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革命与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是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在此之前，流行的作法是将经济学分为“价值论与分配论”和“货币论”这样两部分；而在《通论》的第21章中，凯恩斯明确地批评了这种作法，说它是“错误的分法”。凯恩斯提出：“我以为正确的两分法应当是：一面是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凯恩斯这里所作的区分，其实就是现在区别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说法：他对前一种经济学的论述是对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定义，他对后一种经济学的界定到现在仍然是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定义。在《通论》出版之后，经济理论正是按照凯恩斯的分法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今日的微观和宏观两大学科。
学科差别背后的范式之争
在凯恩斯《通论》出版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在西方经济理论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式的理论分析，这种理论分析使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个人、厂商以致个别产品的市场如何达到均衡。按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这是地地道道的微观经济理论。直至今日，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主体部分仍然停留在19世纪末奠定的边际主义均衡分析框架之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凯恩斯的革命功绩在于为经济学创建了一个新的学科：在它之前的经济学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在它之后才有了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理论才包含了微观和宏观两大分支。
但是这样一种表述是一种过度的简化，它掩盖了经济学发展中最本质性的问题。凯恩斯倡导创建宏观经济学并不只是标志着宏观经济分析开始与微观经济理论在学科上分离，更标志着研究范式上的革命——正统的经济理论接受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分析所使用的研究范式，而它却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不仅是对个体和个别行业的经济活动所作的理论概括，而且是以特定的研究范式来作这种概括。这种研究范式的特征是个体（消费者个人和厂商）的最优化决策和在这种最优化决策基础上产生的供求均衡。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已经清楚地确立了这种思维范式，但是真正彻底地将这种思维范式贯彻到底，就必须进行瓦尔拉斯式的一般均衡分析。
按照正统微观经济学的这种思维范式，在微观经济分析之外本来就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宏观经济学。按照今日仍然通行的说法，宏观经济学主要探讨整个经济中的总产量、就业量和物价总水平这些总量如何决定。在这里，只有“绝对”的价格水平或者“价格总水平”是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本身所不能说明的。正因为如此，按照正统微观经济学的范式思考的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很早就致力于阐发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思想，以便用来说明物价总水平如何决定。但是，恰恰是这个物价总水平的决定问题，不是凯恩斯创建宏观经济学时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前两代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并不关心物价总水平和通货膨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实际上是默认正统微观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范式的。凯恩斯自己说得非常清楚：他主张创立独立的宏观经济学，要说明的正是总产量与就业如何决定。但是，整个经济的总产出是各个厂商的产出之和。微观经济学探讨的正是个别厂商的产量如何决定。如果微观经济学关于厂商产量决定的理论分析是正确的，显然就不需要另外再有一种什么理论来说明总产出如何决定。就业量的分析本来就应当是微观经济学的主题之一，因为劳动市场正是微观经济学所分析的个别市场之一，只要就业量是由劳动市场上的某种均衡机制决定的，微观经济分析就应当能够充分说明就业量如何决定，而根本不需要另外的什么独立的宏观经济理论。这样，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当正统的微观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在经济学界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时，没有不同于微观经济学的独立的宏观经济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按照正统微观经济学的这种思维范式来说明整个经济中的总产量、就业量，这正是凯恩斯《通论》出版前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的作法。凯恩斯在《通论》中将这种宏观经济思想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徐毓枬的中译本将其译为“经典学派”）。为了避免与经济学说史中常用的“古典经济学”概念相混淆，本文中将这种宏观经济思想称为“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凯恩斯《通论》中学术批判的锋芒，就是指向这种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而所谓的“凯恩斯革命”，革的就是这种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的命。宏观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从产生之前的孕育之时起，就是围绕着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思想之间的斗争而发展的。这是微观与宏观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的斗争在宏观经济学内部的反映。
虽然宏观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由凯恩斯主义者创立的，但是在“凯恩斯革命”之前并不是没有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边际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也绝不是没有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从西斯蒙第和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界对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的研究和论述就日益增多。到19世纪后半期，这种研究已经发展得相当专业，其代表性成就就是根据经验材料概括出了1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朱格拉周期”，朱格拉本人就是这个时期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代表人物），并且发展出了许多解释经济周期成因的假说式的经济理论。这些学说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宏观经济学的学说，但是西方国家中占主流地位的正统经济学（先是古典经济学，后来是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本质上排斥所有这些有关经济周期的说法，甚至根本漠视它们的存在。这是因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从一开始（从古典经济学产生之日起）就被均衡的观念统治着，这种观念不能承认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出现的经济波动，更不能承认这种波动有规律性。在这种观念的主宰下，连马尔萨斯认为总需求会小于总供给的观点都成了不可容忍的异端而受到排斥，李嘉图承认采用机器可能造成工人失业的观点被看成是一个理论巨人令人遗憾的理论失足。
