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屈辱历史，不忘爱国传统——写在香港回归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忘论文,爱国论文,屈辱论文,写在论文,香港回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这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之际，回顾以往，展望未来，有三点不能忘记——香港被帝国主义强割、强“租”、强占的屈辱历史不能忘记；“落后挨打”的教训不能忘记；爱国主义传统不能忘记。
【关键词】 强割 强“租” 强占 《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闭关锁国 落后挨打 爱国主义
1997年是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代，我国将在这一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恢复行使在香港的主权，香港处于外国统治下的不幸历史即将宣告结束，中国人民遭受的历史耻辱将得以洗雪。香港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收回香港，是统一祖国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历史夙愿和神圣职责，今天终于得以实现，中国人民有理由为此感到鼓舞和自豪。
但是，历史不能遗忘，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怀抱的令人欣慰的时刻，回顾以往，展望未来，有以下三点不能忘记。
一、香港被帝国主义强割、强“租”、强占的屈辱历史不能忘记
当今通称的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司南端（尖沙咀一带，界限街以南地方，又称南九龙）和九龙“新界”（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又称北九龙）三个部分，位于珠江口以东，距广州140余公里，总面积1061.8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面积为75.6平方公里，南九龙面积为11.1平方公里，“新界”面积为975.1平方公里（不包括近年填海造地的面积）。截至1994年底为止，人口达到615万，其中中国人占98%。
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香港之沦于外国统治之下，是近代资本主义侵略者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结果。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16世纪下半叶日本（倭寇）、17世纪荷兰就曾武装入侵香港，都遭到中国军民迎头痛击而未能得逞。只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侵略者利用清朝的腐败，先后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才强行割占与“租借”了香港地区，严重地践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侵犯了中国的民族尊严。英国夺占中国沿海岛屿蓄谋已久。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打破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叩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曾先后三次遣使来华，每一次来华都抱有取得中国沿海一处岛屿作为通商基地的目的，1787年第一次派出加兹喀特使团来华，英国政府在给这个使团的训令中，明确指示要在中国“占有一个小地方或者地势比广州更便利的附属岛屿”。[①]1792年英国政府又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正式向清政府要求给予舟山群岛的“小海岛一处”及广州附近的“小地方一处”，结果遭到拒绝。乾隆皇帝在复书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与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②]“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③]乾隆皇帝的复书一方面是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其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态度是坚决的。1816年，英国又派出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再次企图以外交手段达到殖民扩张的目的，但因礼仪纠纷未获嘉庆皇帝接见。在回国以前，阿美士德到香港岛作了仔细调查，回国时提出了一个详尽的报告，称香港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从此以后，香港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视作夺取中国一处海岛的首选目标。
由于英国工业品没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英国资产阶级竟不顾人道主义原则，不择手段地大量向中国输出毒品鸦片。19世纪初，每年输华的鸦片数量猛增，1800年已超过4500箱。清政府曾三令五申禁绝鸦片入口。而英国鸦片商不顾中国政府禁令，丧心病狂地大量向我国走私鸦片，查顿、马地臣等一批鸦片走私商大发横财。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为了倾销它的大批过剩的工业品，急需寻找海外市场；也由于对华鸦片走私的扩大，英国企图夺取中国一处海岛的要求也愈发强烈。1830年，47名“英国旅华”商人（大多同鸦片走私有关）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英国政府吸取两次遣使北京失败的教训，用武力代替外交交涉，夺取“沿海一处岛屿”，以保护英国的贸易。[④]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正式提出夺占香港的主张，他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英国应该出兵“占据珠江东部入口处的香港岛，它非常适合各种目的”。[⑤]
