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碑刻论文,资料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代官制分南、北面官，极具特色，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但《辽史》的编纂向为学界所诟病，其《百官志》尤其错漏百出，研究者甚至无法据以窥见辽朝官制的概貌。因而，辽代碑刻在辽朝官制的研究中就具有了特殊地位。前辈学者，如王曾瑜、林荣贵、唐统天等先生，都曾尝试依据碑刻资料对《辽史·百官志》纠谬补遗，以恢复辽朝官制的本来面貌，并取得了重要成就。本文尝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由辽代碑刻所载官员的结衔入手，对辽朝南面官的品级和迁转问题作初步探讨，考辨《辽史·百官志》记载的错误以及辽代南面官中央机构的实际情况，并尝试构拟辽散官的品级结构，求正于学界先达诸君。
辽朝南面官的结衔，有实职，也有虚衔，在辽代碑刻中，对这些官衔有着自己的分类。刻于保宁元年(969)的《王守谦墓志》：“公始筮仕，蓟州军事衙推，其职也。大理评事、右拾遗、侍御史，蓟北县令、主客、考功二尚书郎，其官也。朝散大夫、紫金鱼袋，其阶也，其赐也。”①将辽朝南面官的结衔分为职、官、阶、赐四个方面。职指职务；官指官衔、阶指官阶，都是虚衔；赐指赐紫金鱼袋和赐绯鱼袋，是官员身份等级的一种标志。统和十一年(993)的《秦国太夫人墓志》称韩匡嗣“官、阶、勋、爵，并为一品”，②又出现了勋和爵。勋指勋衔，爵是封爵。太平三年(1023)的《冯从顺墓志》：“其历官自西头供奉，至颁给副使、颁给武德皇城等使……阶自银青至金紫，勋自武骑至上柱国，散官自国子祭酒、工部尚书至司空、太傅、太尉，爵自男至开国侯，封至一千户，实封一百户。”③又提到封和散官。封指食邑数，散官指检校官。④统和二十七年(1009)的《萧氏夫人墓志》称其夫：“俄受□任右金吾将军，乃至太保、太师、招讨都监、漆水郡，阶、品、勋、员如故。”⑤品指官员的品级，《辽史》失载；员指什么不清楚，或许是指官。重熙二年(1033)的《萧琳墓志》称“阶、勋、爵、邑如故”，⑥邑即封。除此之外，像唐代官员的结衔一样，辽代南面官的结衔中还包括宪衔，即带御史台官称作为加衔。在宋代逐渐淡化的赐功臣号的做法，在辽朝却是非常普遍的。综上，辽朝南面官的结衔中总计包括10类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检校官)、宪、勋、爵、邑(封)、赐。个别官员的结衔中还包括谥号和死后的赠官，但不是通例。功臣号为一种荣誉称号，阶、官、散官、宪、勋皆为虚衔，爵、邑(封)是封爵与封邑，赐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只有职才是官员的职务。
重熙二十二年(1053)的《张俭墓志》称其“历官三十一次，作相二十一考，功臣至一十字，食邑户至二万五千。阶官勋宪，事任职秩，亢极人臣”。⑦张俭入相始于其任“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的开泰四年(1015)，至重熙四年(1035)致仕，正为21年。将志中提到的职、官、散官、宪衔相加，除去重复，正好31个官名，证明墓志称张俭“历官三十一次”的“官”，包括职、官、散官与宪衔，其中有实职也有虚衔，之所以统称之为“官”，因为这些官名在历史上皆曾被用作实职官名，与阶、勋、爵、邑、赐等存在明显的区别。但是，刻于大安五年(1089)的《梁颖墓志铭》称：“公官自著作佐郎、太子中舍、太子□□□中丞、太常丞、尚书礼部员外郎、尚书职方郎中、将作少监、太仆少卿、少府监、昭文馆直学士、谏议大夫、给事中□□□学士、宣政殿大学士、刑部尚书至所终官。职自蓟州军事判官、枢密院书令史、令史、奉圣州观察判官、厅房户□□□、兵刑吏三房承旨、副都承旨、提点大理寺、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签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门下侍郎平章事、兴中尹至所终职。”⑧证明辽人对职与官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将职、官、散官、宪衔统称为官的说法并不常见。就是《张俭墓志》中也提到“阶官勋宪，事任职秩”，宪指宪衔，职为实职，那么，其中的“官”只能是指官与散官，用法也与上面提到的不同。
当然，任何一个官员的结衔中都不可能包括全部上述10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内容较多的，如刻于保宁年间的《耶律琮神道碑》中耶律琮的结衔：“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功臣，镇国节度使，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赠兼政事令，使持节华州诸军事、行华州刺史，上柱国，漆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⑨其中，“推忠奉国佐运功臣”是功臣号，“镇国节度使，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是遥领节度使，这里视同职，“特进”是阶，“检校太师”是散官，“赠兼政事令”是赠官，也是宰相的加衔，“使持节华州诸军事、行华州刺史”还是遥领州官，“上柱国”是勋，“漆水郡开国公”是爵，“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是邑(封)。再如，见于房山石经《大宝积经》题记的杨皙结衔为：“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知涿州军州事兼管内巡检、安抚、屯田、劝农等使，上柱国，洪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⑩其中，“正议大夫”是阶，“尚书吏部侍郎”是官，“知涿州军州事兼管内巡检、安抚、屯田、劝农等使”是职，“上柱国”是勋，“洪农郡开国公”是爵，“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是邑(封)，“赐紫金鱼袋”是赐。官员的级别越低，其结衔包含的内容也就越少，如刻于应历二年(952)的《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提到张明的结衔为：“卢龙军节度掌书记，太中大夫，兼监察御史，赐绯鱼袋”，(11)其中，“卢龙军节度掌书记”是职，“太中大夫”是阶，“监察御史”是宪，“赐绯鱼袋”是赐。
在辽朝南面官的结衔中，通常次序是：功臣号、职、阶、官、散官、宪、勋、爵、邑(封)、赐。需要说明的是，职有时也会出现在官之后。遥领、遥授节度使虽属虚衔，但在结衔中一般出现在“职”的位置。在有兼职的情况下，结衔中有时也会将职分为两处记述，分别出现在阶之前和散官之后，一般是前者职务级别较高。最典型的是节度使的结衔，往往在阶之前出现某某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而在散官之后出现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或行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或行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有时也单独出现在散官之后。不论辽朝南面官的结衔是复杂还是简单，总的来说，各项内容都遵循上述次序，虽然也有例外，但其规律性是显而易见的。辽代碑刻中结衔的这一规律，为我们区分辽代的官和职提供了重要线索。
