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群体，还是优先群体？——变动世界中青年社会地位的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中青年论文,变动论文,社会地位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从事青年问题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从事青年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我们社会中的青年建构成“优势群体”的形象。在他们看来，青年人由于最少保守思想、精力充沛、文化程度高，因而在社会变革中占据优势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甚至明确提出，青年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笔者认为，这一代中国青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获得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事实。他们不仅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还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选择自由和巨大的个人发展空间。但问题是，青年得到的这些受益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所有年龄阶层都享受到的“普惠”呢，还是只有青年人才享受到了的一种特殊“专利”？
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在某一社会所处的地位，只能放到它所处的社会网络系统中来加以探讨。具体地说，对青年社会地位的研究，要以成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为参照，通过用代际比较的方法来对之作出相对客观地描述。因此，对青年社会地位及其发展状况进行纵向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对它进行横向的网络式比较研究更加重要。本文力图根据笔者目前已掌握到的国内外有关数据，在尽可能广泛的空间范围内，从跨文化的角度来对变动世界中的青年（包括中国青年）所处的实际地位状况做些实证性的描述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知识经济时代青年社会地位的未来发展前景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谁是青年？ ——青年本质研究及其年龄界定的一种新视角
在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中，人们所说的青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即使是在有关青年问题研究的学术领域或实际工作领域，“谁是青年”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笔者所在的研究单位曾接待过许多外国学者，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东方学者，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在中国，人们所说的青年是指处在哪一个年龄区间的人群？
从定性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不去界定青年的年龄上限与下限，可以在非常模糊的意义上来使用青年概念。但是，当我们的研究转入定量地研究青年的社会地位及其变动时，则必须对其研究对象加以限定。否则，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
国内外学者有关青年年龄的界定，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从黄志坚教授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来看，在有关青年年龄下限的问题上，不同界定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基本上是以青春期的发端为“轴心”而上下波动，主要集中在12岁—15岁这一年龄区间，波动幅度为4岁。 但对青年年龄上限的界定，各国则相差很大，从21岁到30岁，波动幅度为10岁。见表1（注：黄志坚主编：《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表1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青年的年龄界定
国家或地区
青年的年龄下限 青年的年龄上限
青年的年龄跨度
日本 12 25
14
男:13-1524-25 12
美国及北美大陆 女:12-1421-23 10
拉丁美洲 15 24
10
苏联 14 30
17
罗马尼亚 15 29
15
保加尼亚 15 28
14
波兰 15 29
15
坦桑尼亚 15 24
10
东盟各国 13 29
17
中国 14 28
15
事实上，有关青年年龄上限的争议和波动幅度比表中所列的情况要大得多。青年的年龄界定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对它进行界定，首先必须界定青年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因为，青年的本质是青年这一概念的内涵，而青年的年龄界定则是青年这一概念的外延。
在80年代的国内青年研究领域和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领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青年视为“社会化的一个阶段和向成人过渡”即从童年向成年过渡，从不成熟向成熟过渡，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有的学者甚至还将就业、结婚视为青年期结束而进入成年期的标志。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外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结婚（同居等），那是否意味着他们永远就是青年呢？
近年来，欧美一些研究青年问题的社会学家从新的视角来对青年的本质进行重新建构。他们将青年定义为“人生生命历程（或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主体将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 作出那些影响他未来一生的重大选择和决定。 （注：Council of Europe Experts in Youth Researth:"European Youth Trends 1998"。）
笔者认为，这一青年本质的重新建构，对于青年年龄上限的界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既然青年阶段是一个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的阶段，那么，当某一年龄群体的人已经获得了那些社会中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应具备的资格时，他们就不再是青年，而进入到了成年；其二，既然青年阶段是一个作出那些影响他未来一生的重大选择和决定的阶段，那么，不管他作的选择结果是什么，只要他在那些决定其终身的重大问题（如接受教育、就业、结婚并建立家庭等问题）上作出了重大选择和决定，那么，就有理由认为他们不再是青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现代社会因多元文化选择而导致的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失效问题。