正统经济学如此坚决地拒绝任何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正是因为它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有关宏观经济状况的思想。正如前边所说，按照边际主义正统经济理论的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根本不需要后来出现的那种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来说明它们如何决定。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那些问题中唯一还悬而未决的问题——物价总水平如何决定，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本身当然不能回答。但是，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家们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现代经济理论要求的那种数量上的精确性来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它们在这方面所使用的是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上的补充工具。
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本身十分简单明确：物价总水平仅仅取决于货币数量，在长期中，货币数量论的增加只不过抬高了物价总水平。货币数量的起源十分古老，几乎和古典经济学一样古老——还在亚当·斯密写出他的《国富论》之前，大卫·休谟就已经很明确地表述了货币数量论的命题。就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数量论本身是正统经济理论的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货币数量论本身所论述的是一个典型的宏观经济问题，它不可能成为19世纪下半期兴起的边际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式的边际主义理论分析本身是一种微观式的经济分析。但是，它又是可以与边际主义理论分析相容的，因而它必然成了边际主义的正统经济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补充——它在宏观经济分析上的补充。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实际上是各种物品的相对比价，当代的严格数学式分析则证明了，当货币本身没有独立的效用时，竞争条件下的个体最优资源配置对价格向量是零次齐次的——这意味着在这种条件下，各种物品的价格以相同比例变动不会影响任何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这样的一般均衡分析需要一个外来的因素来决定价格的绝对水平，而这个价格的绝对水平对实际的资源配置、实际的产出都没有任何影响。货币数量论履行了这一功能：它用货币数量来决定价格的绝对水平即物价总水平，并断言货币数量不会影响实际的资源配置（这就是认为货币数量不影响总产出的货币中性论）。正因为如此，标准的边际主义正统经济理论家们在20世纪初热衷于发展货币数量论，其表现就是它被阿尔文·费雪和马歇尔形式化为不同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可以说，到那时，货币数量论虽然仍旧不是作为一种微观经济理论的边际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但它已经成了边际主义的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这种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观念；或者干脆点说，就是这种经济学体系中的宏观经济学。
边际主义正统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是它的理论体系不够完美，而是这个理论体系给人提供的宏观经济图景离现实太远。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是周期性地发生的经济萧条逼迫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家们提出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而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出了第一个这样的有系统的尝试。他依据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从中央银行决定的实际利率偏离了静态均衡利率出发，说明由此造成的投资波动和货币数量波动如何产生了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以致整个经济的宏观波动。威克塞尔的宏观经济模型给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如此之大的启示，以致当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那次经济大波动来临时，正统经济理论家对波动的解释，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解释，几乎都以威克塞尔的模型为出发点。哈伯勒总结有关经济周期学说的名著《繁荣与萧条》，最初也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按威克塞尔的思路而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上。
威克塞尔式的经济周期理论明显表现出一种从正统微观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向完全不同的思维范式过渡的特征：它弱化了对供求均衡和货币中性的迷信，但又不想完全放弃这些范式。均衡范式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从产品市场供求均衡下的充分就业状态出发，威克塞尔的模式不想放弃这个出发点，但是它要解释的其实是波动中出现的显著的非充分就业状态；对货币中性的假说威克塞尔的模式更是采取了含糊的态度，它总的来说趋向于坚持这个假说，但是它对周期的分析又使人不能不相信货币数量变动引起的周期波动会影响总产出。威克塞尔的模式其实表现了当时正统经济学家阵营中的一种惶惑：面对经济大波动的现实，他们感到了正统微观经济学思维范式的严重不足，但是又不想放弃它。威克塞尔模式的这一过渡性质最典型地表现在凯恩斯身上：凯恩斯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按照威克塞尔的模式前进的，而这本书其实是凯恩斯从正统微观经济学的思维范式过渡到他后来奠定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范式的一个过渡性的里程碑。
