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康德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在考察海德格尔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海德格尔早期主要是在新康德主义的学术环境中活动和成长的。因此新康德主义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研究就成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对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研究，同时也给我们打开一个理解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另类阅读的视域。海德格尔把康德作为他所关注的存在问题的一个前辈，对康德的存在论上的阅读与阐释，必然与新康德主义者对康德的知识论上的解释相遭遇。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他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努力通过对康德的考察而超越批判哲学，因此，海德格尔的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康德主义的非典型形式。
新康德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和一场哲学运动所涉人员众多①，在此我们只根据海德格尔的文本和所讨论的主题来选定要论及的新康德主义者：拉斯克、李凯尔特、科恩②。
一、新康德主义对海德格尔的影响
——青年海德格尔从拉斯克那里发现了什么？
1911/1912年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参加了李凯尔特的研讨班。也正是在李凯尔特的课上，他开始接触到这位教授以前的学生拉斯克(Emil Lask)的著作《哲学逻辑与范畴学说：对于逻辑形式的潜在领域的研究》（1911年）和《判断学说》（1912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拉斯克作为李凯尔特和胡塞尔之间的中介者，指引着海德格尔进入现象学。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表达他对拉斯克的感激，在关于邓·司各托的教职论文的序言中，他回忆起拉斯克并怀着敬意“遥望他的士兵坟墓”向这位已倒下的英雄所取得的“哲学成就”表示感谢。李凯尔特在他提交的关于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的报告中也注明了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拉斯克，“他的哲学方向和词汇……都极大地、可能比他本人所意识到的还要大地受惠于拉斯克的主宰。”海德格尔在他的论文脚注中引用拉斯克的作品几乎有六次之多。
拉斯克的研究使我个人受益匪浅，……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能力的哲学家之一，在我看来，这个深刻的人正走在通向现象学的途中。他的著作充满启发和建设性的洞察，尽管这些著作并不一定只为这一理由而被阅读。③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拉斯克这样注解：“在现象学圈子之外唯一积极地接受胡塞尔《逻辑研究》的人是拉斯克。”④海德格尔发现，拉斯克以从《逻辑研究》中所获得的洞见为指导已超越了李凯尔特，遗憾的是却没有走向现象学，尽管他已经走在通向它的道路上。虽然如此，海德格尔还是从拉斯克那里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1.质料决定形式的原则
早期的海德格尔正是受拉斯克的直接影响，才找到直接“读出”事实形态的领会方式。他说：“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着一个具有多样的现存形态的领域，是无法以推导的方式被先天证明的。事实性只能被揭示出来。”⑤而拉斯克的质料形式的理论恰恰给海德格尔带来灵感。拉斯克认为，“形式是某质料的形式，每个质料都处于形式之中，……形式从质料中获得它的意义”⑥。这种质料决定形式的原则就被海德格尔直接表述为：“远离理论和书本，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回到实际性，回到个体性（“此”性）。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个体性只能从实在本身中被“读出”。“事实性只能被指出”，显示出、简单地被领会，而不能从有效命题的先天意义那里演绎出，就像康德的形而上学演绎一样。我们只能依靠直接的认识，这有点像胡塞尔的直观的看、中世纪经院学者的直接的领会，以及拉斯克的“投入”(Hingabe)。
“投入”对于拉斯克来说，意味着一种最原初意义上的体验，在那里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反思和明晰，也没有感觉的区别，人完全丧失于这正在进行着的体验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体验只能发生在前对象、前理论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被海德格尔视为事物有意义的语境。这显然也是受拉斯克在描述意向关系时所采用的形式质料关系理论的影响。我们直接生活在形式中，为的是借此而认识内容，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因此就是一种“环境”。内容是被形式包含、拥抱、环绕或包围、限制或框定的；它被封装、围绕在形式中。拉斯克在这里的试探性的隐喻可能是一种提示，激励早期的海德格尔从范畴向世界跃进，更具体地说是向周围世界的跃进。海德格尔为形式所选用的拉斯克的另外一个词语，Bewandtnis（某人／某事有特殊背景／情况），它具体指的是与它的内容相关联的恰当性。在《存在与时间》中，Bewandtnis被确定为一个工具的存在，根据它的介词“以…，在…之中，由于…，为了…”来描述。这种关系的结构，这种关联的整体性，说明和界定了我们简单地称为周围世界的全部意义。
