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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不可以说，我们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入市场经济的。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特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甚清楚，因而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律，所应遵守的规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以及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条件，等等，均缺乏深刻的认识。相反，理论界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只要进入市场机制，市场就会自发地解决一切问题，“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因此付出代价也是必然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步入光明的坦途。
这样的盲目乐观的情绪，这样的理论准备不足的窘境，在道德建设上的反映，就是不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如何看待道德的功用。更具体的表现，就是一种非常盲目的“自发论”和“代价论”的流行，甚至还有“道德虚无主义”的流行，以为市场经济可以抛弃现有的一切美德，市场经济就是“价值重估”，就是“转轨”，就是“阵痛”，“长痛不如短痛”，等等。
理论准备的相对不足，这是一个正被实践的事实，是当今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一种实际情况，其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状况虽然是“合理的”，却不是“理想的”。现实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实践超前、理论滞后的合理性，决定了“先有实践，后有文件”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终究还是受一种“不得已性”所决定的。理想的情况，当然应是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实践，正确的文件指导正确的实践。事实上，人的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是人的行为区别于动物的行为的根本点。一定的实践，不是受这一种理论的指导，便是受那一种理论的指导，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那种认为可以只管实践，不管理论的说法，甚至于认为可以有不受理论指导的、纯经验主义的实践的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历史证明，凡是轻视理论的党、国家、民族，最终没有不受惩罚的。我们决不能片面地为“先有实践，后有文件”拍手叫好，这一口号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不可等同而语。
在道德建设上，首要的就是要反对指导思想上的虚无主义，以及自发论和代价论，认真研究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问题，既使道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又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道德服务，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萨缪尔森曾这样对中国记者说：“在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经济。问题是，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从不会思考，不顾忌什么。”无独有偶，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马克维茨也这样对中国记者说：“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因而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来纠正这种不平等。”市场经济国家研究市场经济的大师们的如是告诫，不知道对道德虚无主义论者以及自发论者和代价论者，能否起一点启示作用。
说到底，市场经济本身确实是“无所顾忌”的，它自始至终都在贯彻“等价交换”等经济法则。这些经济法则，可能具有对人类道德起促进作用的一面，如增强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等等；也可能具有对人类道德起促退作用的一面，如贫富悬殊、自我中心、金钱至上、畸型消费，等等。因此，市场经济本身不但不可能自发地尤其是自觉地促进道德的发展，而且还必须靠若干的“规则”来规范它的运行机制，用这些规则来调整它的运作方向，弥补它的自然缺陷。市场经济没有心脏和大脑，人们不得不为其装上心脏和大脑。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确应是一种“规则经济”，准确地说，市场经济应是“法制经济”，应是“道德经济”，等等。法律、道德就是规则，就是规范，法律和道德是靠规范来发挥作用的。规范什么？规范行为，规范个人、群体和全社会的行为。所谓规范市场经济，实际就是规范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因此，市场经济不但是法制经济，也同样是道德经济；法制经济的意识似乎已开始深入人心，而道德经济的意识则远未受到社会和个人的重视。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今天我们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最根本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的意识，深入到更多人的意识中去。市场经济需要不同的心脏和大脑，而道德便是一种心脏和大脑，而且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心脏和大脑。
（二）
回顾一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家进行道德思想探索的历史，将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之后，资产阶级逐渐登上了西方历史的舞台，资本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思想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私欲、利己心，当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与宗教禁欲主义相抗衡的利剑。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与当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受此驱动的人的私欲的膨胀直接相关的。资产阶级抗击并打败封建阶级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就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理论，即堂而皇之地宣扬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都是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的，正是人的私欲和私利，驱动了人的创造力，从而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17世纪英国著名的利己主义思想家霍布斯，就公开声称“人对人是豺狼”，并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利己主义的社会契约理论。霍布斯的理论，实际就是当时物欲横流、人人自私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写照，同时也表明了当时的思想家对待经济与道德的相互关系的一种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证明是幼稚的，因为它基本上否定了道德的作用，只强调个体自私自利的物欲的一面，淡忘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否定了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
当时西方社会面临的道德堕落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道德矛盾冲突是十分尖锐的。其不仅仅是由新旧矛盾的剧烈对恃造成的，更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本身还没有找到适合资本主义社会正常发展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整个社会处处显现着一种道德失范的景象，人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关系面前，把握不住真、善、美的价值标准。霍布斯的利己主义思想体系，在当时也只是提出了一种判别善恶的标准，即利己主义的标准，是对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极端化的探索。但是由于他提出的是一种激进的观点（西方人称之为激进的利己主义），因而其在得到一部分思想家赞赏的同时，也受到了另一部分思想家的抨击。由于霍布斯是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出发来探索道德问题，探讨人性的，触及了当时社会道德的本质问题，这样，他的观点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造成激烈的争论，以至于有的西方思想家称霍布斯的观点是“产生对立观点的永恒的强大推动力”（参看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90-691页）。
当时西方思想家面临的最严重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道德问题，以今天冷静的眼光看来，便是后来被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概括的“德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个人的德行与幸福应该是统一的，即有德行的人必定是幸福的人，幸福的人也必定是有德行的人，但是，社会现实却出现了严重的二律背反现象：有德行的人未必幸福，幸福的人未必有德行。更具体地说，财富的增减与德行的增减不但不呈正相关关系，而且还呈反相关关系。这种性质的社会道德问题，其严重性不言而喻，因为社会现实是在鼓励人们作恶而不是教人行善。
由于霍布斯利己主义思想起到的一种客观推动作用，西方社会在整个18世纪，围绕着德行与幸福的关系，展开了关于道德原则的形而上学基础即道德原则的根据的空前探索。具体讨论大体又可分为四个主要问题：道德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样认识道德的内容？伦理命令的合法性基于什么？什么使人采取道德行为？（参看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689页）。
（三）
18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煞费苦心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经济学家都涉足了道德理论领域。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情感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等，这些在今天西方社会仍很有影响的道德学说，都在那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并成熟起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密的情感论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
