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与南方游击区的战略转变——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击区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论文,重大决策论文,五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爆发伊始，南方八省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红军游击健儿，根据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走出深山老林，实行战略转变，并以新四军的勃勃英姿，汇入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铁流。在民族存亡之秋诞生的新四军，驰骋纵横在大江南北，与八路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屡建战功的抗日劲旅，彪炳抗战史册。
殊不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区的这一战略转变，经历了多少含辛茹苦的磨难，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本文所要探索的，就是50年前南方游击区遵循党的决策实行战略转变的历史轨迹及其经验教训。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南方八省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新政策”的提出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正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民族危亡为重，捐弃内战前嫌，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决策。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使国共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下来，国共两党关系才迅速得到改善和发展。中共中央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先后派出潘汉年、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陈立夫、宋子文、张冲、顾祝同、贺衷寒和蒋介石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高层谈判，进行了一系列艰巨复杂的工作和斗争，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在这些高层谈判中，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否承认红军、边区政府的存在和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上。蒋介石的方针是竭力取消红军和共产党的政权，并声称要“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这种蛮横要求理所当然地为我党所断然拒绝。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地向着全民族抗战的阶段发展，国民党才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转变。从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国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周恩来语）。1937年8月，在多次高层谈判的基础上，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军事首长，下辖三个师共计45000余人。在酝酿八路军组建的时候，中共中央同时又在考虑南方八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成抗日武装的问题。然而，蒋介石却反复无常，言而无信，此时仍力主“北联南剿”的方针，拒不承认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存在。中共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在7月庐山谈判后回到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彼森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谈判会议。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南京企图把我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①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南方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的“新政策”。中央指出：“根据目前统一战线开展与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形势，各游击区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必须“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
为实现党的这一“新政策”，中共中央在文件中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在最核心的“武装问题”上，中央采取审慎的态度，指示南方各游击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同时又指出：“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中央还考虑到十年内战后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思想认识上的难度，在文件最后着意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②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指令南方八省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的一份纲领性的指导文件。这一“新政策”的适时提出，为南方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
二、南方八省游击区实施战略转变的曲折历程
南方游击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力红军长征后，我党留下部分红军在赣、湘、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革命基地和战略支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中心区域和领导中枢，是项英、陈毅直接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的惊涛骇浪，震动了南方八省游击区深山老林中苦战三年的红军游击健儿。他们高举抗日大旗，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这种战略转变所经历的艰难曲折道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西安事变到芦沟桥事变(1936.12-1937.7)，实行战略思想的初步转变。
南方中区赣粤边的领导者们，在政治上有着十分敏锐的洞察力。当西安事变刚发生尚未和平解决时，项英在报纸上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的消息”，立即欣喜地以西安事变为题，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事变的意义和前途。他判断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特别是军事上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这新的局势开展到抗日战争的实现”，“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③随后，项英召开了赣粤边特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局和方针问题。陈毅在会上指出：“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提醒大家：“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反动派依旧要消灭南方各省游击队，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我们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④项、陈的论述，是在没有得到中央文件指示情况下的一种政治上的揣摩和推测，充分显示了他们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项英从报端得知，又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来威迫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并表明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态度；“我们愿意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⑤7月间，项、陈巧获一本香港《新学识》杂志，得悉毛泽东5月7日在全国苏区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内容，“如获至宝”。项英即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解释党的路线转变”，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当前“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为了“遵照党的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我们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⑥
