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反思与蒋孔阳美学——纪念蒋孔阳先生逝世一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美学论文,周年论文,孔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派别划分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极左思潮，根深蒂固， 来势凶猛。 1954年以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唯心”主义而“旗开得胜”（在此之前，则是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改造”，人人过关，其目标亦是“把立场转过来”；对精神世界而言，则是“洗心革面”，消灭“唯心”主义，高举“唯物”主义大旗），接着便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尤重批判其哲学基础——主观唯心主义（在四十年代，舒芜的《论主观》文章的发表，引来了灭顶之灾的批判，便早已形成了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气候，和培养了一支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为己任的特殊队伍）。由此，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唯心与唯物、主观与客观，这两对哲学范畴，刹时升温、变调而为区别“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根本标志，于是中国思想界及其知识分子们，便匆匆地进行那种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二极性选择。因为谁都不愿意戴上“主观”“唯心”的“反动”（“反革命”）帽子，而乐于抢扛“客观”“唯物”的大旗。这种“二分”心态，便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的典型心态。在这种二分心态下，当时中国的学术良心、学术特色，将是什么样子，便是很分明的了！
正好，五十年代中期，“唯心主义”的老手朱光潜在强大压力下，率先出来“自我检讨”（发表批判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文章）。于是一场“主观—客观”／“唯心—唯物”的二极性大选择的“戏”论开始了。在当时，唯心＝反动，唯物＝进步，这是任何人不可更易的绝对真理。唯一稍可讨论者、而又稍稍蒙上一丝“学术”色彩者，只有另一对范畴：即“主观与客观”。
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当时“讨论”中的所谓三大派——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李泽厚的所谓第四派后面再论），都是二分心态的一种选择，无奈高尔泰过于年轻，论文“发表欲”太强，不懂“人间烟火味”，才匆匆发表一篇“论美是主观的”文章（仅此一篇，吕荧也只是附和性的趋同）。“讨论”中的“主旋律”是最有合法性的“客观派”，而朱光潜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主客观统一”派（注：关于对朱光潜的评论，请参阅拙作《朱光潜美学论纲》，199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很明显，时下学人认为当时形成的三大派（或四大派），是出于对“美的本质”的探寻，笔者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解；相反，倒是源于二分心态。在这里得赶紧声明：不管是哪一派，说到底都是“学者”间的争论，所谓“学者”，多少都读过若干书籍，有若干学术功底的，因而其论争，也多少有一些“学术”依据的，还不能等同于学术骗子或政治打手。但在当时，学术灵魂是要依附于政治神坛的。
以上所云者，要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一、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美学“大讨论”，并不是出于学者们的某种学术需要——例如要建构某一学科体系——因而选择了“美的本质”问题作为“突破口”，所以引来了一场“大讨论”。非也，而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所致，是唯心—唯物（反动—革命）、主观—客观（落后—进步）二分心态的“怪胎”。
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美学“大讨论”，围绕美是“主观”与“客观”这对哲学范畴的关系，很自然地、也是必然地只有三种关系：①主观的；②客观的；③主客观统一的。此外，不可能再有第四种关系。至于李泽厚，他不遵守讨论的游戏规则，把“自然性”的对立面“社会性”引入来，拈出一个“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以示和朱光潜区别开来，形成第四种关系。说得文雅点，这是范畴在层次上发生了错位（主观
客观／社会性自然性），这是范畴常识的错误；说得粗野点，就是“牛头对马嘴”（后来李泽厚很少提及这种“统一”了！）
不管是三种关系，还是外加后的四种关系，笔者怀疑，仅仅凭一对哲学范畴关系的选择，就可以形成庄严的理论学派吗？如果，这样的一种选择（且是强控的选择），就是“学派”的话，那么“学派”这个庄严的词儿，是否过于儿戏了一点呢？
