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对入学机会和资源分配公平的促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公平论文,分配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2—0034—13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大学收费和学生贷款政策的实施是非常突出的两项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可以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同时指出，“要改革人民助学金制度。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对确有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以必要的补助”。1997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普遍实行了收学费制度，取消了本专科教育阶段公费生和自费生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也经历了从人民助学金到人民奖学金（1983～1986年）、实行学生无息贷款（1986年）和国家助学贷款（1999年）多项政策改革，现已形成“奖、助、贷、勤、补、减”等多种资助类型构成的混合资助模式。
不仅在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也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著名教育财政学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指出，“在那些工业技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政治经济体制不同、高等教育传统也不同的国家之间，在欧洲大陆型、英国型、美国型、苏联型和混合型高等教育体制的国家之间，在高等教育无论是精英型还是普及化、是公立为主还是私立为主、是经费较充裕还是经费较紧张的国家之间，其高等学校财政与管理改革模式都具有相似性”[1]。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改革中，一类主要的改革就是用非政府投入弥补公共投入或政府投入。这包括：1.在主要或全部由公共经费支持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开始收取或提高学费；2.收取全部或接近全部的食宿费用，或者用贷款取代曾由政府提供的生活费和助学金；3.鼓励主要依靠学费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4.鼓励部分教师和大学从事企业性活动；5.鼓励慈善性捐赠，用于设立基金，或用作学校的运行费，或设立学生奖学金。[2] 以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为代表的一些研究不断传递着以下信号，即穷人子女与富人子女相比获得了较少的高等教育机会，以公共财政支持的免费高等教育暗示着穷人向富人的逆向转移支付。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免费或过低学费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以下弊端：1.低的私人成本带来私人对高等教育的过度需求；2.收入分配公平的下降；3.高等教育较少的入学机会；4.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和较高的生均成本。而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和学生资助政策不仅可以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教育经费，而且还可以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激励高等教育的内部和外部效率。[3]
有学者认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缴纳学费，然后根据个人和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享受学生贷款是保障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使人们不会因为经济能力而被拒之于高等教育之外的合理且有效的手段。但也有学者认为，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对于借贷会有更多的“风险厌恶”和消极情绪，因此，主要由学费和贷款构成的财政政策会挫伤低收入家庭子女入学的积极性。[4] 但无论如何，从世界高等教育财政和管理改革的趋势来看，收费并以学生贷款为主要资助形式的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格局已经成为发展主流。
那么，我国高等教育财政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之后，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是否得到了有效地促进呢？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对此问题进行检验，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研究》得到三个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结论：一是城乡差距正在改善。虽然城市学生高考入学机会仍然大大高于农村学生，但这一恶化的趋势在减小。二是阶层差距正在凸显。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三是大学教育机会是高中教育的扩展和延续。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高中教育的发展滞后，成为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最为狭窄的瓶颈。
丁小浩利用1991年和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入户调查的数据，对1990年代高等教育机会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1.高等教育机会在各收入组中更加均等。2.从1991～2000年家庭户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增长的程度看，低收入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得到改善。3.与1991年比，2000年来自户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家庭的高校生的比例有显著上升。
国外的研究也发现，不同家庭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普遍存在差距。[5] 对此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长期家庭因素带来的学习能力的差距，二是短期意义上的经济能力约束。[6] 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干预个人财务状况来缓解短期意义上的经济能力约束，促进入学机会和资源分配的公平。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学费和学生资助）对于短期意义上经济能力约束的缓解，进而对入学机会和资源分配公平性促进的效果以及长期因素导致的学习能力差异和短期经济能力约束的不同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样本、数据和主要变量
本研究项目于2004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在校生， 对其经济情况和获得资助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 共发放问卷18000份，回收问卷15536份，回收率达到86.31％；处理后的有效样本数为15294，占回收问卷的98.44％。调查涉及的学校总计18所。从学校隶属关系来看，教育部和中央部门高校10所，地方高校8所。从学校专业类型来看，综合类院校2所，理工类2所，农林类2所，医药类2所，师范类2所，语言类2所，财经政法类3所，艺术类1所，民族类1所，地矿类1所。
本次调查主要在公办高校本科学生中进行，有效样本中学生专业包括：理学、文学、管理学、医学、工学、经济学、法学、农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和其他。