研究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是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山祖，他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和理论，为西方早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石。然而，亚当·斯密却同时又是一名卓越的道德理论家，他不但写有《国民财富论》这样的经济学宏著，而且写有《道德情操论》这样的伦理学名著。他的“看不见的手”既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命题，又是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命题，即合理利己主义的命题。西方学者曾统计过，在合理利己主义这个意项下，“看不见的手”这个命题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总共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国民财富论》中，另一次则是在《道德情操论》中。
可以这样认为，西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思想和道德思想，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中，既得到了充分体现，又得到了完全统一，斯密使他的经济思想和道德思想，在目标上，甚至在基本运行机制上，互相贯通，合而为一，他创建的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的高度一体化，这是斯密的理论能够获得成功并对西方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作一简要的分析。
在《国富论》中，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说明为什么没有必要对进口或对使用自己的资本进行限制。他说：“因此，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种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国富论》英文版第4卷，第456页）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去解释追求财富和奢侈的欲望怎样促进人们去从事巨大的工业和生产。他说：富有的地主尽管生性自私和贪婪，“虽然他们只图自己的方便，虽然他们从其所有雇用的千百万人的劳动中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无聊的和无厌的欲望，他们却同穷人分享他们所获得的全部改进的产品。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差不多同假设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时所能有的分配一样；这样，没有打算去做，没有真正去做，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资料”。（《道德情操论》英文版第4卷，第304-305页）
西方学者把斯密的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经济思想和道德思想概括为三个“逻辑步骤”，认为其体现了一种内在的逻辑一体化。这三个步骤是：“第一步是一种观察：人类行为常常导致行为人所不曾存心和不曾预见的结果。第二步是一种论点：从大量个人或从长期来看，这些没有存心而产生的结果的总和，在适合的环境下，可能形成这样一种秩序：它是人心所能理解的，它的出现好像是某一个明智的计划人所造成的产物。第三步是一个判断：总的秩序对于这种秩序的参与者能以他们所不曾存心而又感到可取的方式，对他们产生善果。”（参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卷第1070页）由此可见，斯密把人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内在地视为一种“自然秩序”，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去行动并完成的。而这种“自然秩序”的出发点，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人的利己心。他将人的利己心视为人类可赞美的特性，并认为利己心是社会理论中的“运动原理”，从而用利己心来统一他的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即人们进行生产是由于利己心的支配，而产品生产出来后，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他人和社会，这就是善，这就是道德，这就是经济和道德的统一。物质产品是无意中生产出来的，道德善也是在无意中达到的，即都是在“看不见的手”——利己心的引导下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斯密是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中引申出他的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理论，不如说是从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理论中引申出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的。他在经济与道德之间，选择了道德作为统一的基础，从而为其经济运行机制设定了价值目标，安置了“脑”和“心”。
亚当·斯密这种经济和道德一体化的主张，说明了资产阶级在搞市场经济时，非常重视道德问题，他们是把经济问题和道德问题连起来一并考虑的。这种方法论，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分析亚当·斯密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也仅仅是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在搞市场经济时，是重视相应的资本主义的道德建设的，而不是去赞美合理利己主义，更不是试图将合理利己主义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其实，无论是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在道德理论上，关于亚当·斯密的合理利己主义思想的“不合理性”，马克思当年已经作过分析。马克思在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就注意到了斯密的观点，并对“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准确地概括了斯密的观点：“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2页）但马克思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都追求私利的同时，就达到了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而在于斯密这里提到的私人利益本身就是社会化了的，是被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这种私人利益，也只有在社会为之创造了条件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之后，才是能够实现的。马克思指出，“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同上书，第103页）马克思否定了这种私人利益的所谓纯粹的个人性质，否定了个人能够脱离社会而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否定了合理利己主义所谓“利己不损人”的神话。这就是说，当个人在实现私人利益时，决不会单纯地只顾自己而同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相干，个人私利的实现，总是同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即便在主观动机上可以“只利己不损人”，但在客观效果上这是难以想象的。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一条针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名言的重要结论：“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同上书，第102-103页）从最终结果看，斯密的合理利己主义恰恰是事与愿违，即个人的“利己”行为不是不损人，而是导致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主观为自己”不是“客观利社会”，而是导致“普遍的否定”，即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否定。马克思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合理利己主义的不合理性所作的分析和批评，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种不合理性，也正是我们今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不能像亚当·斯密那样，把合理利己主义思想作为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导向目标的根本原因。
（四）
亚当·斯密之后，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道德问题的重视，决不亚于17、18世纪的思想家。不但哲学家、伦理学家讨论道德问题，经济学家也往往把道德问题视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来加以讨论，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常常能看到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经济学家研究道德理论，这大概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传统。其实这也不值得奇怪，因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确实有一个伦理价值目标问题，道德问题终归是绕不过去的。
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道德建设（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法制建设）而最终建立起来的。似乎可以这样下结论：没有资本主义的道德建设，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也确有道德虚无主义，也确有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面，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不能用这一面来简单否定西方思想家对道德建设进行的积极探索。
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中，我们得不出道德虚无主义的结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不应当得出道德虚无主义的结论。资本主义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确确实实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但不应去颂扬这种代价，而且应当吸取资本主义的教训。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的，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优越性的，就必须同时承认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而且能够付出尽可能少的道德代价。道德建设的成就，必须成为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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