2.反思范畴
拉斯克区分了构成性范畴和反思范畴。构成性的范畴是由不同的实在领域根据不同的质料而产生的；而更形式化和更“空泛”的反思范畴则指向了统一的可领会的存在领域。拉斯克对范畴的这种区分在海德格尔实际性的解释学的构成中（实际性），以及如何通达形式显示的解释学起到催化作用。
构成性范畴在实在领域的多样化中起着核心的作用，也就是把它们分门别类为不同的质料逻辑；而反思范畴的作用则是它们的统一，也就是在一种逻辑中使思想达到它最大的一般和形式，它的绝对的一般性表明它是最空洞和最抽象的范畴。但拉斯克对其起源的说明是在认识和存在之间的边缘处进行的，在对最初的无定形的投入到同类经验进行思想和反思的第一次骚动中，提出用具体的全部存在本身来替代大约。因此海德格尔在1919年战时学期指出，反思范畴的形式上的对象“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从无差别的原初的“生活于其中且为了其自身”的某物中激发出来的。
反思范畴第一次出现在存在的同一和差别之间的绝对分界线上。一开始反思范畴的材料就是这种“一般的某物”，而且它的最初的形式就是“有”(esgibt)。换句话说，第一个反思范畴就是“持续的存在”(Bestand)，完全的在场。这种无差别的同一性因此就提出了同一和差别这对范畴，它们一起与不同论题相关，或属于先验的太一。只有在这一点上一个对象才能清楚地成为一个对象。“当同一和差别没有被给与时，不存在(es gibt)一个对象，没有对象是给与的。”⑦为什么某物是某物，一个某物？它是一个某物，因为它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完全成为一个对象意味着成为与自身相同一的且不同于其它任何东西。在原初的无差别的周围，基本概念聚集在一起。这种基本的聚集所产生的结果是为完全理解一个对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秩序（形式、确定性）；明显的同义反复：存在存在(ens est)，必然已经涉及到异体构造。考虑到这个句子中名词存在(ens)和动词存在(esse)之间功能上的不同，已经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海德格尔认为，作为一般对象的同样原初的是对象的事态；每一个对象都有一个“意向的”连结，即使它仅仅是与它自身同一而与其他事物不同。因此，在《存在与时间》中，关键的概念“同样原初”(equiprimordial)第一次出现在与此在的自我—他者关系的形式显示的联结中。
拉斯克对反思的和构成性的范畴所做的区分与中世纪对唯一普遍性的存在和逐步分等级的一般性的存在者所做的区分，胡塞尔在形式化和一般化之间所做的区分，以及海德格尔在战时紧急学期纲要中对两种“理论化的某物”所做的区分相符合。在1919年战时紧急学期中，当面对表达原初的某种生活的现象学的窘迫时，这种区分将产生“形式显示”的方法作为一种达到主题的途径，传统上这种主题处于说与不可说的边界上：“不可言说的个体存在”。通过反思范畴在同质性和异质性、无差别和差别两个极端之间所敞开的空旷之地将作为海德格尔言说据称不可言说的直接性的领域的原初的空地。
二、“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
——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的批评与超越
从1919年战时学期讲座的题目“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就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李凯尔特的批判工作是在当时关于哲学和世界观关系的辩论的背景下进行的⑧。狄尔泰、胡塞尔、李凯尔特、雅斯贝尔斯等都在这个论题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概念在胡塞尔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成为批判的靶子，而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也受到了李凯尔特的批评。
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与世界观关系的问题首先自身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立场的冲突。第一种立场主张每一种伟大的哲学最后都将进入世界观问题，这一立场类似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哲学最内在的特征是形而上学。第二种立场主张哲学只是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见调和的完成和结论——它自身的特征内在于生活中，内在于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中。
然而，第三种可能性也应该被思考，即哲学和世界观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可能性。但是，极端地把哲学与世界观割裂开来必然带来哲学的灾难，那就意味着哲学本身将成为一个问题。海德格尔注意到了这个困境：哲学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的消解将不但剥夺了哲学对人性终极问题追问的“高贵的、王者般的使命”，同时哲学作为科学也将消失，因为重要的价值科学也“最终在它的体系中必然趋向于世界观。”为此，海德格尔把目标集中在说明世界观的非哲学特征上，提出了新的作为原初科学的哲学观。作为第一步，海德格尔首先批判地考察了“当今时代最有意义的哲学方向”之一的巴登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主张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原初科学的有效的哲学：哲学将被构建为唯一的一种知识理论。哲学的对象不是实在的领域而是价值的领域。价值的必然性和不可否认的有效性只有通过一种判断的学说才能够得到说明。当价值的有效性在哲学上被合法化后，哲学作为原初科学同时就被建立起来。
