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转型与理论研究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二十年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国际关系承上启下并开始质的变化的一百年，也是国际关系理论正式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百年。值此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程，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总结历史的经验，对于我国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型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二大确定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至少发生了以下几大重要的转型：
1.指导思想的转型。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转到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中的核心因素是新中国的军事安全、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主题观念是经济建设、人民富强和开放参与。作这样的区分，只是为了更明显地突出我国外交指导思想发展演变中明显的时代烙印，而不是要抹煞他们之间的继承性。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还是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都是符合当时中国国际国内环境的正确选择。离开时代特征评价中国各时期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就可能有失公允、全面。
2.对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型。有人把毛泽东的时代观概括为“战争与革命”，把邓小平的时代观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注：参见乐辰：“新中国外交之路——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知识》1996年第23期，第6-9页。），这可能有点简单，但不失为一种有对比性、能反映出前后变化的概括。正是由于正确地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国的内外战略才能作出全方位的转型。
3.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转型。意识形态、阶级分野曾是我们对外交往中的主要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对外交往上逐步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集中体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
4.国际战略力量划分（对国际格局的认识）的转型。建国初期，我国曾和苏联一样，把国际战略力量划分成两大阵营，即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在50年代最后几年毛泽东又重新提出在两大阵营之外还存在统称为民族主义国家的第三种力量，或称为中间力量（1946年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曾首次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从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出现了分化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理论，主要指西方阵营内对美国控制不满的国家。中苏关系于60年代末全面恶化，中美关系于70年代初解冻后，毛泽东进而于1974年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在这些对国际力量构成的分析中，（注：参见李向前：“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世界知识》1993年第24期，第10-12页。）我国历来是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敌人。到1982年十二大，中国外交转变为不树敌的独立自主外交，我们反对的是霸权主义，包括世界霸权和地区霸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417页。）这里的霸权主义不是针对特定国家，“而是指在国际关系中践踏别国主权，破坏公认准则的一种政策和行为”（注：梁守德：“我国倡议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群众》（南京）1992年第1期，第19-21页。）。到1990年，东欧已经剧变，苏联动荡但还未解体之际，邓小平又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以前对国际战略力量的划分，不管是两个阵营、三种力量，或三个世界，都是从我们的价值偏好出发。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认识，则是按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来进行划分，这是一个巨大转变。
5.国际事务介入态度的转型。从否定性的批判转向建设性的介入、参与。以往，中国对国际整体秩序持全面否定的批判态度，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因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描绘成愤怒的孤独者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认各国政府是国家整体利益的综合代表者，而不管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如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唯一的常任理事国，根据自己的是非曲直标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尽我们的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朝正义、公正的方向发展。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82页，）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明确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进而指出，这种国际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并更突出了我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态度，提出“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
6.国际斗争方式的转型。从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转向不当头、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我们曾利用一个大国去反对另一个大国，也曾提出要团结一大片，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到1982年，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声明了我们不结盟的独立自主政策，“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页，）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这些都是指某项政策、某个事件、某种现象、某一体制，而不是针对特定国家。我们不结盟，不当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同时，我们也不主张别人搞什么同盟，搞什么条约组织，“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63页，282页。）。十五大报告进而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
