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第二次创业”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中国改革的历史步伐，温州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创业”的14年历程后，现在又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新任务。本文通过对温州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和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创业”实践的考察，探讨了具有温州特色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地方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与地位。
1994年下半年，在温州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温州“第二次创业”调查组〔1〕对该市进行了多学科综合考察研究。通过考察，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前温州正在开展的“第二次创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具体化，它将促进温州90年代社会和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开拓与创新的历程
温州人把改革开放以来14年间所走过的历程称为“第一次创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市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调整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基本完成了资金原始积累，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搞活了流通，发育了市场，以市场取向为主的经济框架显示了生机和活力；发展了一大批农村小城镇，为农村奔“小康”、农村城市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改变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百万农村劳动力离开了土地从事二、三产业，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扩大了对外开放，形成了良性的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同时，涌现和造就了一大批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善于经营的企业家、实业家。14年的改革和发展，在经济总量上得到充分反映，温州的各项经济指标均翻了近4番， 这是温州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社会生活最具活力、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1976年，温州的工业产值只有5.6亿元，财政收入只有8千万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百元左右，个人存款1亿元；到了1993年， 工业总产值达350亿元，财政收入17.8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474元， 城市居民人均收入3870元，全市个人存款160亿元。 这就为“第二次创业”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温州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在“第一次创业”阶段，温州一直是姓“资”姓“社”议论的热点，不断面临各种干扰和指责，但温州人始终发扬开拓与创新的精神，坚持走具有独特模式的发展道路，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温州才从姓“资”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真正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温州的发展道路是受其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决定的。由于温州地处东南沿海，50 年代是“前线”， 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短线”，国家投资少。改革开放前，全市竟没有一家大型全民企业，中小企业也只有百余家，且设备落后，有数十万青年在城镇待业；在农村，人均只有4分耕地，人多地少， 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5倍，有120万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长期被贫穷困扰的温州人乘开放的春风，把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化作发展商品经济的强大动力，以经营小商品为主的家庭工业迅速崛起，并催发了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形成；市场的成型配套和专业化又大大推动了家庭工业大规模发展。
然而从总体上看，温州“第一次创业”还处在较低层次的外延扩张迅速增长阶段，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半机械化生产为主，生产组织以家庭、合伙小企业为主，产品结构以中低档消费品为主，商品销售以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为主。这就使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它必须解决与特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如产值急速增长，但产品质量不高；千家万户从事小商品生产经营，但管理落后、规模效益低下；市场体系成龙配套，但市场秩序不规范、不完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但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问题突出，等等。对此，温州市委、市政府在1993年便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矛盾，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发展路子，并于1994年1 月正式作出开展“第二次创业”的决定，号召全市人民发挥艰苦创业精神，齐心协力，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推动温州的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到本世纪末实现温州社会经济的第二次飞跃。
