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老未销的灵魂苦斗——解读《形影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影论文,终老论文,灵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3—0371—06
在陶渊明现存的近140篇诗文中， 《形影神》是历来论陶学者深为重视的组诗。关于这组作品的内容意蕴，古今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结论却见仁见智，人言言殊。有的从中挖出了儒家的微言大义，视之为“名教干城”（沃仪仲语）[1]（卷2）；有的从中觅出了道家的要言妙道，以为通篇“所说者庄、老”[2]（卷136）；有的从中悟出了佛教的高远寓意，评之为“第一达摩”[3]（卷12）， 有的从中看到了无神论，誉之为反击宗教神学的“宣言书”（注：参见钟优民：《陶渊明论集》。）；有的从中寻见了玄学观，定之为针对佛、道的“批判”诗（注：参见逯钦立：《关于陶渊明》。）；还有的认为是诗革新旧义，“孤明先发”，开创了与嵇康旧自然说有别的“新自然说”（注：参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等。
笔者认为，对组诗《形影神》，与其从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的层面进行孤立的“阐释”，似乎不如从“诗主情”这一诗歌本质特征的角度，结合陶渊明现存的所有作品，把它置于陶渊明一生的心路历程中加以细心的解读。如斯考察，才或许不会导致误读。
一、契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正如许多学者明眼所见，陶渊明创作组诗《形影神》的契机源于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政教、僧俗之间的一场辩论。
晋隆安二年（公元398 ）始，军界枭雄桓玄与佛门高僧慧远之间发生了一场儒佛之争。意在排佛的桓玄几次致书慧远，或劝其“罢道”、还俗出仕，或以儒道之说质疑佛理。慧远先后写出了《答桓南郡明报应论》、《沙门不敬王者论》，应答桓玄的发难，前者从形神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他的因果报应说，后者全文5章，第5章的标题即为“形尽神不灭”[4]（卷5）。义熙八年（公元412）， 慧远在西方石室中佛的法身“佛影”传说的影响下，又于庐山造立“佛影台”，并写下《万佛影铭》，宣扬佛法无边，道无不在，独发成形，相待为影，“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5]（卷6）。精通儒、释、道的深厚学问功底以及与权贵、文人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在江南丛林中颇具影响力。他在上述文章中，拈出“形”、“影”、“神”3个关键词，自成系统地著论布法， 一时引得不少大德宿儒（包括赞同者与反对者）追风逐影，纷纷围绕形影神做起了文章。
陶渊明与慧远是方外之交，尽管他未加入慧远策划组织的白莲社，但虎溪三笑的传说道出了二者的友情。老友正在走红的3 个关键词形、影、神无形中激起了陶渊明的创作冲动，大约就在《万佛影铭》问世的同年即义熙八年（公元412），陶渊明创作了组诗《形影神》。
《形影神》决不是在哲学上向老友慧远发起的宣战，因为它根本未正面涉及慧远主张的核心“神不灭”问题。而且，篇中“神释”的形影“惜生”之苦与佛家所谓“一切皆苦”的人生苦海说倒有些相似。其实，陶渊明以“形影神”为题作诗，乃是借他人之酒杯，浇释自己的心中块垒。
翻览陶渊明的诗文便不难发现，郁结在他心中的最大块垒就是如何直面生死的困惑、彷徨和求索。如何直面人生，这是每一个时代骚人墨客不得不迫切思索的命题。尤其是汉末魏晋时期，战乱频仍，人命危浅，严酷的现实使人们深切感受到本来有限的人生更加转瞬即逝，本来脆弱的生命更易飘零陨落，于是，也就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格外注重朝露一般短暂的人生。表现在文学创作上，选择自以为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度过“不满百”的“生年”，诸如：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古诗十九首》之四）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同上，之十一）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同上，之十三）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同上，之十五）
……
就成为《古诗十九首》以后魏晋诗歌人生咏叹调的主旋律。陶渊明也不例外，在“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之十五）的铁律下，选择何种人生态度，采取何种处世哲学，一直是他“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之二）的一块心病。组诗《形影神》正是他这种心情的披露和歌吟。
二、主旨：灵魂深处的自我较量
阅读组诗《形影神》，作孤立的静止的观察时，诗意并不难索解。如果把3首诗的大意加以浓缩和抽象， 再按照组诗的内部结构排列组合成下图，似乎会使人更为容易地、直观地把握全诗：
上图中间的“人生短暂”是3首诗共同认定的前提和条件。 《形赠影》中说：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形”通过人与外物的比况映照突现了人生的短暂。天地长存，山川不改，即便是遭到秋风吹严霜打而摇落变衰的草木，一遇和风拂煦甘露滋润，照旧会恢复勃勃的生机。而所谓最为灵智的人，别说和永恒的天地山川相比，甚至连随着秋去春来而一枯一荣的草木都赶不上，刚刚还见他活在世上，可转眼之间踏上了不归路。《影答形》则从长生难期求仙路绝的角度言道：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在“影”看来，人生短暂是个自力他力都无法改易的现实。《神释》又以传说中的大圣人、长寿者无法永驻尘世的例证叙说了人生的短暂：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由上观之，人生短暂不仅是《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三诗共同拥有的前提，而且是形、影、神从各自侧面反复认定和强化的人生见解。
