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交往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的交往概念
社会交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尤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由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与生产力、分工、生产方式、实践等重要范畴直接相关，又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密不可分；并且，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两条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都与马克思对社会交往概念的理解有着内在联系。所以说，社会交往理论本身就构成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交往理论在20世纪愈来愈成为一门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渗透力的学科，成为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的一门边缘性和交叉性学科，并成为各门科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交往理论不仅作为一门理论科学，对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大众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着巨大影响，而且愈来愈成为一门实践科学，被直接应用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传播技术学等科技领域，从而对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活与国际关系等产生重要作用。并且，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如新闻出版、电台、电视、光纤通讯、卫星传播等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强有力的影响和重大改进，也把交往问题的研究这一理论和现实课题推至我们面前，促使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此相关，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马克思关于社会交往的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交往概念的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社会交往概念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它被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述得最为充分的，当属1845年9月至1846年初夏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其主要含义是从人类种族发展的意义上讨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现象，强调交往概念与社会关系系统的密不可分。通过历史上交往形式的变迁。揭示出导致这种变迁的社会根源——即生产力、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从而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特有的交往现象的一般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的社会交往概念，包含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内部交往（民族内）和外部交往（民族间），地域性交往和世界性交往，个体性交往与普遍交往等一系列交往。其中，最根本的是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交往即物质交往，它构成了其他一切交往的基础，因而在全部交往活动中具有中心意义。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中，交往（Verkehr）概念与交往形式（Verkehrsform）、交往方式（Verkehrsweise）及交往关系（Verkehrshatnisse）等生产关系范畴是内在统一的。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把交往与生产力、交往与分工、交往与社会形态及社会发展、交往与共产主义等联系起来考察，并通过对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在人类社会发展这一广阔的历史过程中，运用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辩证方法，论证了社会交往概念的一般本质含义及其与人类社会活动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关系，揭示了交往形式的发展与社会形式的发展的同步性，指明了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交往形态。在这里，交往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个体间、民族间、地域间，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交往；交往主体不再是一种偶然的存在，而成为普遍的、历史性的存在；交往关系也不再是强制性的、不平等的，而成为一种自由、平等的关系；交往本身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属人的目的。在这里，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条件，普遍的世界性历史由此真正开始。
下面我们将对马克思的交往概念的社会性、实践性、物质性及历史性分别予以讨论；最后，我们还将对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当代西方交往理论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二、交往的社会性
交往既是一种关系性范畴，也是一种活动性范畴。作为前者，它从横向方面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后者，它从纵向方面说明了这种社会联系是在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形成发展的。上述两个方面共同展示了交往在现实社会过程中的基本特性即社会性和实践性，并从最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交往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同样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交往理论的一条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理解交往的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交往的社会性，是静态地或横向地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关性、联系性和相互依存性，诸如人与他人在物质上、情感上、观念上及语言上的勾通与交流。交往的实践性是动态地或纵向地反映人以自身、他人、自然及社会为改造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诸如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科学实践等。交往的社会性侧重于人与人之间或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交往的实践性则突出了人与对象的关系或主观见诸于客观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划分只是理论意义上的，是出于研究、论述的便利。在现实生活中，交往的二重性是不可分割的，即交往的社会性本身就是实践的，而交往的实践性亦是社会意义上的。在交往中，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所进行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联系或交互作用，本身就是一种以实践对象为中介的活动；而在实践活动中，人对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对象性改造，同样需要借助于人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才得以进行。因此，交往的二重性是同一交往过程展现的两个视面。在交往中，人的社会关系所指向的，亦即人的实践活动所触及的；而人的实践活动所指向的，亦为人的社会关系所涵盖。
