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形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和界标。作为一种对西方列强欺压和侵略的自觉回应，至20世纪初，建立民族国家已经是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派别的共识，而这一历史使命最终就是通过辛亥革命以民族革命的形式完成的。目前，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逐渐成为“显学”①，但依据政治学、民族学等跨学科理论，对辛亥革命前后由民族国家建构所引发的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危机以及认同感的形塑历程加以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澄清辛亥革命的开创性意义。
一、他者镜像中的自我认同：“天下共同体”的颓落与“国家共同体”的彰显
认同是与认识主体密切关联的概念，其主要功能就是要解决主体自我身份的确认问题，使主体获得一种意义感或身份感。而自我身份感的获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者”的存在。
从“自我—他者”相对立的维度出发，根据对他者的印象而“逻辑地”去推论自己有什么样的相反特点，并由此想象出自己的族性特征，最终获得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在中国传统的民族认同建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先秦典籍中，“中国”最初是用来指称与蛮、夷、戎、狄等四夷相对的华夏诸领域。正是借助夷狄这一他者之境，华夏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并逐渐形成了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的“春秋大义”。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自觉划分“自我—他者”的认同建构方式并不能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去理解，而应当归之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在天下观念中，“中国”指的是王朝国家，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而“天命”的获得是依据“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因此，区别中国与非中国的根本就不在于种族、主权或疆域的确定，而在于文化和道德的正塑。“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②从根本上说，自先秦至清中期的中国传统民族认同都是基于这种以文化先进与否而不是以种族血统或疆域边界为标准来辨识“自我—他者”的方式来建构的，这种建构方式又由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华夏文化一直处于居高临下的绝对优势地位，可以无限地向周边扩张，最终就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为大同的华夷“天下共同体”观念。
近代以前，由于“夷狄”这一他者在文化上远落后于中原华夏，他们即便是在征服中原后，为了统治的需要也往往是承继传统的华夷天下的观念，以天下和世界中心自居，因此，传统的“天下共同体”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裂变。然而，至19世纪中叶，随着一个更为强势的“他者”——西方列强的出现，那种建立在文化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天朝自我和蛮夷他者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开始遇到挑战，传统的以“天下共同体”为认同符号的民族认同体系遭遇到根本的困境。1840年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中国“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与外界发生联系”③，此种联系的第一个积极成果就是有部分开明士绅和新兴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天下观”和“夷夏观”进行反思。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认识到天下万国森列，“天朝上国”只不过是天下之一国，而尽管“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等话语仍然是在传统“华夷之辨”框架中进行自我言说，但只要是开始主动进入在技术、制度和文化上全面占据优势的他者语境中，不仅原本那种盲目自大的“华夏蛮夷”心理和“以夏变夷”的传统观念会加以改变，而且注定会逐渐产生与“天朝上国”截然相反的“弱国子民”的民族自我意识。正是在此背景下，中西交往经历了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的转变，而对西方人的称谓也由贬义的“夷”变为平等的“西”乃至尊崇的“泰西”。
摒弃中国“天下共同体”的观念，承认万国并立的事实并自觉地对其进行学习，并没有使近代中国摆脱自我逐渐陷入他者的困境。伴随着为“蕞尔岛夷”所击败以及为列强所瓜分的事实，“亡国灭种”成为此时国人对未来前途命运理所当然的想象图景。康有为在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二书》中，首先就以“亡国”之祸为警示：“弃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④进入到20世纪，由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以及接受西学的开明士绅组成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对“亡国灭种”的隐忧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据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除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对近代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的期刊外，国内外创办的各类中文期刊总数有486种之多，⑤这些报刊“日日以瓜分为言”⑥，揭示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使得民族的整体意识开始觉醒。
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使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语境中的民族国家话语纳入自己的思维空间，他们认识到，要和西方列强这一强势的他者相对抗，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也变为民族国家。“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而独一无二义。”⑦而要建立民族国家，最为根本的就是要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凡有主权者则其国存，无主权者则其国亡。”⑧这种主权至高无上的意识在20世纪初并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报刊书籍中，至少有20多处出现了“中国，中国人的中国”。⑨这一维护中国主权的口号，体现了新式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高涨，中国一词，不再只是文化的象征，更表示着强烈的民族承载，这种转变表征着中国的民族认同符号也开始实现由“天下共同体”到“国家共同体”的转变。
二、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认同危机：认同符号的民族主义之争
“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所激发的民族情绪使得中国的民族认同填充了“保国”、“保种”的时代内涵。对20世纪初大部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来说，要“保国保种”，就必须以民族的而不是文化的方式重新组织中西对抗的力量，创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成为那个时代最迫切的历史任务。但是，如何构造这一共同体？此国是“谁的国家”？此种又是“何种种”？这些问题却远未形成一致的意见。由于存在着把满人排斥在“中国人”之外和包含在“中国人”之内的两种观点，这就使得当时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的建构方案中，也相应出现了“排满”和“合满”为认同符号的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主张，并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引发了改良派和革命派激烈的论战，最终导致认同危机在现实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加剧。
强烈的反满倾向是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依据西方近代有关“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激进的革命派知识分子提出要“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⑩。依据此，他们在民族建国的问题上表明了自己“排满建国”立场。“排满”急先锋章太炎就指出，从种族的起源上看，满洲人不是中国人，不能添于人伦之列。“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11)根据主权的原则，异族入我中国则中国实亡，既然满族为异族，在满族统治下，中国实际上已经灭亡。“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12)在此论调下，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要构建民族国家，首先的任务就是要“仇满”、“逐满”、“排满”，荡涤逆胡“腥膻之气”。