如何打发短暂的人生，“形”主张“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即以杜康消解“人生不满百”的千岁之忧；“影”则力主“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即孜孜不倦地行善遗惠，以期死后留名。“形”在叙述人一朝故去，旋即为尘世忘却，“仅余平生物”时，流露了沉重的凄怆和伤感（“举目情悽洏”）；“影”在思及人终一死、形影俱没时，也流露了五脏欲焚的哀痛（“念之五情热”）。因此，形主“得酒”也好，影倡“立善”也好，均是基于同一种“乐生惧死”的死生观；而且，“得酒”意在解忧，意在及时行乐；“立善”意在求名，意在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二者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
“神”对形、影二者的主张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认为“形”的“得酒”主张或许能忘却人生如寄之忧，然而纵酒本身正起着伐性伤生的作用；“影”的“立善”主张或可导致心灵的愉悦，然而人世间有谁会给你不朽的英名？针对形、影在生死问题上的“甚念”和“多虑”，它基于道家的自然主义，开出了自己的委运任化的处世之方：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至此，组诗《形影神》的主旨似乎已跃然纸上，有如诗前小序所言：“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然而，如前所述，只有在对这组作品进行孤立的静止的考察时，才能读出这样的主旨。换言之，仅仅在陶渊明创作是诗的时点上，才能得出这样的主旨。
但是，陶渊明的思想始终是起伏波动的，组诗《形影神》也不是孤立的作品。读解是诗，决不能把它置于诗人思想的流程之外，也不能割断它与诗人其他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徒作孤立、静止、封闭式的考察。如果沿着作者一生的思想轨迹，联系诗人的其他相关作品，对《形影神》作全面的、动态的、综合的考察，就会发现：它是陶渊明内心世界关于人生问题的一次最为集中的辩论，参与辩论的形、影、神三方没有赢家没有负者。基于“乐生惧死”的死生观而主张“得酒”的“形”或主张“立善”的“影”，并未在主张“委运任化”的“神”面前感到理屈而心悦诚服。组诗《形诗神》以诗意话语展示给读者的只是诗人内心世界的自我较量。这一主旨不仅蕴含于《形影神》的文本之中，而且还贯穿于诗人创作《形影神》之前和之后所有相关的作品里。
三、形、影、神：不同心境下的三个陶公
组诗《形影神》中的“形”、“影”、“神”，不是陶渊明批判或与同的对象，而是他这位抒情主人公在不同心境下的折射。对于通读陶集的人来说，这些形象都不会令人感到陌生。
首先，主张“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的“形”，几乎可以说是陶渊明形象的“克隆”。昭明太子在陶集序中曾言及“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6]（卷4），此语虽嫌夸张，却道出了陶渊明嗜酒的真实。陶渊明何以嗜酒成性，从他本人的许多诗作中都可以寻出答案。比如他于义熙五年（公元409）创作的《己酉岁九月九日》诗：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人生苦短，百年易逝，“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是使他一想起来就忧心如焚的苦痛。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唯有今朝有酒今朝醉。作于此诗前一年（公元408 ）的《连雨独饮》同样透露了个中缘由：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性远，重觞忽忘天。
无生不死，万古皆然；羽化飞升，都是妄谈。只有饮酒才能忘掉物我，忘掉忧愁，成为飘飘然的活神仙。
创作年代较上诗略早的《归园田居》（其四、其五）、《游周家墓柏下》、《和刘柴桑》、《酬刘柴桑》等诗，同样叙说了诗人对红尘的看破：“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而且还渲染了以酒自陶、以饮为乐的迫切与及时——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酬刘柴桑》）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归园田居》其五）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陶渊明在上述诗作中披露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与《形影神》中“形”的主张不仅一致，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因此，视“形”为陶公的“克隆”当不属无稽之谈。
其次，主张“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的“影”也似曾相识。陶渊明于元兴三年（公元404）创作的《荣木》诗就表达过同样的宏愿：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陶渊明由朝开暮落的木槿花联想到“人生若寄”，不禁悲从中来，但转而思之，“贞脆由人，福祸无门”——人的因素决定一切，便决计按照“匪善奚敦”亦即“立善”的处世哲学，告别“安此日富”（纵酒）的生涯，“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官场目标奋起直追。前人评点是诗时说：“正是迈往图功，有孔席不暇暖之意”（程崟语）[7]（卷1），“先生岂忘用世者”[8]（卷上），可谓慧眼识陶。果然， 陶渊明吟咏《荣木》诗后不久便当上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诗句透露了他机遇不期而至、且在仕路优游的不无得意的情绪。
陶渊明在晚年回首平生时曾道：“结发念善事，
俛六九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说明他为“立善”勤勤恳恳孜孜以求了几十年，《荣木》诗“匪善奚敦”的自省并非偶然的一闪念。当这种处世哲学主宰了陶渊明时，他就成了“其志不在酒”的名教中人。《形影神》中的“影”便是名教中陶渊明的翻版，而不是陶渊明为了非名教说而特拟的一个与己无关的名教说载体。