辽代南面官结衔中的阶，源自唐代的散官，最初代表官员的薪俸级别。《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载乾封元年八月十二日诏：“京文武官应给防阁、庶仆、俸料，始依职事官。”(12)表明薪俸等级转以职事官为依据。演变至辽宋时期，唐代的职事官体系发展为辽代的官和宋代的寄禄官，成为官员薪俸级别的标志，唐代的散官名称虽然得以保留，在辽代称为“阶”，但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了。在辽代官员的结衔中，体现官员品级的应该是官。
《宋会要》兵17之12-13载有辽亡时宋朝将降宋辽官“比换”宋朝寄禄官的规定，涉及六部尚书以下的辽官级别：
文资：伪官六尚书，尚书左、右丞，侍郎，给事中，直学士，谏议大夫，少、大监，大卿，少卿，殿少(殿中少监)，将作少监，少府少监，左、[右]司郎中，郎中，员外郎，检校常侍，殿丞(殿中丞)一等官，洗马(太子洗马)一等官，司直(大理司直)，秘书郎，试评事(大理评事)，校书郎，试崇文馆校书郎(原注：太子校书郎、正字、文学同)，比换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奉议郎、通直郎、宣教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修职郎、迪功郎、将仕郎、文学助教。(13)
《张绩墓志铭》：“景福秋，解褐，授将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14)将仕郎已经是最低的“阶”，而秘书省著作佐郎却称“守”，证明其不是最低级别的“官”。据《辽史》卷四七《百官志》，秘书省属官，在著作佐郎之下，尚有校书郎、正字。碑刻资料中亦见郑恪“生二十九年，以属文学进士，中第三甲。选授秘书省校书郎”。(15)张衍“寿昌元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16)由此可以断定，最低级别的“官”，除见于上述记载的太子校书郎、太子正字、太子文学、崇文馆校书郎，还包括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
《王裕墓志》：“滦州军事判官文林郎试大理评事董□撰。”(17)《耿延毅妻耶律(韩)氏墓志铭》：“积庆宫都部署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史克忠撰。”(18)《慈云寺舍利塔记》还提到：“文林郎、试大理评事、□天成县令、武骑尉刘□□”，(19)与大理评事同时出现的“阶”是将仕郎、文林郎，为最低两阶，可证大理评事为著作佐郎上一级的“官”。《张衍墓志》：“张衍，寿昌元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管内都商税判官。……迁秘书郎，知龙门县事”，是自秘书省校书郎，越过试大理评事，直接升为秘书郎。
结合记载“官”的迁转情况较多的几篇墓志与前引《宋会要》的记载制成表1如下。(20)
《梁援墓志》首列之右拾遗、右补阙，据《王守谦墓志》，以右拾遗接大理评事，故表中将右拾遗与秘书郎并列、右补阙与大理寺丞并列。见于《汉字耶律宗教墓志铭》的左拾遗、见于《耶律元宁(安世)墓志铭》的左补阙，(21)当处于相同的位置。《梁颖墓志铭》的太子中舍，《宋文通等造经记》中王致君的结衔为“军事判官承务郎守太子中舍赐绯鱼袋”，(22)辽代墓志中，军事判官之阶多为文林郎，低于承务郎，且此处加“守”，证明太子中舍级别略高，另《耶律隆祐(韩德颙)墓志铭》撰者李可举结衔为：“节度掌书记、承务郎、试大理评事”，(23)故表中将太子中舍置于大理评事之下，与秘书郎并列。《宋会要》中检校常侍本在殿中丞之后，但《王师儒墓志》的散骑常侍却在刑部侍郎之后，辽代墓志中常见左、右散骑常侍，大多阶为银青崇禄大夫，故当以《王师儒墓志》为正，列于侍郎之后。《宋会要》中直学士本在谏议大夫之后，但《梁援墓志》中的乾文阁直学士、《梁颖墓志铭》中的昭文馆直学士，皆在谏议大夫之前，故表中将《宋会要》一栏中的直学士也列于谏议大夫之前。《梁颖墓志铭》“□□□学士”，列在宣政殿大学士之前，表中又出现过昭文馆、乾文阁，参照《辽史》卷四七《百官志》的记载，所缺字应为“观书殿”。(24)
撰《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的杨佶结衔为：“天雄军节度、魏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行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修国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肆佰户”，(25)可见吏部的重要，应为六部之首。撰《韩匡嗣墓志铭》的马得臣结衔为：“宣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知制诏、上柱国”，(26)撰《王泽墓志》的王纲结衔为：“正议大夫、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兼秘书监、上柱国、瑯琊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壹佰陆拾户、赐紫金鱼袋”，(27)撰《秦国太夫人墓志》的邢抱朴结衔为：“三司使、中大夫、尚书户部侍郎、柱国”，同为侍郎，兵部侍郎马得臣和王纲的阶、勋，都高于户部侍郎邢抱朴，可见兵部高于户部。六部尚书在辽代墓志中出现最多的是工部尚书，参照宋朝寄禄官六部尚书的排序是吏、兵、户、刑、礼、工，估计辽官的排序也是如此。
表中员外郎一栏，可以补入的有，《赵德钧妻种氏墓志》见守尚书兵部员外郎刘京、《刘承嗣墓志》见尚书司门员外郎冯玘、《韩佚墓志》见行尚书祠部员外郎裴玄感。(28)郎中一栏，可以补入的有，《尚暐墓志》见尚书金部郎中、(29)《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见尚书吏部郎中孙瑛、《羲和仁寿皇太叔祖妃萧氏墓志》见尚书都官郎中李石、(30)《易州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见尚书比部郎中刘琚、造经题记中见尚书金部郎中程冀、尚书司勋郎中石钦□、尚书驾部郎中杨恂如。(31)侍郎一栏，可以补入的有，《汉字宣懿皇后哀册》见尚书户部侍郎张琳、(32)《张俭墓志》见尚书工部侍郎、《韩匡嗣墓志》见尚书兵部侍郎、造经题记中见尚书吏部侍郎杨皙。(33)
《辽史》卷四七《百官志》“寺官职名总目”下列：太常寺、崇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三盆山崇圣院碑记》见司农少卿，《董庠妻张氏墓志》见崇禄少卿，(34)《陈国公主墓志》见卫尉卿、(35)《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见卫尉少卿，(36)《王泽墓志》见大理少卿，《大悯忠寺观音菩萨地宫舍利石函记》见鸿胪卿、(37)《萧义墓志》见鸿胪少卿，(38)《尚暐墓志》见太常少卿。碑刻不见宗正、太仆，但出使宋朝的官员有“副使宗正卿高正”，(39)“副使宗正少卿吴克昌”，(40)“太仆少卿韩志德”。(41)可证《辽史·百官志》所载八寺的卿与少卿皆为文资官名，可以补入上表少卿、大卿两栏。
《辽史》卷四七《百官志》“诸监职名总目”下列：秘书监、司天监、国子监、太府监、少府监、将作监、都水监。少府少监、将作少监、秘书少监上表中皆单列，司天监、都水监、不见于碑刻资料，考虑到其专业性较强，可能是职而不是官。太府监也不见于碑刻资料。因此，上表中《宋会要》记载的少监可能为重出。
