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文论文,源头论文,骨刻文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5年春天始，笔者根据考古工作者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资料，同时根据自己对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许多古文化遗址的调查，以及对全国几十位收藏爱好者所藏相关资料进行认真观察分析和综合研究，发现和认定这些骨头上的刻划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刻划的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并将其定名为“骨刻文”。其主要流行的时间距今约4600年－3300年，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
一、骨刻文和甲骨文年代前后衔接
科学断定骨刻文年代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2005年春天，笔者鉴定济南文物爱好者所藏刻字骨头时，认定是史前的中国早期文字。2007年7月，笔者认定昌乐收藏的一批刻字骨头是骨刻文时，曾根据考古类型学器物类比法和出土骨刻文遗址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推断骨刻文年代的七个根据：第一，根据同出典型器年代和刻字骨头的石化程度；第二，考虑到这批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与商代甲骨文之间；第三，许多凤鸟纹与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凤鸟形佩很近似，有一些近似微刻文字，与同时期良渚文化玉器微线雕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这批骨刻文的刻划技法和字的造型特点均和西安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骨头上的刻字类同；第五，也考虑到有刻字的象骨，大象在该地区生存时间较长，直到商代初期才逐渐南移；第六，这批骨刻文主要出土的昌乐袁家庄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第七，这批刻字是用石质工具硬刻划的，与安阳甲骨文用金属刀刻俨然有别。经过这样综合分析，当时笔者“认为这批刻字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500年－40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①。
2008年以后，笔者在重点调查济南至潍坊一带古文化遗址时经常采集到骨刻文，还两次分别在寿光圣城遗址和昌乐任家河遗址龙山文化灰坑中直接采集到几件骨刻文。并发现三种情况值得重视：一是调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及商代遗址时才会发现这种骨刻文；二是一般小遗址不见，多发现在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遗址中，有的遗址已被确认是早期城址；三是发现骨刻文的遗址并不是全部遗址上都发现骨刻文，而是只在生活区边长一百米或二百米范围内才发现。这说明骨刻文虽主要流行在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开始产生并使用，一直延续到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
目前所掌握的骨刻文资料真正有年代可考、或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或有直接科学类比年代的很少。主要有以下几处：其一，2009年笔者在山东寿光圣城遗址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采集的“寿骨60”骨刻文，2010年1月7日笔者将其送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检测结果为3363±24BP，树轮校正年代为1690BC(68.2％)1625BC，距今约3700年②。其二，2011年笔者带学生在昌乐任家河遗址龙山文化灰坑中采集到两件骨刻文。其三，采集于济南章丘冯家遗址的“龙骨1”，与1984年发掘大辛庄遗址时在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地层中出土的一部分鹿肩胛骨相同，“龙骨1”出土地点距大辛庄遗址仅有20公里，同样应属商代中期或商代晚期前段的作品③。其四，自1953年以来，发掘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城址时不断出土刻字的骨头④。其五，1985年、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安花楼子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地层中挖出12件刻字骨头⑤。其六，1996年至1997年淄博市文物局等单位联合发掘的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出土两件刻字骨头⑥。