其次，综观历史，所谓“×××学派”，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既充满了自律性的生命力，也充满了自律性的自我毁灭功能，否则，它不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正如一个人的“生”与“死”一样。学派的“自律性的生命力”与“自律性的自我毁灭功能”，两者构成一个体系，此即学派创始者的理论体系，其理论硬核是“生命力{b7l105}自我毁灭功能”的发生原点，这是伟大理论家不可取代的东西（如柏拉图的“理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孔子的“仁”……）。所以说，学派总是庄严的。此外，“学派”必须要有历史转换的载体和创发性的传入（弟子），学派绝不是“孤家寡人”，历史上有许多大师，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师都有学派，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学派”的两个基本要求（理论体系／创发性传人），来对照五六十年代的三派（或四派），大体上都“溃不成军”。有的只打出了旗号，论证不深，更无“传人”（主观派）；有的不能说没有“体系”，亦有若干“传人”，但在当代国际学术环境中，逆向性颇大，“传人”所“传”者，亦非“黄鹤”也，其上下连接的“线段”十分模糊（客观派）；有的仅此“大师”一人，而无传者（主客观统一派，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派），也许是“曲高而和者寡”，也许是“耻与为伍”……
总之，一句话，把五六十年代的那场“论争”，即美的主客观关系的论争，说是“四大学派”，如果是为了说话的方便（简化法），那尚属允许；如果说是真正的学派，那明显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此外，宗白华、王朝闻于四派之内又如何摆法？
二、蒋孔阳美学思想中的三大命题
蒋孔阳的美学思想旁及古今中外，有较大影响者，是如下力作与译作：《美学新论》、《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德国古典美学》、《近代美学史译述》（李斯托威尔著），以及大量的文艺评论（蒋孔阳有敏锐的艺术感觉力），此外还有百余篇奖掖后进的大序（蒋孔阳有广阔而开放的学者心态）。其代表作，还是晚年成书的《美学新论》。
蒋孔阳的美学思想，应当说是十分丰富的，涉及古今中外、理论与创作各个领域，命题也很多。但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支撑点是什么呢，基本构架是怎样的呢？在笔者看来，如下三大命题，是理解和把握蒋孔阳美学思想的关键。
命题1：美在关系／美是创造（动态性）。
命题2：美是“开放体系”（包容性）。
命题3：“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动力机制）
任何有成就的学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起步的（经验与教训）。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论者都由于机械的思维方式作怪，或把“美”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看待，或把美当作一种静态的存在物。美学的“实体”性与“静态”性，是美学理论走向死胡同的两个轮子，亦是五六十年代各家美学（朱光潜、李泽厚后期理论有例外）的共同特点。美学理论的认识论（反映论）体系，正是由此而来（笔者在拙作《审美中介论》中对此作过深入的评析，于此从略）。命题1 是蒋孔阳把静态性的实体型美学，即认识论（反映论）美学，扭转为动态性的关系型（主客关系）美学，即把认识性（反映论）美学，扭转为实践本体性美学（是朱立元多次阐发的观点）。把人的实践活动（不管是个体与族类），提高到“本体”地位，这是马克思哲学美学的精髓，亦是把握现代美学发展大方向的关键。蒋孔阳说，美在创造中。这与李泽厚的“人化自然”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李泽厚最近又在其新著《己卯五说》中说，美学高于认识论和伦理学，它是个体的自由创造（归属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看来，“人化自然”也必须“化”在“个体”的“创造”中。什么是“创造”？它既是神秘的未知数，也是人的终极目的。因此，蒋孔阳的众多“传人”（弟子）把蒋孔阳美学标示为“创造美学”，我以为是很准确的。
命题2（美是开放体系）标示这个体系是没有边界的， 它是一个包容性体系，随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断充实自身，改变形态。索绪尔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乔姆斯基的“深层”与“表层”，都是不同的“坐标”性构架。美的开放性，并不是苍白的抽象，而是社会—历史中这种“坐标”构架的不断向前移动。“过程”高于“结论”，秘密就在于此。这也就是“历史”。理论界最可恶的现象莫过于理论范围的“圈地运动”，正如当今搞房地产的人，房屋未造，先砌围墙把地皮“圈”起来，划定势力范围，任何人不得“越界”。作为体系来说，一旦失去“开放”性，便把自身从历史坐标中取消：作为学者个人的学说，去掉“开放”性，便置自身于“井底”（“井底观天”），很自然地走向宗派主义。中国古话“有容乃大”，讲的即是这条道理。体系有了“开放”性功能，才能接纳异端，尊重他说。美学之所以高于伦理学，高于认识论，就在于它预设和解决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因而美是自由的象征。审美的人是自由的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其手段和心态，除“开放”之外，别无他途。
此外，所谓“开放体系”，尚有古今中外兼容并蓄之意，在这方面蒋孔阳确是典范，他既对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有深入研究，也对中国古代美学有浓烈兴趣和独到探讨，就是对五六十年代的各家之说，都能爱其所长，而敬其所短，不采取五六十年代论争者们的态度与思维方式。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一文，便集中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被批判者处于被动地位而闪烁出的智慧、人格、灵魂，更是给予同情的理解和内心的支持。令笔者永远难以忘怀的是，在1986年出版的拙作《审美中介论》的大序中，蒋先生说出如下一段话：