7.对建设国际安全机制认识的转型。以往，我们认为国家间只要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能够维护和平，只有奉行霸权主义的两个超极大国能够挑起世界大战，其他小的区域性战争，我们也将它纳入两极争霸的框架中观照。冷战结束后，我们一方面认为世界大战打起来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虽然仍威胁着和平，但不一定必然导致战争；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已成为局部冲突的主要根源，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很难一下子解决，因而，除了共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我们也同意建立某种安全对话机制，以保持经常的信息沟通，争取互相理解，并最终建立互相信任。当然，我们这里使用的国际安全机制概念，在性质上严格区别于军事同盟。安全机制是开放的，不是排他的；是相互尊重主权和独立的，不是强行干涉别国内政的；是主张对话解决冲突，不是强调武力解决冲突；是致力于互相信任，不是互相猜疑。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改革开放和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型，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前进的动力。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繁荣；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就没有我们对世界、对国际问题认识的深化。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激励下，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1)开放和引进阶段（1978-1989年）。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分可为史、论、现状三部分，史和现状两部分，建国后我们从未中断过研究，因为这是实际工作所需要的；而论这一部分，则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研究的。当然，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等也纳入国际关系理论范围（西方有学者这么看），那么也可以说，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把这些看成是国际关系理论；对应于国际关系现实，这些研究的解释力又有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
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再加上当时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紧张，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出于实际之需要和现实之情势，自然也以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开端。
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著的翻译、介绍，使得我们的认识跟上国外同行的步伐，尽管我们的起步要比人家晚几十年。同时，也为我们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分析工具、途径、方法，甚至理论框架和体系。
原本未曾设立国际关系专业的院校，纷纷开设这方面的课程，甚至新设这方面的专业、系科与学院。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决定把“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作为各院校的基本政治理论课之一。公开发行的国际问题研究刊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提高。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基本上完成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春指出的“世界政治”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需要赶快补课的任务。作为对这些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就的展示，1987年在上海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从出版的论文集（注：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来看，会议的讨论大致取得了这样一些成果：一、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国际关系中一些大的问题，如国际关系发展的“合力”，国际关系的原则等；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现实主义理论有了较全面的把握，如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观、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主体——主权国家的理论，同时，行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如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相互依赖与一体化；三、在研究的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叙述—归纳和分析—展望”三步曲，开始注重对概念的界定、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假设、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并开始借鉴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系统工程等的研究方法；四、讨论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研究对象、内容、范围、框架和方法；五、会议引起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视，纠正了我们以前只重视国际关系史和现状研究的片面性，为接下来几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蔚然成风打下了基础。
当然，这一阶段的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我们的介绍和引进并不系统、完整，如大多数译著是50年代前后出版的作品，对此前的作品，如法理主义或理想主义，则很少或根本没有翻译介绍，对此后的或非主流的、非美国的理论，如英法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学派，以及苏联东欧与第三世界的学派，也同样如此。这就造成我们对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了解的不系统，也造成美国的现实主义对我们国际关系的研究影响太深等后果。其次，由于我们在译介同时，评价的工作相对缺乏力度，使得我们没能好好廓清一些基本概念；没有充分重视方法论、世界观、逻辑轨迹等问题，以致消化不良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创建工作。最后，由于对概念、理论边界等缺乏共同的理解，学术争鸣很难展开。
(2)吸收和创新阶段（1989年——）。
把1989年作为我们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理由：一、国内外的风云变幻使我们认清了西方对我国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也使我们认清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后隐含的国家立场、国家利益，因此，简单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已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必须更多地做些分析批判的工作，以揭示某些理论背后的真实意图；二、在80年代，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其实还未能真正站在与国外同行的同一起跑线上，因为当时总体上还是冷战格局，而国外的研究已进行了四十年，我们则刚刚开始用整体的、客观的眼光观察世界，当然很难有自己创新的余地。1989年开始的国际格局转换，给我们带来了真正和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点的契机，它对使我国和国外的国际关系学者大家都有同等的权利去诠释，去预测；三、邓小平对冷战向冷战后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精辟论述，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景式起点。