本研究选择公办院校2000～2003年入学、出生于1980～1986年间的大陆本科生，作为本研究的工作样本，样本数为14345。 该样本对于公办高校本科生群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主要变量：
1.家庭收入水平：根据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本研究将15294份有效样本划分为5个收入组群， 其分组情况以及本工作样本各收入组群的平均收入和样本比例如表2所示。
表1 样本数据的基本特征
表2 五等分样本收入组群的基本分组情况（单位：元）
2.高中学习成绩：本研究以高中学习成绩在班级中的排名作为其学习能力的替代变量，划分为上游、中上、中游、中下和下游五个类别。
3.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对子女学习能力和入学机会有可能产生长期影响的一个重要家庭因素。
4.财政因素：包括学费水平、各类资助、净支付等。一方面，学生获得学生资助的多少会受到其家庭经济水平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另一方面，学费和学生资助等财政政策也会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5.大学入学机会：本研究中的全部样本为正在就读的本科学生，将抽样学生就读的按学术声望分层的大学类型作为其入学机会变量。以学校学术声望划分的入学机会变量分为“985”高校、“211”非“985”高校和一般院校三种类型。这是本研究主要考察的因变量之一。
三、不同收入组群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图1和图2数据显示了2000～2003年来自不同收入组群和按城乡分类的学生的入学机会变化。在样本高校中，与2000年相比，2003年来自最低收入组群和中低收入组群学生的比例有了提高，而中等、中高和高收入组群的学生比例有所下降。最低收入组群的学生比例从2000年的14.91％增加到2003年的22.11％，中低收入组群的学生比例从2000年的15.25％增加到2003年的19.39％，中等收入组群的学生比例从2000年的22.60％下降到2003年的20.57％，中高收入组群的学生比例从2000年的26.34％下降到2003年的20.57％，高收入组群的学生比例从2000年的20.90％下降到2003年的17.36％。
图1 样本高校中不同收入组群学生的分布
图2 样本高校中城乡生源分布
图2 数据表明，抽样高校中城镇生源所占比例较农村生源依然有明显优势，但在2000～2003年间，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有所改善。农村生源从2000年的18.29％增加到2003年的22.34％，大中城市生源从2000年的42.04％下降到2003年的37.06％。
对不同收入组群学生在不同学术声望样本高校中的分布（见图3 ）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表明， 来自不同收入组的学生在三类不同学术声望高校中的分布比例有着显著差异（p＜0.001）。下面本研究将通过多元选择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因素与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
表3 不同收入组群学生在三类不同学术声望高校入学机会的ANOVA分析表
图3 样本高校中不同收入组群学生在不同学术声望高校中的分布比较
四、不同学术声望高校就读机会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学术声望高校入学机会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因变量为三分类的多元逻辑回归（Multinominal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高等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因素的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参照项：一般院校
续表
续表
总模型的-2倍似然对数值为12429.988，卡方检验结果P＜0.001，模型有意义，且有较强的解释能力①。从表4的结果，本研究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样本数据显示，不同学术声望高校的入学机会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男生在“985”和“211”高校中就读的比例显著地大于女生。
2.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城乡生源在不同学术声望高校中的就读机会没有达到0.05水平的显著差异。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城乡生源变量与收入组群变量之间有相关关系（肯德尔等级相关系数为0.437，p＜0.01），产生了多重共线性。如果不把收入变量放入模型，那么城乡生源在不同学术声望高校中的比例有着明显的差别。来自大中城市和县城的学生在“985”和“211”高校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来自镇和农村的学生（表略）。
3.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其子女在不同学术声望高校的入学机会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由于父亲文化程度和母亲文化程度之间相关程度较高（肯德尔等级相关系数为0.554，p＜0.01），产生了多重共线性。仅放入其中一个变量时，结果显示出，父母是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在“985”和“211”高校中的入学比例比父母是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学生有着明显的优势。
4.家庭中兄弟姐妹数与学生进入高学术声望大学的入学比率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与有三个以上兄弟姐妹的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和只有一个兄弟姐妹的学生在进入“985”高校的比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P＜0.001和P＜0.05）。但是，与一般院校相比，兄弟姐妹数与学生在“211”非“985”高校中的入学比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5.家庭收入水平与学生在不同学术声望高校中的入学比率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来自高收入组群的学生进入“985”高校学习的比例与最低、中低和中等收入组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高收入组与中高收入组之间在“985 ”高校的入学比例上没有明显差别。
6.以高中学习成绩表示的学习能力对于高学术声望大学的入学机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与高中学习成绩处于班级下游的学生相比，成绩处于上游的学生进入“985”高校和“211”高校学习的机会明显要大得多。
7.财政因素与学校学术声望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财政政策对学生选择学校有一定的影响。学费对学生选择学校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学生资助对学生选择学校的影响是正向的。学费水平越低，获得的各类资助越高，对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机会的促进就越大。
表4中的发生比率OR 值表示出解释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带来的被解释变量发生的变化。比较而言，学费变化一个单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比学生资助增加一个单位带来的正面作用大。学费每增加1000元，学生在“985 ”高校中就读的发生比率下降（1－0.70）＝0.30倍，在“211”（非“985”）高校中就读的发生比率下降（1－0.82）＝0.18倍；无偿资助每增加1000元，学生在“985”高校中就读的发生比率增加0.24倍，在“211”（非“985”）高校中就读的发生比率增加0.07倍。
