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国外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热点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欧盟50年：纪念与沉思
今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欧洲各国举办了难以计数的各种纪念活动与学术讨论。3月14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与《金融时报—商业》(FTB)等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欧盟：未来50年”的大型讨论会，邀请了欧盟27个成员国的50位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艺术家和商业领袖，就欧盟的未来展开辩论，会后出版了文集《欧盟：未来50年》。3月23日，哲学家哈贝马斯接受德新社记者的访问。在这篇题为《欧洲现在需要什么？》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对欧盟发展的现状发表了审慎的分析，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确立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在欧盟内部完善治理和发展政治行动的能力。他指出，《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这两个欧盟创始成员国的全民公决所否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深化欧盟发展的阻力来自人民。实际上，在大部分成员国中存在着支持巩固欧盟的“沉默的大多数”。5月9日是“欧洲日”，当天10多位欧洲的诺贝尔获奖者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厅，在欧盟议会主席珀特林的主持下，对欧盟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展开讨论。他们普遍赞赏欧盟是人类解决冲突与和平合作之文明成就的典范，但同时分别指出了欧盟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包括欧洲内部的语言壁垒，欧洲精神世界受到物质主义的冲击，以及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2 全球关注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今年全球最“热”的话题之一。今年1月开始，从世界经济论坛、欧盟首脑会议、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到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国际会议都将气候变化作为重要议题。2月，美国先进科学协会的一份报告说，干旱、热浪、洪水、野火和风暴出现越来越多，这是更具破坏力气候来临前的早期征兆。不久，英国学界对此提出疑义。3月17日，在英国慈善机构“科学常识”组织下，英国一群科学家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警告人类不能夸大气候变化的危险，并批评美国一些科学家和媒体用“灾难性”等字眼使全球变暖问题“妖魔化”，要求学界科学严谨地正视气候问题。6月5日，第36个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冰川消融，后果堪忧？”，旨在促使各国更加坚定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变暖的决心。11月5日，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可能成为美国决策者面临的最重大的国家安全挑战之一，因为它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移民和水资源争夺战，并导致国家间力量重新调整。12月13日，世界气象组织宣布，过去50年中气温升高的平均速度几乎是过去100年中的平均速度的两倍。12月6日，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200多名专家签署了“巴厘岛科学家气候宣言”。该宣言呼吁要有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应对气候变化，确保全球气温升高不会比工业化之前超过2℃以上。许多学者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仍是发展中国家“首要的和压倒一切”的优先解决问题，应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更清洁的经济增长，并启动进一步减缓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
3 欧美宗教话语日渐活跃
随着“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变换，欧美公共讨论中宗教话语日渐活跃与强劲，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当今西方思想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今年初，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与哈贝马斯合著的《世俗化的辩证法：论理性与宗教》英文版出版，这与其说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两者之间的合作。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辛格大主教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8月19日，马克·里拉的《上帝的政治》一文在《纽约时报》发表，当期的封面摘录了文章的要义：“神学的思想仍在燃烧着人们的心灵，鼓动起能将社会置于毁灭的救世之激情。”这篇文章选自里拉9月份出版的新著《夭折的上帝》(The Stillborn God)。其核心命题可以称之为“西方例外论”，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地域中，神学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以政教分离和宪政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和例外。文章和著作发表之后立即引起热烈的争论，里拉本人在报刊与广播媒体上频繁接受访问。与此同时，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长达近900页的新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出版，该书通过浩瀚而复杂的思想史考察，探讨了“世俗化”(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处理了政治世俗化的问题。
4 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前景