为了验证价值哲学是否满足于哲学作为原初科学的观念的主张，海德格尔对价值哲学的批判的、目的论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海德格尔认为，目的论方法充满了各种理论假设，因此有必要中断理论态度的优先性，回到前理论的态度和生活经验上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价值哲学的目的论方法对于原初科学的理念来说是不够的。原初科学是非假设的，它达到了原初现象。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混乱以及采用批判的目的论方法是因为没有把握到存在论境域，并且从根本上割裂了存在与价值。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价值并不等同于“应当”(Sollen)；第二，“是真实的”并不等同于“是一种价值”；第三，有价值并不等同于是真的。尽管价值在真理的历史构成上起了作用，但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并不能通过价值体验来获得，价值对存在的优先性是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终极预设。“应当”现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联系，它们与存在的联系，即它们的存在论维度，在目的论哲学中都是未经考察的。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不是真正原初的，它们并没有达到原初现象的领域，仅仅是对它们作了一些未经考察的预设。海德格尔批判性的思考揭穿了这些预设，并且希望通过中断理论态度对前理论态度的优先性以及恢复思维和认知的存在论根基，来克服这些预设。
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了价值构造和价值解释的区分。价值构造“在它自身中且为了它自身而构造生活”，区别于任何理论的东西；价值解释“来自于以理论领域为基础的现象，它本身就是理论的。”因此，价值构造就被理解为是根据某物所呈现出来的价值来估计某物的价值。相应的，这一现象就被海德格尔从实践理性的领域移到了前理论的领域。
在价值构造和价值解释区分的基础上，海德格尔认为，一个真命题是有效的就不一定是建立在价值构造的基础上。这就说明了判断不一定需要一个“是”或者“不”作为与有效性的本质关联。而且，考虑到与“我”相关联，价值构造和真理构造自身从结构上就显示为是不同的。它有价值就意味着对我有某种意义，而存在—真理仍然可以说是外在于我的。因此，在必然性的幻觉下，对真理作为价值的阐明以及为哲学找到一个认识论上的基础的原初性的断言，已被自我证明为是毫无根基的。这种开端并不是真正的开端，它不但预设了生活领域而且预设了源自于这种原初领域的领域，亦即理论的领域。
在海德格尔看来，生活体验不只是一个过程，而更是一种自在发生的事件。比如经历一次日落。完整的生活体验包括主体或“我”、提问者的态度和角色（其中还隐含着一种好奇感），以及在这种经验中被直接给予的原初意义的统一。这是生活在世界中的原本形态，它先于旁观者的理论化观点。科学，如自然科学，都是对生活体验的客观化和分割、理论化和分析，从而偏离了生活经验，有时甚至是排除了这种经验；它是对对象和事物的认识。理论态度并不是生活的常态，而是其例外；围绕着我们的世界的生活体验才是生活的本性。在最终的意义上，理论化态度以及它在哲学和科学中的优先性所引起的基本问题，就在于它误解并遗忘了它自身在“生活”中的根基和源头。经验科学和哲学反思都预设了世界中的生活经验。原初科学则是揭示生活体验和生活世界的方法。
作为原初科学的哲学观念的决定性的范畴是前世界的以及形式的—逻辑的某物。前世界的某物的概念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生活的基本特征得以被确定。而形式的—逻辑的某物的概念则表明了这种概念完全适合于存在论的生活领域；这种概念就是这样被安置在理论领域和逻辑领域。海德格尔强调了逻辑学和存在论之间的相通性：“一切可以被经验的东西就是一种可能的东西，而不管它真正的世界—特征。”⑨
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建立一种相通性，而是关于知识的论题即逻辑学奠基于存在论。形式的—逻辑的某物的普遍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标明了它的基础在于生活本身。这种前理论的、前世界的“某物”因此就是所有客观的形式的—逻辑的某物的根本动力。它的普遍性奠基于前理论的原初某物的普遍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生活的这种闯入世界的特征能够在构造确定的世界之前就“被理论所歪曲”。形式的—逻辑的某物，在生活本身的这种可能性中被激发，是哲学概念的基础，它的对象就是生活。海德格尔通过对形式的—逻辑的某物的描述想确定的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不能够建立在剥夺生活的基础上，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不能够脱离内在世界的经验。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理论应把生活领会为基础，即作为先于所有被确定的东西的发源地。因为形式的－逻辑的某物是直接被“生活本身的生活体验之流”所激发，相应的哲学概念的基本特征就将是一种从不确定向确定转变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来自于生活的模式。