这段时间的研究，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继续挖掘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精髓及其对现时代指导意义的同时，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蓬勃开展，涌现了大批论著。
第二，面对国际格局的新旧交替，国外各种理论观点层出不穷，名目繁多，如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后霸权时代论等，我国学术界的反应相当迅速，译介和批判并举，有时甚至批判先于完整的介绍，对有些理论的批判还形成相当规模，如对文明冲突论的评论，就能汇集成书出版。从反应的同步性、鉴别的精确性来看，进步和成绩相当可观。
第三，学科建设初显成效。我们自己撰写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包括概论和专论，相继推出，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巨大突破；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在各主要高校纷纷开设，既有面向本科生的概论性课程，也有针对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性课程。
第四，国内的学术刊物，开始有意识地集中组织一些文章，在某一期进行某一问题的专题讨论，这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无疑具有巨大组织推动作用和深化认识的作用。
第五，在广泛的研究中，我们的理论关注焦点开始有迹可循，如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国际主要矛盾、国际新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家利益、综合国力、民族主义、发展问题（或称为现代化问题，南北关系问题）、冲突和危机管理、人权、环境、科技信息与国际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相互依存与一体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等，都随着研究的深化而开始出现理论的创新。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这一阶段研究，薄弱环节还是相当明显的。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动态研究和对策研究，没提出任何对急剧变化的世界的比较系统的认识，也没有经典性的著作问世。这种贫血状态与我国的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与1989年相比，1995年前后并没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1989-1991年剧变所引发的国际政治大地震，到90年代中期也已基本稳定下来，或者说冷战向冷战后转型的阵痛期基本结束，多极化的局势已被国内外大多数政治家、学者所肯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视线则开始转向新世纪的未来世界，力求理论创新。
引进—批判—创新，这是学术发展的逻辑自然。90年代中期发韧的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契机，它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开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好时机。大国战略研究，大国关系研究，冷战后世界政治范式研究，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研究，国际新秩序研究，国际体系演变规律研究，国际体系特征、结构、运行规则研究，纷纷成为理论研究强点中的强点，并陆续有了可观的理论创新收获，但是，它们只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主张，还未形成具备相当整体解释力、一定预测力的理论。要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尚有一段差距。
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若干发展趋势
我们估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将会形成以下一些理论热点：
第一，系统总结、评价、批判和借鉴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这又可大致分出这样四桩事情：一是界定和厘清国际关系学中的基本概念。概念的清晰，涉及到概念使用的规范性，也有利于学术讨论的展开，因为讨论参与各方有了公共的工具，还有利于学科的成熟；二是比较系统地介绍各家理论，虽然迄今我们已做了很多译介工作，但大多都局限于美国，其他国家，如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德国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国的历史社会学派，等，都没好好介绍，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除了依附论、外围—中心论）。而且，即使对美国的理论，我们的介绍也并不完整，如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认知进化理论、国际生态政治理论等就未曾系统完整地介绍过；三是历史的总结，其他学科都有各自的理论思想史，有的还汗牛冲栋，如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国际关系理论史，使得我们很难对国内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有一个全景式扫描和整体的把握；四是改变我们对前苏联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重视状态。前苏联对我们以往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影响很深，但对他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却没有系统涉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他们理论中的合理部分，以及一些造成恶劣影响的部分，如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特殊责任论，社会主义国家特殊利益服从于集体、普遍利益论，对于强调阶级分析法（而不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性质，等。（注：参见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95页：杨闯：“苏联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其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9期，第37-38页。）如果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和前苏联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鉴别、去伪存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建设，我们曾兴起过国际关系学（也有人主张使用国际政治学的提法，并在两者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概念、研究对象、范畴、体系、范围的探讨。到最近，又有人提出这方面的问题，这说明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现有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在90年代上半期推出了一些国际关系概论、国际政治概论的书，从无到有，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与一个成熟学科所应具有的标准来评判，似乎又觉得少了些什么。譬如，我们的逻辑元点、研究方法和途径、演绎规则、逻辑架构等，都给人不怎么清晰的感觉。