温州“第二次创业”的内容十分丰富，温州人把它概括为“一二三”工程，即一个目标、二个工程和三篇文章。一个总目标是：在本世纪末把温州建设成为科技先进、交通发达、内外开放、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明富裕的沿海经济区，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现代化的工业、商贸、港口城市； 二大工程是：用8 年时间建成28 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828”工程，用3年、5年、8年时间使温州的主要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358”质量管理工程；三篇文章是：做好改革、 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三篇文章。通过“第二次创业”，进而“再扬温州优势，再塑温州形象，再展温州雄风”。
值得注意的是，要把温州的28项工程全部上马，需要几十亿元的投资，钱从哪来呢？1993年，温州曾开展了一次温州形象的大讨论，最后总结出一个“四自精神”：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可以说，这是温州在“第一次创业”时脱贫致富的基本经验，也是进行“第二次创业”的不二之法。在考察中，一些打上了温州烙印的创举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辖8县2市2区、有670万人口的温州市，客货运输仅限于公路和水运两种方式，交通不便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坐汽车从杭州到温州，路上起码要消耗13个小时，遇上交通堵塞麻烦更大。建设机场成为温州对外开放的迫切要求，而建设机场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民航总局只同意拨款2000万元，剩下85%的建设资金要由温州自筹，总额1.12亿元。而温州市政府的机动财力才3000万元，这对市政府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怎么办？当时温州的“父母官”下定了市机关3年不盖房、4年不买轿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机场建起来”的决心，省下钱来投资建机场；还采取集资、借贷等各种行得通的办法。1987年5月，温州机场建设的序幕揭开了。经过3年时间，1990年7月，温州机场通过了国家验收，8项主要工程全部被评为优良工程，并且正式投入营运。虽然机场建成后无条件地交给了民航部门管理，但这是温州快发展所必要的生命线。开航以来，温州机场已经开辟航线近30条，成为仅次于杭州机场的浙江最繁忙、效益最好的机场。为了给“第二次创业”打好基础，1994年温州基础设施建设捷报频传，总投资6100万元的温州疏港公路建成通车；改善市区自来水水质的城市供水应急工程提前建成送水；温州市连接华东大电网的第三通道22万伏输电线路投运，等等。
温州市区旧城改建工程，也充分体现了“四自”的开拓创新精神。为了改变旧城的落后面貌，进一步振兴市场经济，温州利用社会游资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建工程。他们利用规划的手段来筹集建设费用，办法是老城区改造不收土地出让费，而是收市政设施配套费；不收地面价，改收楼面价；市政规划到哪里，道路、水电、学校、医院等设施的配套费就收到哪里。多盖一层楼房，就多收一笔高空占用费。 自1978 年到1992年，全市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的投资约23亿元，其中通过社会多渠道集资约20亿元，占86%，不仅使人均居住面积从3.1 平方米提高到8.26平米方，而且增加了城市道路125公里。 特别是人民路的改造，全部通过社会自筹资金解决，经过5年拆建改造， 把一条狭小破旧的老马路，建成为一条长2250米、宽36米的繁华美观、交通顺畅的城市主道，使温州城市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温州农村集镇的建设更是令人瞩目。据统计，自1978年至1992年，温州农村集镇从22个发展到136个，建设这些新集镇总投资达80 亿元以上，其中80%资金是民间自筹的。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就是“平地起高楼、乡村城市化”的典范。1984年建镇前，这里是“灯不明、路不平、水不清”的荒凉渔村，人口不足7千， 产值仅有数百万。1984年初，镇党委提出了“农民进城集资建镇”、“谁投资谁受益”的建镇方针，实行自理口粮、自谋职业、自建住房、自费医疗并分担城市公共建设费的新办法，很快吸引了5千多户先富起来的能人。 如今，这里已是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型城镇。龙港镇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数万个乡镇中排名第17位，全镇社会总产值达到10亿元以上，人口13万，拥有2亿元存款，8亿元房产，12亿元自有资产。一座龙港电讯大楼就投资5000万元，拥有2万多门电话。学校从原来1所小学发展到现在的4所中学、6所小学。道路总长53公里的54条街道，高楼林立，绿树成荫。这一创举在温州形成强烈冲击波，各县群起仿效，纷纷以原有的城镇和在改革中兴起的专业市场为依托，集资建设龙港式的新城镇，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使城乡的面貌从此大变，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工业化总体水平的提高。
十几年来，温州人正是在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不断突破陈规，创造了许许多多“全国第一”，如全国第一个农民飞机包机公司——天龙包机公司，全国第一个农民跨国农业公司——美国明尼苏达州康龙农业开发公司，全国第一家纯属民间性质的集体金融机构——东风城市信用社，温州还是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的诞生地，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的城市，全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的城市，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的城市，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的发放地，等等。总之，温州是我们探索中国市场经济、特别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块沃土。考察温州“第二次创业”和研究温州，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而且透过温州的社会经济表象，可以使我们发现一些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富裕与贫困的转化