据王曾瑜研究，辽散官(检校官)分18阶，自低至高依次为：检校国子祭酒、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右散骑常侍、检校左散骑常侍、检校工部尚书、检校礼部尚书、检校刑部尚书、检校户部尚书、检校兵部尚书、检校吏部尚书、检校右仆射、检校左仆射、检校司空、检校司徒、检校太保、检校太傅、检校太尉、检校太师。(42)辽官品阶在六部尚书以上的次序应与此一致。
《石佛山造像题记》：“右北殿直、银青崇禄大夫、授国子祭酒、飞骑尉、常□臣尧”，(43)从其结衔可以肯定国子祭酒为官。比照散官(检校官)阶序，国子祭酒之上的官应为太子宾客，但二者列于上表何处却无从判断。宋朝寄禄官中，太子宾客在六部侍郎之前，故暂将二者列于侍郎之前、给事中之后。《张俭墓志》在礼部郎中和尚书工部侍郎之间尚有政事舍人，也不知列于上表何处。
综上，我们可以将辽代文资官的各级按由低至高的顺序排列如下。同级官名间用顿号，不同级官名间用“-”。
太子校书郎、太子正字、太子文学、崇文馆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秘书省著作佐郎-大理评事-秘书郎、右拾遗、左拾遗、太子中舍-大理寺丞、右补阙、左补阙-大理司直-太子洗马、太子中允-秘书丞-殿中丞-太常丞-尚书诸司员外郎-起居郎-尚书诸司郎中-尚书左、右司郎中-少府少监-将作少监-秘书少监、殿中少监-诸寺少卿-诸寺大卿-诸监-卫尉卿-乾文阁直学士、昭文馆直学士-左、右谏议大夫(44)-给事中-国子祭酒-太子宾客-工部侍郎-礼部侍郎-刑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左、右散骑常侍-判三班院、观书殿学士-宣政殿学士-尚书左、右丞-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司空-司徒-太保-太傅-太尉-太师
限于资料，其中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但据此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辽代南面官的散官体系既不同于北宋前期的寄禄官体系，与其所借鉴的唐代实职官的体系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宋会要》兵17之12-13有关辽亡时宋朝将降宋辽官“比换”为宋朝寄禄官的规定，其中武资官：
武资：伪官金吾卫上将军，节度使，大将军，节度使留後，观察使，观察留後，遥防(遥郡防御使)，遥团(遥郡团练使)，洺、□、商三州刺史，礼宾、洛苑、六宅使，奉宸(原注：诸卫将军、小将军同)、礼宾、洛苑、六宅副使，率府[率]，率府副率，左、右翊卫校尉，东、西头供奉官，左、右承制，左、右直殿(按直殿应作殿直。原注：閤门祗候同)，东、西班小底，三、六班奉职，在班祗候比换武功大夫遥刺、武德大夫遥刺、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敦武郎、从义郎、忠训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进武校尉、进义校尉。(45)
《丁文逳墓志》称其“年始十五，由
荫补内供奉班祗侯。”《王邻墓志》见“供奉班祗候”，《高为裘墓志》：“开泰七年九月，由祖父寄班祗候，授西班小底、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至重和九年十二月，授右班殿直、侍卫神武军指挥使。清宁二年六月，授礼宾副使、知顺义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事。”(46)所谓内供奉班祗侯、供奉班祗候、寄班祗候，应该皆与《宋会要》所载在班祗候是一回事。
《舍利塔题名》见“三班奉职、武骑尉张贻构”，《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奉职、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元匡化”，(47)缺字应为“行”、“守”之类，证明三班奉职、六班奉职可以省称为奉职。但碑刻中未见六班奉职。
此外，《刘慈墓志》：“以祖荫调入三班院……超授东班小底……特授东头供奉官，后迁太子左翊卫校尉。”《蔡志顺墓志》见左承制、(48)《赵为干墓志》见右承制。可证《宋会要》自东、西头供奉官以下的记载都是正确的。
但是，对照碑刻资料可以发现，自奉宸(诸卫将军、小将军)至右翊卫校尉之间，《宋会要》的记载明显存在缺漏。
《耿知新墓志》记载其父耿延毅：“自十七岁，补西头供奉官，转御院通进。超授右骁卫将军。除控鹤都指挥使。进位左领军卫大将军。”《韩橁墓志》：“初授西头供奉官，迁御院通进……改颁给库使……授引进使，转客省使……加左监门卫大将军”，(49)可见，在东西头供奉官之后，诸卫将军之前，还存在御院通进、颁给库使、引进使、客省使诸阶。《冯从顺墓志》：“其历官自西头供奉，至颁给副使、颁给武德皇城等使”，(50)“颁给武德皇城等使”应指颁给使、武德使、皇城使，既然三者合称，显然此三使级别相同，在三者之前，还存在颁给副使一级。《李知顺墓志》记载其历官西头供奉官、颁给大使、颁给库使、千牛卫大将军，(51)颁给大使应是颁给副使或颁给库使之误。
《王说墓志》：“次希祐，自右番殿直授西头供奉官，仪銮副使。”《韩瑜墓志》有内客省使，(52)《李知顺墓志》有中京宫苑副使，《张思忠墓志》：“始授东西头供奉官，权阁门通事舍人。后任职诸司”，证明在客省等使之前，还存在阁门通事舍人一级。《韩资道墓志》：“清宁初，以荫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右卫率府副率。次奉宣阁门祗候……旋加礼宾副使，次授供军副使……续迁六宅副使、检校工部尚书”，(53)称其在任右卫率府副率之后任阁门祗候，与《宋会要》的阁门祗候与左、右殿直同级的记载矛盾，恐怕是阁门通事舍人之误，若是，则阁门通事舍人应高于率府副率。这里提到的“供军副使”，夹在礼宾副使和六宅副使之间，应与二者同级。
《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墓志》见“东上閤门使李从训”。《茹雄文墓志》：“任西上閤门使……上旌其勋，改授安德州刺史，加防御使。”(54)证明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级别在刺史之下。
综上，根据碑刻资料可以对《宋会要》补充如下：御院通进-率府副率-阁门通事舍人-率府率-颁给副使、仪銮副使-颁给使、武德使、皇城使-引进使-客省使-内客省使-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诸副使应与礼宾、洛苑、六宅副使同级，即诸司副使；(55)诸使应与礼宾、洛苑、六宅使同级，即诸司使。(56)唯见于《宋会要》的左、右翊卫校尉插入何处不详，姑附于御院通进之下。
《耶律(韩)遂正墓志铭》：“初授卫将军，次硬寨监军，升十二卫之崇□，□□□重城之圣主”，显然辽朝是将唐代府兵的十二卫将军用作武官之名的，包括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和左右金吾卫。《耶律琮神道碑》见左卫上将军，(57)《耶律元宁(安世)墓志铭》见右卫将军；《耶律宗愿墓志铭》见左骁卫大将军，(58)《刘宇杰墓志》见左骁卫将军，《耿知新墓志》见右骁卫将军；《秦国太妃墓志》见左武卫上将军；《刘承嗣墓志》见右威卫将军，《张正嵩墓志》见左威卫上将军；《耿延毅墓志》见左领军卫大将军，《赵匡禹墓志》见右领军卫上将军；(59)《赵德钧妻种氏墓志》见左金吾卫将军，《韩瑜墓志》见右金吾卫将军。证明辽代确实存在全部十二卫将军。此外，《韩橁墓志》见左监门卫大将军、《耶律霞兹墓志》见右监门卫将军；(60)《汉字耶律宗教墓志铭》见右千牛卫大将军、《萧勃特本墓志》见右千牛卫将军，《创建静安寺碑铭》见左千牛卫上将军、(61)《王悦墓志》见左千牛卫大将军、(62)《刘宇杰墓志》见左千牛卫将军。证明辽代也存在左、右监门卫将军和左、右千牛卫将军，即所谓“环卫官”十六卫都有。