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壮举震惊世界，是中国人民反鸦片侵略的重大胜利，给了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840年6月，英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罪恶的鸦片贸易，即以“保护通商”为借口，派出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率领一支“远征军”，带着英国首相巴麦尊提出多项侵略要求的照会，悍然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整个战争过程，便是英国海盗本性暴露的过程，讹诈与胁迫、火与剑、刺刀与大炮交互使用，是资本主义野蛮兽性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大渲泄。强占香港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巴麦尊在照会中提出赔偿烟价、归还商欠和割让海岛等要求，声称中国如不接受全部要求，“仍必相战不息”。7月底英国侵略军到达大沽口，向清政府递交了《巴麦尊照会》。道光皇帝大为恐慌，答应惩办林则徐，并命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与英方谈判。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义律步步进逼，提出赔偿烟价、军费、开放口岸等项之外，还特别要求“给予外洋寄居一所，俾得洋人竖旗自治”，[⑥]就是要求割让海岛。琦善对义律的要求不敢拒绝，惟对割让海岛一事，不敢擅自作主，答应代乞“圣恩”。但义律不等琦善作出回答，即于1841年1月6日攻陷大角、沙角炮台，并提出“应将现归英国占领之沙角地方，仍留英国官员据守，给为贸易寄寓之所”。[⑦]琦善畏于义律淫威，于是答应“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⑧]1月14日，义律提出“将尖沙咀、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的要求。琦善迫于压力，于1月15日发出照会，答应将尖沙咀、香港两地“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并表示愿意向道光帝“代奏”。16日，义律复照，同意“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⑨]这里义律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法：即将琦善答应“代奏”的香港岛内“择一处地方”的租借权改为“接收香港一岛”，亦即割让香港全岛。而且义律不等琦善正式答复，即于1月20日片面宣布：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⑩]26日，英军悍然进占香港岛，并在岛上升起了英国国旗。28日，义律又发出公文，声称“琦善已割让香港，该地已由英国接管，岛上营泛一律撤回。”[(11)]义律1月20日公告中所说的“初步协定”即指所谓《穿鼻草约》，除规定割让香港外，还包括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商务等内容。义律一再胁迫琦善签字画押，琦善一直拖延，未敢画押。到2月中旬，义律以“决意定期打仗”相威胁，琦善实在抗不住了，竟准备“许他全岛”。[(12)]。可是正在这时，道光帝得到琦善已私割香港的奏报，立即下令将琦善锁解进京，家产充公，说明道光帝决不承认《穿鼻草约》，琦善也终未能在草约上签字。
1841年4月，英国首相巴麦尊接到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也暴跳如雷，认为义律索要的赔款太少，香港的地位也不确定，于是将义律撤职，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战争。1842年8月，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上除规定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条款外，正式割让了香港岛。条约载明：“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3)]从此以后，中国领土香港岛正式被英国霸占，并成为它以后侵略中国的基地。
英国侵占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地区，也和侵占香港一样，先占后割。所不同的是，割占之前，先强行“租借”。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资产阶级仍不满足在中国得到的侵略权益，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权益，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勾结法国组成英法联军“远征”中国，1858年1月攻占广州，成立了以原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英国为迫使清朝彻底屈服，于1860年2月派克灵顿率领海陆军万余人来华，3月在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咀登陆。3月20日，巴夏礼以占领者的姿态向广东巡抚劳崇光面交一份公函，正式提出要“永租”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地方，并威逼劳崇光说：你所能做的，只是提出租金数目。劳崇光甘当傀儡，第二天就驯顺地在租地协定上签字盖印，同意将“九龙司地方一区”（即南九龙）“永租”给英国，年租金仅区区500两。当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胁迫清廷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在第六款里，将“九龙司地方一区”的“永租”字样，改为“大清大皇帝……付与”字样，“并归英属香港界内”。[(14)]从此，南九龙半岛同香港一样，被英国霸占。
英国侵占香港地区面积最大的北九龙半岛是利用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的时机，通过“租借”的方式实现的。英国在占领南九龙后，仍不满足，嫌面积过于狭小，妄图占领整个九龙半岛。早在1894年11月，港督罗便臣就向殖民部提出了九龙扩界的具体方案。次年5月，即《马关条约》签订后一个月，英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向国防部和海军部提出一份“关于香港殖民地边界问题的报告”，再次提出九龙扩界的主张，得到陆海军大臣的赞同。1898年春，德、俄、法分别强租我国胶州湾、旅（顺）大（连）和广州湾。4月13日，即法国租借广州湾后的第三天，英国公使窦纳乐接到英国政府训令，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危及香港安全为借口，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九龙半岛的要求。清政府已被列强的凶焰所震慑，不敢拒绝英国扩展香港界址的要求，但提出以面积不大的小块领土为限。