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劳承万同志在“朱光潜关于审美中介问题的猜想及其启示”一节中，从审美中介的角度，对朱光潜提出“物甲”、“物乙”的讲法，科学的反映方式和艺术的反映方式的讲法，以至后来的实践观点的讲法，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公正的论断。……解放以后，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美学讨论中心人物之一。不同的人，都和他展开争论，有的则以他作为靶子，向他进攻。然而，他并不气馁，他认真地探索着。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承认；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就坚持。一个探索者的形象，一个为美学的真理而辛勤献身的形象，就这样在我们的面前树立了起来。现在，朱先生已经走完了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美学研究和翻译的成果。缅怀先贤，我们不胜悼念！劳承万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对朱先生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认识，肯定了朱先生的历史功绩，我认为这是对朱先生最好的悼念。
今天重读蒋先生这一段话，更是令笔者难以控制内心的激动！尤其是在纪念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刻。我之所以激动，不在于重提拙著对朱先生的反拨性评价，而在于蒋先生率先开一代风气，敢于还历史以真面目。这种大家风范与气度，是建构美学体系、树立美学思想的人格保证。
“开放体系”（命题2）在蒋孔阳先生那里， 既是建构美学思想体系的标志，更是智慧、人格、心态的象征。是学派，还是宗派？将在“开放体系”（命题2）中，显示自己的真面目。
命题3（“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 这本来是马克思的名言，但蒋孔阳先生拿过来作为自己治学、建构理论体系的动力机制。理论家建构体系，除了设定方向、目标和显示人格特色之外，必须要有一个良性循环的动力系统及其机制。缺乏这种机制的体系，往往带有“独断性”、“宗派性”。蒋孔阳先生作为美学理论家，其思维方式及思考问题的特点，正如其为人一样：虚怀若谷，厚道诚恳；不作飞跃性的惊人之论，而是渐成性的生成——百川归大海。他是一个淘金者，善于选择百家之长；他是一个不畏艰苦的长途跋涉者，一步一个脚印。至于那变幻莫测的“思辨”和出人意料之外的“惊人之论”，在蒋孔阳的美学论著中是找不到的，他以自己的稳重、谦虚和汇聚性思维方式，区别于其他理论家，也从而确立自身的特殊风格。在现当代中国，要坚持“真理占有我”的崇高品德和学术建构，谈何容易！君不见：半个多世纪以来“风派”理论家和“候鸟”型理论家、时髦型理论家涌塞学坛，危害非浅矣！正因为如此，今天隆重地纪念蒋孔阳先生逝世一周年，便有更重大的现实意义。
概而言之，蒋孔阳的美学思想，是一个丰富的汇聚体，其生命力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采纳百家之长，如百川归大海，凡有贡献的理论家多少都可以在其中“发现自己”；二是丰富而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把抽象原理具体化。蒋先生的艺术评论、审美情趣是令人心服口服的；他所论述的美学原理，几乎是人人都可“触摸”地感受到的，即形上的东西在形下中显现。
人的创造性实现活动（实践本体论），是蒋孔阳美学思想“汇聚体”产生的总根源，亦是其选择百家之长的唯一依据。因而，这个“百川归大海”式的“汇聚体”，便是一个真正的“开放体系”，它既没有设定的边界，也不归属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一种坐标结构的不断浮动。从“汇聚体”到“开放体系”，这两个方面构成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显态特征，而隐态特征，却在其建构学说、塑造人格的内在动力机制（“真理占有我”），这是个体与族类、学术与人格、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直接统一，它扬弃了一大堆的“中介”物。这是蒋孔阳美学思想中最可宝贵的方面，亦是蒋孔阳人格结构中最为闪光之点。在笔者看来，对中国当代美学体系的建设来说，当务之急，与其说是学理的探寻与选择，勿宁说是灵魂与人格的再塑造。从“风派”恶习，到“候鸟”特性，到追赶时髦，到哗众取宠，……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风景线”。蒋孔阳先生带研究生，就是要求先学会做人，然后才能做学问。个中秘密与深意，我想也是“时代使然”。
三、蒋孔阳美学思想的“传人”（弟子）及其学术结构
蒋孔阳先生是汇通古今中外的学者，其学术视野是广阔而深远的。他要求他的学术传人（弟子），必须具有开拓精神，在学术领域中能“独挡一面”，希企他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能为中国美学理论作出贡献。
八十年代初蒋先生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今天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学者，有的在黑格尔美学和实践本体论美学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有的在康德哲学美学研究方面，独占风骚；有的在席勒美学研究方面，“一枝独秀”。这便是蒋孔阳写了学术专著《德国古典美学》之后，把思想转化成行动的又一创举，这是蒋先生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又一奉献。究其实，这是蒋先生在审美理论中的一种学术建构。从个别人看，这是一种分工，从整体看，这是理论结构。康德—席勒—黑格尔，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三个巅峰，把握了它，将会把中国的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由此足见蒋先生用心之良苦，然而工作又是何等的艰巨。导师带研究生，并不是为了虚荣心的满足，更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取法将军带领士兵的关系——目的为了夺取某些“高地”和战略要塞，也为了整个战争的胜利。