改革和创业给温州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社会的利益性出发，可以说，我国实行改革的根源不在于别的，就在于原有旧体制下社会利益动力的匮乏与分配机制的不合理，导致了我国社会长期缓慢的发展甚至停滞现象，致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落后于先进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就是要增加和调整人们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在内涵上表现为物质、社会关系、精神等资源的呈现物。建国以来，我国在很长的时间里只强调社会关系和精神方面的利益，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增加与调整，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前，温州流传着一首民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辖下的平阳、文成、永嘉、洞头四县之境况由此可见。可是，如今在温州流传的新民谣却是这样说的：“万元户是贫困户，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温州商贸城400余经商能人中不乏资金在千万元以上的个体摊主。对该市50户小型私营企业主的调查显示，业主们的平均年收入为7万多元。那么， 整个温州个体工商户有多少呢？到1993底，其总数已经突破20万户， 达20.18万户，从业人员28.94万人，年营业额为59.12亿元。这数量庞大、 迅速崛起的个体工商户，在温州以至在中国大地无疑属于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他们有的先在温州小本买卖逐渐积累资本，进而开饮食店、经营服装发家致富；有的开设家庭工厂，经营专业商店，随着收入不断增加而买卖越做越大；温州的个体工商经营者不但走向全国，而且有的还北上中俄边境，南下缅越边界，参与边贸。
在先富起来的温州人中，一批有一定专长和管理能力的企业家的出现，成了富有阶层的优秀代表。在有“东方电器王国”之称的乐清市柳市镇耸立着中美合资的正泰电器公司，创办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南存辉年仅30岁，他在15岁时开始搞小五金、小电器，20岁时与友人合作办起了一家开关厂，当时全厂只有10来个员工，固定资产5万元， 不到十年时间，他已有实力一举投入上千万元，建造了2200平方米的5层生产、 办公综合大楼，更换了所有旧设备，办起了乐清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器公司，增添了4条流水线及全国第一流的试验室设备，并开通了5个终端的微机中心。因发明101 毛发再生精而成为“大亨”的乐清人赵章光是从乡村田舍走出来又走向国外的企业家，到1993年底，“101 ”总销售额达4.6亿元，他没向国家要过一分钱，却已为国家创利税2亿元，而其所得利润又几乎全部用于再生产，他还多次为发展教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捐献巨款。
温州人是富裕的，到1994年2月底，金融系统存款余额147.9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78.81亿元，比1993年同期增长30%。 据温州金融部门统计，目前全市百姓储蓄余额与手持现金总计达100 亿元以上。可以明显看出，温州城乡居民货币收入确实在稳步上升，而且上升幅度较大，这是温州城乡储蓄存款增长的基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不仅相当一部分个体工商业经营者在改革以来积累了资金，工薪阶层的收入也增加较快，1994年国家职工工资、奖金收入达12.9亿元，比1993年增加3.7亿元，增长31.8%。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温州人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逐步拉大。温州市政策研究室曾通过对50家小型私营企业和18家中型私营企业的调查，详细地分析了私营企业内企业主与职工的收入分配差异情况。50家小型私营企业的初始资金为83.78万元，平均每家企业的初始资金为9.67万元，其中企业主自有资金合计为295.18万元，平均每家企业初始自有资金为5.9万元。经过1990至1992 年3年的发展，这50家企业新增资产（扣除各种债务）1133.55万元， 平均每家企业新增资本为22.67万元，年资产递增率为56.6%。18 家中型私营企业，共有初始资金655.70万元，平均每家企业的初始资金为36.43万元，比小型私营企业的初始资金高2.6倍。 其中企业主自有资金281.70万元，比小型私营企业主自有资金高1.6倍。经过数年的发展增值，这18家企业新增资产3722.3万元，平均每家新增资产206.79万元，年资产递增率为着7.7%。综合企业主的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 在小型私营企业里，企业主年收入为8.03万元， 同一般职工收入2672 元相差近21倍；在中型私营企业里，企业主年收入为38.81万元， 同一般工人年收入4848元相差79倍。显然，差距是很大的。
其实，温州这个富裕地区至今依然有一些社会阶层的人士感到生活压力的沉重。从温州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温州职工的平均收入指标在浙江省11个地市中排倒数第3位。在这种情况下， 分析温州居民收入之所以名列全省前茅，其原因是相当多的职工家庭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在工资收入比外地低、比本地群众低、而物价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只好采取搞第二职业或搭股办企业、经商等自谋创收改善生活。温州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温州在职职工搞第二职业的已达50%。有的双职工干部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当个体户的孩子的收入填补家计，生活就有问题。”也有的干部反映说：“温州经济上去了，群众生活水平改善了，干部生活水平基本在原地踏步。”这个说法虽然不够精确，但多少也反映了一些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业因长期亏损发不出工资，由于物价上涨，部分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大学生生活困难，这些都有可能引发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此外，温州西部有部分山区、老区的人民尚未摆脱贫困，据不久前对西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的20个乡镇、50个村共一千户农户的调查，1992年每户人均收入仅527元，其中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的占总户数的15.6%；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占总户数的51.4%，也就是说，该地区还有多数农户未脱贫，有小部分农户尚生活在温饱线之下。