所以，哲学的概念不仅奠基于生活而且还按照生活而存在。它们自身产生着可能性，它们本身就具有生活体验的特征。而科学地揭示生活体验的方式或方法，则是现象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即“一切原则的原则：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⑩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原初科学的现象学是一种前理论科学或认知方式，是一种揭示方法，是一种通达生活与非理论化、非客观化的生活体验的原初意向。归根到底，作为原初科学的现象学并不是什么“具体内容”，也不是关于生活和世界的观念体系；而是一种打开、揭示、遭遇“生活流”的方式，这种生活流在生动领会的状态下被给出。能够直观本质的现象学，即“哲学的原初科学”，因此是一种“理解性”科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哲学观念和世界观问题”的思路在结束时几乎是突然中断的，即没有达到任何可能的结论，也没有对解释学的现象学给出一个完整的陈述。它的主要贡献在于记录了海德格尔进入解释学的现象学的方式以及他与李凯尔特和整个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决裂。这只是海德格尔对李凯尔特的柏拉图式的企图即把哲学和世界观建立在超验价值的基础上的早期的、彻底的替代——这种替代早在尼采那里就已开始。
三、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对康德的不同阐释
在1927-1928年冬季学期一系列关于康德的讲座中，海德格尔以下面这个评论开始了他对先验感性论的讨论：
对康德的现象学解释基本上是为了反对马堡学派，但是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与他们展开争论；现在重要的是为现象学解释本身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马堡学派中极端的一方为进一步解释康德所做的比所有那些更适合的方法所做的更多，那些适合的方法甚至从没有认为它必然能够解决“批判”的核心问题。(11)
在海德格尔看来，他们创造出了“19世纪最复杂最富有意义的康德解释”。不过，海德格尔并不满意新康德主义者的阅读方式，而且他对马堡学派的多次提及通常都是负面的。人们一般倾向于把他们对康德的不同解释归结为存在论和认识论之间相对立的一方，或者，为形而上学奠基的筹划和服务于现代科学的哲学筹划之间的不同的一方。当然，在这里详尽地重构海德格尔和马堡的新康德主义者之间可能发生的辩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研究将被限定在海德格尔和科恩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上，集中于对我们来说最有可能显示看起来能够引起全方位争论的领域。
第一，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问题。
对19世纪的哲学来说，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关键的问题不是对历史上的康德主义有个正确的理解，或者是对康德本人的准确理解，而是认为康德是否最终仍然是伟大的人物。在这个世纪里，随着实证科学的快速发展，在研究领域所剩下的只有具体科学本身。因此，问题是：哪一个领域是哲学应该研究的？科恩的回答毫不含糊：“科学的事实是哲学得以产生的基础性假设，而且没有这个基础哲学就不能产生。”(12)这也许就是海德格尔给科恩的理论贴上“知识论”标签的原因。
科恩虽然也在努力地弥补《纯粹理性批判》隔离感性和知性的巨大裂痕，寻求它们的共同基础。但他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层面上，感性和知性必须被设想为截然不同的功能，“决定感性和思想之间的区分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它们各自对科学和真理的贡献的不同上，而不是比如建立在人类心灵方面它们的心理学起源的基础上。”(13)因此科恩在寻求感性和知性的共同基础的努力中就走向了用知性代替感性的道路。
与科恩不同的是，海德格尔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根本不是讲一种关于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知识理论，而是关于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存在学。他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为形而上学置基”。海德格尔在努力为存在论的主要概念确保一个新的基础，他认为康德所说的直观和知性这两个认知能力的综合绝非通过简单的并列就能完成，通过寻找它们原初的直观的统一，特别是对时间的直观，海德格尔试图表明我们思想和直观的基本功能是根植于先验的想象力：
如果我们探询那些在纯粹直观中被直观到的东西的特征，那么纯粹直观根植于纯粹想象力就会变得非常清楚。实际上，解释者常常会太频繁太快地就否认在一般纯粹直观中有某物(etwas)被直观，认为它只能是‘直观的形式’……纯粹直观——源始地统一着、即给出统一体——必须抓住这种统一的观(erblicken)。因此，康德在这里说的并不是一种综合(Synthesis)，而是一种总揽(Synopsis)。(14)
海德格尔认为，直观中的这种整体的统一性（即总揽）也不能从“知性的综合”中生发出来，它是一种在给出图像的想象中事先就被看到的统一性。时间和空间的这种整体性的syn便属于构造直观的一种功能。海德格尔说，这种纯粹的总揽，如果它构成了纯粹直观的本质，就只有在先验想象力中才是可能的。先验想象力是所有“综合的”根源，这种想象力本身原初地孕育着时间或时间性。海德格尔通过表明我们的感受性有一个自发性的要素，而我们的自发性有一个感受性的要素，试图证明我们思想和直观的功能的这一共同根源。
