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9)02-0052-05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6%,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1%。但是,从投资效率和能源消耗率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令人担忧。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不仅对环境和能源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容易引起经济过热和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受到严峻考验。
一、文献回顾
从现有研究来看,罗默认为技术进步和规模收益递增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他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无限降低,经济增长率也不会为零,知识外溢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1](P580)卢卡斯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角度,解释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有益的影响,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如果政府不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政策上的支持,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将偏离社会最优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率。[2](P20)卢卡斯根据模型据此解释了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资本和劳动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因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其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简单劳动者的工资比较高,物质资本生产的收益递增使资本和劳动力流向发达国家。
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证检验主要有三方面:(1)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国别间的研究,探索增长率差异的新证据。Funke,Michael对战后美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物质资本为25%以上;[3](P510)(2)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着重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金融发展、教育支出、创新等;(3)探讨技术进步的内涵。很多文献将一国产业和企业层面的R&D投入与生产率提高联系起来,研究表明,某一产业的R&D活动可以降低关联产业的生产成本,或者通过技术的密集度可以提高其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张军、施少华通过对1952-1998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计算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增长率,发现在改革前,中国经济的TFP波动很大,但是在改革后,中国经济的TFP有了明显的提高。1977-1998年间的平均TFP增长率大约为2.9%,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大约为30%。[4]
总体上看,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仍然与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但他们的贡献之一是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的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在借鉴和吸收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TFP变动的因素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作计量检验。本文将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归结为三类:物质资本,劳动力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又可以分解为:产业结构因素,制度变迁因素,非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R&D资本)因素、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
二、实证分析及讨论
为了得到实证分析的方程,本文假设知识函数为线性函数。将技术进步分解方程代入生产函数,取对数,得到本文基本的计量模型:
其中g是产出的实际增长率,k,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实际增长率;(i=1,2,3,分别是R&D投资、人力资本、外资的产出弹性;U是产业结构变量,用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S是制度变量(在本文中用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对外开放程度表示);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以中国1978-2002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为基本数据,分析劳动力、人力资本、R&D投资支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变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改革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回归结果省略),主要实证结果如下:
(1)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在模型中结构变量ln(U)的系数为0.542,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模型的F统计值说明模型总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引进结构变量U后,人均资本的产出弹性下降了,这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变量解释了部分的人均产出增长,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结构变量U在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和FDI变量的同时变得很显著,这说明劳动力经过教育和培训以及从较低的产业层次转向较高的产业层次,能够提高人均GDP的产出水平;FDI的引入使结构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增强,也证实了FDI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时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来看,中国1978-2002年间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则由1978年的17.4%、12.1%分别上升到2002年的21.4%、28.6%,农业剩余劳动力一开始就以大致相同的规模分别向二、三产业转移。从产业结构数据看,第一产业的产值份额由1978年的28.1%下降到2002年的15.4%,第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则由1978年的23.7%上升到33.5%,但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变化不大,徘徊在48%左右。劳动力要素向较高产业层次的转移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使劳动力要素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促使经济体在更高的产业层次上提高资本、劳动等要素的边际效率,从而加速经济增长。
(2)资本因素解释。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人均GDP有显著的贡献,所有人力资本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都很高,在0.57到0.86之间,在引入人力资本存量、R&D资本和FDI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有所下降,说明这些变量解释部分人均GDP的增长,但人力资本的系数还是很大,这也证实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即在现阶段,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决定系数达到了0.99以上,在消除了模型的自相关后,模型的DW统计值处于正常水平,模型各变量的解释力较好。
其中,人力资本的系数为0.13,T检验值是3.721,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乘积项的系数为正,系数为0.01,且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互补的。并且,在引进人力资本与FDI资本变量后,对人均GDP的解释力增强了,因为人力资本及FDI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有形资本及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这说明人力资本确实通过外溢效应使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提高,或者至少降低物质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速度,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简单劳动力的贡献已经很小,而人力资本提高的贡献很大。中国普通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而含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力比较缺乏,导致与资本要素投入相配套的劳动力投入中人力资本含量较低,这使我国资本的投资效率长期偏低。随着配套要素质量的提高,资本的贡献应该体现在其效率的改善上。只有与提高其他要素效率紧密结合,资本效率才能同时得到提高。
回归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R&D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0.13,而R&D的系数为-0.0725,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企业对R&D资本的投资和利用不足,致使R&D资本变量的系数不显著,甚至为负。从贡献率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在15%左右,而R&D资本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这是因为R&D资本的投资需要较长的孕育期,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作用。另外,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相当的水平时才能进行研究与开发,因此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滞后一段时间。