我们主要以年代较为清楚的以上六处骨刻文为基础，再对其他骨刻文进行类比分析，笔者进一步认为骨刻文流行的年代约在距今4600年－3300年之间，其使用年代的下限和甲骨文直接衔接。如果从山东地区讲，骨刻文先后经过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的早中期。其中很重要的“寿骨60”检测结果虽不能全面证明骨刻文年代历史，但它已处在推断年代的中间，为推断骨刻文年代距今4600年－3300年奠定了科学基础。
目前发现商代甲骨文的地点主要是安阳小屯和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济南大辛庄甲骨文出土在商代晚期地层中⑦，安阳小屯出土甲骨文一般认为是在盘庚迁殷至纣王270多年的时间内。甲骨文如始自盘庚时期，大约距今3300年左右，与骨刻文年代的下限衔接密切。
二、骨刻文和甲骨文都以骨头为载体
目前，笔者已观察分析过近2000件骨刻文，所用骨头以牛骨、猪骨和人骨为主。牛骨多用腿骨、肋骨和肩胛骨，猪骨多用腿骨、肋骨和下颌骨，人骨多用肢骨、肋骨。其次是鹿骨、羊骨和狗骨，这三种骨头常见腿骨、肋骨和肩胛骨。另外还发现象牙、虎骨和鸟骨，虎骨和鸟骨多是腿骨。几乎没有取舍，所有的骨头都可以用以刻划。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的骨刻文刻划前多不作处理和修饰，龙山文化后期至商代的骨刻文作修饰的逐渐多起来，多是对动物腿骨和肋骨及人的肢骨和肋骨的两头修理整齐。有些动物腿骨和人肢骨及动物肩胛骨的上半部，利用原骨头缝隙薄处钻孔，可能用来系挂在人身上。辽河流域的骨刻文，其年代在小河沿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骨刻文多制作成带短柄箭头和长条形状，有的制作成骨刀或骨锥形状。
甲骨文虽仍用很多的牛、马、羊、猪、狗、鹿、虎等腿骨和肋骨，但最常用的是龟腹甲骨版和动物的肩胛骨。龟腹甲骨版用量很大，而且龟多产自南方。根据卜辞记载，商代所用的卜骨主要是靠诸侯国进贡而来。胡厚宣曾对这方面的情况有论述：“殷代卜用之龟，由甲骨文之数量及记龟甲来源之刻辞推之，至少当在万数以上。而由卜辞每言‘有来自南氏龟’、‘龟南氏’、‘西龟’、‘自西’，知殷代之卜龟，盖由南方、西方之长江流域而来，尤以来自南方者为多。”⑧甲骨文所用骨料在凿钻之前需细心修正，这是同骨刻文的区别之一。马如森对这一问题作过细致的描述：杀龟切割下腹甲骨版后，“腹甲要锯去甲桥边缘突出的部分，使之成为弧形。它的正反两面骨的表皮以及有鳞片之处，都要进行刮磨，有的地方高低不平，要进行错磨，使龟版面平光泽”。“肩胛骨的整治，要锯除骨脊(柱脊)和骨扇前缘的软骨。骨臼部分要经过修整。骨扇无骨脊之面为正面，有骨脊之面为反面。在骨版的正、反两面都要进行错磨，使版面平润。”⑨
骨刻文和甲骨文所用骨头在刻字之前，从拿来即用，到部分修整，再到辽河流域的制作成工具和武器状，最后甲骨文规范为主要用修整精致的肩胛骨和龟腹甲骨版，而且龟都是南方进贡的，这是一个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说明骨刻文和甲骨文源流传承关系非常密切。
三、骨刻文后期的凿灼占卜刻辞为甲骨文继承
目前所见骨刻文，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在骨头上或略加修饰后刻字，2010年在清理寿光市圣城古文化遗址龙山文化灰坑时也清理出一块残损的经过刻凿的骨头，遗憾的是上面没有字。出自济南市章丘龙山镇冯家遗址的“龙骨1”是一块鹿的肩胛骨，是较为少见的骨刻文⑩。其正面上部排列着五个刻凿的横长方形槽，还看不出甲骨文卜骨凿后再钻的痕迹，只凿不钻，这是“龙骨1”和甲骨文卜骨的差别。“龙骨1”刻凿的五个横长方形槽的上部两个槽内底有明显烧灼痕。肩胛骨下部虽残缺，仍残存十个刻划文字符号。在骨头上凿槽烧灼的占卜祭祀活动，起源可能更早一些，但占卜祭祀之后把占卜祭祀的内容和结果用文字刻划在同一块骨头上，“龙骨1”应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实物，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与龙骨1近似的是经过刻凿并经烧灼的动物肩胛骨。1984年发掘大辛庄遗址时，在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地层中出土的一些卜骨，无龟甲骨，主要有鹿、羊、猪、牛等肩胛骨。卜骨多砍削臼骨凸起角棱，砍削骨脊，多作圆坑凿，分布密集，无规则，与“龙骨1”的刻凿类同(11)。前面已经说过，“龙骨1”出土地点距大辛庄遗址仅20公里，两者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骨刻文不但用于记事，同时也用于宗教祭祀。后期用于宗教祭祀的可能逐渐增多，也出现了凿槽烧灼占卜刻字现象，这种做法和用途直接为甲骨文所继承。