在温州改革的过程中，平均主义的社会效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了，但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待于建立。因此，在温州改革的新阶段里，必须注意进行新的社会利益的重组与整合，一方面要继续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要帮助贫困地区与贫困阶层向富裕转变，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以便保持利益的社会均衡走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新旧体制的转换引起社会结构各组成部分之间、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发生冲突与失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因价值观的矛盾和碰撞，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社会失调问题，致使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社会进步发生障碍，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需要采取社会的力量加以解决。温州在其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确实产生过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全国都是很典型的。谈起温州，人们毁誉参半。温州人并不否认问题的存在，但他们认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温州在创业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要从总体上、宏观上看温州“第一次创业”和“第二次创业”的路子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更重要的是看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看谁在控制、引导、支配着温州发展的方向。
与社会发展相伴随而出现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些问题有的已困扰温州达三四十年之久了，如由体制原因和社会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问题，由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产生的吃“大锅饭”、捧“铁饭碗”问题等。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社会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有些原有的社会问题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加剧，如果温州在“第二次创业”进程中不注意克服、解决市场经济下出现的社会问题，就会严重阻碍温州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
综观温州发展的进程，其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有：
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和虚假广告问题。近十几年来，温州人在创业过程中，曾以样式新颖、价格低廉的小商品称雄于全国。但随着温州产品的名声越来越大，少数见利忘义的商人的假冒欺骗行为则极大地损害了温州的形象，并使一部分产品因质量问题而败走麦城，以至有一个时期人们谈温州货而色变，某些深受其害的地区，甚至拒绝温州产品入境销售，使温州人的形象大受损害。虽然有关方面一直在加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力度，但以身试法者依然胆大忘为，仅1994年1至4月份，温州就查处了630起有关案件，捣毁制假窝点119个，其中万元以上大案60起。
社会心理不平衡问题。相对于浙江省与全国许多地方，温州人对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强的，这无疑与十几年改革使温州人具有平稳务实、自救图强的心态有很大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人们对改革的判断并不是从一般角度来确定的，他们完全依据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的关系密切之程度来调节自己的关心焦点，其中人们的收入分配是公众最关心的，这是现阶段公众利益概念的主要内涵。目前，温州的离退休职工、效益差的企业在职职工和普通机关干部就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平衡心理：他们对社会上一部分高收入、高消费现象，对于自己过去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而现在生活相对困难的处境感到不公平，从而产生离心倾向。有的机关干部自谋创收之路，影响了机关工作效率。温州市委政研室曾对市级机关干部思想和生活状况作过调查，有2/3 的调查对象表示因为收入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调到收入高的单位或弃政从商；有的还表示，可采取减少工作量的办法来对付低收入；也有的人认为“现在干部穷，有点不廉洁行为情有可原”，从而给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带来困难，一些党员干部心灵扭曲产生困惑动摇，走上犯罪道路。
社会治安问题。温州地处东南沿海交通要道，经济发达，外来人口众多，社会治安状况十分严峻，似有恶化之势。据温州市领导在一次经济分析会上所讲，社会治安问题表现为“刑事犯罪猖獗，重大、特大案件大幅度上升，暴力、恶性案件频发，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放火等6类犯罪突出。 ”温州的社会治安问题所面对的形势有其特殊性；建国后，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相对稳定，治安状态容易控制。近十几年来，温州各地小城镇发展迅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增多，人们的物欲也被释放出来，加之乡镇人际关系网盘根错节，极易因人生观、文化修养、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爱好志向的差异增多矛盾，导致犯罪分子作案。另一方面，由于城镇社区还缺乏社会整体控制机制，流窜成为犯罪分子继续作案、逃避打击的主要方式。公安机关的统计表明，外来流动人口在温州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占比例逐年递增，基层社会治安问题是温州面临的主要社会病患之一。