交往作为一种关系范畴，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内在相关性，反映了人类在其自身的演进、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进行的物质、语言、情感、观念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因而逻辑地包含了社会性于自身之中。众所周知，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经过漫长进化逐步生成的生物有机体，没有个体的这种生物有机体作为表达思想语言的物质媒介，没有同其他人互相沟通、理解的物质手段，也就不可能有人的任何活动。人与其他生物有机体的区别就在于人的生存方式，在于人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须用一定的方式进行这种生产，人类的自我认识、发展与完善只能在这种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中才能完成。因此，根本问题不仅在于这种生产是人的性质生活的生产，而且在于这种生产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所以，马克思说：“社会性质是整个生产活动的一般性质。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内容和存在方式，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只有在社会中，人与自然才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122页）并且，“无论直接交往或间接交往，人都是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122页）在交往活动中，主体创造社会，社会又制约主体、产生主体、交往是主体社会关系系统的实现，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必须通过个体间的直接交往表现出来，并往个体即社会关系的创造者。并且，社会对主体及其活动的制约作用是通过社会关系实现的，即个体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交往作为人的本质活动，使人区别于动物，赋予了人以一种本质属性。所谓交往，意指人的一种关系，动物虽然也与外界有联系，但没有关系，“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交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唯有在人与人之间才发生交往，才存在关系；动物只能在低级水平上为维系生存需要而发生某种信息交流，在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存在的。因此，凡有“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亦为“我”这一活动主体而设置的，“个人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不是他们的相互关系”，亦即他们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是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马克思还认为，人的共同活动和共同享受是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中表现出来并得到确证的。马克思所强调的是交往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与人的社会本质是相统一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彼此间必然要发生多层面、多向度的社会交往，以达到对生存环境的改造和自身的发展；同时，人也在交往中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按马克思的理解，交往的社会性主要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密切相关的，并且，存在于这三种生产关系中人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中，人类生产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交往的社会性，包括交往根源上的社会性和交往过程中的社会性。
就前者而言，决定人的行为的内在积极性根源在于人对物质、情感、信息等方面的需要，而需要的满足又以人与其环境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必要条件，交往是一种真正的人类机能，是个体企求成为社会成员的心理需要。马克思曾从人的本质属性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交往的需要，认为这种需要是人类独有的真正需要。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以及与他人联系的需要，使人不仅必须了解、把握他人的信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且必须让他人了解自己的需要，以藉他人的活动来补充自身活动的不足和欠缺，与他人共同构建社会世界。这种社会性需要是生活于任何时代、任何文化背景中的人所必然具有的一种普遍性和社会性需要，一种社会认同意识。社会心理学也进一步证明，交往的需要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需要，一种精神性需要。它的实验性研究结果表明，个人一旦脱离他人、群体和社会、无论其心理方式还是行为方式均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危及其生存。当人在生产实践中通过对象性活动，把自然物和自然力改造成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形式时，人的需要表现为社会对自然的关系，换言之，人不仅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还须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以使这种相互作用得以进行。
从后一方面讲，并往作为主体的生存方式，既是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形式。因为，在通常条件下，人与其周围物质世界的关系，总是通过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中介的，即总是以生产者借以相互交换其活动和共同参与活动的社会形式（交往方式）为基本条件的。因而，任何生产活动总是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统一。交往不仅是生产活动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形式，而且从这种活动的结果对人的意义和价值来看，还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蕴涵着人对自然的价值关系，而这种价值关系又是以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为中介的。人对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交往方式。
三、交往的实践性
如前所述，交往的进行是以人的社会关系为条件的，但社会关系系统的实现，也是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过程中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活动中实现的。因此，交往不是静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动态地表现为主体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种互动过程，人实现其在物质、能力、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换和交流，从而形成协同活动的形式和复杂的文化或价值方面的规范，乃至社会生活中的运行机制和结构，诸如经济结构、语言结构等等。
交往意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而这种关联并非一成不变，它处于一种历史过程当中，与实践活动密不可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交往本质上是实践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交往活动产生自己的世界、改变自身的环境，同时作为自己活动的结果被产生、被改造。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变化得以完成，并且，这种变化还得以机构化和制度化，而机构与制度反过来又成为交往得以继续的物化结构。因此，交往作为一种实践，既完成转变，具有运动性；又形成某些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积淀物，具有相对稳定性。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交往形式与内容的变化同时也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迁。