甲骨文在烧灼占卜之前必须在骨版整治的基础上进行凿钻。凿和钻是卜骨所使用的工具，用凿和钻所制成的槽洞和圆洞，简称“凿钻”。董作宾曾分析甲骨文作品说：“钻之迹圆，凿之迹略似椭圆而尖长，一望可辨。”“凿之深处成一直线，其凿与凿之间，皆一线相连，而钻则分附于每一凿之旁，可知必先凿而后钻也。”(12)为什么甲骨在烧灼之前要先凿钻，马如森认为：“因为骨版坚硬厚薄不均，必须经过凿钻使它准确呈现兆纹。”(13)所以，其被凿钻的底处都留有较为均匀的薄层，以备烧灼显露兆纹供观察之用。凿钻完成之后，根据祭祀的需要，再进行用火烫灼钻孔底处的灼兆活动，用火烫灼钻孔底处后，爆裂出各种兆纹，卜官就通过不同的兆纹判断卜卦的吉凶，并将所卜问的事情和灼兆内容刻记于卜骨正面。再经过一定的时间，把验证结果的验辞再刻到原刻内容后边，一片甲骨文也就完成了。对甲骨文凿钻灼兆和刻辞的全面认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龙骨1”的科学认识。
四、骨刻文的成行布局直接影响甲骨文
骨刻文多数一块骨头上刻1－5个字，刻10个字左右的也占一定数量，10个字以上至几十个字的骨头也有一部分。分析其章法布局，主要是一种顺其自然又初步形成共识的自由舒适布局和成行布局。大体可归纳为三种布局：
一种是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刻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他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昌骨1(14)、昌骨2(15)、寿骨4(16)和龙骨25(17)可视为这种布局的代表作。
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周围再刻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布局。昌骨9是比较典型的一例，正面下半部有一组很完美的指事组合字群。中间是一惊恐万状野牛类动物，身体收缩，前肢抬起，作吼叫状，旁边有一类似鹿的动物正在逃窜，周围有数人作围追状，各有动态。综合分析，把它们作为一组字来释读可能更接近其原初意思，这是一次狩猎活动的具体记载(18)。
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或横向成行的布局，这种布局晚期较多。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成行布局很难与今天成行书写相类比，这种初始成行布局只能是大体的、接近的。昌骨4是一件牛肩胛骨，在骨臼面上刻一竖行5个字，惜开头第一个字已残损，这是骨刻文中比较标准的一竖行字(19)。寿骨1也是骨刻文中比较典型的一例，在骨臼面上的左侧刻一竖行，共6个字，只是第四和第五个字不是上下排列，而是左右安排，在这一竖行第三字的右侧还刻一字，这一处刻字跟昌骨4竖行相比虽不算标准，但它的主要布局应是竖行布局(20)。
甲骨文的布局继承了骨刻文的成行布局，发展得更为完美。以顺书竖行为主，多是自右行起读，少数是自左行起读。甲骨文也有横向成行布局，多自左向右顺读。这种成行布局，始自于骨刻文，成熟于甲骨文，并发展成为中国文字主要的书写布局形式。
五、骨刻文象形字对甲骨文的影响
骨刻文的造字主要有“六书”中的指事和象形两书。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昌乐骨刻文》一书中提出，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和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是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和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大体都是象形文字，指事的组合象征性主要是指事文字。后来通过整理分析更多的骨刻文实物资料，发现骨刻文字体造型大体可分为写实物象型、主干分枝型和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三大类(21)。这三类字体都有象形的造字规律和指事的内在造字规则。多为首先是象形，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到指事内容。
写实物象型的骨刻文字体造型大多都属写实型，这里的写实物象型主要是指人物和动物造型，这是象形的造字规律，它表达的意思可能主要是记录人和各种动物的行动。但这些写实的图像字，也可能延伸到人类的思维活动以及与自然界的各种关系，这就变成指事了。
主干分枝型很特殊，是通过象形来指事。其造型主要由一根粗长主线为基础，然后在粗线的左右两侧分刻出一些短细线，类似于树枝形。它与今天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所用文字相类同处较多。在彝文的起源中就有“树枝文字”一说(22)。张纯德认为：彝文的产生和发展与毕摩做法有关，毕摩做法时常把树枝砍成多种形状，并根据这些形状造出彝文。“彝文采用的方法是用砍一树杈代表一，作为基本单位，这个树杈上加一棵短棍代表二，再加一棵代表三，调换方位和结构，就得出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如‘来’，用两个树杈相对；‘代’两个树杈相背；‘松’直接用三杈的一棵代表；‘杉’直接用一杉叶代表。”(23)所以，这类骨刻文可能主要与记录数字和象形植物有关。
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类。其基本造型是中间有一个圆形或近似圆形的中心，周围向外辐射几根弯曲的线，有的线上还刻线。