普京的总统之路可谓成就非凡，美国《时代周刊》因此把他选为2007年度风云人物。明年普京将结束8年的俄罗斯总统任期，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将出任其政治伙伴梅德韦杰夫总统下的政府总理。很多政治评论家都预言，普京时代还将继续，但是接下来的梅—普体系毕竟不同于单纯的普京体系。因此，2008年以后俄罗斯的景象引起政治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首先普京的个人威望无人能及，即便是梅德韦杰夫也难望其项背，梅—普体系头重脚轻，这引起了很多猜疑。有学者认为普京的总理权限将加强而总统的职权将受到削弱。尽管普京亲自否定了这种猜测，但是即便总统和总理职权在法律层面不会修改，而普京的个人威望远远盖过梅德韦杰夫，可能会导致某种事实上的总理制的形成。实际上这个问题考验这两个俄罗斯政坛顶级选手的政治智慧，能否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严峻课题。还有学者还认为，普京出任总理对自己政治前途并不利。按照俄罗斯宪法，总理主要负责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在未来几年这很可能就是俄罗斯问题的爆发点，处置不当就会使普京的政治威望毁于一旦。如果这种假设成真，又将考验梅—普体系的稳固。不过，学界普遍认为，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政治理念基本相同，也认同普京的治国方略。因此普京的路线会得以延续，而且普京担任总理进一步保证了既有的各种政策会继续得以贯彻，所以现在还不是谈论“后普京时代”的时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俄罗斯的内外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
5 学术与政治：英美学界的正面交锋
2007年5月30日，英国高校联合会在巴勒斯坦工会的呼吁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其成员(即全英国的学者、大学教师、研究员以及在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界工作的人员)提出，禁止与以色列的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目的是为了向以色列施压，敦促其改善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该决议以绝对的多数票通过，并决定将考虑在明年实施。第二天，英国最大的公共事务员工工会表示，也将考虑抵制活动。英国学界认为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如果学术界对此听之任之，就是与占领者合谋，共同欺压巴勒斯坦人。因此支持制裁者认为，应该对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实施全面制裁，以帮助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该倡议提出后，立即在英国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遭到众多学者的反对。美国学界普遍认为，该倡议带有浓厚的反犹太主义色彩，学术制裁破坏了学术观点的自由交流，干涉了学术自由。有学者将制裁斥责为“麦卡锡式的反知识分子主义”，称其为赤裸裸的歧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博林格尔、纽约市耶希瓦大学校长理查德·M.乔、纽约大学校长约翰·赛克斯顿等人均发表观点，谴责英国高校的制裁行为。到8月初，美国已经有大约300所大学校长在抗议英国高校联合会的倡议书上签字，他们表示，如果英国高校联合会坚持制裁，那么这些大学愿意与以色列大学同样被制裁。此外，还有8400名个人针对制裁提出，拒绝参加任何把以色列学者排除在外的学术活动。该事件显示并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关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争论。
6 美国次级债风波的影响
2007年3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被停牌，新世纪金融与其他20多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面临破产。至8月，美国发生了次级债风波，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向市场注入资金以防金融市场动荡。9月20日，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费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表示，若不降息，美国经济可能陷于非常严重下坡。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认为，各国央行应该对经济基本面受到损害的征兆保持高度警惕，但在此类现象实际发生之前，应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轻举妄动。否则央行的行事准则会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会怀疑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基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的考虑而做出的，而是受到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或其他特定市场的掣肘。12月，美国等国家宣布联手向短期拆借市场注资以缓解流动性不足。对于美国次级债，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美国次级债问题是十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市场危机，如不能有效应对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后果。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影响范围较为有限，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将较小。学者们指出，美国次级债问题的发生需要对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作出更深入的审视，也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但总的来讲，现在谈美国次级债的影响尚为时过早。
7 委内瑞拉政局何去何从
拉美持续几年的“红色风暴”今年遭遇到新的挑战。查韦斯的修宪提案在委内瑞拉国内引起巨大争议，12月2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否决了查韦斯的提案，委内瑞拉的局势与未来变得扑朔迷离。11月30日，耶鲁大学“拉美与伊比利亚研究会”举办“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革命”国际研讨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与会，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草根性社会运动在确立玻利维亚革命的道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委内瑞拉的经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这本身使这场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及消费模式的紧密纠葛之中，暗含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这次会议揭示出玻利维亚革命所包含的可能与局限，与主流媒体的危言耸听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西方左翼学者对委内瑞拉局势更为关注。齐泽克在11月15日《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后现代左翼”的所谓抵抗策略倾向于放弃争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投降”。他高度赞赏查韦斯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认为这虽然具有风险，却开启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可能。英国新左派领袖人物阿里(Tariq Ali)在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之后立即撰写文章，指出当下对修宪的辩论没有足够重视修宪提案中“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在草根层面上对此展开辩论。但阿里坚信，查韦斯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只要总结经验把握时机，在他任期结束的2013年之前一定会有新的转机。