凯恩斯《通论》的革命意义决不在于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凯恩斯也没有开创这样一个新领域，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绝不是从凯恩斯始），也不在于它建立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它在正统经济理论的范围内进行了一场思维范式的革命。革命就在于放弃在个体最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观念。凯恩斯的《通论》从一开始就攻击正统经济理论的充分就业教条，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是存在着不自愿失业，有效需求小于与充分就业相吻合的数量，就业和总产出都是由总需求决定的。但是充分就业状态正是正统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市场的均衡状态。这样，《通论》就直接否认了供求均衡在劳动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把供大于求看成是劳动市场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供求均衡观念。《通论》的基本目的就在于解释有效需求为什么不足以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而其论证的思路也完全不是个体的最优化决策。凯恩斯以人们的消费倾向、灵活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等心理因素来解释总需求的不足，而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心理因素并不是很理性化的，更很难说是个体最优化决策的产物。40年代以后的许多研究力图以个人的最优消费决策来论证凯恩斯所说的消费倾向，但是即便如此，凯恩斯所说的投资行为也无法与理性的最优化决策相容：决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心理上的预期，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信心状态，而在凯恩斯的心目中，推动投资的这种心理预期常常是一种“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s）。这种盲目的信心和野兽式的冲动不仅不可能是最优化的决策，而且常常会是非理性的。这样一来，理性的个体最优化决策这种思维定式就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消失了。于是，在《通论》所建立的宏观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学科差别背后，对立的其实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
宏观经济学发展中的范式演变
在战后的最初30年中，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在宏观经济学中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大多数从业人员都标榜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而且表现在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模型都承认，至少在短期中是总需求决定着总产出、总收入和就业。就连这个时期在宏观经济学界勇敢地扛起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大旗的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也说：“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确实，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也承认，短期内货币数量的波动不仅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波动，而且会引起就业和总产出的同方向波动。就这一点说，货币主义不仅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而且也离开了威克塞尔式的修正而更接近于凯恩斯的观念。
但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也确实在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弗里德曼力图尽可能论证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的正确性，就是这种意图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始终遵守着正统微观经济学的思维范式——个体最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在这个思维范式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凯恩斯式的需求决定论，全靠了求助于适应性的预期——这等于承认短期内人们的预期会出错误，从而对个体最优化的程度作了一定的放松。
其实，就是在战后初期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中，宏观经济学内部的范式演变也几乎波及了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除货币主义者之外的许多其他的宏观经济学家也在致力于用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甚至是个体最优化下的供求均衡来说明总需求决定论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这种倾向连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们也不能免。这其实是在放弃凯恩斯的经济学范式而回归正统微观经济学的思维范式，难怪自命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新剑桥学派指责他们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这不仅说明传统的思维范式就是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根深蒂固，而且表明了经济理论家们一直处于一种困境：除了使用个体最优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他们也确实找不出别的方法来为说明人们的微观经济行为提供可靠的基础。
宏观经济学最近的新发展
最近二十几年来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主要是在各个方面为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依据对微观行为的分析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论证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一类的理论工作，仍然是沿着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保守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对这两个对立的方向发展的。
在70年代，宏观经济理论中出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理论创新：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用工资刚性来解释非充分就业的传统，提出了“一般非均衡”模型，以说明在不能靠价格因素（产品价格和工资）来使供给和需求相等时，产品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如何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相互作用，导致经济最终停留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都是供大于求等等）。这种研究比凯恩斯本人更明确地全面放弃了供求均衡的范式，但却完全是按个体最优化决策的思路进行分析的。而另一方面，古典主义者们则进一步发展了货币主义的领袖弗里德曼的论点，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正统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出清”思想，强调价格因素的变化会使各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保持均衡；在此基础上，它以正统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一般均衡的产量和就业为“自然产量”和“自然失业率”，并以预期的价格水平与实际价格水平的偏差来说明实际产量、实际就业与“自然产量”和“自然失业率”偏离的原因，由此来说明短期中产量、就业与价格水平的同方向变化；但它特别强调，人们的预期是“理性预期”，它不会存在系统偏差，因而平均说来通货膨胀不会增加产量和收入，不可能以通货膨胀替换失业。就坚持个体最优化决策和供求均衡的观念这一点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几乎完全回到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范式，但是它仍然承认预期错误导致产量波动的可能性，这等于对个体决策最优化的程度作了保留，结果是它仍然具有凯恩斯主义的印记——承认短期中总需求可能影响产量。