《辽史》卷四七《百官志》“诸卫职名总目”，在上述十六卫之后，还有左右羽林军、左右龙虎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63)此即唐代禁军的部队番号。《韩瑜墓志》见左羽林军大将军，《韩德威墓志铭》见羽林军将军；《耶律琮神道碑》见右龙虎卫大将军，《萧兴言墓志》见龙虎卫上将军，(64)《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见左龙虎卫上将军；(65)《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见神武卫上将军，(66)神策、神威不见于碑刻，《辽史》中也仅此一见。但可以肯定，辽代的“诸卫”除环卫官十六卫之外，至少还包括左右羽林军、左右龙虎卫、左右神武卫。概言之，辽代是将唐朝禁军首领的官称用作武官名号了。
《宋会要》记载，辽代的诸卫将军、小将军与奉宸为同级。《萧孝恭墓志》见左奉宸，《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见右奉宸。(67)《辽史》卷四七《百官志》“诸卫职名总目”载诸卫职官有：大将军、上将军、将军，折冲都尉、果毅都尉，无小将军。但《耿知新墓志》见左千牛卫小将军，可补《辽史》之缺。则《宋会要》所载“诸卫将军、小将军”，指的就是上述各卫的将军、小将军。由此推测，《宋会要》的“大将军”，应涵盖上述各卫大将军；“金吾卫上将军”，应涵盖上述各卫上将军。《宋会要》记载，上将军位在大将军之上，而《辽史》的记载相反。《耶律琮神道碑》：“起家□□□□□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左羽林军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及期年，复迁右龙虎卫大将军……旋加左卫上将军”，证明《宋会要》的记载是正确的。耶律琮自左羽林军大将军迁右龙虎卫大将军，证明诸卫将军间也存在着升迁的序列，《辽史》“诸卫职名总目”中对诸卫的排序，很可能就是其由低至高的升迁序列。
《韩德威墓志铭》记载，其在任云麾将军之后、右金吾卫上将军之前，还曾任冠军大将军；造碑题记中还见“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行骠骑大将军、知涿州军州事张企征”；《丁文逳墓志》见辅国大将军。唐代武散官有骠骑大将军(从一品)、辅国大将军(正二品)、冠军大将军(正三品)、云麾将军(从三品)。看来，辽代是将唐朝三品以上的武散官衔也纳入其武官序列了。韩德威自冠军大将军升任右金吾卫上将军，说明这些唐朝武散官衔，在辽代的级别应该与诸卫大将军相仿。
综上，结合碑刻资料与《宋会要》的记载，我们可以将辽代武资官各级排列如下：
诸卫上将军-节度使-诸卫大将军、唐三品以上武散官衔-节度使留后-观察使-观察留后-遥防(遥郡防御使)-遥团(遥郡团练使)-洺、□、商三州刺史-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客省使-引进使-礼宾、洛苑、六宅使、诸司使-奉宸、诸卫将军、诸卫小将军-礼宾、洛苑、六宅副使、诸司副使-率府率-阁门通事舍人-率府副率-御院通进-左、右翊卫校尉-东、西头供奉官-左、右承制-左、右直殿、閤门祗候同-东、西班小底-三、六班奉职-在班祗候
同文资官相比较可知，上面所列辽代武资官级别肯定存在缺漏，是不全面的。
辽朝南面官的结衔中，功臣号、爵、邑非显贵不授，虽然也存在升迁序列，但与大多数官员无关。赐仅分赐紫金鱼袋和赐绯鱼袋两种，宪仅分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五种，层级划分不明显。散官(检校官)自检校国子祭酒至检校太师共18阶，授予也比较混乱。(68)因此，辽朝南面官的升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或者说按四个系列升迁，即职、阶、官、勋。下面根据墓志列出张俭、张绩、梁援、王师儒等四人的履历，主要包括他们在职、阶、官、勋四个方面的升迁情况。
上述四人的仕宦时期，上至圣宗统和(983-1012)、下至天祚乾统(1101-1111)，基本涵盖了辽朝的中、后期，也是辽代制度稳定、定型的时期。但是，从四人的履历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职、阶、官、勋四个方面的升迁，明显是不同步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辽朝南面官制的最大特点，即官员按职、阶、官、勋四个系列升迁时的不同步性，结果是必然导致职、阶、官、勋的品级不对应，换言之，辽代始终不存在职、阶、官、勋相对应的官员品级体系。
大安十年的《悯忠寺石函题名》中有：“盖阁都作头、右承制、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康日永。盖殿宝塔都作头、右承制、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姪敏。”②辽代的银青崇禄大夫，即唐代的银青光禄大夫，避耶律德光讳而改，在唐代是从三品；武骑尉为勋中最低一级，唐宋都是从七品。负责建阁、塔的工头，竟然阶从三品、带从七品勋衔，可见辽代的阶、勋已经仅仅就是一种荣誉称号了。因此，辽代南面官结衔中的内容虽然多达十个方面，其中真正有意义的不外是职、官两种，职是职务，官是级别，其他都是虚衔。下面试以《辽史》卷四七《百官志》所载汉人枢密院为例，分析一下辽代南面官系统中职与官的关系。
天庆十年的《杜悆墓志》：
(大康)七年，□室充枢密院令史。九年，加太子洗马。……(大安)四年夏，枢密院厅房主事阙官，上以公有勤千之声，不次而任，授尚书工部郎中。六年，迁户房主事，加尚书左司郎中。七年，改授枢密兵刑房承旨，加少府少监。……(寿昌)三年六月，擢为枢密副都承旨，加太常少卿。……六年夏，迁枢密都承旨，加卫尉卿。乾统元年夏，就加昭文馆直学士，隶中书省枢密院。……五年冬，召为枢密直学士。六年，会上征号，覃左散骑常侍、签枢密院事、加上柱国。……十年，超授枢密院副使，加户部尚书，特赐忠亮二字功臣。(75)
杜悆长期任职于枢密院，墓志记载其晋升又往往是先职后官，可以清楚地看出职与官的对应关系：令史/太子洗马、厅房主事/工部郎中、户房主事/尚书左司郎中、兵刑房承旨/少府少监、枢密副都承旨/太常少卿、枢密都承旨/卫尉卿、签枢密院事/左散骑常侍、枢密院副使/户部尚书。
重熙二十二年的《张俭墓志》：
授礼部郎中、知制诰、直枢密院，加赐金紫、柱国，特封开国男，食赋三百室。……开泰元年，迁政事舍人、知枢密直学士。二年，正授枢密直学士、同修国史。……四年春，迁枢密副使。夏六月，授宣政殿学士、守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冬十月，授枢密使，加崇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特赐翊圣佐理功臣。(76)
与枢密院有关的职与官的对应关系是：直枢密院/礼部郎中、枢密直学士/政事舍人、同知枢密院事/宣政殿学士、枢密使/尚书左仆射。