再次，认为主张“委运任化”的“神”就是陶渊明的写真，恐怕论陶者大都不会有什么岐见。因为不少评陶者对形、影、神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觉得形和影是陶渊明批判的反面角色，而作为批判者的“神”是陶渊明的化身。笔者除不认为正反角色的分别外，对“神”与陶渊明形象的叠合却无异议。
的确，在创作年代早于《形影神》的一些作品中，陶渊明表露了委运任化、 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 最明显的例证是作于义熙元年（公元405）的《归去来兮辞》。这是陶渊明辞官归田之初， 所作的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文前小序说明了他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正文则深刻反省了以往误入尘网（立善求名）的迷误：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末尾大彻大悟般地声言从此乐天知命、乘化归尽：
寓形海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与主张“委运任化”的“神”所说的“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得多虑”何其雷同。
即使在为立善而出仕的中途，陶渊明的心灵空间也有一半为“神”主宰着，如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早参军经曲阿作》）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己岁三月为建成参军使都经钱溪》）
躯体且随大化流转，心态却终指自然，不可改易，用陶渊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里的诗句说，就是“形迹凭化迁，灵府长独闲”。灵府者，用成玄英疏解《庄子》的话语来说，即“精神之宅，所谓心也”[9]（卷2下）。“灵府长独闲”亦即“心有常闲”，“心有常闲”出现在《自祭文》中时，紧接着还有两句点睛之笔：“乐天委分，以至百年”。百年必尽，大限定来，以一颗平静得毫无波澜的平常心待之，不喜不惧，无忧无虑，不正达到了“神”所主张的最高精神境界了吗？由上述诸诗观之，从“神”的形象中透视出陶渊明的身影正是理所当然。
综上所述，可知组诗《形影神》中的形、影、神正是不同心境下的三位陶公形象。生必有死、百年易逝的人间铁律迫使陶公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不得不作出多项选择。选择了“得酒莫苟辞”、执著于死悲生乐的，便是性情中的陶公，也便是“形”；选择了“立善有遗爱”、执著于人死留名的，便是名教中的陶公，也便是“影”；选择了委运任化、视死如归、不喜不惧的，便是自然中的陶公，也便是“神”。组诗《形影神》通过作者自我形象的三个分身，人生共探讨，“疑义相与析”，充分表现了诗人情感的丰富性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四、《形影神》：并非灵魂苦斗的终结
论陶者往往喜欢用形、影、神某一方的主张概括陶渊明的思想品格和性格特征，从而得出并不符合他作品实际的结论。须知《形影神》只是陶渊明一生内心世界自我较量的一个横切面，不是他自我解剖的清算和总结。在陶渊明创作《形影神》以后“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的时日里，形、影、神三者的冲突和较量仍如解不开的死结一样纠缠在他的心中，使他时而达观，时而颓唐，时而忧惧。这一点可以从其作于《形影神》之后至辞世前的作品中找到充分的例证。
组诗《形影神》所强调的人生短暂、百年易逝是陶渊明心头终生笼罩的一块阴影，随着寒暑相推岁月流逝，他越来越痛感这一问题的现实和严酷。在很多诗篇里，他都对此抒发了无可奈何的感受：
一生复能及，倏如雷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饮酒》之三）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之十五）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之一）
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之三）
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杂诗》之七）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游斜川》）
为了逃离心头的这块阴影，他继续尝试《形影神》开列的诸种处世之方，或者仍然饮酒作乐，享受有限的人生；或者不忘立善求名，以期精神的长存；或者委运任化，在平静与超然中回归生命的本宅。
青睐陶公者，大都看重他的弊屣功名、蔑视官场；喜欢陶诗者，大都欣赏他的隐逸风度、田园牧歌。殊不知陶渊明与名教的立善求名思想一直藕断丝连。与《影答形》一样，他曾在《感士不遇赋》中高度认定了“立善”的价值：“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正唯如此，他才从弱龄时起，“委怀在琴书”，“诗书敦宿好”，“师圣人之遗书”；将近而立之年后，又几度投身后来被他视为“尘网”的官场，希冀“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但是，“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现实终使他与古代不遇的正直之士一样，“潜玉于当年”，“没世以徒勤”。对这段立善求名的坎坷经历，他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如其《杂诗》所吟：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诗中的“志”，是陶渊明未果的用世之志，无成的事业之志。他为自己有志不聘，痛苦得终宵辗转，夜不能寐。联想到古人不惜尺璧而喜寸阴，他为余生难以实践此志而深感忧惧（“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对“有志不获聘”的痛苦和忧惧，并非是对“影”的主张的否定，相反，倒表明“影”的主张在陶渊明的内心深处仍占一隅之位，他于晋宋易代之后所作的《拟古》之二即可以成为佐证；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驱驰子，直在百年中。
