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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社科院青年基金资助的课题——“‘民工潮’未来走势的预期研究”最近结项。该课题主报告《收益动机与成本分析》撇开“民工潮”研究的传统思路，侧重于从微观层面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决策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该报告认为，近10年来有关研究文献大多从宏观角度探讨“民工潮”的诸多问题，这固然具有一定说服力，但由于人们过于偏重于“民工潮”宏观诱因的传统解释，往往因此而忽视对流动劳动力这一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深刻透析，进而难以对“民工潮”现状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
1.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扩大”能否直接推出“‘民工潮’兴起”的结论？
根据托达罗等人（1969）的经典观点，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迁移，取决于所谓“城市期望收入”，即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和城市标准工资的高低。假如失业率不变，城市实际工资越高，预期收入也就越高，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大，迁移规模也相应越大。
作者认为，在一个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完全开放的经济里，上述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一定程度”，主要是考虑到地区收入差异与劳动力迁移之间有时未必在动态上存在良好的吻合性）。因为劳动力是趋利的，所以当城乡收入差异很大时，农村劳动力就会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竞争，在扣除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后，只要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收入高于在农村时的收入，农村劳动力一般是愿意迁往城市的。然而，在我国情况就不同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深受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等的制约，在我国城市，城、乡劳动力所从事的就业领域基本处于割裂状态。一般而言，进城民工大都只能进入建筑工地、环卫、保姆、饮食服务等“边缘行业”就业，一般难以涉足城市的主流行业。反过来，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城市劳动力基本上也不愿问津以粗、脏、重、累、苦为特征的“边缘行业”。如据劳动部1996年对北京、武汉、苏州和深圳等四市调查，35.6%的被调查企业认为企业内部存在富余劳动力，但其中47.9%认为“富余人员承受不了民工的劳动强度”，另有43.7%认为“富余人员大多不愿从事粗、重、脏、累、苦的工作，而必须由民工承担”。
既然进城民工的就业领域与城市居民的就业领域基本处于两个相互独立的“集”内，那么，能否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扩大”推出“‘民工潮’兴起”的结论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对此，课题组的基本观点是，只有当“边缘行业”预期工资率大于民工在农村就业的实际工资率时，才有可能引发“民工潮”，其中，“民工潮”的规模取决于城市“边缘行业”的预期工资率与农村就业实际工资率的差别。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否会导致农村实际工资率与城市“边缘行业”预期工资率的差距则有待实证研究。
2.就农村流动劳动力而言，其外出打工收入是否一定大于不外出打工收入？
传统观点认为，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动机是追求收入最大化，因此，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打工就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外出与不外出所能获得收入的大小比较。如果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大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农村劳动力就可能会选择外出打工；否则，农村劳动力就不会外出打工，已外出的就会回流本村。至于外出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之间收入出现“逆差”，则基本被归结为民工“盲流”所致，或者认定其为个别现象。对此，作者运用农业银行提供的数据库择要选取宁夏、青海、山西、河南、贵州、四川、安徽、 湖北8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省区进行检验。通过分别计算农村家庭外出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的日平均收入情况的结果发现，在上述8省中所谓的“收入逆差户”的比重在14%—36 %之间。作者认为，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外出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之间的素质差异因素对劳动力收入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我国外出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之间素质差异总体上是前者高于后者），并能加以剔除，那么，这一比重就将变得更大。据此推断，我国农村外出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之间存在收入逆差并非特例或者个别现象。作者从理论上详细解释了“民工潮”中的收入逆差现象的存在具有理性基础的理由，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在追求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所采取的一种劳力资源重新配置行为。由于农村劳动力追求家庭收入而不是自身收入最大化，又由于农村就业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劳动力边际收益递减，使得在家庭或社区范围内，即使是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低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同样也有可能出现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现象。
作者认为，即使在承认民工经济理性的条件下，“民工潮”中的部分流动劳动力之所以选择外出打工，也并非因为“外出打工收入高于农村就业收入”才入“潮”的。因此，如果简单地用“农民外出打工是由于外出打工收入高于当地就业收入”的直观判断作为基本出发点，来评判我国目前的“民工潮”现象，就有可能大大低估“民工潮”的发生动因、实际规模及其深远影响。
既然外出劳动力收入低于不外出劳动力收入时仍可能发生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现象，那么，用单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办法来缓解“民工潮”压力的政策思路显然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相比之下，这远非立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源头，在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的同时，大力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当地就业资源的配置，为农民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更具实效。
3.同是经济落后地区，为何有些地区出现外出打工劳动力，有些却没有？
对于上述问题，通常的解释是不同的落后地区受交通条件和传统观念等影响的程度不同所致。而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并不能证实上述解释。仅以四川和甘肃两省为例， 虽然同属经济不发达地区， 两者在人均GDP（元／人）指标上十分接近， 且各自毗邻大城市的距离远近和交通条件相当，而劳动力到省外就业的比重四川比甘肃却高出近20个百分点。对此，作者在其主报告中不仅提出了不将上述现象笼统地归结为“受传统观念影响所致”的理由，而且从民工经济理性角度给出了解释。
首先，在农民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的条件下，四川和甘肃农民家庭平均收入虽然比较接近，但因就业资源配备不对等，四川人多地少，农村家庭在当地就业的劳动力边际收益小于甘肃，因此，假设劳动力同质，且外出打工收入一定，那么，四川农民与甘肃农民相比，安排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前者将比后者给整个家庭带来更大的总收益，由此推断，四川农民较甘肃农民更乐意外出打工，劳动力流动性更好。
其次，作者认为，曾经有过的外出经历对劳动力自身及其周围劳动力是否采取流动行为具有重大影响。调查表明，一旦劳动力有了首次外出打工经历，不但劳动力本身打工有了动力，而且带来的信息也会带动周围的劳动力流动。在劳动力初次外出时，劳动力流动成本普遍很高，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劳动力流动成本将出现递减，而且进城劳动力的工资率也将出现上升。譬如，被调查的2873名民工中外出打工前到过大中城市的就占62.9%。如将流动劳动力按外出打工时间从1年以下、1—3年、3—5年、5年及以上分类，月收入300 元以下的所占比重分别为17%、12.6%降至8.1%和5.2%，而800 元及以上组收入者所占比重则从12.4%、14.6%上升至22.2%和34.3%。因此，劳动力流动成本与劳动力本身外出次数或者周围劳动力外出次数紧密相关，而流动成本对劳动力流动性好坏又具有显著的影响。作者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意愿”调查表明，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之所以不外出打工，主要缘于他们对劳动力流动成本的较高预期。
除此之外，该课题组提供的主报告还对劳动力流动成本、民工就业行为以及城市失业增加背景下的“民工潮”走势等进行较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