枢密直学士，天庆七年的《孟初墓志》见“昭文馆直学士知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虞□□”，(77)对应的官为昭文馆直学士。《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己未见契丹“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陈
”，(78)对应的官又为给事中。但辽宋使臣常存在借衔出使的现象，故不取给事中之说。知枢密院事，在《梁援墓志》的结衔中对应“尚书左仆射”，在《杜悆墓志》“从叔公谓”的结衔中对应“礼部尚书”，在造经题记中梁颖的结衔中对应“行刑部尚书”，(79)刑部尚书前带“行”字，显然尚书不是知枢密院事的正常级别，故应以尚书左仆射为正。
《贾师训墓志铭》：“召授太常少卿、枢密都承旨”、“大安二年，授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是枢密都承旨/太常少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孟初墓志》：“故枢密户房主事，少府少监讳裕者，公之从弟。”是户房主事/少府少监。《秦国太妃墓志》：“枢密院户房令史、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行秘书省秘书郎、兼殿中侍御史、骁骑尉高异书”，(80)检校太子宾客为散官(检校官)，此应是户房令史/秘书省秘书郎。《刘祜墓志》：“长子起居郎、枢密院主事公著”，(81)是枢密院主事/起居郎。《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前枢密院吏房承旨、行殿中少监王仲华”，(82)是枢密院吏房承旨/殿中少监。《梁援墓志》：“加少府监、知制诰，兼兵刑房承旨。……改卫尉卿，兼吏房承旨”，是兵刑房承旨/少府监、吏房承旨/卫尉卿。《陈国公主墓志》为“太中大夫、守卫尉卿、知枢密承旨事、上柱国、扶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马贻谋撰”，是知枢密承旨事/卫尉卿。《王师儒墓志》：大安“八年，加尚书刑部侍郎，知枢密副使”，是枢密副使/刑部侍郎。此外，《梁颖墓志铭》还提到不见于《辽史》记载的枢密院书令史，其所对应的官是太子中舍。
综合以上碑刻资料与《辽史》的记载，将汉人枢密院属官对照列表如下。(83)
《王师儒墓志》：“(大安)八年，加尚书刑部侍郎，知枢密副使。是冬，正授枢密副使。”证明所谓知枢密副使，是临时代理的“枢密副使”，并非枢密副使之外的另一固定职务，以此类推，知枢密院事即临时代理“枢密使”，上表中知枢密院事与枢密使的官衔都是尚书左仆射，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碑刻中既有枢密副使，也有枢密院副使，但二者显然是指同一官名，证明“院”字通常可以省略。《辽史》所载知枢密使事、知枢密院副使事皆仅此一见，也不见于碑刻资料，应是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副使事的重出。综上，《辽史》所载知枢密院事、知枢密使事、知枢密院副使事皆应删。
枢密(院)副使，碑刻中出现了三种与之相对应的官名，刑部侍郎和右谏议大夫品级相对还比较接近，但两者与户部尚书就相差过大了，按《辽史》记载的排序，与此职对应的官显然应在同知枢密事之上，故应以户部尚书为准。其他如枢密都承旨、吏房承旨、户房主事等，所对应的官名虽然也存在差异，但官的品级相差不大，应属任职者官品的正常浮动范围。表中的枢密院令史和户房令史级别不同，证明两者不是一回事。《王泽墓志》：“宣充枢密院令史。太平五年，迁吏房令史，权主事。”也证明枢密院令史确实存在不同级别。还有《辽史》不载的签枢密院事、枢密院书令史，这些都可以补《辽史》之缺漏。
从汉人枢密院的例子可以看出，辽代南面官的官与职，虽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两个系统之间，还是大体存在对应关系的。《宋会要辑稿》：“虏人设官无度，补受泛滥，惟吝财物而不惜名器。虽有官之人类无请受，止是任职者薄有俸给。”(85)虽然官是确定官员薪俸和品级的标志，但在辽代，仅有官衔却无职务的官员是没有薪俸的。
根据我们所考证的辽官等级和整理后的枢密院职官情况，可以补齐《梁颖墓志铭》中的缺字：“公官自著作佐郎、太子中舍、
中丞、太常丞、尚书礼部员外郎、尚书职方郎中、将作少监、太仆少卿、少府监、昭文馆直学士、谏议大夫、给事中、
学士、宣政殿大学士、刑部尚书至所终官。职自蓟州军事判官、枢密院书令史、令史、奉圣州观察判官、厅房户
、兵刑吏三[二]房承旨、副都承旨、提点大理寺、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签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门下侍郎、平章事、兴中尹至所终职。”(86)根据墓志上的结衔，梁颖最终的官为尚书左仆射、职为知中京留守大定尹事。据此，可以在我们考证出的辽官等级中圈出梁颖曾任的官：
太子校书郎、太子正字、太子文学、崇文馆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秘书省著作佐郎-大理评事-秘书郎、右拾遗、左拾遗、太子中舍-大理寺丞、右补阙、左补阙-大理司直-太子洗马、太子中允-秘书丞-殿中丞-太常丞-尚书诸司员外郎-起居郎-尚书诸司郎中-尚书左、右司郎中-少府少监-将作少监-秘书少监、殿中少监-诸寺少卿-诸寺大卿-诸监-卫尉卿-乾文阁直学士、昭文馆直学士-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国子祭酒-太子宾客-工部侍郎-礼部侍郎-刑部侍郎-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左、右散骑常侍-判三班院、观书殿学士-宣政殿学士-尚书左、右丞-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司空-司徒-太保-太傅-太尉-太师
梁颖所任官基本呈现出隔级晋升的规律，其所任官与其所越过的官，无疑应是同一品级中的上阶与下阶的关系，据此，我们可以构拟出辽朝南面官的品级，再将前面所考的武散官各级也依次填入表中相应的栏，制成表7。辽阶一栏，从王曾瑜、唐统天说，认为与唐代文散官相同。(87)辽朝南面官的武阶无从考究，只能从略。
如前所述，辽代官员升迁，阶与官并不同步，因而碑刻中同一官所带阶非常杂乱，特别是四品以上，基本没有规律可寻。本表的排序，也只是出于保证梁颖的履历可以呈现出逐级晋升的常态而已，并无其他证据。另，正四品及以上的排列，参考了宋朝的寄禄官。按表中的品级，梁颖的升迁依次是：从九品上、正九品上、正八品下、从七品下-上、正七品下-上、从六品下、正六品上、从五品上、正五品上、从四品上、正四品下、正四品上、正三品、从二品、正二品。梁颖自正九品越过从八品，直接跃升为正八品官，但此后却经历了正从七品的每一阶，应是在七品官上留滞颇久。
《秦国太夫人墓志》称韩匡嗣“官、阶、勋、爵，并为一品”，证明在辽代，至少官、阶、勋、爵都有标识官员品级的功能。《赵为干墓志》结衔为：“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沂州诸军事、行沂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飞骑尉、天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墓志中称其：“禄享千钟，位居五品”，(88)其官为工部尚书，不论如何，不至于低至五品；阶为银青崇禄大夫，应为从三品；勋为飞骑尉，从六品；只有爵天水县开国男是从五品。显然，说赵为干“位居五品”是指其爵。但是，提到官员的品级，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指其官或阶的品级。如《李知顺墓志》的结衔为：“故杨州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知中京内省司、提点内库、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墓志中称其“秩预五侯，官逾三品”，显然是指其阶，正三品金紫崇禄大夫。只不过官员的官与阶的品级会经常不同而已。
