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以《红色中国的挑战》为例
赵 红，乌云苏都
(延安大学 历史系，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 冈瑟·斯坦因曾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陕甘宁边区考察，回国后将其所见所闻著成《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在书中斯坦因认为中共的“群众观点”是各级干部都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中共以“劳动创造一切”为原则，带领民众在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坚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通过举办冬学、改造秧歌等提高民众教育水平。他认为中共已经成为中国的一支强大力量。他对中共的友好评价，既吸引了众多国际友人到访边区，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中共“清廉爱民，积极抗战”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党群关系
冈瑟·斯坦因作为一名英国人，长期担任驻远东的特派记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就热切关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曾多次想进入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但因国民党严厉的封锁政策而未能如愿。直到1944年2月，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准许他们到延安采访，国民党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才得以批准。经过国民政府的精挑细选，派出了一个有中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斯坦因作为六名被选中的外国记者之一才得以进入边区进行考察。斯坦因在延安期间通过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通过在边区实地参观和在山西等前线观战，了解了中共的政治主张、社会经济发展和八路军的战绩等情况，他被中共在边区的治理成就所震撼，他感慨道：“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的擦拭着我的眼睛。”[1]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向中外人民揭示了中共在边区以人民为中心，以抗战大局和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从而树立了中共“清正廉洁、积极抗战”的良好形象，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歪曲宣传。
一、“群众观点是一切人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
中共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和完善民主政策，并以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事务，在军事上严明军纪，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密切地联系。中共倡导的群众路线，不仅深得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胜利。
(一)中共践行根植于人民的民主政策
1944年，斯坦因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单独谈话不仅次数多、时间长(前后加起来有30小时)，而且内容广泛且深刻。双方的谈话往往是毛泽东解答他的问题和疑惑。当斯坦因问道中共在战后打算发挥什么作用时，毛泽东说道：“我们的党员当然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为其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全的。”[2]26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还要尊重抗日的地主、知识分子和商人等广泛民众的意见。中共将通过民主代议制的“三三制”来实现这一目标。按照“三三制”原则，中共自动限制自己的权力，鼓励其他政治分子参与政权。“在一切民选机构中，中共党员最多限于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26中共要求给予非党派人士实际的权力，让他们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意向，然后再向中共传达民意，这样不仅帮助了人民群众，也帮助了共产党，使中共的政策符合民众的意愿，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共在决策的实施过程中，也由人民检验政策的正确与否，由此一来，中共的一切行动和决定都始终遵循群众观点，只有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才能真正做到为广大人民谋利益。
斯坦因发现延安已成为自治政府的实验室，中共各级官员时时刻刻坚持贯彻群众路线。中共在边区政府的乡镇县区组织人民会议，在市区召开参议会议。斯坦因亲自参加了延安市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与延安市政府的联席会议，参议会的人员是由延安市的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共同选举出来的。参会人员由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妇女及当地的共产党人等组成，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由人民选举出来、代表人民行使权利，并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反映给边区政府。中共也通过报纸和群众的信件了解民意。因为中共深知“他们与世隔绝，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这使得他们养成了一种以严峻事实为出发点，按实际需要办事的习惯。为了了解人民的需要，他们走到人民之中去”。[3]104因此，在延安的大街上常常有军队的将领穿着没有徽章的普通士兵的军服，他们总会与不相识的老百姓聊天；有一些看似普通的党务人员、政府人员会和老百姓开玩笑或是谈话。中共也平等地对待农民、工人和商人，倾听他们的意见。在延安，不论人们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他们的工作有益于边区的经济发展和新民主主义的推行，政府都会给予支持和帮助。