第二，先天的原则。
由于科恩把科学等同于康德的“经验”概念，所以先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特征在牛顿物理学的法则中就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以至于科恩把它称为数学物理学，因为它提供了获得先天知识的最好途径，必将成为哲学努力的一个出发点。科恩认为，《纯粹理性批判》只提供了哲学上真正的分析工作的部分图景。经验中的先天要素恰好是通过自然科学的回归性分析引发出来的。
而海德格尔则认为，他已经消除了曾经阻挡康德进一步前进的深渊，也就是主体的主体性问题。《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在论已通过对主体的整体考察为批判笛卡尔的主体性提供了一个轮廓，笛卡尔的主体倾向于把主体设想为与它自身处于同一层次上的对应物，世俗的客体，theres（实体）。如果形而上学作为先天科学为康德提出了问题，那么先天肯定在主体中发现了它的基础，只是主体的存在论地位仍没有得到阐明。
先天归属于主体，居于心灵中，在向外走向客体之前，在心灵中就能遇见它。先天从一开始就能在纯粹主体的领域遇见它。对先天的这一基本领会现已贯穿于知性的纯粹概念中：这些概念属于主体的活动，它们就在主体中存在且仅仅在主体中存在。(15)
我们知道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分析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海德格尔挑战了主体的孤立，确立了主体的存在论地位。在“康德书”中，海德格尔则努力从先验想象力中找到先天的要素，他试图表明先天是此在的一种先验形态，这种形态通过先验图型论向实体敞开它自己。
科恩不是在生产性的想象力中，而是在严格的科学知识中为先天形而上学的问题寻找答案。对他来说，当它必然有助于认识数学物理学的最终结果时，先天的先验地位才将被确定。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先天在先验的图型论中作为必然与实体相遭遇的一个例证被揭示。
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康德书”）中指出了他与新康德主义者的不同：当《纯粹理性批判》被解释为“关于经验的理论”、甚至是作为实证科学的一种理论，它的意图仍旧被彻底误解了。《纯粹理性批判》与“认识论”毫无关系。……正是存在论被建立为一般形而上学，即建立为全部形而上学的基础部分，并且在这里，存在论首次作为它所是而被领会。先验问题的提出，并没有使“认识论”取代形而上学，而是使存在论最内在的可能性被追问。(16)
可以说，科恩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知识论阅读的动机是，当哲学面对经验科学的攻击时，保卫哲学论题的自主权。而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现象学解释则是为建立他的基础存在论服务。
第三，对先验演绎的态度。
海德格尔对知性纯粹概念的先验演绎的不满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清楚：他更喜欢图型论，图型论使存在论知识揭示得非常清楚，就像它是被生产的一样。实际上，他认为先验演绎这一部分在《批判》中是最“致命的”一部分。而新康德主义已经使这一主题成为嗜好，即使它可能使注意力完全从真正的问题上偏离。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讨论演绎的数页中，海德格尔攻击新康德主义者们以难以置信的天真谈论先验演绎这一部分，以至于他们达到了对这一部分的最粗暴的误解。他说，新康德主义完全误解了先验演绎的真实含义，他们把演绎的问题看作是一种有效性的问题。(17)
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讨论先验演绎时反对“可能经验”这一表述，而这一表述对演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康德说：“一般经验可能性的诸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之可能性的诸条件。”(18)在这里，康德在综合判断也就是“经验的可能性”的最终标准方面和“客观实在性”的概念方面之间建立了连接。“所以，经验的可能性就是赋予我们的一切先天知识以客观实在性的东西。”(19)“经验的可能性”在这个语境中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它必须在“使有可能”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因为，只有在它们有助于经验“有可能”的这一点上，范畴才具有客观实在性。
而科恩赋予“所有综合判断的最高原则”的命运则是：
根据“先验的”这个词的意义，所有综合判断的最高原则是先验统觉的原则。如果现象想断言客观实在性的价值或者甚至是客观有效性的价值，那么它们就必须被看作是与法则相关联的，就必须把法则表述为具体的情况。这就是先验统觉的意义，作为最高先验原则的意识的统一性的意义。(20)
因此它是知识的纯粹要素，被综合为法则，确保了现象的实在性。事实上，先天知识是如此保证了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以至于科恩没有真正费心去追问这样的知识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在他提到“范畴的客观有效性”的证明时，科恩也采纳了一种并非不同于海德格尔的行为方式，甚至使用了同海德格尔一样的术语来限制表达式“可能经验”的领域：只有在它包含它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一点上，先天才与可能的经验相关。总之，先天使可能！因此，对科恩来说，为了确保它们的实在性，毫无疑问必须让先天知识在可能的经验中面对经验的给予。超验的先天从来不能被用来对抗经验。这也是卡西尔在为他的老师科恩辩护时指责海德格尔的地方。
