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时候，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首先关注的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总体走向。
戊戌变法的一百年，恰是中国新史学发生、发展和逐步升华的一百年。所以，戊戌变法史研究的起伏和递进，和中国新史学百年间的三次大的转型密切联系在一起。
19世纪、20世纪交替的30年间，由于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推进，封建的旧史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则风云突起，日益为学术界所推崇。梁启超、胡适等人，作为新史学的旗手，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使新史学理论化、规范化。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旧史学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为改变这种状况，资产阶级的新史学要讲述人群进化及其规律；研究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给现实以科学的启迪。这种新的史学思潮，一扫封建史学只讲王朝兴替的沉闷习气，在学术界吹起了一股和煦的春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就在这种特定的学术氛围中起步了。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传》，张同光编有《戊戌政变》，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以及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都较深入、全面地评述了戊戌变法发生的背景、过程、思想文化主张、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变法失败的原因。他们基本从进化史观出发，讲述变法的兴衰，评论这次事变的功过是非。但是，认真分析起来，这些著作大体以进化论制约下的英雄史观去图解戊戌变法。他们将变法的命运放在了帝后党争、康梁维新派，尤其是光绪帝的身上了。肖一山认定变法的失败在于“光绪帝之怯懦，无权无勇”；陈恭禄则批评康梁“无政治上之经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一连13处谈到了光绪帝的无权。在这些人的眼里，似乎光绪有权、康梁善于斗争，戊戌变法就可以成功了。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历史幻想，并没有触及到历史的本质。可见资产阶级的新史学较封建的旧史学虽大有进步，但欠缺之处亦不少。
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进入了第二次转型，这就是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导的革命史观的涌现。这种史观与进化论的英雄史观不同，把几千年的文明史看作一部阶级斗争史，将近百年的中国事变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切变革都是这种民主革命的进程，戊戌变法自然成了这个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种新史学思潮的指导下，特别是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史学研究一度走向繁荣，戊戌变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是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史料专书；二是编著了一批关于戊戌变法史的专著，如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等；三是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尤其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思想家的研究颇为深入；四是在1958年于北京召开了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研讨会，吴玉章、范文谰、邵循正、刘大年、戴逸等有影响的史学家发表了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综合那时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观点是：1.肯定戊戌变法反封建的爱国性质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意义，并列为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进步事件；2.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反面证明中国只能走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3.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康梁等人不能发动人民群众，也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到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戊戌变法的评述也越来越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了。这里不妨抄录一段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2年出版的一本《戊戌变法》小书中的论述：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改良运动的产生，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社会矛盾，本质上是反动的。改良主义者鼓吹改良，又害怕群众运动，这是他们不可救药的顽症。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顽固反动势力。……这就使他们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去推行新政，到愿意接受维新变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去寻找力量——想凭借这样的一种力量，依靠极少数人的努力，去完成革新社会政治的艰苦事业，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
这种“大批判”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说明中国史学研究已进入了死胡同，如果不进行大的变革则难以向前发展。值得庆幸的是，在1978年后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界焕发了勃勃生机，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完成了百年以来的第三次转型。这就是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超越了单一的革命史观的框框，以现代化的全新观念去回观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尤其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变动作为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轨的过程，形成了所谓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史观。新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新的思维方式使戊戌变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学术观点自由开放。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性质，改良主义的定位，失败的原因，光绪帝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评价等都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有的学者还提出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看问题，戊戌变法是一场革命。