我总觉得，婚姻大概就是这样吧，两个人一起保有着所有的记忆，一起分享着或者是很重大的沧桑变化，或者，是很小的细微末节，例如一朵小小的花。
中共领导的西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区域。在内蒙古的绥远草原上，蒙古族人民先后受到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的剥削与压迫，但当八路军到来后，蒙古族人民发现这是一支新型部队，他们并不发号施令，反而号召蒙古人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战斗。中共为了团结全体人民抗战，努力给予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力，妥善解决回汉之间的矛盾，给予他们在宗教仪式、建立回教寺院等方面的自由，并且制定政策帮助回族难民、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当蒙古人收复失地后，中共给予他们充分的自治权力，让他们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管理当地事务。所以“并不是只有劳动大众才响应八路军的号召，连僧侣和部落的王公也开始参加战斗”。[3]179一些蒙古贵族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延安去学习。在中共的影响下，蒙回群众与中共密切联系，加入抗日队伍以争取最后的抗战胜利。
(二)中共赢得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
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纲领给予所有人宗教信仰的权利，不论有无宗教信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外国教士不反对中共的领导，不以宗教作为政治活动的手段，政府就给予他们宗教活动的一切自由。当斯坦因在边区听到西方的一些宗教人士说中共的作战能力和社会进步都比重庆好时，他感到很吃惊。一位外国教士曾对他说：“我知道回边区没有什么危险，我们愿意回去，共产党人一定欢迎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在教育医药方面的用处。”[2]123传教士进一步说道：“我发现，对付共产党比国民党区域的官员，可以更坦白些。我在那里什么都批评，并且我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人干涉我，也没有人侦察我。”[2]123中共尊重边区的外国宗教，也会充分发挥宗教人士的作用，向他们学习教育和医药方面的知识，让他们为边区建设提供建议和帮助。
合理化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动力可以起到有效激发的作用，多元化考核模式，更注重实践能力考核。建议考核方式主要由理论考试、上机实验考查以及平时成绩组成。其中，理论考试占50%，实验考查和平时成绩分别占40%、10%。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学生课堂考勤、课前预习情况、课堂表现、以及课后作业情况组成,课堂考勤占10%，后三项分别占平时成绩的30%。
中共在边区把“劳动创造一切”的理念落到实处，它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变革生产方式，发挥劳模的模范引领作用，而且还积极动员边区民众广泛参与工业生产，做到自给自足。与此同时，边区还实行自由贸易和优惠的商业政策，调动商人的积极性。这些改革措施既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又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同时还为全民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
近年来教研室制定了既注重基础性、又重视先进性的新实验教学大纲。新大纲合并或删除了一些重复或陈旧的实验，保留扩展了反映生物化学实验前沿性的部分，构建了新的实验教学内容体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基础实验(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三大部分，见表2。
斯坦因发现在延安的各种组织里，共产党员似乎与他们的上级都能友好地合作。通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中共的“党内关系主要是由互相的坦白和民主程序的好方法(这种民主程序引导到意见的谐合)所决定”。[2]54党内的每个职位，无论最高级还是基层的，都要经过每个党员的自由选举而实现。而且边区政府官员之间没有“重庆官员们烦恼的勾心斗角和例行公事的担子”。[4]256相反高级官员会听从下级的建议，比如中共从没收地主土地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转变最初就是由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由于这一政策保障了地主的切身利益，从而使一些地主也成为抗日战争的积极参与者。
(三)中共倡导兵民合一、建立军民一家亲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才能无敌于天下。”[6]210中共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共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正是在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才得以不断扩大，军队的战斗力才得以不断提升。
中共的武装力量是以游击战为主的军队，它为人民而战，依靠人民而战。民兵不仅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而且作为自卫队和正规军的后备力量遍及全国。中共教给民兵有效的自卫方式、充分发挥民兵的优势以配合八路军作战，民兵既可为正规军侦察敌情、收集军事情报，也可作为后勤人员，为八路军运送物资、做饭、送信和抬送伤兵等。民兵是正规军的重要补充力量。因此，中共更加重视对民兵的军事教育，派遣专门干部负责各地民兵的射击、掷手榴弹、埋放地雷和游击战术等技能训练，将民兵培训成有经验的，随时能够补充正规军的后备力量。抗战期间民兵的数量远远多于正规军，“差不多所有健全的农民都属于民兵，他们都是地方上的自卫团”。[4]231但中共并不急于将这支庞大的民兵变为正规军，因为民兵除了打仗，还要从事农业生产。民兵一旦脱离土地，就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导致劳动力和粮食产量减少，影响军民关系，甚至会危及当地政权。所以八路军也会帮助农民开垦荒地、耕种和收割，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共要求“每个士兵必须开垦三亩地种植足够他吃三个月的粮食。其余的不足之数由军队供给”。[2]221老百姓病了，八路军会派医生来治病。八路军与老百姓合作有着严明的纪律，军队即使需要老百姓的东西，也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许可,“即使一根山芋也不能随便向农人索取”。[5]中共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作战积极，并且不求回报地帮助老百姓，因此，即使村庄惨遭日军掠夺，老百姓始终相信“八路军会帮助我们，我们终究要将日本鬼子剿除的。”[2]232