项、陈的上述认识，无疑为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新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了使广大游击健儿更好地认清形势，实行战略思想的转变，项、陈在油山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学习党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战线的新思想，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国共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克服右倾麻痹思想和“左”倾关门主义，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游击区骨干对内战转变为抗日、反蒋转变为联蒋的认识问题，为后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扫除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步调。
在此期间，南方其他游击区的领导者们，也做了许多实施战略转变的思想教育工作。在闽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从香港、汕头的报纸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信息，立即“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并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广为散发。开始，“联蒋抗日政策在部队中曾遇到很多人的反对。抗日谁也没意见，可是对打了我们十年的‘蒋该死’，现在却忽然要拥护他，许多人思想不通。”⑦经过党组织做了许多“说明解释工作”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在闽西南形成。在湘鄂赣游击区，以傅秋涛为首的省委、省苏，“召开各种会议，反复进行教育。”⑧1937年8月20日，湘鄂赣省委、省苏发表了《为和平合作宣言》，提出了“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的政纲。在浙南，粟裕、刘英等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⑨
由此可见，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这一时期内，南方各游击区领导者们的战略思想转变，是比较敏锐和自觉的，行动上也是迅速、得体的。
第二阶段：从芦沟桥事变到南昌谈判(1937.8-1937.9)，实行斗争方式和策略的转变。
斗争方式和策略的转变，最重要的对策是既要准备谈，又要准备打，谈中有打，以打促谈。陈毅在1957年回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曾谈到红军游击队的这种转变方式。他说：“时局转变了，我们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也应该随着转变。”即一面“趁机扩大游击武装，扩大灰色村庄，搞抗日统一战线”，一面警惕地对付国民党军“突然向我们进攻”，防范其“在谈判之前把南方游击队消灭掉”的阴谋。面对国民党军的频繁“清剿”，项、陈等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把敌人的进攻打败了，使这支队伍还存在，谈判才有可能实现。”⑩1937年8月以后，以项、陈为核心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多次郑重发表宣言，表明立场，并“写了几封信给江西省政府及四十师，争取南方国共合作抗日的前途。”“这样经过很久的斗争，才由大余县用快邮代电承认合作抗日并愿与我们真正正式协定合作条件，我们才开始和平谈判。”(11)
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坚强存在，是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和谈的先决条件。迫于时局的压力，1937年8月27日，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兼“江西省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彭育英，奉命派送“感秘代电”至项、陈，提出和谈要求。9月3日，陈毅以“快邮代电”复彭，声称“代表一、二日可达余城。”9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同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在大余县池江圩举行谈判。双方就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国军听候调遣抗日、南方各地游击队一律由项、陈负责召集改编等问题，达成七项协议，并呈报国民党地方当局核准。
大余谈判后，9月11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副司令马葆珩，第46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七、八个县的县长，在赣州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当局代表企图否定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平等地位。陈毅大义凛然，舌战群儒，旗帜鲜明而又有理、有利、有节地挫败了当局的图谋。赣州谈判终见成果，双方就停止进剿、集中点编、经费给养、干部委用、部队整训等问题，达成九项协议。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战略转变诸问题，9月24日，南方八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从油山经大余、赣州同地方当局头面人物会晤后到达南昌，下榻月宫饭店。项英一到南昌，“首先得到打电报给叶剑英及毛泽东同志。”从此，南方游击区的领导人“与中央取得关系以至得到中央的领导”，“困居在山林中过野人的生活而与敌人斗争三年”之久的红军游击健儿，“结束了旧的生活好似重见天日，直接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为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斗。”(12)
是日，项英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商定：一、在昌期间，项、陈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件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随即，项英致电中共中央：“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9月29日，项、陈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这时，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随后，项英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同志负责”，任务是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10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即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通知红军游击队准备改编。至此，南昌谈判的成果基本上得到落实。
南昌谈判的初步成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为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南昌谈判的前后，南方其他游击区领导人也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举行了和平谈判。以红28军政委高敬亭为首的鄂豫皖红军游击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早在1937年7月28日就同地方当局举行九河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湘鄂赣游击区的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等，从1937年7月中旬开始，即同地方当局在平江、浏阳先后举行了三次谈判，但尚未达成实质性协议。中共中央电令指出其谈判中的错误后，指出“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的原则，并在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的指导下，经过曲折的斗争，于8月29日在武汉达成协议，出现了停战抗日的新局面。闽西红军游击队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等，同地方当局举行过多次谈判，几经尖锐争斗，于7月29日达成协议，双方在龙岩签订了协议书。闽浙赣游击区首席代表刘英同地方当局谈判于9月16日取得成功，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签署了协议。闽中游击区代表杨彩衡与莆田当局多次谈判，于9月上旬达成协议。浙西游击区领导人粟裕，给国民党遂昌当局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双方在朱镇山谈判达成协议。豫南游击区领导人周骏鸣等同地方当局谈判，于9月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的协议。