根据西方社会学家重新建构出的青年本质及其中国社会目前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联合国有关青年的年龄界定（将青年的年龄上限划定在24岁，下限划定在15岁）是可取的。这是因为：
首先，青年的本质决定了青年阶段是一个接受教育，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并在教育、就业、婚姻家庭方面作出重大选择和决定的阶段。在需要作出选择和决定的重大问题中，婚姻家庭问题的最终选择和决定可以说是最迟的。因为在现代中国社会，青年中比较普遍的成长历程是：先接受教育，然后再立业（参加工作）、成家（结婚建立家庭）。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晚婚年龄男性为25岁，女性为23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平均初婚年龄都波动于晚婚年龄（农村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比城市青年小）。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大多数青年是在25以前作出是否结婚建立家庭的选择和决定的。因此，将青年的年龄上限界定为25岁（不含25岁）以下是比较合适的。
其次，青年的年龄上限具体划在什么年龄，不仅要听取专家学者和其他有关方面的社会精英们的意见，更要看法律条文的规定。因为后者是对青年本质的一种更重要的建构。而在中国，有关方面的法律将25岁以下的犯罪主体所从事的犯罪活动称之为青少年犯罪。
本文基本上是在联合国所界定的青年年龄段范围来使用青年这一概念，个别地方根据资料的实际情况，将青年的上限后延至29岁，但最多不超过30岁。
二.中国青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或“利益均沾者”
对于社会的某一亚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社会变革中获得的利益大小，大体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指标来加以测量：一是对收入和财富的占有状况；二是对权力的拥有程度；三是社会声望的高低。
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笔者主要选取第一指标来加以分析比较。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经济分层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分层虽然存在，但已不占主导地位。（注：李强：“回应：再谈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第114—115页。）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改革开放后已不再存在政治分层标准。（注：米加宁：“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标准”，《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111—113页。 ）而在一个以经济分层为主的社会结构当中，某一社会亚群体对收入和财富等稀缺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在社会中所处的实际地位高低。其二，有关后两个方面的指标，目前尚未见到正式公布的数据资料。
表2反映的是1982年中国分年龄群体的平均月收入分布情况。 表中数据基本上反映了改革前和改革初期中国社会中青年与成老年群体在经济资源方面的占有情况及其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按年龄分的收入分布曲线，都是一条标准的单调递增的曲线，即收入的多少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注：转引自：吴鲁平、吴琦著：《微妙的隔膜——代际心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表2 1982年中国分年龄平均月收入分布状况 单位：元
25岁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岁 人数
年龄
以下 岁 岁
岁 岁岁岁以上 (人)
动者
66.6 74.23 77.65 85.39 90.92 96.92 105.01 114.73 1110
位脑力 62.9 63.06 70.95 77.34 78.13 85.84 107.51 143.22 851
资料来源：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人口结构研究》，第237页。
那么，改革后（或者说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换句话说，青年群体在经济收入上的弱势地位，是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从《1996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工龄与平均工资的数据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否定的。（见表3）
表3 工龄与平均工资的相关关系单位：元
工龄 企业 机关
4年以下
5031 4994
5-9年 5518 4975
10-14年
5842 5224
15-19年
6279 5348
20-24年
6619 5824
25-29年
7128 6375
30-34年
7755 7131
35-39年
8143 7454
40年及以上9018 7869
表3中的数据虽然不是直接反映年龄与平均工资的相互关系， 但工龄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年龄大小的另一标志。工龄长的群体，实际上就是年龄最大或较大的成老年群体，而工龄短的群体，就是年龄小的青年群体。因此，从表3中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出， 青年群体的收入仍然低于中老年群体。
以上分析表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青年尽管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年收入从几百元增加到几千元（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其收益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就其总体而言，他们的经济收入在年龄分层结构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基本没有变化，仍然低于社会中的成老年群体。因此，我们与其说青年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还不如说青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或“利益均沾者”更为恰当。
三.从跨文化的角度看，青年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受益者，又是社会变革的受害者
对于青年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社会变革对青年带来的收益问题，国内的不少专家学者已做过大量的研究。但对青年在社会变革中正在或仍将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问题，却缺乏系统的研究。