当钎缝宽度逐渐增大时，析出的Fe-Co相固溶体也随之减少，并且只在钎料的界面区形成，冶金结合能力较好，残余应力也逐渐得到更好的释放。但钎缝宽度过大时，由于Fe和Co元素需要长程扩散才能形成Fe-Co相固溶体，因此固溶体的量较少，冶金结合能力也较弱，焊件在受压时，容易在钎缝处断裂。最后确定Cr12钢和YG8硬质合金的真空钎焊最佳参数为：采用CuMnCo钎料，在1 070 ℃温度下，钎缝宽度控制在0.1 mm，所得到的焊件抗弯强度最高，组织性能最好。
二、“劳动创造一切”
电网处于单向供电状态时，电力电子变压器输入级的整流环节可以使用电力二极管构成的不控整流方式，相较于全控型整流模式，控制手段更为简单，损耗和成本大为下降，有很大便利性。
(一)劳模和变工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物资匮乏，粮食短缺成为最迫切的问题。1938年1月，边区就开展了劳模运动，次年开始大生产运动，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边区政府颁布了诸如《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等一系列鼓励生产的相关文件。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推行，各区各行业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1942年，吴满有被老百姓选为劳动英雄，成为边区著名的人物，受到人民群众称赞，就连毛主席在提及他时也带着敬爱的口吻，赞扬他对边区生产的贡献。边区政府将吴满有作为农村的典型，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假若吴满有把他的名字和某些新的事物连结在一起，并且在他的田地里试验，农民就更乐于接受。”[2]69在吴满有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村子吴家枣园也成了模范村。中共发起的劳模运动不仅改变了边区农民的传统观念，而且极大地调动了边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打破了国民党的严厉封锁，也为军队提供了人力和物质保障，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边区政府积极鼓励农民组织变工队，因为“变工队使得做工更有兴趣，更有效率。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团体精神，它克服了很多农民的古老的个人主义和家族主义”。[2]67边区一半的农民都已经自动组织在变工队里了，变工队组织不仅将农村分散的人力畜力组织起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而且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和粮食增产，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
中共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积极向农民学习，大力推行变工合作制度。在边区一家一户的农耕方式劳动效率低下，不利于边区生产发展，为克服这种弊端，“共产党从年老的农民那里学到的，把它精致了一下，配上许多宣传的东西，再交还了农民。这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向群众学习，然后再教育群众’最辉煌成功的例子”。[2]66农民在农忙时间，几户人家可以相互变工或者以人力变畜力，充分利用人力畜力来完成农业生产任务，而且这种变工不仅仅是农民之间的，也普遍存在于民兵与农民之中。当民兵的农业生产和军事任务在时间上出现冲突时，采取变工形式就能够保障民兵的农业生产按时进行。民兵在闲时以变工的形式帮助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当民兵有任务时，农民便会保证民兵的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这种变工方式既保证了生产又有利于八路军对敌作战。
(二)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动员民众参与工业生产
陕甘宁边区生产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而且经常受到日本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破坏与封锁，边区人民缺乏诸如衣物等一系列的生活必需品，生活极其艰难。但中共知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6]146因此边区政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与边区军民团结一心，致力于边区的自给自足。“在边区，无论走到哪里，政府机关、学校、商店、农田、窑洞，到处都有粗糙的纺线机。几乎每一个人，高级的低级的，都把若干剩余精力用在纺棉线或毛线上。”[2]71中共还成立了“妇女救国会”，他们教给妇女纺织、制袜、打鞋的方法，充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在增加军用和民用的被服生产、补充被切断的外来供应的同时，也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中共开展的这种群众运动在边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1937年几乎没有原棉和棉制品的边区，在1944年能够自给其需要的四分之三。羊毛布匹和毛衣服的生产有了相当的增加。”[2]72
边区政府还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中共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的主导作用，努力营造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调节价格，促进生产和消费。同时鼓励人民将剩余资产投入企业生产中，也给予商人较低的税收政策，甚至贷款给商人，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充分发挥商会的监督作用，防止投机和物价暴涨，使市场贸易逐渐规范化，政府财政预算逐渐平衡。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使边区的经济逐渐恢复并稳步上升，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实行自由贸易和优惠的商业政策