外商直接投资对有形资本和人均产出的贡献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引入FDI,确实改善了人力资本的边际效率,提高了人均GDP水平(作为单独要素时,系数为0.049,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通过提高产业结构的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FDI与人力资本的乘积项系数分别为0.0053,T检验值为5.252,在1%的置信度上显著,说明通过对FDI的引入,带动了国内物质资本的投入,提高了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使人均GDP得以持续增长。
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解释
在对经济增长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将对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作进一步的分解和检验。在前面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得到TFP的增长模型:
模型的拟合度达到0.9994,F统计值也通过显著性检验,残差图显示模型的整体解释程度较好,DW值为1.917说明没有序列相关。因此本文将根据此模型测算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序列,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模型结果显示,1979-2002年TFP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高度相关,TFP的变动趋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几乎同时达到波峰和波谷。从TFP增长率来看,1984年达到最大值,为9.12%,而同期的GDP增长率也达到了最高点,为15.17%;1990年TFP增长率最低,为-3.56%,而同期的GDP增长率为3.83%,也是最低点(这里的GDP增长率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TFP增长率在1989、1990、1999、2001和2002年为负值。从TFP的构成来看,资本存量增速过快,当年从业人员增长过快以及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过低,都会导致TFP增长率过低。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来看,1999、2000、2001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1.29%、11.08%、11.148%,这三年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比较高,劳动力的数据与此类似。从波动情况来看,1979-2002年GDP的标准偏差为3.027%,而同期TFP的标准偏差为3.133%。
从TFP与经济增长变动的趋势看,TFP增长率的波动可以解释一部分GDP增长率的波动。一般认为,TFP的波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资源配置效应在内等等各种复杂的因素。为了对TFP波动原因做出进一步分解,本文将在TFP增长方程基础上对各要素的产出贡献率进行分解。计算各要素增长贡献率的公式是:E=α×要素的增长率,其中α是要素的产出弹性,根据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各个要素的贡献率(具体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8.5%和14.4%,市场化改革的贡献率约为2.6%,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率为1.4%。与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在要素投入、全要素增长率以及要素贡献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贡献率要低很多,发达国家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大都在40%以上,如法国、德国TFP的贡献率分别为45.5%和49.9%,而中国1979-2002年TFP的贡献率为32.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环境和能源的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越来越受到质疑。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经过对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以及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计量检验,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新增长理论所论及的R&D资本、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1978-2002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解释力,其中人力资本、FDI的系数在计量模型中较显著,而R&D资本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5%,而R&D投资对中国GDP的增长率贡献却为-4.6%,人力资本和R&D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起来约为14%。产业结构变量的系数约为0.5,t检验值显著。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的变动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值,贡献率为14.4%,而且其大小仅次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充分说明了引进外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从实证分析来看,在现阶段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还很大,人力资本、R&D资本、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相对资本来说还很小。因此,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市场化改革等非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要竭力解决的难题。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速度。从理论上分析,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双重效应:既可以直接推动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使经济转向集约型增长;同时也可以改变均衡时资本过度积累的状况,调整经济的均衡增长轨道,增加经济潜在的供给能力。为此,必须积极鼓励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加强员工的职业培训和技能训练,大力加强研发、科技等知识资本的投入,提高R&D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积极发挥资本对产出增长作用的同时,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和改善非物质要素的使用效率素质,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一方面,提高技术水平,合理使用和节约资源,通过技术进步淘汰污染严重、高消耗的落后工艺和装备,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在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性能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增加经济的有效供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供给能力增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资源瓶颈的状况,克服由于产业需求、消费的急剧增加导致电力、煤炭等生产资料供应紧张的状况,解决生产资料供给与有效需求不同步增长的情况。
2.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升级。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提高先进设备制造部门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产业层次,由较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同时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从低端价值环节逐步向高端价值环节延伸。同时,调整传统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技术升级战略,传统优势部门的技术升级要从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转向提高产品档次、增加技术含量、培育品牌、提高附加价值。改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条件,整合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为产品设计、研发、品牌和营销网络提供支持。大力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鼓励合作开发,建立产业技术联盟,形成重大平台技术的联合开发、利益分配和成果转化机制。
3.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战略。在技术引进中,要克服重引进、轻消化的简单思路,推行“引进消化型”与自主创新型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从单纯的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转向引进与自主创新并重。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移植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自主开发的技术和产品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同时,在引资过程中要注意引进技术的适宜性,特别是要注意将外资引入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领域,同时加强内外企业之间的研发项目合作以及研发人员人力资本和技术经验的积累,强化对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断缩小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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