在80年代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展了理性预期假说，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上，凯恩斯主义集中代表了一种用需求因素、特别是货币因素来说明经济周期的倾向。“理性预期学派”的最初代表们也主要是以货币因素的作用来解释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波动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经济波动的角度，这种分析完全用“实际因素”的变化来解释经济波动，强调这些实际因素的变化通过价格机制引起投资、储蓄和就业的变化，从而导致了总产出的波动。这就完全恢复了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传统，是用当代的宏观经济模型表述的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到80年代后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成为正统的宏观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大多数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它的基本思想。而“一般非均衡经济学”则受到了明显的冷落，连它的创立人之一罗伯特·巴罗也否定了这种分析的正确性，转而变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领袖。问题在于“一般非均衡经济学”建立在价格刚性的假定之上，它对价格为什么是刚性的没作任何解释。而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工资等等是可以自由变动的。如果是像凯恩斯主义者所假定的那样，价格因素不能很快使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恢复均衡，那就只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者是有某种可信的原因使价格或工资具有粘性，不能很快发生变化；或者是价格和工资的变化并不能使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保持和恢复均衡（使市场出清）。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注重于解答这两个问题，而这些贡献大多是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作出的。
一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信息不对称会使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长期达不到均衡、甚至永远不会达到均衡。信息不对称有时是通过价格粘性起这种作用，有时则不通过价格粘性而直接起作用。他们构造了一些模型来分别说明信息不对称在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这种作用。在产品市场上，产品的卖者比买者具有更多的有关产品质量的信息；卖者使自己供给的产品质量与其价格相称，而买者只能把产品价格与他估计的平均质量相比较，据此来决定自己是否购买。这就产生了著名的“逆选择问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价格降低只是将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者赶出了市场，而买者由于发现降价使平均的产品质量降低，可能不会增加自己的产品需求，反而进一步减少自己的购买意愿。这就很可能使产品市场无法维持供求均衡。更严重的是，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厂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必须为维持自己产品的信誉而投资，这就使它在需求减少时不会轻易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造成了价格刚性。在劳动市场上，劳动的卖者比买者对劳动力的情况具有更多的信息，这使雇主无法完全根据不同雇员实际的劳动情况来确定付给他们不同的工资。但是这又使雇员们具有在工作岗位上偷懒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雇主降低其管理成本的最好方法就是解雇被发现有偷懒行为的雇员。而要使这种惩罚真正能够制止偷懒，就必须使解雇对被解雇者所造成的损失足够高，这就促使雇主给予在职人员以比较高的工资。这种运行机制所产生的工资必定会使劳动的供给大于需求，造成失业，因为没有失业，解雇就不会成为迫使雇员努力工作的威胁。在资本市场上，是资本的买者比卖者对还贷的可能性具有更多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利率有多高，都会有过多的还贷可能性较低的人愿意借入资金。而且利率越高，愿意老实还贷的人越不愿借入资金，从而愿意借钱的人中不还贷的比例越高。其结果是借出钱的人必定要根据可接受的利率之外的其他信号来对借钱的人进行甄别，也就是对信贷资金实行某种“配给”，从而造成资本市场上的求大于供，利率无法使资本的供给等于需求。
利用“菜单成本”因素来说明价格粘性的理论模型指出，单纯改变价格这一行动本身会给厂商带来某些损失，就像饭馆改变菜价时要为重印菜单付出成本一样。这种成本本身可能很小，但是理论模型却可以证明，由此带来的价格粘性会在总需求变动时造成产出和就业的较大变化。
布林德等人的模型强调需求的不确定性，指出由于需求不确定，厂商所提出的产品价格和供给量通常都要保证在需求最大时也有产品可卖，这样才能实现预期利润的最大化。厂商根据这种考虑来决定自己的最优存货，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如何根据需求来改变自己的产量和存货。这种分析成功地解释了存货的波动，从而说明了总需求波动与存货波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解释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的粘性时，宏观经济分析越来越多地使用更复杂的模型来说明一些现实的具体因素的影响。一些模型指出，由于现实当中的工资契约甚至价格契约都是长期的，而各个不同企业又是在不同的时候重订其名义工资和价格的，这就导致了短期的一次名义需求减少会造成较长期的衰退：在名义需求变动时，可以很快调整的价格和工资很少，即使有些价格或工资契约到期了，重订的价格和工资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调整到均衡水平，因为这样可能使重订契约的厂商相对于其他厂商价格过高、工资过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就造成了工资和价格的粘性，造成了它们的调整是缓慢的，从而使短期的需求冲击具有长期的影响。
近年来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还使用内部人—外部人因素来说明为什么工资会持续地高于使劳动需求等于其供给的均衡工资水平：企业更换其员工是要付出代价的（劳动力周转成本），这种成本使已经在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内部人）可以要求比还没有就业的人（外部人）所能接受的更高的工资，而企业在劳动力周转成本允许的范围内，也会同意使已就业者的工资高于未就业者所能接受的工资。这样形成的工资水平高于使劳动需求等于供给的均衡工资水平，它造成了失业。近年来所出现的某些宏观经济模型还证明，在过去的事件影响对未来的预期的情况下，即使工资和价格是充分灵活的，需求的外生冲击所造成的产出变化也可能大于最初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和价格的灵活性反倒加剧了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
自从托宾提出了著名的股份公司投资的q理论之后， 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就成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方面已经出现了许多模型，正在论证许多问题，研究正在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上所述，只是宏观经济学近年所取得的新发展的一小部分。近年出现的新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不胜枚举，这里无法一一述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总结说，宏观经济学仍然极有活力，因为它为不同于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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