腐败和行业不正之风问题。1994年7月， 温州人民检察院通报了最近该院在反腐败斗争中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117件，其中大要案59 件，挖出了一批涉及武警边防、港务海运、财税系统和一些企业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腐败，不是改革开放的温州的专利，然而腐败问题却极大地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温州的贪污受贿分子基本上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和所掌握的权力在执行过程中走向犯罪道路的；也有一些部门和干部滥用职权，乱提价、乱收费、乱摊派，腐败问题直接损害企业和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了政府同群众的密切关系。其突出表现就是以权谋私、谋物、谋利、权钱交易。温州人民对此深恶痛绝，他们希望腐败和行业不正之风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畸形消费问题。8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的大众媒介曾有大量披露温州人畸形消费的报道：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上，令宾客们食欲大开的一道冷盘是十块光彩眩目的进口名表；更有甚者，一盘热气蒸腾的菜汤上，竟漂浮着数只用美元折成的纸船。最令人惊愕的，当属温州盛极一时的“造坟运动”。据该市移风易俗办公室统计，自1983年起，温州人为死者乃至生者营造的“极乐冥府”以每年3万座的速度递增， “富不富，看坟墓”成了那些暴发户们斗富的新招术，其中登峰造极者所建的坟墓面积竟超过400平方米，造价高达50多万元。到1987年， 全市共建坟近12万座，漫山遍野，占地60000多亩，总耗资4.7亿多元。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成为工商业者后，他们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转变为一种小商意识，“小富即满”的思想在温州农民中有相当市场，很多人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发家致富和享受，因此在生活消费上挥金如土，生产投资不足，畸形消费问题严重。
冷静地对温州在商品经济发展形势下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揭示和分析，决不是要对温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悲观的结论，更不是否定温州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而是对温州“第二次创业”提出新的要求与希望，使温州通过“第二次创业”确实能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再上新台阶，更上一层楼。
政府职能与调控
温州十几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无论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还是市场体系的健全，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没有地方政府的努力都将是不可能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地方政府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中央宏观调控的决策必须依靠地方政府来贯彻执行，正是这种决策和执行的关系，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应该就本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作出调整和控制的决策，从而使地方政府可以成为本地区社会经济调控的主体。然而，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自主权，其职能长期以来主要是通过执行上级指令和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行政干预。在这种背景下，温州各级政府也曾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没有调控的灵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农民要求实行“三自一包”和发展小商品经济的愿望都被打上了“搞资本主义”的烙印；再者还需面对地少人多的矛盾以及传统体制下农村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使得崇尚“功利”、“重商”的温州人难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于是以小商、小贩、小工为主要形式的家庭经营和非农业商品经济不得不以“地下经济”的形态依存于小农经济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自主权，面对千家万户家庭选择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发展家庭企业的局面，使温州各级政府的职能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即从政府职能的“无所不为”转变为阶段性的“无为而治”。温州市的一位主要领导后来曾这样向前往“取经”的人们介绍经验：“说实话，在‘左’的思想未清除前，领导不管就是最主要的秘诀。”“在当时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也只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任其发展。”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评论的那样，“我们今天有理由将此视为尊重群众的自主选择和首创精神。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地方政府敢于‘领导不管’、‘不闻不问’比之于事事都管确实也需要更大的胆略、勇气和冒险精神。”改革、开放与创业的实践表明，温州从一个国家投资少、集体经济薄弱、交通十分闭塞的贫困地区，一跃成为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充满生气的改革试验区，其动力首先在于改革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在农村，温州是我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温州也是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城市，人们比较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比较彻底地破除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公、求纯的“左”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政府在当时的“无为而治”对于温州的发展和“小商品、大市场”局面的形成反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这不是一种消极的政府行为，而是坚持了实践第一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作为。