情绪性的排满使得为激进知识分子所呼吁并力行的革命颇有种族革命的意味，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他们那里，排满更多的“只是作为政略而非种族之争”(13)，目的不在于种姓的发挥，而在于推翻日益成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进而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从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民族国家。“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革命。”(14)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排满”是为了“反帝”，而“排满”和“反帝”则是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章太炎就指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15)这一问题意识表明“排满”在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直接转换为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对抗外来强权。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而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才是排满口号提出并得以风行一时的根本缘由。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革命派排满的初衷是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现实政治中却带来了多民族国家分裂的危险。为了“排满”，革命派知识分子纷纷回溯历史，对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都予以称颂，把传说中的黄帝论证为汉族的祖先，这一方面固然强化了汉族认同，使民族国家建构开始成为国人的理性自觉，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满族异族”、“驱满复华”的话语空间中，原本指与西方帝国主义相对而言的中国主权，竟逐次演变为屈从于清朝封建霸权的汉族的主权。此种思维，无疑会使中国陷入分裂的境地。实际上，对革命派知识分子而言，这一点明显非仅理论上难以自洽，而恰是自己的实际主张。在他们的思维语境中，“排满建国”就是要将满族人赶回满洲，在汉族聚居地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16)此种话语，竟认为把满洲割裂出去，更有利于民族国家良好的政治秩序的维持。依此逻辑，革命者甚至认为，蒙、回、藏、苗等民族聚居区也应当分割出去。“必分六种族为六国，各君其君，各族其族，而后可以相安也。”(17)无疑，这种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言论最终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进而带来了更大的民族认同危机。
同样是基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立宪派知识分子对革命派的“排满”言行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一文中就直接指出，排满建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而分裂则必然遭到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18)晚清政府羸弱无能，无力抵抗西方列强，显然不足以成为国人自我认同的对象；而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排满并试图建立单一汉民族国家的主张最终反而可能招致亡国的命运。针对这种两难的情况，梁启超提出了“大民族”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与“排满建国”方案相对的“大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方案，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思路。
20世纪初期，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亦接受“一民族建一国家”的理论，一度有反清排满的主张，但此种观点并没有维持多久。其后，他认识到，中国要建立一个统一有力的民族国家而求生存，就必须整合清帝国境内各民族，而单纯依靠“排满”显然是不得其要。为此，梁启超提出，必须摒弃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要形成一个以各个“小民族”有机联合为基础的“大民族”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9)这里的“大民族”，在其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观察》更是明确表述为“中华民族”。虽然这里的“中华民族”依然是以汉族为中心，并不是具备完全平等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但在内容上已经包括了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具有多元混合的特点。
相对于革命派的“排满建国主义”，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既避免了激进革命派为建立民族国家而宁愿选择国家分裂的畸见，又因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符号的提出适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整合的需要，是建设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理论支撑，因而作为一种建国方案理当在学理上更为自洽。但是，我们看到，当梁启超寄希望“大民族主义”能“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于五大陆之上”时，其“实质上仍不出‘文化主义’的理论框架，即幻想以一个文化民族的身份进入到民族国家的行列”(20)，一旦这种理论遭遇到清朝政府过于羸弱而无力抵抗外国入侵的现实，势必就又会回复到自己所极力批判的以革命的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老路上，这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国人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危机。
基于上，我们看到，“排满建国主义”与“大民族主义”这两种以“排满”和“合满”为认同符号的民族主义之争，突出表明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国人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认同出现了危机。但颇具意味的是，历史并没有固执地偏向其中一方，而是在二者中间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立宪派逐渐认识到，不反清，即意味着将民众引向屈从于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歧途。而当清政府进行虚假的预备立宪、拒不召开国会时，众多立宪派开始转变立场，赞同共和革命，并成为参与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革命派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偏激，并逐渐修改自己的主张，强调革命非种族革命，实乃政治革命；要反的是清朝政府，而非满洲民族。但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二者之间的这种趋同并未能彻底改变彼此对立的局面，在现实层面上远未形成民族一体化的自觉践行，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认同危机依然存在。
三、现代性叙事中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五族共和”的提出与“中华民族”的重塑
1911年10月10日，以“排满”为旗号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并取得成功，革命者以“十八星旗”为旗帜，号召“十八行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21)，在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范围内恢复建立汉族国家。随之响应的湖南、四川等省亦高举“十八星旗”，极力举张“兴汉灭满”、“建立共和”。由于“十八星旗”仅仅代表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等广大范围的区域被排除在外，这种革命取向和宣传策略无疑忽视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历史的动态发展及其日益危迫的生存现状，同时也使满、蒙等少数民族人民产生疑惧的心理，客观上造成了其他民族的被排斥感，这就给帝国主义乘机分裂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在中国的边疆引发了严重的危机。