如果将社会变革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当今世界的青年在享受和品尝社会变革带来之“胜利果实”的同时，他们也在身受变革之害。一些国家的青年在社会变革中付出了比成年人更大的代价。这种实际代价，远远超过一些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们的预期和想象。从可以对之加以观察的量化指标的角度看，青年在社会变革中所付出的代价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身心健康状况恶化。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青年在这方面的情况比较突出。据1995年的调查，俄罗斯中学毕业生中只有10%的学生健康状况良好，40—50%的学生患有各种慢性疾病。 俄罗斯有关部门（TheMinistry of Health）发现，15—17岁的青年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因健康状况问题而使自己的职业选择受到客观限制。 （注： Council of Europe Experts in Youth Researth:"European Youth Trends 1998"。）
2.就业人员中从事临时性工作（temporary jobs）和部分时间工作（part—time jobs）者增多，而从事固定工作（permanent jobs ）和全日制工作（full—time jobs）的人数减少。 英国的有关数据资料显示，在16—19岁的职业青年中，临时工占18%，其中，女性占53%。法国25岁以下的职业青年中，临时工和部分时间工作者占41%，而在整个在业人群中，这一比例仅占8.2%。1989年芬兰15—24 岁的职业青年中从事全日制固定工作者占61%，到199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三分之一。（注：Council of Europe Experts in Youth Researth:"European Youth Trends 1998"。）
3.收入减少，低收入群体增加。与1991年相比，1995年法国初次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下降了7%，而它占整个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也从1991 年的75%下降到1995年的65%。瑞典的有关数据表明，青年越来越明显地正在日益成为一个低收入群体。1991年，瑞典16—29岁的青年中，被划为“低收入”群体的占47.8%，而在35—74岁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15.5%。（注：Council of Europe Experts in Youth Researth:"European Youth Trends 1998"。）美国在1955年—1991年的近40 年间，无论是男性就业者的收入，还是女性就业者的收入，都有明显的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但青年就业者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提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1991年期，20—24岁男性青年的收入从 18019美元下降到15800美元，15—19岁女性青年的收入从 11273 美元下降到9584美元。如果观察70年代到90年代的变动情况，则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有年龄组青年的收入都呈下降趋势。详细情况见表4。 （注：The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National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Indicator 18.Median Income","Youth Indicators 1993"。）
表4 美国按性别和年龄分组的在业人员的收入中位数（Median Income） 单位：美元
男性 女性
年代
15岁以 15-19 20-24 25-29 15岁以
15-19 20-24 25-29
上所有人口 岁岁岁 上所有人口 岁岁岁
1955
21579 16766
13897 14067
1960
25008
9083 18019
1516611273 14517
1965
28014 13291 20348
1678912146 16054
1970
32239 13866 23361
1909613280 17299
1975
33275 14321 21572 29964 1954111564 16703 20921
1980
31691 12815 20015 23118 1915911205 15549 19766
1981
31004 12364 18592 25838 1866511384 15243 19137
1982
30564 11962 17685 25912 1928411120 15445 19624
1983
30779 11219 17534 25797 1980010744 15127 19471
1984
31466 11648 17098 26364 2021611154 14990 19832
1985
31644 11455 17502 25948 2057210597 14882 20235
1986
32178 12091 17587 25749 2093110355 15151 20380
1987
32038 11820 17583 26197 2098611290 15472 20117
1988
31479 11397 17699 25362 2135110740 15718 20119
1989
31215 12364 17532 24682 2157010438 15676 20935
1990
30203 10956 16840 23590 2146410796 15059 20295
1991
30332 10856 15800 23725 21245 9587 14748 20324
注：表中不同年代的收入中位数是按1991年的标准计算出的可比数据。
4.失业增加或大大超过总体失业水平。90年代，欧洲青年失业率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年龄群体。在英国，据有关专家计算，男性的总体失业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20岁以下青年男性的失业率就要增加1.7个百分点。 （注： Council of Europe Experts in Youth Researth:"European Youth Trends 1998"。）在罗马尼亚，据布加勒斯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1年至1994年期间，该市的失业率迅速增长，从1991年的1.4%增加到1994年5.6%，其中，青年的失业率增长更快，高达26.3%。（注：Youth Studies & Research Center of Romania:"TheRomaman Youth between Socio—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 NewSocial Needs",Buchares:1995。）在中国大陆，据《1998 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资料显示，无论是男性青年，还是女性青年，其失业率均高于总体水平。男性总体的失业率为1.45%，而16—19岁男性青年和20—24岁男性青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65%和3.00%；女性总体的失业率为1.82%，而16—19岁女性青年和20—24岁女性青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76%和2.95%。据香港有关统计资料显示，香港15—19岁和20—29岁青年的失业率1988年分别为5.7%和1.9%，而所有年龄的失业率为1.4%；1998年第三季度所有年龄的失业率为5.3%，而15—19岁和20—29岁青年的失业率分别为25.1%和7.2%。 （注：香港青年协会：“香港青年失业状况研究”，《青少年问题研究系列（十七）》，1998年12月。）