交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往主体无论选择何种活动，首先都要生产自己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人们首先必须从事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活动是在活动者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中进行的。于是，维持这种共同生活、共同活动的多重社会结构逐步形成，包括家庭和亲缘结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在交往过程中逐渐固定下来的语言结构等。这些不同层次的结构实际是客体化了的实践活动。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结构的存在先于交往个体，这就是说，任何人均生活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其制约和影响。社会结构一方面由人在交往实践中产生，从而获得一种社会存在状态，另一方面，又在交往的延续和发展中得到改造和更替。总之，交往实践是人作为创造性生命机体的确证。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理解社会、整个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意识生成过程了解人自身。
通常，广义的社会交往意味着人们在物质、思想、情感、信息等诸多方面的交换、交流、沟通活动，而这些又都属于实践的范畴。马克思在谈到实践时，经常特指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较为宽泛的理解是指人们改造自然、社会及人自身过程中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毛泽东曾把实践概括为三种形式：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这些也同样包涵在交往的范畴中。那么，同是主体活动的交往与实践存在何种关系呢？
需要指出的，这里所说的实践不是通常所言与理论相对应的东西，或某种科学、技术方面的事情。亚里士多德曾把实践看作人的一般的生命活动，它存在于人的行动与固定化之间。实践既相关于生活的动力，也相关于生活的目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命活动，即“自由选择”的生活，亦即人的“实践智慧”。这种意义上的实践相关于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尤其相关于人的善的、政治的和自由的生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谈论的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实践，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包容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践概念的含义。
在这一意义理解的实践，就其外延而言，与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是一致的。换言之，人类有多少种实践活动，也就有多少种交往活动；实践和交往这两个概念可以用来指称和涵盖人类生命活动的全部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交往与实践是两个意义完全相同的范畴，它们之间的不同表现在外延相同的情况下，又各具特点，各有侧重。如果说实践结构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那么交往结构则是以“主－主”模式出现的。前者突出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后者强调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或者说，实践是一种关系中的活动，而交往是一种活动中的关系。实践侧重处于社会关系系统中的人在改造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交往侧重于人在改造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语言、信息、情感、物质等方面的交流、沟通与交换。实践以主体间的交往为中介，而交往以主体的实践为中介。二者本质上是彼此交融、渗透，即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只是在现代社会交往理论中，语言及信息传播在交往过程中的意义被日益突出而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这一点恰是实践理论所缺少的。交往与实践的差异在这里表现得较为明显。
四、交往的物质性
马克思所谈论的交往，从范围上看，包括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内部（民族内）交往与外部（民族间）交往，个人交往与普遍交往，地域交往与世界交往；从内容上，我们还可以把它划分为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军事交往等。但从方法论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把物质生产活动看成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出发来分析社会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形式和阶段。因此，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物质交往是基础性的、本原性的，它决定了其他一切交往活动及其形式。
马克思通过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的方法，论证了物质交往的基础性含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较详细的论述。例如，马克思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由此，人们在生产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马克思把这种生产方式理解为“一定的活动方式”、“生活的一定形式”、或“一定的生活方式”。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就表现为双重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亦即物质生产活动中许多个人的合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类还有精神生产，但精神生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以及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表现为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揭示了在历史的发展中，物质生产是第一性的，物质生产是以个人间的物质交往为前提的，而物质交往的方式又是由物质生产本身决定的。现实的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方式，构成了整个历史的基础。
五、交往的历史性
物质生产以及物质生产中形成的交往方式不仅构成历史的基础，它们本身也是同历史发展及一定的社会形式相联系的。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所以，始终必须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并且，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的关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呈现出“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并且“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因此，交往的历史性在宏观上表现为交往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系统的实现，是与人类历史发展同步的，它由生产和需要的水平决定，并随之改变形式和丰富内容，正是交往形式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类历史的进步。从微观上看，交往作为个体间的直接接触，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的存在方式。随着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人际间交往的范围、手段、环节等都将从狭隘、单一、低层次走向广泛、复杂和更高层次。正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一样，交往形式的演进同样表现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根据交往方式的不同性质，我们试将上述过程划分为如下阶段，即动物联系体时期，自然共同体时期，社会共同体时期和世界共同体时期。