基于此，随着革命形势由两湖向江浙地区扩展，革命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认识到，在共和力量已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必须把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问题提高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为此，他们很快放弃了“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转而鼓吹和宣传“五族共和”。在“五族共和”已经为南方革命阵营普遍接受的情况下，1912年元旦，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海内外宣布了“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及其政策主张，他指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22)以“民族统一”和“领土(国家)统一”为内涵的“五族共和”建国思想的提出，使得原本彼此对立的南北政治势力找到了双方都加以认同的立国原则，成为南北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砝码和基石。另外，受此影响，在清廷逊位后，那些原本表示“不知何所谓共和”的蒙古王公们也开始消弭民族隔阂，尝试着去认同这个以民族平等为特征的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样，“五族共和”思想实质上就为当时处于大规模内战和民族分裂境地的中国国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同符号，它“结束了以王朝为核心的传统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赋予了‘中国’这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以现代意义”(23)，使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开始了传统单一民族国家向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转型。
五族共和思想虽然解决了五个主要民族的建国思想问题，但中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民族，因此，要最终在中国完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就必须要用各民族都认同的新符号去对中国境内的全体民族进行整体性确认，使他们都有共享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在此背景下，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有意识地对“中华民族”这一名词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在此之前，“中华民族”一词虽为梁启超等立宪派学者所阐述，但在他们那里并不严格具有各民族平等融合的整体意义。据国内学者考察，李大钊是民国初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24)。1917年，李大钊针对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明确提出要以高举“新中华民族之赤帜”，以实现对中华国家之再造。“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25)显然，在李大钊的语境中，中华民族不再是汉族的别称，而是包含了中华民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而这也就使其被赋予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意义。
李大钊之后，孙中山对“中华民族”观念有了更为自觉的认识。“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26)在这里，中华民族已经具有各民族平等融合的整体意义，而对“中华民族”的形塑也不再是“五族共和”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同化，而是各族人民完全平等的“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27)的民族融合。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不再只是单一民族的称谓，同时也与“中国”这一政治单位相耦合，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民族国家建国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事实之间的矛盾。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李大钊、孙中山等民族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后期对“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和极力倡导，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作为民族一体和国家一体的新的认同符号有了基本的共识，人们在考虑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时，都喜欢以“中华民族”标识其民族特色和国家身份。而一旦我们以“中华民族”为政治符号使用，它就承担着维护国家政治大一统的功能，为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提供了合法性资源，(28)真正确立起了对中国统一民族和统一国家的认同意识，开始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建构历程。以中华民族为建构民族国家新的认同符号，标志着民族国家认同在近代中国的正式形成。
注释：
①章开沅，田彤：《新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史研究》(2000-2009)，《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②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④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页。
⑤陈江：《辛亥革命前我国中文期刊的空间分布及其解释》，《编辑学刊》1994年第4期。
⑥王栻：《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5页。
⑦余一：《民族主义论》，载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486页。
⑧秦力山：《中国灭亡论》，载《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
⑨参见郭双林《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载郑大华，邹小站《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
⑩余一：《民族主义论》，载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486页。
(11)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4～255页。
(12)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6页。
(13)朱月白：《从朝代之国走向民族之国——辛亥革命与民族认同感的建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4)吴樾：《吴樾遗书》，载《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4月25日)。
(15)章太炎：《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16)章太炎：《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9页。
(17)李庆芳：《中国国会议》，载《中国新报》第9期(1908年1月)。
(18)杨度：《“中国新报”叙》，载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872页。
(19)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4页。
(20)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1)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北京：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100页。
(22)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页。
(23)彭武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24)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5)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26)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2～394页。
(27)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7页。
(28)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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