南方各游击区领导人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国民党地方当局一再延宕、刁难，甚至企图吃掉红军游击队。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解放为职志，捐弃内战前嫌，呼吁抗日救国，其大仁大义、拳拳之心，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在谈判过程中，各游击队领导人保持高度警惕，一面扩大红军，一面准备应变，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阴谋，方在各地初步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
第三阶段：从南昌谈判到下山改编(1937.10-1937.12)，实行组织形式的转变。
项英在南昌谈判期间，虽然得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却未曾得悉中共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具体政策指示，加之三年困居山野，出山抗战心切，在言论、举止和决策上，有不够谨慎、稳妥之处。有的言论还被国民党报刊所利用，令人存有“危险”之虞。
中共中央鉴于1937年7月间曾发生过“漳浦事件”（又称何鸣事件，即闽南红军游击队近千人在津浦“点编”时，被国民党驻军157师缴械，何鸣等被捕）的教训，对项英之举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动向极为关注。是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向博古、叶剑英等发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的电文，强调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我党的方针是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国民党不得插入任何人。电文针对项英在南昌的演说和公开信，郑重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有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13)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博、叶：“迅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14)
时驻南京的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连接中央数电后，即给项英、陈毅写信，提出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时保持独立性原则的三点“最低限度”要求，并委派机要交通顾玉良即赴赣南寻找项、陈。
顾玉良历尽艰辛，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馆里找到陈毅，10月11日又在大余池江找到项英，递交了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和博古信函等。10月12日，项英即由顾玉良等陪同，从池江经吉安、南昌、九江，乘船顺流而下，于10月22日到达南京，会见了博古、叶剑英。10月23日，项英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5)
项英赴南京、延安期间，陈毅留下主持南方游击区的工作。他总结了斗争的历史经验，在党内提出了“莫作陈独秀”的告诫。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陈毅于10月20日再次在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成功地签订了解决整个南方红军游击队关于合作抗日的协议。此后，各地红军游击队开始陆续改编为抗日武装。
然而，南方各游击区的改编之举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谭余保囚审陈毅”就是典型一例。对此，陈毅曾回忆说：“在中央的指示下，我们和国民党订了协议，实行国共合作，这是一个大转变。在这种新形势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成这个转变。有的游击队不赞成统一战线，还要打。……比如谭余保同志，在安福一带还打得很凶。”(16)这使陈毅在第二次南昌谈判后陷于被动，不好说话。于是，陈毅决计亲赴湘赣边游击区寻找谭余保面谈。
是年11月13日，化装成大商人模样、几经周折、被蒙面捆绑的陈毅，终于在湘赣省委驻地永新铁镜山，同湘赣游击区领导人谭余保会面了。谁知谭余保竟集合一、二百人的部队“公审”陈毅，斥责陈为“叛徒”，险些将陈误杀。幸得陈毅慷慨陈词，晓以大义，反复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严厉陈述利害关系，谭才答应派人下山调查陈毅身份。三天以后，谭从下山来人中获悉党中央的“新政策”信息，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陈毅方从阶下囚成了座上宾。不久，谭部3000余名游击健儿，欣然下山接受改编。
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曾历经磨难，遇有重重阻力。某些地区的领导人始终思想不通，拒绝下山。在此期间，曾发生了三起较为突出的事件：
一是杨文翰拒绝下山，杀害省委书记关英。杨文翰是活跃在以磨盘山为中心的闽浙赣边区地方游击队领导人。1937年冬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等2人上山做动员工作，被杨视为“叛徒”枪杀。翌年春，黄道派一姓邹的区委书记动员杨下山，又被杨下令枪杀。是年5月，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受黄道指派持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公函，由两名警卫员和一交通员护送，亲往磨盘山，动员杨下山改编。杨仍视关为“叛徒”，并动刑审讯。关拒不承认，两人争执对骂。杨盛怒之下，下令将关英及两名警卫员在东潭山野杀害，铸成大错。
二是刘为泗杀害特派员明安楼、林海清。刘为泗是在湘鄂赣边岷山一带坚持斗争的赣北游击大队长。1937年10月，湘鄂赣军区红16师政委明安楼、省苏维埃部长林海清，奉命以特派员身份来到赣北，会见刘为泗，要求赣北游击队下山改编。刘见明、林二人身着国民党军装，加之国民党靖卫团仍在岷山一带追剿游击队，误认他俩是“叛徒”，便下令将明、林二人枪杀了。
三是湘赣边游击队杀害曹树良。1937年10月，为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项英、陈毅派湘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曹树良，赴湘赣边游击区联系改编事宜。结果，曹被当地红军误认为国民党的“奸细”而杀害。(20)
类似情况在闽东、闽北等地也发生过。
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南方游击区的某些领导人，由于久困山林、信息不灵，不知时局变幻，对党的新政策不甚了解，缺乏战略转变的思想准备，加之国民党“北和南剿”方针带来的复杂斗争形势，酿成了几起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悲剧。
尽管如此，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大多数领导人，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们一经获悉党中央的决策信息后，便自觉地、迅速地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听从党的召唤，从1937年10月上旬开始陆续下山整训，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完成了红军游击陈组织形式的战略转变。
南方八省游击区战略转变的完成，是我党在南方建立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步骤，是中共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正规军队建立和建设的根本前提。
三、党中央的运筹帷幄与新四军的成功组建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是在中共中央的密切关注和精心筹划下稳步进行的。
从1937年8月至10月初的两个月里，中共中央的意图是设想保持南方游击区的战略支点，以红军游击队为基干，开展守土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但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这一构想很快作了新的调整和改变。
193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驻宁代表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张冲等谈判，初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新的军，在南方举起抗日旗帜。但国共双方在军长人选问题上颇有争议，陷入僵局。正在这时，叶挺出现了。