随着党和国家对农村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和明确，同时由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温州地方政府的职能自1983年开始发生第二次转变，即政府职能由“无为而治”向“有所作为”转变，政府从温州实际出发，发挥当地的特点和优势，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调控和管理，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路子。
第一，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
温州各级政府在指导当地农业非农产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创造性地灵活贯彻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上，积极支持、鼓励商品经济发展，为温州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政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温州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1.突破狭隘的“三就地”方针，冲破流通渠道只由国有商业独家经营、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僵化体制，敞开城门让农民和外地人进城经营工商业，并跨越空间，鼓励各类企业向外开拓市场，发展同全国各地的经济业务联系；大胆支持个体经商人员和推销员外出经商办厂，为远程贸易大开绿灯。2.鼓励农民集资建镇，自理口粮，离土离乡进镇落户。3.突破传统体制下对办工业所采取的严格审批制度和集中经营模式，提倡多种形式一起上，即既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兴办一些规模较大的乡镇企业，也支持农民兴办各种家庭、联户企业等，把引导、依靠千家万户创办工业作为一条重要的方针提出来，依靠市场需求来带动工贸业的发展。
在温州的家庭工业遍地开花之后，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出现了假冒伪劣商品的问题；温州各级政府在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经营者名誉扫地、自食其苦之后，及时地因势利导，终于在“第二次创业”中坚定地提出了“质量立市”的奋斗目标，政府有关部门也及时转变职能，运用行政、经济、法律和新闻舆论四大手段，在全市范围内建立社会质量监督体系，打击假冒欺骗行为。一旦发现有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仅没收其产品，而且责令责任人在新闻媒介上自费曝光：公布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进行假冒伪劣产品生产销售的经过，并规定温州市的有关部门和企业，在一个时期之内不得聘用该人担任厂长经理职务，将其临时开除出商品经济的队伍。有人担心，打假整顿会使温州经济遭受挫折，更有人算了笔细帐：打假整顿将减少全市当年财政收入1亿多元。 对此，市领导态度鲜明：部分农民转向二、三产是一大进步，但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就会出现发展方向上的产业偏差；打击假冒行为，正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和经济，宁可蒙受财政上的暂时损失，也要使温州经济步入正轨。 永嘉县的虚假广告曾一度声名狼藉， 经过查处，该县对251家有假冒欺骗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逐个清理，处罚了390多名违法犯罪分子，对27名重点对象立案审查，收审刑拘、逮捕11人， 吊销了101家企业的营业执照，99%以上的虚假广告受害者都得到了退款。经过整顿，永嘉虚假广告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治理。现在，所有企业的广告都先报县工商局审批，否则一律以虚假广告论处。
在打假这个基础上，温州开展“创名牌、扶明星、振声誉”活动，通过实施“358质量工程”，要求加快技术改造步伐， 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到2000年使温州主要产品的质量分别用3年、5年、8 年时间达到省、国家和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我们在考察中注意到，小商品、简工艺是温州产品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温州人已意识到，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工艺水平是解决质量问题的关键环节。温州的制鞋业历史悠久，但由于规模小、手工作业，质量难以稳定。1992年，一家叫安得利的鞋业有限公司投资1300万元，引进制鞋生产线，使温州传统的制鞋业第一次步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行列，产品质量当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荣获国内贸易部颁发的最畅销商品“金桥奖”。这家企业的成功，带动了温州制鞋行业的技术改造，温州皮鞋以样式新颖、质量可靠的新形象重新占领了北京、上海等国内主要市场，并正在向国际市场进军。“质量立市”抓住了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第二，加强宏观管理和微观服务。
1987年经中央批准正式建立了“温州试验区”，这为温州各级政府以合法身份大胆进行探索试验、开拓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必要的条件，在宏观管理和微观服务方面发挥了明显和积极作用。自“温州试验区”建立以来，先后出台的法规大多关系到乡镇企业制度建设和市场秩序规范等方面，如《温州市乡镇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劳务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营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等等。这些不断充实完善的地方性法规在规范经济行为、发展市场经济、促进企业制度建设、鼓励投资、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均收到了良好效果。