既然唐代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以及秘书省、殿中省、诸寺监等的职事官名，至辽代都已经演变为“官”的名称，(89)仅代表官员的品级，与宋朝的寄禄官一样标志着官员的薪俸级别，而不再是负责具体工作的职，那么，《辽史》卷四七《百官志》南面朝官条下所载各机构，除汉人枢密院、中书省、翰林院、御史台、大理寺、(90)宣徽院、司天监、国子监等寥寥数家之外，恐怕皆为子虚。换言之，辽代的南面朝官，并不是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的继承，而是另外一种体制。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引史愿《亡辽录》：
分置南面汉官左右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直学士，主治汉事、州县；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有堂后主事、守挡[当]官各一员；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户房、厅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员。(91)
从《辽史》中也能发现一些痕迹，证明史愿的记载是正确的，如卷四七《百官志》汉人枢密院条：“掌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92)就是一例。
《辽史》卷四七《百官志》所载门下省长官侍中，在碑刻结衔中通常是用作节度使或五京留守的加衔兼官。如，《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有子一，忠亮佐国功臣、泰宁军节度、兖沂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司空、兼侍中、使持节兖州诸军事、行兖州刺史、判上京留守临潢尹事、上柱国、饶乐郡王、食邑陆仟伍佰户、食实封陆佰伍拾户宗愿。”(93)而《耶律宗愿墓志铭》结衔则为：“大辽忠亮佐国功臣、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判上京留守临潢尹事、上柱国、混同郡王”。门下侍郎，在碑刻中通常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并列，如，造经题记中梁颖的结衔有：“行刑部尚书、兼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张俭墓志》：“加崇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平章事当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省称，门下侍郎通常为其加衔。常侍不见于碑刻，常见于碑刻的左、右散骑常侍以及给事中皆为官，而不是职。由此可见，《辽史·百官志》所载门下省属官无一是实职。史愿《亡辽录》称“中书、门下共一省”并不准确，辽代是保留了中书省，而取消了门下省。
尚书省除长官尚书令作为加衔使用外，以下的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以及下属机构六部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皆为官。(94)参之前文对枢密院属官的考证，其有吏房、兵刑房、户房、厅房(即工部)，(95)唯独没有礼房，可证史愿《亡辽录》的记载是正确的，辽代也不存在尚书省，其职能，除礼部负责的相关事务并入中书省之外，皆并入汉人枢密院。
综上可见，在辽代南面官系统中，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构就是汉人枢密院和中书省。对此情况，宋人已经有明确认识：“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官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行官都总管司，谓之南面，以其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96)
汉人枢密院：“太祖初有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97)其设置虽然受到后晋官制的影响，但实际上是脱胎于此前阿保机创立的汉儿司。中书省：“初名政事省。太祖置官，世宗天禄四年建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改中书省”，(98)也是脱胎于阿保机创立的一种机构政事省。辽兴宗时始改名中书省，说明在辽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机构是称政事省，而不是《辽史》记载的中书省。概言之，辽朝南面官的中央核心机构的设置，虽然是受中原官制影响的产物，但皆与阿保机时代契丹人创立的管理汉人的体制有关，与其说是对中原官制的继承，不如说是一种新体制。枢密院兼有原尚书省五个部的职能，其权力明显高于中书省。将权力集中于枢密院，这也是辽朝北面官的特点，证明辽代南面官系统的设置，总体思路与北面官完全相同。
辽朝皇帝四时捺钵，“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人，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99)需要派官员随行的南面官机构，仅提到宣徽院、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大理寺，不是说其他机构不需要派官员随行，而是南面官系统的中央机构主要就是这些，其他就是业务性很强的司天监、国子监之类了。
总之，辽代南面朝官机构比较精简，远不像《辽史·百官志》记载的那么庞杂，从中也可以看出，在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中，北面官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但是，由于南面朝官机构精简，北面官又不负责管理州县，造成辽代地方节度使权力地位的上升，这却是设计这套体制的契丹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注释：
①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②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③陈述辑校：《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4页。
④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9-186页。
⑤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118页。