这类骨刻文的造型与有些文献记载如仓颉造字很接近。许慎《说文解字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鸟兽踩地，掌指形成的痕迹，很接近这类骨刻文。这类骨刻文也可能是远古人类对太阳崇拜的记录。对太阳崇拜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主题，我国的岩画及新石器时期彩陶绘画和陶器刻划纹饰中经常见到太阳纹。所以，不排除这类字是对太阳的记录。也有可能是对自然界一种常见痕迹的描述。如果是对鸟兽之迹和常见痕迹的描述刻划，这类骨刻文可能多是象形记事的。如果是对太阳的记录，这类骨刻文就可能多是指事记时的。
不难看出，指事在骨刻文的造字规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往往象形物象只是形式，而达到一定的指事目的才是主要的。骨刻文中有许多树枝或树叶形的字，它不一定指的就是树或树叶，而可能指的是某个数字。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豕”的象形字，它不一定就是指的是哪头猪，而可能是指谁具有一头猪的财富。用猪来表示财富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很常见，如此可举的例子很多。所以，郭沫若在谈到文字起源时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24)但指事是依托在象形基础之上。所以，象形是六书的基础。细分析甲骨文的字体造型，不难发现骨刻文的象形字对甲骨文产生的影响非常之大，有许多象形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传承关系。
昌骨1和寿骨60的“龙”字，龙的形象之生动，令人叹绝。它整体作侧视状，有一个硕大的头，眼睛大睁，头顶长有粗长弯曲的角。身躯修长有几度弯弧，尾巴粗长有力，尾端向上翘起，肢、爪坚强而有张力。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很多，但由于甲骨文已演变为成熟的文字，多渐趋符号化，龙也多演变得仅剩概括的头、粗壮的身子和细长的尾巴，但仍能看出是在骨刻文“龙”字形象的基础上简化而成的。
骨刻文中“凤”和“鸟”字很多，风是真实动物的摹写，还是对“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这是我们需要请教专门科学家的问题，切不可随意否定当时凤形象动物存在的可能性。骨刻文中“凤”样字的基本特征是身躯修长，头部高冠殊荣，圆目修颈，长尾华丽，肢爪健壮，一副荣华富贵之形态。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也继承了骨刻文“凤”字华贵多姿的特点，虽已概括成仅有高冠和蓬展的羽毛，但明显可以看出是在骨刻文的基础上简化成了图像符号。
寿骨6和昌骨8的“鹿”字(25)，鹿昂首徐行，作侧视状。鹿角雄壮华丽，躯干健美修长，动态和谐自然。后边的尾巴高高翘起，与昂起的头、尖长的角十分对应。商代甲骨文中的“鹿”字多呈正视静态状，突出的角仍保留得较完美，多数躯体已变成一条短粗的弧线，下部不再是四肢运动，而仅剩两条直立的腿。虽不像骨刻文那样写实，但骨刻文“鹿”字是甲骨文“鹿”字祖型的演变过程很清楚。
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甲骨文主要继承了骨刻文的造字规律和物质媒介以及雕刻技法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象形字对甲骨文的影响更大。不难看出，甲骨文中的很多字直接继承了骨刻文的特点和风格，这就为我们释读骨刻文的一部分字提供了直接旁证和参考依据。所以笔者认为释读骨刻文的五种方法中就有“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26)。随着骨刻文的发现和研究释读的进展，不但为一些未解甲骨文字提供了释读的可能性，而且将进一步验证一部分已释读的甲骨文字是否正确。
六、结语
骨刻文是甲骨文主要源头的根据还可以找出很多。甚至甲骨文记录的一些祭祀活动，也可以在骨刻文中找到源头。马保春和朱光华就认为甲骨文中关于求雨的“雩祭”，在郑州商代中期城址出土的两件骨刻文中已有形近而意同的字了(27)。近几年发现，骨刻文晚期有些较典型作品，其整体风格已同甲骨文风格逐渐接近。“龙骨2”是一块人骨盆骨，上端残缺，其中一面的中上部残存二十余字。其布局虽显得有些凌乱，但仍可看出是上下竖排。星星点点、错落有致、主次分明，不失为一篇小短文。其章法布局已与某些甲骨文布局近似。更值得注意的是，该骨刻文字体造型变化很大，图画性质的物象表现已渐渐消失，简易符号的字体造型使人们很容易同甲骨文联系在一起。它可以说是骨刻文发展较为成熟的代表，也可以把它推测为甲骨文产生的起始作品(28)。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认为，甲骨文是骨刻文发展到晚期出现的成熟文字，可视为骨刻文晚期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类型。它归商王室祭祀专用，主要用龟腹甲骨版和动物肩胛骨作为刻写载体，又由贞人专门刻写完成，而且前后程序规范有序。这一点，可作研究释读骨刻文时参考。传统的骨刻文仍在民间继续流传使用，有些地区可能一直流传使用到两周或更晚的时期。1981年莱阳前河前村西周墓出土陶盉上的骨刻文类型字可资为证(29)。