中共在商业上允许自由平等贸易，其商业政策就是为了增加生产，服务于人民和抗战。国共合作期间，边区可以通过出入口贸易获取所需物品；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使得边区所需的物品难以进入，但国共间的贸易往来并没有断绝。“被封锁的边区和封锁者国民党区域的贸易是历史上最奇怪的国内贸易。在理论上没有贸易存在，事实上这是一种常常牺牲生命的残酷的斗争。”[2]80-81虽然整体上边区比国民党控制区域落后，但中共需要利用边区的石油、盐、石蜡等物产，换取国统区的原棉、布匹和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共将这种贸易逐渐制度化：延安的贸易公司可以向商人预付购货款，准许他们获取高额利润，同时代表政府给商人提供详细的订单，而边区的商人要求必须遵守规则，将购回的物品直接送达政府单位，贸易公司购买的物品则在边区的市场上自由出售。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成效，中共减少了从国统区的进口，从而缓解了贸易逆差。
边区的军事工业也是在原始的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铁匠被要求训练更多的徒弟、军队要训练自己的士兵设立铁匠铺、农民要帮助政府开发矿山。“好像是，只要哪里有铁矿或碎铁，中共领导的军队及民兵的两项主要的武器就在哪里制造出来了：一件是手榴弹，一件是地雷。”[2]72斯坦因经过考察发现边区有许多小型的军火厂，厂房里机器都是拼凑的，有国外的机械，也有国内的设备，但军火厂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诸如弹筒、手枪和刺刀等武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军需供给的不足。中共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边区工业发展做到自给自足，从而使人民抗战坚持到底。
三、“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
斯坦因发现中共提出的“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口号目的就是使边区的教育政策能够对人民有实际的作用。所以，为了提升边区群众文化水平，中共通过开展冬学运动、夜校、教员巡回和大学教育等来推行社会教育，同时变革传统秧歌舞，使之成为受群众欢迎的娱乐方式，进而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提升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感。
(一)实行服务于人民的社会教育
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初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文盲，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中共既需要提升人民的文化水平，还要充分动员民众参与抗战，使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边区政府的认同，于是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生活水平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不断进行探索、试验和改革。1937年，中共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冬学运动，后来又出台了强制儿童教育政策，不仅详细规定学员和教员人数，还编制教材，推进扫盲工作。由于是政府的强制命令，使得学员人数不断增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老百姓认为这种教育是一种负担，他们要从事农业生产，而学校不仅数量少且分散，不论是成年人或是儿童，要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上学的路途中；另外扫盲教育内容的实用性也较差，因此民众反应冷淡。这种现象引起了中共的高度重视，经过几次阶段性的实验和改革，中共找到了适合农民的教育举措。一是扫盲形式多样化，在冬学、识字组、夜校、半日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诸如教员巡回的轮回模式；二是减少教育理论和政治宣传等方面的内容，将教育内容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要求教员向民众传授记账，珠算，卫生常识等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经过探索和改革，中共的社会教育政策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大大提高了边区的认字率。到1944年“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至少认识三百个到四百个字。而一年前不认字的各处活动分子，现在都能读群众报，甚至都快能读解放报了”。[2]140通过这些改革举措，使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强迫教育时期，教书先生高兴的说：“工作多不要紧，这表示我们的道路正确，而且老百姓也了解了。”[2]140斯坦因还参观了延安大学，他发现这些大学生更像工人和士兵，他们对实际工作都有很高的热情，因为他们的思想都必须以服务大众为指针，并且学校的教育目的是要为新中国造就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和干部。所以延大的学生比起重庆学生来说，具有更多的实际知识，他们对于人民的需求、如何与人民相处合作，都有实际经验，从而能够为抗战和社会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794 Correlation between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二)改革传统秧歌舞
在边区秧歌是一种古老的带有一定封建色彩的民间歌舞，经中共改造后，不仅成为政治动员的一种形式，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中共组织专业人员通过编排新秧歌剧，向人民宣传边区政府和中共的抗日主张，以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认同并激发他们的抗战热情。新秧歌虽然带有浓厚的宣传色彩，却风靡边区，民众不仅自觉成为观众和秧歌舞的合唱队，也愈来愈成为秧歌舞的创作者，秧歌之所以深受民众喜爱是因为“秧歌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人民艺术，自然具有戏剧性，充满了轻松地笑料，而且切合人民的情感”。[2]111中共通过这种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不仅使边区政府的形象深入民心，而且激发了边区民众的抗战热情，也提高了民众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深刻了解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性。
