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土豆”加工成“土豆片”——从选题延伸谈出版资源的深度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豆论文,深度论文,加工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深加工后的粮食所获得的商业利润比原产品高几倍到十几倍；大棚蔬菜精耕细作后的单产收益往往比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多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于是，“科技兴农”的倡导更深入农民人心——明摆着，效益就是不一样。
由此想到了中国出版这块“大田”。
近二十年来，中国出版大面积拓荒，自然硕果累累，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广种薄收、近乎掠夺式的资源利用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图书出版年均达10万多种，位居世界第一位。而许多品种印数却仅仅在两三千册，上万册已属“畅销”了，整个出版产业的经济规模却比不上国外一家“贝塔斯曼”——这得从产业发展机制上研究其原因：是大集体式的生产方式不适应现有的出版生产力，还是因为“资源”太丰富，随便撒点种子便可以吃上省心饭？——出版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但改革之前，我们能不能在现有的出版环境中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利用出版社“大集体”的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政策优势，深耕细作，把出版社发展成为现代出版企业呢？
还是从品种的培育谈起吧。
出版耕作的“育种”自然指选题策划与开发。同一个品种，如何培育，如何施之以最佳的湿度、肥料、温度，你用的功夫不同，所结出的果子也大不相同。“从选题延伸谈出版资源的深度开发”，便是指如何有效利用出版资源培育出版品种，达到优质高效的出版效益。
还是务实不务虚，信手举两个例子。
“科学家爷爷谈科学”丛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科普品牌”。这套书出版后获得一系列大奖，是1999年全国科普工作大会惟一指定赠送与会代表的图书。其作者资源与读者资源都是第一流的。从前期工作看，也形成了良好的市场效应和社会影响；编辑则由这个选题的开发积累了经验，与作者交了朋友，掌握了信息。按说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应该告一段落了。其实，“科学家爷爷”的品牌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科学家“爷爷”们大多数年逾古稀，有的已是耄耋之年，是我国科学界“国宝级”的科学家，他们倡导的科学理念、科学精神，他们的科学经验、科学成果，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远不是一套丛书28本小册子所能囊括得了的。从目前的科普市场看，“科而不普”——有科学知识而缺乏可读性——的作品居多，近年来出版的具有原创性的科普读物还比较少。把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的原创作品应该有广阔的市场。基于这种认识，出版社着力对这一选题进行了后续开发。首先，对这套丛书进行了改版修订，把最新的科学知识补充进去，突出体现丛书的严谨性、尖端性和权威性；其次，对几种相关的分册进行整合，约请专人改编，突出了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在近期将推出换了新装的“科学家爷爷”丛书。
笔者以为，从长远规划，这一选题还是有深度开发的潜力的。
第一，树立“科学家爷爷”品牌。“科学家爷爷谈科学”的编者贾兰坡、王淦昌、王绶琯、郑作新、何祚庥、殷鸿福等院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是顶尖高手，本身就是品牌。如果能塑造一个“爷爷”的卡通形象作为丛书书徽，在媒体上宣传，深入青少年读者的人心（记得十几年前的《中国少年报》上有个科学漫画栏目，那个“科学爷爷”的形象很有感召力），开设“科学家爷爷信箱”，广泛联系读者，倡导学科学、爱科学的风尚，是很有意义的事。第二，设计各种文本形式：科学故事型、科幻型、生活实用型、科普漫谈（科学小品）型……邀请专业作家把“科学家爷爷谈科学”丛书改编成更具趣味性和文体特色的新科普书系。可以结合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以更贴近生活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邀请作家可以采用招标的方式，也可以请广大青少年读者参与其事：参编、参与选题设计。可以在文字版的基础上，择其精华出一套简明图文版；也可以青少年版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出成人版、农村科学少年版（偏重于植物、昆虫、气象等实用科学，以低价位推出，作为农村青少年科普读物）。第三，策划一系列倡导科学精神、科学观念的活动。如设立读者奖学金、开设读者信箱，扩大丛书的影响力，走精品之路，原创之路，使书系既具有科学家传授知识的严谨性、权威性、尖端性，又具有“老爷爷”讲故事的趣味性、通俗性。这样，可以倡导一种新的科普创作、阅读风尚，把“科学家爷爷”的选题一步步向纵深开发，成为科普图书的一个金品牌。这比浅尝辄止，开发一个丢一个更有意义得多：在数度开发中，作者、读者（市场）、编辑部会逐渐成熟。图书开发取得一定成效后，可以和影视联姻，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科幻、科普卡通片，向其他领域拓展、实施起来，要组建一个“科学家爷爷”工作室，专攻科普题材的图书开发。
困扰不少高校出版社的一个问题是高层次图书发行难，投资大，需求少，销售周期长。出书有时纯属为树立出版社的“文化品牌”，经营上做的却是赔本买卖。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末次情报资料》全书被誉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四大世界级珍稀文献之一”，印数限定为200套，绝难重印，堪称浩大的出版工程。本书问世后在出版界、学术界反应强烈。同时，遗憾的是这套书除较有实力的政府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海外研究机构外，私人购买的并不多。于现代史研究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范围往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一个门类，不必要花5.90万元全套买下，但其中有些内容又是他研究中很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这样便形成了出版社发行量有限，真正需要此书的读者却读不到书的尴尬的局面。这套书的责任编辑设想把这一选题进一步深入开发：按专题分类整理出版。如分政治、军事、外交、金融、交通、工农业、民俗等类别，也可分地域史研究、人物研究等专题，在各大专题下又可分出更细的子项目，如“文化艺术”中可分出“京剧活动”，“交通”中可分出“铁路”“公路”乃至“广西铁路发展”“广西公路发展”等专辑。这样，研究现代史的学者便有了选择单册购买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使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民俗、社情分类重现给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为文艺家创作中国近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和创作素材。这无形间扩大了本属学术资料的研究性文献的读者群，扩大了文献的利用价值。而这件事本身做起来并不难，有了现成的图书，请一些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复印剪辑、分类、编写目录和索引即可影印出版。这样，《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末次情报资料》无异于在某种层度上得到了再度利用。“土豆”加工成了“土豆片”。
选题延伸从经营角度看似乎只是一个经营手段；从出版观念来看，却是个转变观念的大问题。这一观念便是出版业的“服务意识”。
出版业是文化产业，出版社是文化企业，没有服务观念，便不会有市场。几十年来，中国出版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免带有官方文化机构的特点。多了点儿官商气，少了点儿服务意识。落实在经营上，便是缺乏市场意识，不是从读者需求、文化积累着手，扎扎实实服务于社会，而过多地对“获奖”“献礼”感兴趣，重复出版难以扼制，出版资源大量浪费，导致一般图书的发行不景气。当然可以找出诸多市场疲软的原因。但为什么科利华《学习的革命》发行量能超过600万册？姑且不论《学习的革命》本身价值如何，单单600万册这一数字便可以说明中国市场潜力的巨大。科利华的成功，不外乎把选题、发行、宣传做深做透。出版社转变观念，摒弃粗放型的出版经营方式，走深加工之路，是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育种选苗到产品的深加工，精明的农民着眼的是市场。1公斤土豆的产地价是0.5元，制成土豆片，可以卖到8元——“一招鲜，吃遍天”，让有眼光敢冒风险的农民尝到了甜头：不用增加土地面积，也不用大集体式的劳动投入，只要号准市场的脉，把科技带到田间地头，精耕细作，把握时机，深度加工就有大钱赚——精明的农民势必有市场观念、服务意识，成为有经营头脑的现代农民。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有经营头脑、比较精明的出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