也有的提出戊戌变法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能一言断定改良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这些看法引起了大家的热烈争论，学术争鸣颇为活跃。2.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近20年来的戊戌变法研究基本突破了仅着眼于政治史的旧框框，不少人触及到了文化史和社会史各个领域，如戊戌变法的文化启蒙、教育变革、哲学更新、文学改良，以及派系结构分析、维新派内部组成、主要人物的家庭背景、与外国友人的关系等，都有人在认真研究。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学术成果自然就丰厚了。3.史料整理日益加强。近年来关于戊戌变法的档案整理、报刊汇集、日记、文集、文献的分类选编颇有进展。仅文集而言，既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这样的重要人物文集的系统整理，又有毕永年、汪康年、唐才常、刘光弟等一般人物文集的编辑，还翻译了不少外文资料。这无疑为戊戌变法的研究作了最重要的基础工作。4.有关专著接连问世。80年代以来有关戊戌变法的专著近20部。涉及整体的历史叙述，如《维新运动史》、《戊戌变法史》、《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等；人物传记，如《康有为大传》、《梁启超传》、《翁同龢传》、《光绪帝传》等；史实考订，如《戊戌变法奏议研究》等；还有《戊戌思潮纵横谈》等，著述颇多。5.学术讨论十分活跃。1983年、1988年、1993年，在广东的南海和新会召开了三次大型的戊戌变法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还召开过一些小型的学术会议，大大活跃了学术空气，推进了戊戌变法的研究。总之，近20年的戊戌变法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由此也引起人们对两个重要问题的思
考，即在近代化史观的导引下如何给戊戌变法以科学的总体定位；戊戌变法的研究如何深入。
二
史观的不同，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定位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在革命史观的制约下，一些好心的史学工作者为了肯定戊戌变法爱国救亡的进步意义，就千方百计让其向革命靠近。以往在记述中国近代史时，习惯上认为有三大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里的第一和第三次革命高潮且不作评论，而将戊戌变法作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是难以顺理成章的。因为戊戌变法并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种以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也有的史学工作者，出于肯定戊戌变法的良好愿望，认定戊戌变法就是一场革命。1982年前后，《光明日报》和《华南师院学报》先后有人著文，称戊戌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也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要用新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代替旧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君主立宪代替封建的专治统治，这是资产阶级的一次夺权尝试，是一场社会革命。这显然将和平改革也列入了革命范畴，与习惯上所称的武装革命混为一谈了。其实，这都是单纯革命史观指导下的一种误区。
平心而论，改良，或曰改革、变法、维新（笔者认为这些词汇无本质区别）也是社会赢得进步的一种手段，不应将改革与革命对立起来。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楚地发现，和平改革与武装革命是社会演进，尤其是政治变革的两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恰如鸟之有双翼，车之有两轮，缺一则难以行进。通常情况下，如果有开明而富有远见卓识的当权者可以顺应时代潮流而进行改良或变法，则是最受人民欢迎又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最佳改革社会的方案；而武装斗争则是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一切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解救社会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最后的方法。但在以往的中外历史进程中，开明的当权者总是少数，矢志去改革者更屈指可数，因而武装的革命斗争则较和平的改良在赢得社会进步方面就广泛得多。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集权极为发达又延续时间相当长的古老的社会中，和平改良的成功十分少见，武装斗争则变为推翻旧政权的主要方法。“一治一乱”、“马上夺天下”成了许多政治家的共识。特别在近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和平改良几乎无用武之地，无情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武装斗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方法。人们歌颂革命，肯定武装斗争，将戊戌变法往革命方面拉，甚至批判改良主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随着历史脚步的推进，尤其是近20年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成功的社会实践，再去反观历史，就应该超越革命史观，给改革或改良以历史的客观的肯定，给戊戌变法运动以科学的定位，用不着将戊戌变法这样的一场地道的改良主义运动硬往革命上拉。
近代化或曰现代化，从广义上讲，就是将传统的农业文明转换为现代的工业文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历的就是一个由旧式的中世纪向现代的新文明转型的复杂而漫长的社会变迁。这种转型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革命、制度更换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诚如李文海在《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的序言中所讲的：“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的产物。”用近代化史观去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以近代化史观给戊戌变法以总体定位，既不会在改良与革命上纠缠不清，也大体能摆正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畸形的近代化。就是说它不是中国社会母体自身运作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将西方的现代化嫁接到中国来的。在这种嫁接过程中，习惯上将洋务运动称之为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即有限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使传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某种分解，出现了近代的工业和与之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戊戌变法则是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升华，要求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进行全面变革，用君主立宪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去改革封建的旧文化。辛亥革命则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宣传了三民主义，带来了思想解放，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新的社会观念。这就是从近代化史观出发，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近代化的三个重要阶段。这种描述，是不是将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给贬低了呢？