从导师带研究生的“理论布局”中，足可窥见其学术眼光与理论视野，而其目的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即把学术理论向纵深方面推进一大步。在蒋先生后来几代的研究生中，有的重踏德国美学领域，有的则向“艺术之根”作终极性的、深层的耕耘，企图把事物发生的“原点”和元结构展示开来。这些理论的开凿，都不是平凡的功夫所能奏效的，它要求必须具备“摸爬滚打”的硬功夫，在别人大叹“吁嘻戏”的地方，蒋孔阳先生，则鼓励弟子们“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是何等的理论魄力！
濮之珍（蒋先生夫人）老师说，与外国美学比较起来，蒋先生更钟情于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看重他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一书。在后来的几代研究生培养中，蒋孔阳非常注意“古今中外”的贯通，开拓理论视野，扩展学术境界。他自己只充当一个带路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传人”（弟子）身上。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蒋先生培养学术“传人”（弟子）的主要目的。这也是形成学派的重要方面。从学术结构上说，蒋先生是取法于“古今中外相贯通”的高远视野的，他自己未必都能一一攀上巅峰，但对于弟子、传人却充满“后来者居上”的崇高希冀。
相映成趣者，是蒋先生为同辈或下辈（主要是下辈）作序言。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一视同仁，他出于对中国美学事业的一片忠诚，为一百多个作者写过大序，而且他作序的特点都很鲜明：用“放大镜”抓住作者的优点，热情鼓励，达到繁荣美学事业——“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共同目的。在一百多篇情真意溢的序言中，蒋先生作为一个美学理论界的前辈、长辈的光辉形象，生动而完满地浮现出来了。凡享受过大序荣誉的作者，无形中，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蒋先生的传人与弟子，为繁荣中国的美学事业作出努力。
四、结论
1.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围绕审美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形成三种主张：①美是主观的；②美是客观的；③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本质上是主客观的统一）。“论争”的起因，不是出于美学学科内在发展的规律和需要，更不是由于“接着说”（接德国古典美学）去探索“美的本质”而发生的“论争”，相反，倒是极左路线在美学界的“接着说”，是政治过多干预了学术（主观＝唯心＝反动／客观＝唯物＝革命）。政治色彩的二分心态，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流弊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与真正的学派理论性论争，相距十万八千里（就基本倾向而言，并非抹煞其间渗有一定的学术性，因为毕竟是学者们的论争，而不是政治打手的交锋）。由此而形成的三种主张，不足以构成三种学派。以“三派”（学派）名之，作为一种汉语的简化说法尚可，作为学派则不能成立。
附加说明：论争者不构成“学派”，这并不能否定其固有的学说价值及其大师（“中师”或“小师”）地位。历史上往往有“大师”，而不一定有与这个“大师”相应的“学派”。宗白华、朱光潜等均是大师，有体系，但无传人，不构成学派（以后的历史难以估计），至于李泽厚，也大抵如此。惜哉！现当代中国美学！
2.学派的基本特征：开创者要有一个理论系统，其构架有强有力的支撑点，从而形成“自律性的生命力”与“自律性的自我毁灭功能”（即“生
死”的辩证纠合），正与反的纠合为学派的多元发展及“分裂”提供了前提。此外，学派称为“派”，决不是指“孤家寡人”，而必须要有传人与弟子，“薪尽而火传”。
综观蒋孔阳的美学思想，当然不能说已造就了黑格尔式的庞大的逻辑结构体系，但他以汇聚集优的思维方式，让“百川归大海”，形成了以实践本体论为依归的“创造美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体系”，是动态的历史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实体存在。这个体系形成的动力机制，是“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这种机制是纯理性化机制，中间不带有任何中介物，是个体与族类的绝对统一与直接统一。无疑地，这种机制带有相当的乌托邦性质，但在现当代中国学术的建设中，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本人认为蒋孔阳美学思想，不但具备体系形态，而且有巨大现实价值与意义。
蒋孔阳先生用心良苦，以广阔的学术视野、较为完善的学术结构，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术传人与弟子，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美学理论战线上，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为“创造美学”这个“开放体系”增砖添瓦。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美学中，真的存在着“学派”的话，蒋孔阳及其弟子群（可伸延至一百多篇序言所属的作者），可说是率先做出了榜样。也即是说，蒋孔阳美学思想及弟子群，基本具备学派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