窦纳乐百般威胁，最后清政府还是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于6月9日派李鸿章与窦纳乐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包括深圳湾、大鹏湾及附近200多岛屿（后统称“新界”）全部租给英国，租期99年。名为“租借”，却只字未提租金问题。在《专条》中本来还规定：“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九龙与新安之间的陆路，以及“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大鹏湾、深圳湾水面等处中国官员及兵商各船仍可使用。[(15)]但英国侵略者蛮横地拒不执行。在1899年1月，港英当局开始接管“新界”，当年12月竟将九龙城内的中国官员无理驱逐，并擅自取消了中国兵、商船使用大鹏湾内一区码头和大鹏、深圳两湾的权利。这种自食其言的行径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强权即公理的强盗逻辑，看不到一点它们自己标榜的所谓“文明”的影子。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关于“割让”和“租借”香港地区的三个条约，完全是以暴力方式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当时的清朝政府，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反动政府，以其腐败无能而屈辱地接受了这几个条约，造成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耻辱。一个伟大、自尊的民族，对于国耻是绝不能忘记的，哪怕是一点点！但最近些年，有些论者热衷于称颂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殖民活动，认为外国侵略者推行的“西方化”（其实是半殖民地化）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如果没有西方入侵和殖民压迫，中国永远走不出中世纪。这些论调与前数年某个“精英”叫嚷的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只有再当“三百年殖民地”的论调在思潮上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香港今天的繁荣，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一系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16)]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刚沦归英国统治后，香港人民曾饱尝了殖民统治之苦。香港是被英国武力征服的，英国人每征服一个地区，立即在当地建立严酷的殖民统治秩序。1843年4月，英国在香港正式成立殖民政府，为了防止香港人民反抗，在香港岛上遍设炮台，修筑工事，建立营房，并且密布警探，对当地居民实行严密的监视。英国殖民者还阴险地以所谓“华律”治华人，实际就是采用鞭笞、戴木枷、站木笼等古代酷刑对待华人。英国占领初期，常有华人被鞭笞的事情发生。有时警察甚至将贫苦华人绑在门柱上，剥去衣服，用藤鞭将受刑人打得皮开肉绽。英国殖民者“视唐人如草芥，作生命如虫蚁”，“有雇工受殴辱，告而不理者；有番人欠帐，问讨反责者；有因小过而重罚银者；有番人酒醉而到门辱骂、忍气吞声者；有夤夜叫开铺门，任其锁拿，捏其犯夜者……种种冤屈，不可胜数。”[(17)]可见早年英国殖民者给香港带来的并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在东方封建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法西斯式的殖民专制。
同时，香港一直是英国对中国乃至东南亚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的基地。仅以鸦片贸易为例，在英国政府的纵容与扶植之下，香港成为远东最大的鸦片走私基地。据统计，1845—1849年，从英属印度输出鸦片220717箱，其中四分之三是先集中到香港，然后转销中国各地。1865—1886年的22年间，香港每年进口印度烟土由76523担增至96164担，年平均为89862担。[(18)]另据英人威廉所撰《中国总论》的统计，1876—1881年，输入香港的鸦片平均每年约10万担，价值达4千万海关两。[(19)]鸦片贸易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而英国殖民者却大发横财。据石楠的研究，港英当局从1845年对鸦片贸易实行包税制，自此以后，鸦片包税的收入逐年增长，其中岁入最高的是1905年和1906年两年，达到204万港元，分别占当年岁入的29.5%和29%，成为港英政府除房地产税之外的第二大财政来源。英国人自己也承认：“大英殖民政府主要是靠劫掠其邻居和朋友——中国的国库过活的。”[(20)]
除了走私鸦片以外，英国侵略者还通过香港进行惨无人道的掠卖人口活动，就是以诱骗和绑架等手段，把大批劳动人民（即华工，当时称为“苦力”或“猪仔”）拐运到海外去为侵略者服劳役，做苦工，为英、法等国开发殖民地。掠卖华工的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就开始了，但那时尚无条约保证。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北京条约》中规定了中国政府不能“禁阻”“华民出口”，掠卖华工的活动便合法化了。当时澳门是“猪仔贸易”的大本营，而香港也是外国人口贩子集中和转运的重要据点之一。据统计，从1800年到1925年一百多年中，西方殖民者共贩运华工1000万人左右，[(21)]而在19世纪70年代中，从香港一地被贩运出去的华工已达50万以上。押运华工的船被称为“浮动地狱”，华工被当作畜生一样，禁闭在密不通风的夹板舱底，还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舱内疾病流行，死亡率极高，病情稍见沉重，即被抛入海内，也有许多苦力不堪折磨而自杀。据陈泽宪《19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22)]一文统计，以1850年至1857年的4艘英国轮船拐运的华工为例，中途死亡率最高者达66.66%，最低者为26.66%。
鸦片走私和拐卖华工仅仅是英帝国主义通过香港残酷侵略中国的一个侧面，但已揭示出近代殖民主义是何等残忍，何等野蛮。任何具有民族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唾弃那种要中国再当三百年殖民地的谬论！
二、落后挨打的教训不能忘记
