只需要共同劳动，现在他们必须共同思考、共同担忧。以前他们属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他们的义务贯穿着整个生产过程。这个始终贯穿着反抗的他人剥削问题被无限的自我剥削所代替。因此，大型企业开始进行广泛的内部改组，以便将决策权分散下放给在职的工作人员。这样不仅形成了分散的利润单位，而且每个团队不再需要忠于工作计划，而是要忠于经济效益。
是否把可分的各个劳动环节通过“资源外部化”分给分包商或下属企业？或者是否可以将外部供货商与自己的企业相结合？这两种办法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例如，像麦当劳这样的跨国企业总部只是一个强有力的小核心，其环球销售网点的经营权由无数经销商所有，而总部只转让名称专利、技术专利以及相关的食品，从而分享营业额。雇主变成许可证发放者，雇员变成获得许可证经营权的人。新的企业文化是双方共赢，即许可方和获许方、大企业主和小企业主都从这种统一和自主相结合的方式中获得较高的利润。
在企业内部核心机构拆分和内部私有化的同步发展过程中，人们在依存与独立之间的重合地带中自负盈亏，积累着时代转轨的经验。大型企业不仅生产了大量产品，而且还造就了大量潜在的企业家。
十、反排斥社会契约？
福利社会并不都是晴空万里，乌云也时常光顾——1997年夏天，德国近500万人登记失业。难道美好的前景过时了吗？创造性的“短缺文化”和跨国“公民社会”的提法只适合于昨天，面对今天城市日益增长的贫困和犯罪率就不再适合了？难道它们不是以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为前提的吗？无法压抑的非理性冲动即暴力倾向不能归咎于此吗？人们时时面临着在下个路口被突然袭击的威胁，这并不是边缘现象，而是社会的中心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过去15年内，劳动所得的收入提高了2%，而资本所得的收入同期直线上升了59%。这表明了一个新阶段的开端，即不通过劳动，资本就能直接产生效益。在全球化时代，劳动将越来越泛滥、越来越廉价，而资本越来越紧俏、越来越昂贵。与之相应，劳动的收益不断减少，而资本的收益不断增加，这更加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
第二，越来越多的群体遭遇失业与贫困的双重打击。在西方工业国家产生了一种新的“流氓无产阶级”，一个不断壮大但遭到排斥的群体。“排斥”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解释的就是现代社会中的贫困现象：没有住房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住房。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就没有民主。在过去20年中，世界生产从4万亿美元增加到23万亿美元——而同期贫困人数增加了20%以上。人类最贫困的1/5人口的收入占世界人口总收入的份额从1960年的4%下降到1990年的1%。与此相比，358位亿万富翁如今拥有的财富比全世界一半人口的总收入还多。德国有700多万人口还不能享受富裕，即便是看似有保障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在美国与欧洲国家，国家间与国家内部的经济与政治高层次领域，贫富剪刀差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鉴于此，人们不禁要问：民主还能为贫困买多大的单？
第三，贫困和失业不再是某个阶级所固有的了，它们越来越难以身份化，并且这个人群很难作为政治力量进行组织。不仅仅是失业，离婚、突发性疾病、房屋或信贷解约都会使人陷入贫困潦倒、无家可归的境地。
第四，在个性化生存方式中，那些曾被视为阶级命运而共同应对的东西，如今人们必须作为个人命运与个人成败独自承受。
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个人数不断膨胀的群体感到了自己受到不公待遇，并且无论如何对此也不能释怀的话，那么在社会（和社会分析）上就必须要引起重视了。被逼迫到孤立的边缘的悲愤极可能演变成绝望，并在沉默中爆发。在被激活的危险因子的土壤上催生出了暴力、新民族主义和革命。
没有人能够回答第二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公正？接下来的问题同样难以解答：是否存在类似跨国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这一问题在未来几年内将引起激烈的争论。人们不必太急于褒贬所谓的世界国家或世界救济国家，它们太遥不可及。从现实角度看，它主要涉及：一是建立和加强各种基本保障体制；二是加强自给自足和自行组织的社会网络；三是提出并坚持讨论在全球公民社会中具有普世标准的经济和社会公正问题。
许多德国人认为有必要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发展援助，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公民对此慷慨解囊，而且学生对第三世界人们生活状况的兴趣也在不断提高——还有什么政策能比提高对发展援助兴趣更好的呢？但是，援助组织必须谨记以下几点：交流，而非说教；竭尽全力解决问题，而非推三阻四地抱怨难处；设身处地体恤他人，而非简单浮浅地同情理解；尽可能地多提供实际方案，而非发表学术学说；时刻准备应对冲突，而非时刻觊觎国家钱袋；把自己当作一名服务人员，而非布道者。
（本文译自乌尔里希·贝克的《什么是全球化》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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