⑥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71-72页。
⑦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267页。
⑧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第94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0页。
⑨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45页。
⑩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1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页。
(12)(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652页。
(13)转引自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第169页。
(14)陈述辑校：《全辽文》，第179页。
(15)《郑恪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28页。
(16)《张衍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91页。
(17)陈述辑校：《全辽文》，第368页。董□也，见《王奉诸墓志铭》，结衔与此相同，唯“评”作“平”，参见陈述辑校：《全辽文》，第369页。
(18)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19)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57页。
(20)《张绩墓志铭》、《贾师训墓志铭》、《王师儒墓志铭》，分别参见陈述辑校：《全辽文》，第179-180、252-255、290-292页；《梁援墓志》、《宁鉴墓志》，分别参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519-523、606-607页；《梁颖墓志铭》，参见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第94辑，第179-180页。
(21)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211、284页。
(22)陈述辑校：《全辽文》，第225页。
(23)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12页。
(24)《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82页。
(25)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156页。
(26)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1页。
(27)陈述辑校：《全辽文》，第168页。
(2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1、48、100页。
(29)陈述辑校：《全辽文》，第259页。
(30)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11、348页。
(31)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87、731-732页。
(32)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245页。
(3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728页。
(3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0、409页。
(35)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133页。
(36)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88页。
(37)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60页。
(38)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291页。
(3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景德二年十二月庚子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79页。
(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景德三年十二月甲午条，第1438页。
(4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辛亥条，第2949页。
(42)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第164-165页。
(43)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74页。
(44)左谏议大夫，参见《萧义墓志铭》，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290页。
(45)转引自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第169页。
(46)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39、122、609页。
(47)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10、353页。
(48)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336、363页。
(49)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73、63页。
(5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70页。
(51)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145-146页。
(52)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60页。
(5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15、334页。
(54)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1、184页。
(55)《丁文逳墓志》：“王父讳求说，染院副使。”染院副使也应列入此栏。
(56)《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见“闲厩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勾当工匠侯外安”，闲厩使也应列入此栏。