一百多年前，中国所以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割让香港，究其原因，一是社会政治制度腐败，一是经济技术落后。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虽也经过康、雍、乾的盛世局面，但其所赖以统治的专制制度已日暮途穷，日趋衰败。这种制度已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诚如梁启超所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祸之根源。”[(23)]“使我辈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24)]作为这种腐朽的政治制度之基础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与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因而是腐朽的。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由于“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25)]因而没有发展科技的要求和条件。再加上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清朝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变幻风云全然无知，当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潮流大勃兴的时代，仍然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企图把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挡在封建主义的围墙之外。他在1757年限令将康熙1685年开设的四口（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封闭三口，仅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而且对外商贸易严加限制，更不许中国人民自由出国通商。这种“闭关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却也在国际上孤立了自己，堵塞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文化交流，使自己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必然带来财政拮据、武备松弛、军纪荡然、防御能力低下。清军在鸦片战争时期所用武器，多数仍是中世纪战场上的刀、矛、斧、戟，一些沿海省份虽设有炮台，但所存皆旧炮，“大半刷膛锈损，多不堪用”。面对船坚炮利的资本主义侵略者，清朝统治集团“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魍魅，暗昧无知”。[(26)]即便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初起时，对世界形势及英军实力估计也甚幼稚，自恃“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能不制其死命？”[(27)]甚至可笑地认为英军“浑身裹腿，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28)]其他平庸昏愦官僚更可想而知了。道光皇帝直到1842年5月，中国已被迫屈辱议和，还不知英国地有多大，国在何方，是岛国还是陆国，“与俄罗斯是否接壤？”云云。如此暗昧无知，如何抵御侵略？可见，“腐烂了的封建主义决不能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29)]“到了世界的近代，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够和世界隔绝”，[(30)]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外部世界被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完全隔绝起来，使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痛失香港的原因之一。联系现实，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干扰，也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致使我国的经济技术又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大了距离。反思鸦片战争痛失香港的历史，回顾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才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使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戴逸同志说得好：“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故步自封、墨守成规、闭关锁国，那是不会有前途的。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有过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体会，应该永远牢记。”[(31)]
三、爱国主义传统不能忘记
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为反对英国侵略者强割、强“租”、强占我香港地区，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早在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岛，香港人民即起来反抗。2月1日，义律在香港赤柱贴出告示，宣称“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属大英国主之子民……”[(32)]等语，香港人民愤而撕下告示，“联名控诸抚院”。[(33)]当时被革职留粤的林则徐得知割让香港的消息，“愤而发指”，立即劝告广东巡抚怡良上奏揭发琦善的卖国罪行。东莞籍士绅也聚集多人，向琦善请愿，主张对侵略者“宜加痛剿”。1842年正式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签订，更激起了广东省及香港人民的反抗怒潮，广东商民“不肯与英互市”。英国侵略者占领香港，常在夜间遭到当地人民的袭击，以致夜间不敢出行。1846年，香港数千同胞为反对英国占领者征收“人头税”，举行罢工、罢市、坚持三个月之久，迫使港英当局不得不取消征收“人头税”。这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了英法联军侵华的基地，因此省港人民密切配合，发动多次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其中以1858年夏爆发的罢工斗争影响最大。1856年10月英军进犯广州后，新安县人民就贴出告示，号召香港华工返乡。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广东人民纷纷举办团练，设在花县的团练局号召在香港“为洋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结果香港爱国同胞纷纷响应，“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34)]当时香港人口仅七万五千人，约三分之一的人罢职离港，使各行各业陷于瘫痪状态，香港变成了一座“死港”、“臭港”。这次香港中国雇员、工人的罢工斗争是近代中国工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性罢工，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在工运史上也有重大意义。