斯坦因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考察，他看到的中共并不是如国民党所诽谤的那样“游而不击”只与日本人勾结，用武力统治乡村。相反，中共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经济上中共在农工商业上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抗战提供了物质保证；在社会生活方面推行各种教育改革，既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又壮大了抗日力量。中共在边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举措，不仅赢得民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而且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虽然斯坦因作为一名英国记者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但他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向外界展示了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和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本质，他的著作和宣传不仅赢得了国内外民众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和各种歪曲宣传，而且在中外人民心目中树立了中共“清廉爱民，积极抗战”的美好形象，为中共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美]鲁登,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M].齐文,译.上海：大众书店，1946：34.
[2][英]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M].李凤鸣,译.上海：希望书店,1946.
[3][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M].陈瑶华,谢念非,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4][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M].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5][新西兰]贝特兰.华北前线[M].伍叔民,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79.
[6]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Stein ′s Eyes ——Taking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as an Example
ZHAO Hong,WU YUN Su-du
(School of History，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Abstract ：Gunther Stein visited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with the Northwest visiting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reporters.After returning home,he wrote the book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Stein believes in the book that the CPC′s “mass viewpoint”is the highest law that cadres at all levels must abide by,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es “labor creates everything”as its principle and leads the people to achieve great achievements in agriculture,industry and commerce.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so insists on “studying in work and working in study”to rais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public by organizing winter studies and reforming Yangko.He believes that the CPC has become a powerful force in China.His friendly comments on the CPC have not only attracted more international friends to visit the border region,but also established a good image of the CPC as “being incorruptible and loving people and actively fighting against Japan”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Key Words ：Stein;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masses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 2019) 06-0053-05
收稿日期： 2019-06-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共对外形象建构研究”(19YJA770024)
作者简介： 赵红(1970—)，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乌云苏都(1994—)，女，内蒙古人，延安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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