(57)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42页。
(58)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188页。
(59)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9、160、300页。
(60)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60页。
(61)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01、399页。
(6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12页。
(63)《辽史》卷四七《百官志》，第790页。
(64)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100页。
(65)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71页。
(66)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12页。
(67)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50、390页。
(68)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第164-165页。
(69)《张俭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65-267页。
(70)《张绩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第179页。
(71)《梁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520-522页。
(72)碑文作“十年”。但下文又出现“五年”、“六年”、“九年”以及寿昌年号，且丁忧不能达七年之久，故“十”应为“四”之误。
(73)《王师儒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第290-292页。
(7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63页。
(75)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04-305页。
(76)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65-267页。
(77)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97页。
(7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己未条，第4472页。
(79)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732页。
(80)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92页。
(81)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36页。
(8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503页。
(83)王滔韬认为，辽朝枢密院属官与文资官(其文章中称寄禄官)的对应关系是：省院互兼官(兼中书省官衔的枢密使或副使)/散骑常侍、尚书以上，枢密副使(单授)/谏议大夫至尚书，枢密直学士/正卿监至侍郎，直枢密院/郎中至给事中，枢密副都承旨、都承旨/少卿监至正卿监，诸房承旨/少卿监，诸房主事/后行郎中至左、右司郎中，诸房令史/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司直、太子洗马、中允、秘书丞、殿中丞等。其中，直枢密院、都副承旨、诸房承旨、主事、令史所对应的官，与本文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其他各职所对应的官，与本文的结论也不乏相通之处。参见王滔韬：《辽朝南面朝官体制研究》，《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84)《刘祜墓志》：“长子起居郎、枢密院主事公著”，未载何房主事。《杜悆墓志》中厅房主事对应工部郎中，六部郎中与起居郎级别接近，可证《刘祜墓志》所载为枢密院厅房主事。
(8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043-7044页。
(86)《梁颖墓志铭》所载梁颖曾经担任的官、职，并不完全对应。但若认为尚书职方郎中对应厅房、户房主事，则接下来将作少监对应兵刑、吏房承旨，太仆少卿对应副都承旨，昭文馆直学士对应枢密直学士，给事中对应签枢密院事；越过观书殿学士，宣政殿大学士对应同知枢密院事，刑部尚书对应枢密副使。除给事中/签枢密院事一条之外，其在枢密院任职时所带官，皆与上表我们对枢密院属官的职/官情况的构拟相吻合。
(87)参见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唐统天：《辽代汉官的散官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
(8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219-220页。
(89)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唐统天亦认为：“辽代尚书省设员与唐制完全相同，但为空头机构，其官衔职称仅仅为加官散职，是荣誉性职务。”参见唐统天：《辽代尚书省研究》，《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90)王曾瑜先生已经证明，大理寺属官具有双重性，既用作官，也用作职。参见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
(91)(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92)《辽史》卷四七《百官志》，第773页。
(93)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10-211页。
(94)唐统天已考证，辽代尚书省设官虽与唐代相同，但其官衔仅为加官散职，是荣誉性职务。参见唐统天：《辽代尚书省研究》，《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95)《辽史》卷四七《百官志》汉人枢密院条：“厅房主事，即工部”，与史愿《亡辽录》的记载相同，中华书局标点本认为原文存在误倒，改为“厅房即工部主事”，实误。
(9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仁宗天圣九年六月条，第2560页。
(97)《辽史》卷四七《百官志》，第773页。
(98)《辽史》卷四七《百官志》，第774页。据《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政事省改名中书省在重熙十二年十二月。
(99)《辽史》卷三二《营卫志》，第375-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