8 解决“两核”问题尚需时日
接近岁末，多年来一直困扰国际社会的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突然间都有了意外的进展。美国于12月3日发布了一份对伊核问题的重估报告，确认伊已冻结其核项目和铀浓缩活动；同一天，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抵达平壤，宣布“朝鲜的去核化意愿十分坚决，美国等相关国家对此很感到满意”。然而，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防核扩散专家阿斯库莱和以色列国防安全与情报专家哈姆关于美国对伊核问题的重估报告评论说：“新报告并不排除伊朗继续寻求核武器的可能性。伊民用铀浓缩正在加速进行，可随时重启核计划，并具备开发核武器的技术设施，此外伊惯于隐藏其核设施和活动。”12月5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称：“新报告是美国中了伊朗的反间计”。美国防部长盖茨在12月8日“麦纳麦国际对话论坛”上仍指责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仍是一大威胁。”国外东亚事务专家认为，朝核问题的新突破是因为美国深受伊拉克问题及伊核问题困扰，为了缓和国内外压力而表现出了一定的耐心和让步。如果就此断言朝弃核过程会一帆风顺为时尚早。完成核设施去功能化及核计划申报并不等于完全弃核，特别是如何处理朝鲜声称已拥有或是否还有隐瞒的核武器及核材料问题。朝核问题的进程和解决始终有赖于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任何单元的缺失都会对朝核问题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局势带来难以预料的变局。
9 泰勒与德沃金分获学术大奖
3月14日，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授予2007年坦普尔顿奖，获得80万英镑奖金。此奖是由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创建，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包括对爱、创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坦普尔顿基金会现任会长在授奖时说，在泰勒的学术生涯中，他经常是孤独地坚守在精神维度的研究领域，对公共政策、历史、语言、文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其它侧面展开跨文化、跨学科的深入讨论。泰勒认为，需要对“人类的暴力趋向”予以新的洞察，这可能包含着要对人类寻求意义和精神方向的努力(在其中对暴力的诉求是某种颠倒和歪曲)作出一套完整的阐释。
今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捧得，奖金为75万美元。挪威议会于2003年设立路德维格·霍尔堡(Ludvig Holberg)国际纪念基金，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一位成就最杰出的学者。在最近30年间，德沃金在法律哲学领域中留下了个人独特的印记，几乎每一个对该领域的贡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的工作相关。评委会对他的评语是：德沃金发展出了一套富有原创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法律理论，这一理论将法律植根于道德，并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将抽象的哲学观点与那些具体的对法律、道德和政治的日常关切相关的论辩相结合。在德沃金之前获过此奖的有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尤尔根·哈贝马斯和舍穆尔·艾森斯塔特。
10 2007年：逝去的大师
2月28日，美国当代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爵士(Arthur M.Schlesinger,Jr.)因病逝世，享年89岁。施莱辛格28岁以《杰克逊时代》获普利策奖。1957年至1960年他先后出版三卷《罗斯福时代》，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史学成就。1965年肯尼迪过世后，他发表了《约翰·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日》，被先后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78年的《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再次使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施莱辛格的最后一本书《战争与美国总统》2004年面世，书中对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作了激烈的批评。
3月6日，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摄影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因病逝世，享年77岁。鲍德里亚最著名的《消费社会》以特殊的需求理论解读了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他的思想受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并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相结合，代表作包括《符号政治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和《仿真与仿像》等。
6月8日，当代西方思想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因病逝世，享年75岁。他早年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汇集了对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随后他在《实用主义的后果》和《偶然性、讽刺和坚实性》中提出新实用主义主张，确立了反本质主义立场，被视为“反哲学的哲学家”。
11月10日，美国知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因病逝世，享年84岁。梅勒的作品始终将矛头对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被称为美国的“文学良心”。其成名作《裸者与死者》不仅揭示出战争的真实面目，而且剖析了更为深广的社会与历史问题。1968与1979年，梅勒先后凭借《夜间的军队》和《刽子手之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2005年被授予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
11月13日，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Berman)辞世，享年89岁。他是比较法学、国际法学、法史学、社会主义法学以及法律与宗教关系领域的先驱人物，著有《法律与革命》和《信念与秩序》等。伯尔曼对中国当代法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演讲集《法律与宗教》，其中“法律必须被人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被频频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