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例如，到底什么是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是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政治关系？还是包括经济、文化等所有关系），还是笼统的国际行为体间的关系，或者更广泛地指任何跨国问题。再如，关于国际关系学的性质、边界或范围，许多人采用的说法是：它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如果深究，问题还很多。说它新兴没错，说它边缘交叉，也有一定根据，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总有它存在的自身规定性。例如，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把权力作为研究的核心，但在英文中都用Power来表示的“权力”，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经济学在国际关系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一样，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地是国内自由市场的假设，但对于国际经济，各个国家历来都是干预的，国内经济的规则制订者与经济利益主体不是同一人，政府理论上是中立的，国际经济中国家既是规则制订者，同时又是利益主体，对于这些不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边缘与交叉一言蔽之。又如，国际关系的研究途径或视角问题，我们大致上有马克思主义、全球主义、民族主义或现实主义这几种提法，它们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假设与演绎规则，但我们在许多著作中却常常混用。这在国内还行，到国际上去交流，可能会把外国学者搞糊涂：你到底站在哪一立场上？
第三，关于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问题自从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后就产生了，无论有什么争论，关键是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自有它们的共性；但每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又都是为它们的国家利益服务，自然无法完全一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创建途径，很多人都谈到有这样四条：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二是挖掘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三是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四是从新世纪国际关系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提升到理论层面。
第四，对国际体系的结构、性质、规则及其演变规律和发展的研究。这个工作至少可从三个角度进行；首先是一般性的研究，包括国际体系的特征、运行规则、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等，这些问题虽然国外已研究了很多，也很深，但我们要洞察国外研究成果背后的利益需求，要提出我们的分析判断。例如，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特性，西方有些人对此大加挞伐是为构建霸权体系提供依据的，对此，有人就大胆指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什么坏事（注：参见王飞凌：《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一个思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2-5月（春夏季卷）。）。只可惜我们这样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做得太少。其次，透过历史认识国际体系的演变规律，如西方学者提出的霸权更替规律，格局转换时期国际社会动荡频繁的规律，挑战主角往往成不了霸主的规律（历史上法国对哈布斯堡的挑战，德国对英国的挑战，某种程度上对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也可作如此理解）等。最后，规律的研究，一种假设是历史会重演，另一种假设认为历史是直线单向行进，我们的第三个角度是研究国际体系新的发展趋势及其后果，如全球化，相互依存，非国家行为体队伍的壮大及其对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基本行为主体的地位的挑战等，对这些现象的深入研究，会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国际政治景观与以往大不一样。
第五，新时期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对主权形成挑战，而国内政治，经常会以各种方式和途径，不受主权者控制地向国际政治输送信息，从国际政治中汲取资源和支持，这是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特点。虽然国内外对主权在新时期是削弱还是强化，还存在争论，但它必须对历史条件的变化作出适应性反应和调整，是无可争议的。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关系里，包含很多课题，如人权与主权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分裂国家的重新统一问题等。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主要存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有可能成为今后国际紧张的重要根源之一，这一点在人权问题上已经显示出来了。
第六，对全球化、区域化、本土化（或分散化、碎片化、非中心化等）三大趋势的研究。全球化是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世界越来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市场而出现的，经济力量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却决定了政治的发展步伐不可能适应经济要求，因此，我们急需研究以民族国家林立为标志的多元政治格局和以市场越来越统一为标志的一元化经济格局之间的张力问题。在多元政治格局中，民族主义是一个核心问题，它既是民族国家整合认同的纽带，在适当程度上是综合国力的一个无形的构成因素；同时，不加控制的、过激的民族主义又会产生一定破坏性。在一元化的经济格局中，全球化是一种可利用的力量，也会是一种带来灾难的祸根，东南亚的迅速崛起及近来在金融危机中又急剧败退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化的两面性。
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已成共识，西欧、北美、亚太，甚至南美、南亚、非洲各地区，都是如此。但对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还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一种认为区域化是对全球化的补充，或是全球化的中间阶梯；另一种认为区域化是对竞争全球化的反应（因为中小国家在全球性竞争中不享有大国的资源、市场、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它们之间结成区域集团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是由历史、文化、自然等因素相互联系比较密切的国家间采取对外共同立场、政策、对策，以提高自己竞争能力和竞争地位的举措，区域化会阻碍全球化。这种认识的不一致是由于对区域化本质上是内闭性还是开放性的不同判断形成的，从国际事实来看，这两种性质同时都有，如亚太经济区域的开放性相对较明显，而欧盟则在许多方面具有内闭性特征。
本土化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潮流的一种相反趋势，是国家内某一地区的人们想要改变对国家的认同，自己确立或向别的权威转移认同对象的一种举动；另外，本土化也指某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有时是相当激烈的反应。如果对这种趋势认识不足，处理不当，也会导致国内、国际的紧张。
上述三种趋势的运行轨迹并不一致，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它们是互相矛盾的，但客观上它们又都是同时存在的。我国同样要同时面对这三种趋势的挑战。
第七，其他相关学科的插入研究，在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也会成为一种趋势。如物理学对核扩散和核裁军问题的研究，农业专家参与世界粮食危机的讨论，等。
第八，对全球、区域安全问题和安全机制建设的研究。冷战后，国际体系大体上实现和平转换，为新秩序的建立，安全问题无疑占有极重要地位。
最后，自然是要加强对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国际战略、国际秩序主张、国家利益、周边关系，以及中国对世界的秩序、文化、制度、模式贡献等。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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