科恩和海德格尔都没有在他们各自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中赋予先验演绎以特别的意义。我们关注先验演绎中的“所有综合判断的最高原则”主要是为了彰显出科恩和海德格尔在先验主义中的相通之处。如果演绎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范畴的客观实在性，那么任务与其说是为了表明先天只能从经验的对象中获得“实在性”，倒不如说是为了证明形而上学的先天构成了对象的客观性从而它能够被认为是先验的先天。因此，科恩和海德格尔都没有重点关注演绎。对科恩来说，对知识中先天作用的说明将在先验原则的分析论中找到。对海德格尔来说，作为与实体相遭遇的一个可能性条件，先天在先验图型论中可以看到。但是科恩为了克服康德的直观和思想之间的二分法而采用的策略却使经验和感性被逻辑吞没。对海德格尔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新阅读可以被认为是对科恩阅读的否定，而且仿佛是想提出相反的观点。海德格尔强调了感性的接受性和自发性，从而获得了直观和思维的联结点，而且对图型论和生产性的想像力的强调最终使他在它的根源处克服了二元论。
最后，我们以海德格尔在他的“第二康德书”即《物的追问》中对新康德主义的评价来结束我们的讨论：他说，新康德主义哲学运动在19世纪后半叶的理智历史中有它不可否认的价值，特别是以下三点：
第一点，对康德哲学的回归挽救了实证主义完全陷入到对事实奉若神明的境地。第二点，通过对康德著作细致的解释和阐明，康德哲学本身在各个方面都被人们所熟悉。第三点，在康德哲学的指导下，对哲学历史的一般研究，特别是对古代哲学的研究，被放在了更高的层面上。(21)
注释：
①具体可参阅靳希平、吴增定所著的《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小注②。
②卡西尔虽然出身于新康德主义，但已经从新康德主义的科学认知理论狭窄的提问方式中解放出来。卡西尔在达沃夫与海德格尔的争论中已不再是以新康德主义者的身份与海德格尔展开对话，而是以捍卫人文主义传统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不涉及轰动一时的达沃斯之辩。关于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辨论将在“海德格尔对康德的阐释”这一大题目下列专章讨论。
③Martin Heidegger,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Gesamtausgabe vol.56/57.S.180.Frankfurt:Klostermann,1987.
④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1927,1953.S.218n.
⑤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第155页，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第44页。
⑥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第193页，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45页。
⑦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第173页。
⑧康德以降的德国观念论对世界观的讨论已成为当时世界的学术主流，以至于Weltanschauung成为世界观的专用词。
⑨Heidegger,Gesamtausgabe vol.56/57,S.115.
⑩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4页。
(11)Martin Heidegger,Ph
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Gesamtausgabe,25,Frankfurt:Klostermann,1977,S.79.
(12)Cohen,Kants Theorie der Erfahrung,Berlin:B.Cassirer,1925,S.41.
(13)同小注(12)，S.19.
(14)Martin Heidegger,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Gesamtausgabe 3.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 1991,S.142.
(15)Heidegger,Ph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S.314.
(16)Heidegger,Kant und das Ploblem der Metaphysik,S.16-17.
(17)Heidegger,Ph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S.330.
(1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19)同上书，第150页。
(20)Cohen,Kants Theorie,S.58.
(21)Heidegger,Die Frage nach dem Ding zu Kants Lehre von den transzendentalen Grundstzen.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1962.S.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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