是诗虽题为“拟古”，实际上是抒发自己的胸襟怀抱，正如前人所评，“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10]（卷1），“略借引喻， 而实写己怀”[11]（卷6 ）。“生有高世名”四句既是对田子泰“节义”的褒扬，又是诗人本身对立善求名、流芳百世的认同和憧憬。联系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里所说的“结发念善事，俛六九年（即54年）”，可知即使在他归田后的晚年生涯中，“立善”的“影”子也时隐时现地浮荡在他的灵府中。
“贫富常交战”的现实生活感受使“善”与“名”在陶渊明的心中时时受到强烈的拒斥，尤其是当他意识到“我闻为善，庆自己蹈，彼苍何偏，而不斯报”（《祭程氏妹文》）之后，“善”与“名”发生了一落千丈的贬值：
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之四）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之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呜，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悽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当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名”贬值得有如浮烟一般无足轻重时，主张饮酒作乐的“形”和主张委运任化的“神”便轮番交替或合二为一地成为陶渊明的人生指南。
在“神”的指挥棒下，陶渊明看破了穷达之虚、浮名之累，任情适意地面对人生，从容不迫地等待大限的降临，如其诗篇所示：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虽留身事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之十一）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之十五）
特别是他的《自祭文》，把他“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前的心情描写得泰然淡然，无“恨”无“恋”，几乎把“神”的处世哲学发挥到了极致：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不过，他到底还是把“神”所批判过的“促龄具”——酒借过来，充当了抵御死亡降临的精神武器。
“形”所主张的饮酒作乐，对于陶渊明压抑自己的名教思想，起着比“神”的主张要远为有效的作用。陶渊明深得酒中的“深味”，自谓“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七），“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之十四）。酒后陶然，物我皆忘，遑论人生若寄百年易逝。因此，在他晚年的诗作中，饮酒作乐聊度余生的歌吟比比皆是，如：
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无复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之一）
提壶抚寒柯，远望复何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之八）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饮酒》之十三）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之十九）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之一）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之一）
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读山海经》之五）
陶渊明退隐归田的日子并非总是“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那般的恬淡静穆，也并非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悠闲自得，“闲居寡欢”（《饮酒》序）、孤独寂寞的时候并不罕见，所以他才“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饮酒》序）。很难设想，陶渊明若无酒饮，将何以忘怀出处的得失、人生的愁苦和死亡的忧惧。他在《自祭文》中曾说自己“于今斯化，可以无恨”，其实，从生到死，他何尝无恨——
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岁暮和张常侍》）
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之一）
他所恨的既是“饮酒不得足”，又是今生及时行乐的难再，更是“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挽歌诗》之三）的“幽悽俯仰欲绝”[12]（卷4）的无奈。
总之，从以陶渊明作《形影神》之后的诗文分析中可以看出，直到诗人走进人生的最后驿站时，形、影、神之间围绕人生问题进行的争论仍在纠缠不休。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组诗《形影神》不仅是诗人灵魂苦斗的自我写照，而且是他终老未休的灵魂苦斗的兆示。
清代学者马墣曾经感慨地说道：“渊明一生之心，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而迄未有知之者，可叹也！”[13]（卷2 ）足见是诗在陶渊明作品中的地位及意蕴的难以索解。能否尽量读出《形影神》的原汁原味，事关能否全面理解和准确认知陶渊明。笔者不揣固陋，试图从陶渊明现存所有作品的扫描中，从他的情感历程与思想轨迹的寻绎中，去破解《形影神》含蕴的情怀。尚望“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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