随着市场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监督和服务工作，促使市场体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例如温州的第三产业在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3%提高到现在的38%，远远超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温州的三产之所以获得迅速发展，与各级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唯实的思路、宽松的政策、积极的扶持密切相关，它们对三产的发展采取各种优惠和放宽措施，对一时看不准的，则先试验，后推广，既支持新事物，又慎重从事。改革之初，交通运输矛盾十分突出，温州率先允许个体搞客、货运输，鼓励企业兴办运输公司或增设分支机构，“有水航船，有路跑车”，大念“交通经”，不用国家投资，30年的交通困扰迅速摆脱。至今，不但温州的汽车跑全国，而且全国很多城市都有飞机飞温州，温州农民还在政府的支持下办起了全国第一家私营包机公司，开通了9条空中航线；交通上档次，解决了50 万能工善贾的温州人外出发展的障碍，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从事工商服务业，又反过来推动了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政府、企业与市场三者的联系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从实际出发，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了以为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提供优质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新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割断了财政收入与企业产值之间的直接联系，明确了政府与企业各自的经济行为和责任，致力于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之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管理方式，大大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企业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第三，发挥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与作用。
“第二次创业”要求理顺转型时期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变动和利益关系，使公平和效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兼顾与体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尤其从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出发，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公平。对此，温州各级政府把维护社会公平看作是应尽的职责，它们在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培育市场、完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注意实施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第二次创业”中占有突出地位。
温州早在80 年代末期就开始探索建立企业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1991年4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全社会一体化养老保险， 保险所及范围包括全民、集体、股份合作、个体、私营、“三资”、非财务拨款的事业单位、部队和外地驻温企业；1992年温州又全面实行失业保险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其特点是：1.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这一制度把职工养老保险的范围扩大到全社会，即覆盖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及个体工商户；2.采取国家、企业、个人合理负担、多渠道统一比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3.保险待遇一视同仁，保险基金共同使用，凡参加保险的劳动者，不论其所在企业的类型，保险待遇一律依统一的制度照章执行，基金在全社会范围内调剂；4.改进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与发放办法，凡参加保险者在市内流动时，其保险待遇可以衔接不变。现在，温州全市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和城镇个体工商户有36.33万人， 占应参加保险总人数的95.2%；参加待业保险的单位10374家，参保人数达32.4万， 占总人数的91.5 %；同时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也有长足的发展：全市有4209家企业参加企业财产保险，81.23万户居民参加了家庭财产保险， 有146.94万人参加了人身保险，各类财产承保总额为619.08亿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完善，有利于创造使各类企业展开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化程度，有利于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缓解公平与效率间的矛盾，优化社会经济环境，提供维护大局稳定的“减震器”和“安全阀”，为温州在区域竞争中保持领先发展的势头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把稳定物价、关心群众生活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一方面从区域角度，对能够控制住的一些生活必需品物价进行积极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强市场管理，监控物价走势，坚决查处乱涨价、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和价格欺诈行为，确保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影响。