注释：
①刘凤君：《昌乐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②参见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129－131页；师文静：《这件骨刻文3700岁了！》，《齐鲁晚报》2011年5月15日。
③参见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第19－21页；山东大学历史系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
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宋定国：《1985－1992年郑州商城考古发掘综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8－49页；马保春、朱光华：《郑州商城出土骨刻文与中国古代的“舞雩”祈雨之祀》，《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
⑤郑洪春、穆海亭：《陕西长安县花园村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⑥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馆、桓台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
⑦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
⑧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四)，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2年。
⑨马如森：《殷墟甲骨学》，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⑩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第19－21页。
(11)山东大学历史系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
(12)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13)马如森：《殷墟甲骨学》，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14)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15)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第16页。
(16)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17)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18)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第38－39页。
(19)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第24－29页。
(20)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第23－26页。
(21)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第9－13页。
(22)孔祥卿：《彝文的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23)张纯德：《树枝文字——彝文起源新探》，《思想战线》1991年第4期。
(24)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5)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第36－39页；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第37页。
(26)刘凤君：《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的释读方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7)马保春、朱光华：《郑州商城出土骨刻文与中国古代的“舞雩”祈雨之祀》，《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
(28)刘凤君：《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第22－28页。
(29)李步青、吴云进：《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盉》，《文物》198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