叶挺乃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失败后脱离中共在海外流亡10年之久，备受艰辛。抗战爆发后，他满怀赤子豪情，归国请战抗日。他是国共双方均可接受的无党派人士。未料，蒋介石为急于将南方红军游击队“调虎离山”，于9月28日核定，单方抢先“任命叶挺为新编新四军军长”，造成事实态势。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第新四军。”
10月5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南京方面“已委叶挺为新编新四军军长”，请求中央答复“是否同意。”(21)10月8日，博古、叶剑英等致电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将南方游击队集中编为一个属我党直接领导的军”的建议，并谈及“叶挺事”称，国民党委任后已“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22)此后，叶挺在南京与博古、叶剑英等洽谈，等待中共中央的表态。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正式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公布了叶挺为军长的任命。
中共中央鉴于“何鸣事件”尚未解决和叶挺任命“木已成舟”的情状，经过审慎的考虑和研究，于10月15日复电潘汉年并转告博、叶：“我们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要求国民党方面必须将何鸣人枪全部交还并公开承认错误，一切内部人事国民党不得干涉等。(23)10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博、叶等，同意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10月3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博、叶等，强调“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党中央派员到各游击区传达精神后再集中”，“在何鸣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以前，不能集中”；至于“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博、叶等提出保证（叶挺作出政治表态）之后，再作最后决定。(24)
11月3日，叶挺应邀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面陈心志。叶挺的到来，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叶挺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中央党校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大会。叶挺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说：“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25)随后，毛泽东与叶挺亲切谈话。叶挺在延安的政治表现，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甚为放心。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信任和支持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是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随即，他应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惊人的记忆力，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长篇报告，回忆和总结了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历程和宝贵经验。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的出色工作和重要贡献，称赞他们是“全党的模范”，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26)
叶挺在延安逗留一周后，于11月12日从延安到达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开展新四军的筹建工作。12月23日，项英率领赖传珠、李子芳、李志高、汤光恢等一批干部来到汉口，与叶挺共商新四军的组建事宜。12月25日，叶挺召集全体干部会议。叶、项分别在会上讲话。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新四军的任务，介绍部队的整编情况，号召大家团结奋斗，抗战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成立。
12月27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新四军的编制及其干部配备情况。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复电，批准以叶、项为正副军长的新四军四个支队的编制及其支队长以上干部的配备。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高升巷张勋公馆）。2月10日，军部完成组编任务，各项工作就绪。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新四军成功组建后，面貌一新。全军计有10300人，都是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骨干、精英。4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人员离开南昌奔赴皖南。
此后，新四军高举抗日大旗，浴血奋战在大江南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至1945年7月底，新四军主力发展到31万余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军队。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顾50年前南方游击区战略转变的光辉历程和经验教训，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第一、在一定的历史转折关头，必须适时地转变思想观念，顺应历史潮流；第二、在党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必须坚决地服从中央的决策，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第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必须以铁的纪律，坚持党的集中领导；第四、处理统一战线的问题，必须审慎地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这些启示，对于我们当今更好地投身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有益的。
注释：
①《访问周恩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1期。
②《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1937年8月1日。
③⑤⑥(11)(12)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
④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⑦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⑧傅秋涛：《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⑨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⑩(16)(17)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1937年10月1日。
(14)张闻天、毛泽东关于速电项英来中央致博古、叶剑英电，1937年10月2日。
(15)顾玉良：《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出山》。
(18)弋阳县委党史办：《杨文翰游击队的活动及其失败教训》。
(19)九江市委党史办：《赣北岷山根据地》。
(28)马洪武等：《新四军征途纪事》。
(21)潘汉年关于请求是否同意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致毛泽东、张闻天电，1937年10月5日。
(22)博古、叶剑英等对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的建议电，1937年10月8日。
(23)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叶挺指挥闽粤边游击队诸问题致潘汉年等电，1937年10月15日。
(24)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的有关问题致博古、叶剑英电，1937年10月30日。
(25)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
(26)《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游击队区工作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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