动物联系体存在于人类的史前阶段。此阶段中，人同自然的狭隘关系限定了人同人彼此间的关系。这时的社会生活本身带有同样动物性质，唯一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意识代替了本能。
自然共同体时期相当于人类早期的氏族公社时期、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它包括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三种所有制形式。在氏族公社时期，劳动产品依据习惯或需要分配，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品交换机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联系只局限于公社内部的性关系交往、血缘关系交往，至多还有部落间作为谋生技巧或自然崇拜等物质的、文化的交换、交流关系。这种交往的单性是由氏族公社的自然经济体制的封闭性决定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是由自然分工决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囿于狭小、固定的模式中，即主要存在于直接的、自然产品的、物的交换上。此外，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等级制也加深了这种交往的狭隘性和单一性。此阶段的交往本质属于一种自然的交往。
社会共同体时期相当于资本主义时期，即马克思称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市民社会”。在此阶段中，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机器生产把人们从狭隘封闭的自然联系中解脱出来，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场所。人们的劳动产品只有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才能取得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对它的占有。于是，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以往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被消灭。然而，此时的交往并非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共同体的交往。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首次创造了世界历史，使国际间的交往日趋频繁，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占有制和分工的固定化，以及个人利益与所有参与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的矛盾，使得这时的社会交往共同体只是一种把公众利益变为虚幻的国家利益的共同体形式。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异化的、与人对立的统治力量。
世界共同体时期相当于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普遍的世界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与此相关的是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以及由竞争而导致的世界市场的存在。由于这些前提条件的存在，“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此时，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对抗的、压迫的关系变成自由的、平等的关系；社会不再是一种束缚人的盲目力量，而成为一种与人的个性相吻合的自觉力量。并且，以交往为中介的人与物的关系，不再是异化的关系，即物是人自我确证、自我认识的手段和工具，是人表现自己本质、外化内在精神品格的手段。这时，人类社会才由社会共同体时期进入普遍的世界共同体时期，交往才能成为世界共同体的交往。
六、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当代西方交往理论
尽管马克思所用的交往概念是Verkehr，而不是Kommunikation，但它与当代西方交往理论所讨论的Communication仍有某些相同的含义。首先，交往概念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关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思想观念、语言符号、情感、价值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其次，交往离不开言，语言是交往活动成为可能的中介，是一种实践性、物质性、符号性和历史性存在。再次，交往与生产工具、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等历史积淀物不可分割。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塑造了人。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构成了交往活动的情境条件。只有在一种历史性思维中，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交往活动。最后，交往是与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随着交往工具的发展，人类交往范围愈来愈广阔，社会交往形式和人类自身也得以同步发展。上述四个方面是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当代西方交往理论所共同承认和强调的。
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历史唯物论的，而后者是历史唯心论的。正是由于这种基本哲学立场的不同，导致了它们考察交往活动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别。第二，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注重交往的现实的历史形态的研究，突出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一切社会关系；而当代西方交往理论由于历史唯心论立场的局限性，注重的是交往的逻辑的理想形态的研究。这种形态的交往只是理想的“应当”，而非经验的“存在”，突出的是人与人之间在思想观念、语言符号、道德价值等精神方面的关系。第三，在人类所有交往活动和形式中，马克思把物质交往看作第一性和基础性的，“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而当代西方交往理论则常常把交往活动（过程）中的语言符号和思想观念的因素看成是第一性的，甚至把语言视为交往活动的唯一形式，没有看到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作用。第四，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交往关系为依据，揭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交往所具有的不平等性、差异性和强制性；而当代西方交往理论从理想的逻辑形态出发，以语言符号交往为核心，强调了交往关系的平等性、同一性和对话性，没有看到现实社会中，交往双方由于各自社会地位、角色身份的不同而造成的交往中的强制性、奴役性。第五，马克思认为，理想的交往形态即普遍的交往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的更替，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有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而当代西方交往理论只是从一种价值或论理观念出发，通过对交往中语言符号结构的分析，来引伸人的自由、平等；把一种伦理和法律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寄希望于理想的语言交往形式。如哈贝马斯即持这一观点。对于这种观点的局限性，连有的西方哲学家如罗蒂都认识到，这样一种不受任何东西制约的语言交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在交往理论的研究中，应以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分析、研究、批判当代西方交往理论，吸取其合理的方面，丰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