比较三类不同学术声望高校的学费和学生资助情况，可以使得我们更清楚地理解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和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表5数据表明， 在学校学术声望和学费水平、学生资助以及“净”支付之间有一种逆向关系，即一般院校的平均学费水平和学生的实际“净”支付要高于“211”非“985”高校，“211”高校要高于“985”高校；学生资助水平则相反，“985”高校高于“211”高校，“211”高校高于一般院校。“985”和“211”高校的学费水平明显低于一般院校，净支付出明显少于一般院校。这意味着，进入学术声望高的大学，就可以支付比较低的学费，同时可能获得比较高的资助。如果短期经济结束会阻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话，那么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应该青睐学术声望较高的大学。而数据显示，“985”高校中低收人家庭的子女所占比例要明显低于高收人家庭的子女所占比例。这说明，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差异的因素更多源自长期因素带来的学习能力上的差异。
表5 按学术声望分类的样本高校中的私人付费和公共资源分配（元；％）
从数理和计量模型上讲，只有当学费减去学生资助得到的“净”支付为负值时，该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才会是正向的。这意味着，要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入学机会，就需要给他们高资助，使得他们实际支付给高等教育的费用为零或负值，就可以极大地刺激低收入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入学率。学生资助的形式可以是赠与型资助，如助学金；也可以是借贷型资助，如学生贷款；还可以是岗位型资助，如勤工助学；资助组合可以依据专业类型、预期收益和年级有所调整。
五、公共资源在不同收入组群中的分配
教育机会的公平与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有着紧密的关联。理论上，付费加资助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可以使得较低收入人群以较少的私人支出获得与较高收入群体相同的教育机会，可以促进公共资源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从而达到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但是，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不见得能够达到理论的预期。
表6数据表明，奖助学金、学生贷款以及私人净支付给高等教育的费用在不同收入组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与较高收入组群相比，较低收入组群的学生获得了更多了公共资助，私人实际支付了较低的受教育费用。但是，净支付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严重的“逆向”关系，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净支付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越高。负担一个孩子上大学的净支付费用占最低收入组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为186.94％，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42.82％，严重超出了最低收入组群的实际支付能力；占中低和中等收入组家庭总收入的30％左右，这两组家庭也承受着较重的支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
表6 样本高校中不同收入组群的私人付费和公共资源分配（元；％）
这说明，与收费相比，学生资助相对滞后，使得低收入家庭承受了较重的高等教育个人支出负担。这种“负担”会产生不良的信号传递给千家万户，使得人们认为高等教育费用不堪重负，对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获得学生资助水平和净支付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见表7）：高校的学术声望和家庭收入水平对学生获得的资助总额和净支付均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家庭收入水平与获得资助和净支付的关系要弱于学校学术声望与学生资助和净支付的关系。这说明，不同高校在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执行上存在较大的差距。越是高学术声望的大学，学生获得的资助越多，实际支付的费用越少。
表7 净支付和获得资助总额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六、总结和政策性含义
高校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因素有两类：一是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家庭因素和学习能力差异等长期因素，二是短期意义上的经济能力约束。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但可以增加高等教育经费，促进公共资源在不同级别教育和不同收入群体中分配的公平，而且也可以通过改变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促进不同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消除经济能力差异带来的入学机会差别。
本研究对2004年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总体而言，来自较低收入群体的学生和农村生源在样本高校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是在“985 ”高校中来自较高收入群体的学生比例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985 ”高校的学费水平明显低于一般院校，净支付也明显少于一般院校；在一般院校中，较低收入家庭承受了比较重的高等教育个人费用。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总体影响上，学费水平的负面效果要大于学生资助的正面促进作用。目前的财政资助还远没有满足学生的资助需求。
学生资助落后于收费的现象在非“985”高校中表现非常突出。由于学生资助的力度不够，非重点院校中实行的实际是相对“高收费＋低资助”的政策，而正是这些非重点高校承担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这就造成社会上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收费太高，低收入家庭负担过重。改变这些高校的学生资助现状是推进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当务之急。
以上发现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执行远未达到促进公共资源分配公平的预期目标，也没有解决短期意义上的经济能力约束对入学机会的影响。
要达到高等教育财政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目标，应尽快改变目前非重点院校中“高收费＋低资助”的财政现状，普遍推行“高收费＋高资助”财政政策。这样既可以为高等教育增加资源，也可以使得大学和受教育者都更有成本意识，在提高办学效率和学习效率上有所努力，又可以实现公共资源向低收入群体的正向转移。
另外，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不可能消除长期因素导致的学习能力差异带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教育和财政政策还需要对低收入群体在高等教育之前的教育给予关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改善其受教育环境，以尽可能消除长期家庭不良教育环境以及基础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差别带来的学习和认知能力上的差异。
收稿日期：2006—02—11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EFB0108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1JB880004）
注释：
① 模型Pseudo R方检验结果：Cox and Snell R方值为0.26，Naglkerke R方值为0.30，McFadden R方值为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