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英国侵略者霸占了北九龙及附近大小二百多个岛屿。在英国侵略者占领北九龙的过程中，多次遭到当地人民的袭击和驱逐，英军几次被当地人民打得狼狈逃跑，被迫撤退。1899年5月，英军又企图越过深圳河，妄图向北扩大“租借”范围，东莞人民组织了一支三千多人的民军，不断阻击来犯英军，终于迫使英军撤退回深圳河以南。
省港人民为反抗英国殖民者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坚决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直接表现。这样的爱国传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应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
Don't Forget the Humiliating History.Don't Forget Patriotic Tradition
——Writing at the Time When Hong Kong Returns to the
Motherland Liu Zhenlan
Abstract:While Hong Kong returns to the motherland,we'll review the past and look forward the future.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we oughtnot to forget the historical lessons.First,we ought not to forget ahumiliating history during which Hong Kong was cut,rented and occupied by force from imperialism.Secondly,we ought not to fortet the lesson from taking a beating because of falling behind.Thirdly we ought not to forget patriotic tradition.
Key Words:To cut away by force,to rent by force,to occupy by force,Treaty of Nanjing,Treaty of Beijing,Specific articles upon extendingthe boundary line of Hong kong,to cut off one's country from the outside world,to take a beating because of falling behind,patriotism.
注释：
①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卷，第149～150页。
②《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③《东华续录》，乾隆一一八。
④参见丁名楠《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载《近代史研究》1983（1）。
⑤艾特尔《香港史》第56页，转引自余绳武、杨诗浩《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载《人民日报》1983年10月10日。
⑥⑧⑨(11)(17)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46、61、70～71、75、312页。
⑦(32)《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179、239页。
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40～741页。
(1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35页。
(13)(14)(15)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0、145、769页。
(16)(38)(39)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7页。
(18)(20)参见石楠：《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载《近代史研究》1992（6）。
(19)转引自武育干：《鸦片战争史》，第122页。
(21)参见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6）。
(22)《历史研究》1963（1）。
(23)《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24)梁启超遗稿：《拟讨专制政体檄》，转引自孟祥才《梁启超传》，第92页。
(25)《列宁全集》第20卷，第297页。
(26)姚莹：《康輶纪行》卷12。
(27)《林则徐集·公牍》，第188页。
(28)《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
(29)范文澜语，转引自龚书铎、杨玉圣《鸦片战争与世界历史进程》，载《世界历史》1990（4）。
(30)胡绳：《在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0年6月4日。
(31)戴逸：《纪念鸦片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载《北京日报》1990年6月5日。
(33)《平夷录》，《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第388页。
(34)《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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