第四，大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
“第二次创业”要求温州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宏扬温州新精神，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区域文化建设成为“第二次创业”的灵魂，并为“第二次创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十几年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地区，温州人在这块土地培育了平等、自主、竞争的意识，激发了创新、合作、冒险的精神，强化了实事求是观念和法制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伦理精神、行为规范正在确立和建设之中。“第一次创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温州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不可分割的。据统计，现在有80多万温州人散布在全国各地，“温州店”、“温州村”、“温州城”等遍布大江南北，正如温州新民谣所说的：“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温州人的性格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会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然而客观地分析，温州人敢闯敢干，走南闯北，做生意，搞经营，但不少人仍处于在低层次中奔波和徘徊；温州人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尽管较强，但现代文明意识还不浓；温州的名气是大的，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形象不佳的一面。因此，确立“温州精神”，塑造好“温州人形象”，促进两个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成为温州“第二次创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温州市在这方面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做法和经验：在思想道德教育等精神文明的“软件”建设方面，温州市各级政府虚功实做，它们意识到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更要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社区文化精神，培育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有健康和健全人格的新一代文明人。面对45万个体工商从业人员这支庞大队伍，温州市把提高个体户的道德素质，抓好质量意识教育和现代意识教育作为精神文明的一大工程来抓。根据个体户经营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充分运用各种教育载体，实行集中培训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市个体户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形势政策、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经营作风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确立温州人改革、创新、文明、务实的良好形象。他们在塑造新形象的系列活动中，开展“诚实杯”竞赛、“无假冒一条街”、“百佳经营户”等活动，深得人心。平阳县昆石镇白石街开展“无假冒一条街”活动后，获得了良好的信誉，出现“一街带十街，店店无假冒”的新气象，并迅速从平阳扩展到温州所辖的9县市30多个行业。“教育出典型，典型活教育”， 通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涌现出大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他们就在广大个体工商户中间，人人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进、学得上，这对精神文明的宏扬起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提高了个体经营者的国家集体意识，改善了个体工商经营者和“大亨”老板们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事业型”企业家正从昔日能赚会花的“大款”队伍中走出来。被称为“红色大亨”的赵章光在4年时间内向国内十多家农村学校捐款助教， 总数超过520万元；他向社会福利事业、灾贫地区捐资也达270多万元。目前全市工商个体户中，赚钱不忘奉献，先富帮后富等良好风气已初步形成。
温州人在富裕之后，也越来越重视教育和提高文化水准，“今天的经济，就是十年前的教育；今天的教育，就是十年后的经济”日益成为温州人的共识；富裕之后日益重视自身素质提高和子女教育，自费进修和投资办学的人比比皆是，千家万户齐动员，家家出钱，人人出力办教育，已经成为温州的感人景象。近3年， 温州政府在年年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大力鼓励富裕起来而又愿意投资教育的人出钱办学，并制定法规向高消费经营项目征收地方教育发展基金。迄今为止，据统计全市由社会、民间和私人兴办的学校、幼儿园有1841所，普通中学12所，职业中学17所，聋哑、盲童等特殊学校5所， 各类成人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班）100余所。这些民办、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起构成一个全方位、 立体化的社会教育网络。温州大学是在1985年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创办的一所地方性综合大学， 到现在， 温州大学已向社会培养各类专业人才5000多人。现在，重教育、重科技、重质量、重人才已成为温州人新的观念和意识。
正在进行“第二次创业”的温州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市场经济锻炼了温州人，提高着他们的各项素质；他们将在实践中弘扬温州新精神，再树温州新形象。
注释：
〔1〕该调查组成员包括吴兴、张仁寿、陈剩勇及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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