5.贫困率高。据1992年美国的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美国18岁以下人口的贫困率为22.2%，远高于总人口中的这一比例（14.5%）。（注：U.S.Census Bureau:"Dynamics of Economic Well—Being:Poverty,1992 to 1993:Table 1.Average Monthly Poverty,b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s:1992 to 1993"。）
从我们上述选定的几个代表青年社会地位的量化指标来看，青年在社会变动的不少情况下，尤其是在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社会急剧转型或动荡不稳的情况下，不但没有处在优势群体的位置，往往还处在最容易被伤害的弱势群体状态（尤其是20岁以下的青年更是如此）。尽管青年的教育水平在总体上比成年人高、精力比成年人更充沛，但就总体而言，青年群体在面临失业、低薪、犯罪等社会问题方面的概率，却往往要高出成年人几倍。即使是在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青年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也并不一定就快于成年人，有时甚至还出现相反的情形。
四.青年真的能在知识经济时代成为优势群体吗？
美国可以说是走在了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前列，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社会，青年的经济地位又如何呢？请看表5。
表5 1997年美国不同年龄户主的中位收入单位：美元
年龄中位收入
15-2422583
25-3438174
35-4446359
45-5451875
55-6441356
65岁以上 2076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象美国这样经济非常发达、知识经济含量比中国高得多的社会里，青年人在收入方面也并没有占据什么优势。相反，中年人在此方面才是真正的优势群体。而在财富的拥有方面，尽管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的实证材料，但从（通过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等方式）观察到的事实来看，至少看不出青年群体在这方面拥有什么优势。例如，从拥有自己的住房来看，年轻人中拥有自己住房的比例，远远低于成年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代际之间在财富占有方面的差异程度，很可能大于代际之间在收入方面的差距程度。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很值得那些过分看高青年群体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发展空间的学者们注意和深思。
五.对青年未来发展空间预期过高不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
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无疑会为青年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的发展水平最终也会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中的成年人，尤其是成年人中的中年人相比，青年人在工作经验、知识积累、人际关系资源等方面都并不占据优势，再加上社会中的大多数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在总体上是有利于成年人的（这一点在就业政策方面体现得最充分，大多数国家的就业政策在其功能上都表现为保护那些已经在业的绝大多数成年人和一部分在业的青年人）。在上述各种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青年在社会中很难真正成为优势群体（至于是否应该成为优势群体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依笔者看来，未来中国社会在年龄分层方面可能出现的变化是，从以老年人（不含退休老年人）为优势群体的年龄分层结构向以中年人为优势群体的年龄分层结构转化。
但是，这种代际地位转换的大趋势或总体格局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青年人都将处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底层。这是因为，青年群体内部是一个存在着巨大差异和分化的群体。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中的一部分文化知识高、能力强、人际关系资料丰富的人通过毕业分配或职业流动而进入到了社会地位较高的行业或职业，从而步入到了社会分层结构的中、上层。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仍将有一部分青年具有这样的机会与可能。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机会只属于青年中的一部分群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青年在社会中的平等、公平性竞争，主要表现为青年群体内部的竞争，而不是青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之间的竞争；代际方面的社会地位分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青年群体与成年群体内部的分化，而不是青年群体与成年群体之间的分化。因此，笔者认为，就总体而言，青年群体在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目前主要是经济地位）很难超过在业的成年人，尤其是在业成年人当中的中年人。
如果青年人在实际上难以成为社会中的优势群体，而我们的一些研究者或大众传媒却人为地认定或将青年建构成一种优势群体的形象，那么，它不仅会使青年产生各种不良的心态；更重要的是，它可能造成或加剧青年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与不和谐，从而不利于青年与社会之间的正向的、有效的互动。具体来说，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人为地在青年中制造失落感和挫折感。如果我们在青年中制造青年是优势群体这种文化心理氛围，但青年在实际中却实现不了这一目标，必然导致青年的失望。
其二，促使青年产生“急于求成”、“浮燥”的心理，有的甚至铤而走险。本来要到中年才能得到的社会经济资源，如果非要想在青年时期得到，那么，必然会产生“躁动”、“浮燥”的心理，有的可能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其三，不利于代际团结。如果众多的青年在优势群体的鼓动下去力争实现这一目标，必然造成青年人与成年人争夺各种社会稀缺资源的状况，从而，造成代际关系的紧张。
其四，不利于社会吸纳青年，并最大限度地解决青年问题。如果说青年在社会中已经或将占据优势地位，那么，必然分散社会各界对青年问题的关注力，忽视青年问题的解决。道理很简单，既然您占据优势，那么，还有必要关注你、保护你吗？
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我非常乐意将联合国有关文件中的一句话献给那些主张青年是优势群体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这就是：
青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受益者和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