其实没有。在近代化运动中，农民的斗争从来都是附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毛泽东对此曾做过多方面的论述。那种将农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比资产阶级的进步运动还高的观点，显然不是用近代化史观去分析问题。实际上，太平天国的重要意义是从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太平天国削弱了清廷的专制统治，迫使清廷去“借法自强”；太平天国加强了与西方的文化联系，产生了《资政新篇》这样的学习西方的重要纲领；太平天国使地方督抚权力上升，客观上为那些洋务大员办洋务提供了条件；清廷的洋务大员也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认识了办洋务的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太平天国虽不是直接推动，但间接的作用非常大。义和团运动也是一样。表面看，义和团是武装斗争，戊戌变法是和平改良，相互对立，没什么联系。但实际上，义和团运动使康有为、梁启超未实现的改革愿望出现了转机。因为慈禧太后出于一己私利去利用义和团之后，以八国联军入侵的悲惨结局而告终，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清廷彻底垮掉了，其内部的守旧势力也毫无力量可言，清廷要想苟延残喘，只有实行他们镇压了的康梁改革派的办法，即变法图强。于是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实际是实行“百日维新”时的一些改革方案。1901年后的新政，有些改革较戊戌变法还扩大了。例如康梁只主张废八股，1905年则将科举制度彻底废除了。义和团运动是1901年新政出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在客观上使戊戌君子们的变法主张成为现实。从这个角度讲，义和团和太平天国革命，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历史事变的连接，并非都是正面的、直观的，很多时候是反面的、曲折的。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超越革命史观，按照近代化史观给戊戌变法定位，它则是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化三个相互递进的事变中间的一个，起着承先启后的功用。
三
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如何深入，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学术研究的深入要具备许多先决条件。繁荣明媚的学术春天的到来是很多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即使社会的大环境出现了，学术界本身还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理论、资料、学术队伍、学风等多方面的因素。这里仅从近代史学术界的现状去谈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当前戊戌变法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一是要更新理论；二是要转换视角。
对学术研究来讲，理论的更新具有关键的意义，但更新理论特别困难。人们天天喊创新，而真正创新者百无一二。就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讲，最重要的是系统、完善、规范前面谈到的近代化理论，或曰现代化理论。如果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那么近代化史观必须解决社会转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近年来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甚多，但系统论述社会转型理论者较少。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行为规范、风俗道德等许多方面，也涉及发展、改革、革命、社会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戊戌变法，放在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整个过程中去研究，仅仅研究其社会背景、变法过程、主要人物的思想、失败原因、历史意义等就不够了，必须从整体的社会建构中去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诸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官僚队伍及其结构和政治倾向的分析、改良派的队伍及其素质的考察、文化启蒙及范围的研究、资本主义新经济发展程度的解析、各阶层生活水准的解剖、社会对改革承受力的分析、改革运作方式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说综合研究改革的社会历史土壤，这种土壤能否承受社会的改革，一时改革起来能迈出多大的步伐。就如给人治病一样，没有前期的一系列化验、诊断，就无法对症下药。以往我们从革命史观出发，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去论述变法的过程和成败得失，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如果从社会转型去着眼，则研究的问题更多，也更有意义。
关于研究的视角，表面看是一个切入点问题，实际上会对全局发生影响。因而，有了合乎历史真实的新视角，学术成果就焕然一新了。长期以来，在戊戌变法的研究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众多的论著都在探讨变法失败的原因，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可否增强一点逆向思维，去认真研究一下戊戌变法具备何种条件才能成功，改良或曰改革在什么情况下在中国才能走得通。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改革运动，其中宝贵的经验不仅是失败的一面，也应从中去探求争取成功的教训和条件。如果这种逆向思维可行的话，肯定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会出现一批新成果。再如，我们研究改革史或改良主义运动史，特别注重讲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似乎只要改革派“斗”倒了守旧派，改革就能成功。其实并非如此。即使如人们想象的，戊戌变法时的改革派战胜了守旧派，变法也不一定能成功。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改革太复杂了，是多种因素相碰撞和运作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比革命也不易。诚如梁启超所一再讲的，变了甲，又要变乙；变了乙，还须变丙；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问题，改革就无法进行。所以，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夸大，或者仅以斗争的思维去研究戊戌变法是不全面的。而且，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谐、团结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只研究斗争，不探讨和谐，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戊戌变法在运用和谐、团结、争取中间力量方面留下的宝贵教训非常值得研究。例如洋务派作为戊戌变法时期的一个中间势力，其倒向会直接影响变法的结局。康梁对此显然注意不够。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和合、和谐在一定时期比斗争还重要。这种新的社角不仅要导入戊戌变法的研究，而且应在史学界广泛运用。历史的真实是在不断转换研究视角中再现的，历史的真理更是在新的视角下呈现新的重复。还是爱因斯坦的话深刻：“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全新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用于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爱因斯坦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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