寝孳方鼎和肆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寝孳方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1年，在山西曲沃曲村的西周墓中出土了一件商代方鼎，其铭文与研究商末年代有重要关系，业已受到学者的注意。1984年，张颔先生为纪念于省吾先生，撰写了《
孳方鼎铭文考释》一文，对该鼎作了详细的论述（注：张颌：《孳方鼎铭文考释》，《文物季刊》1990年1期；又《古文字研究》第16辑，后收入《张颌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这篇论文在《文物季刊》发表时，附有铭文摹本；在《古文字研究》刊出时，则有铭文拓本和器物照片。同年，该鼎在故宫博物院“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陈出，展览图录收有其拓本及彩色照片（注：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1976—1984）》169，文物出版社，1987年。）。
这件方鼎高25.5厘米，口长19.5厘米，宽16厘米。立耳，小折沿。口沿下饰鸟喙的夔纹带，腹饰内卷角、下卷尾的饕餮纹，有八道扉棱。平底，长柱足。足上部饰阴线的云纹及重叶纹。铭文在内壁上，共四行二十七字，于相对的内壁上，另有族氏两字。现将两处铭文合写如次：
甲
（孳）商（赏），用乍（作）父亲
彝，才（在）十月又二，遘且（祖）甲
日，隹（惟）王廿祀。干
。
同此鼎形制、纹饰酷似的，有现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小臣缶方鼎（注：《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一二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铭文拓本见《三代吉金文存》3，53，2。）。后者的不同处，只是腹略深些，扉棱有简单突起，饕餮纹侧有明显的倒夔。考虑到商周方鼎腹深逐渐变浅的趋势，小臣缶方鼎可能略早一些。
我曾说明，“小臣缶方鼎的重要，在于它是能与殷墟卜辞直接联系的少数青铜器之一。”小臣缶即
侯缶，屡见于黄组卜辞（注：李学勤：《小臣缶方鼎与箕子》，《殷都学刊》1985年2期。）。 比小臣缶方鼎的年代略晚的寝孳方鼎，也应与黄组卜辞相当而属于商末。
寝孳之寝系官名，当为管理宫寝者，类似《周礼》的宫伯（注：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 其族氏曾见金文著录，参看《金文编》附录上365。
寝孳方鼎宝贵之处，是有明确的年祀月日和周祭，即廿祀十二月甲子遘于祖甲日。研究甲骨文历日的都了解，自40年代以来，董作宾、陈梦家、岛邦男、许进雄等先生皆对周祭有所讨论，近年常玉芝先生的《商代周祭制度》一书（注：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所论尤为详密。常书有一个重要论点，就是甲骨文、金文的廿祀周祭可分为三个系统，也便是说分属三个王世。商末三个王均在位二十年以上，这已经是很有影响的意见，如果寝孳方鼎再增加一个系统，那更令人骇异了。
按殷商王系，廪辛、康丁两王乃是兄弟（汉人传说是孪生），其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四世父子相传。黄组卜辞及与之相应的金文，过去认为属于帝乙、帝辛，现在经过研究，可能上延至文丁，但拉到武乙是不可能的。因此，廿祀周祭最多分属三个系统，不好分作四个系统。
常书王廿祀一谱，根据黄组卜辞《前编》3，28，4+《续编》6，1，8+《续编》6，5，2，与之相合的有《前编》2，14，1+《前编》4，28，1与《前编》2，14，4。前一例称“王廿祀”，后二例则作“王廿司”，“司”古音心母之部，“祀”邪母之部，故相通假。此外，《前编》2，14，3也有“王廿司”，但无月份，亦可附属于此（注：常谱附列宰椃角，但角铭有不同解释。）。此谱十二月止于祭阳甲，且无甲子日，故同寝孳方鼎不能相合。
常书王廿祀二谱，根据黄组卜辞《续编》2，1，3，《合集》37865（两片同文），与之可以相合的有《续编》1，25，9（《簠室》帝115）。三例均称“惟王廿[祀]”。此谱十二月止于祭羌甲，也无甲子日，不合于寝孳方鼎。
常书王廿祀三谱，只根据青铜器
（肆）簋（《三代》6，52，2）。该书298 页云：肆簋“铭文记载王二十祀十一月戊辰日祭武乙之配妣戊。前面已证武乙之配妣戊不属于周祭系统，但为了论证的需要，故在此借用。因戊辰日与甲子日同在一旬，所以十一月戊辰日祭武乙之配妣戊是在十一月的甲子旬。按照周祭中先王、先妣祀序的排定原则，武乙之配妣戊应是在祭祖甲的下一旬受祭的，那么祭祖甲就应是在甲子旬的前一旬甲寅旬举行的。如果甲子旬祭武乙之配妣戊在十一月上旬，其前旬甲寅旬祭祖甲就在十月下旬。”
以上说法，有三点需要讨论，即：
（一）肆簋铭文记载王廿祀十一月戊辰祭武乙之配妣戊。
（二）武乙之配妣戊在祭祖甲的下一旬受祭。
（三）甲子旬祭武乙之配妣戊在十一月上旬。
为方便起见，以下对上述三点倒过来探讨。
先说（三），由肆簋本身不能推出戊辰所在的甲子旬系十一月上旬，此点乃是假设。
再看（二），说武乙之配妣戊在祖甲下一旬受祭，前提是祖甲受祭之旬的戊日有武丁之配妣戊、祖甲之配妣戊二世同时受祭，岛邦男、许进雄二先生就是如此主张的。但这一点并不符合周祭排序的原则，从而董作实、陈梦家两先生都认为武乙之配妣戊的受祭还要推后一旬（注：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至于（一），常书曾有脚注云：“铭文中‘月’字下的数字有损痕，不知是‘一’还是‘二’，今暂定为‘一’，即月份为‘十月一’，也即十一月。”（注：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8页注①。）
细察《三代吉金文存》拓本，“一”的周围是有一些痕迹，但不明显。这件簋，1979年我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观察过（注：李学勤：《海外访古记》（二），《文博》1986年6期。），后来， 在华盛顿的沙可乐美术馆又一再谛观，这一横笔是清楚的，不可能有两横笔。白克礼（Robert M.Bagley ）教授所编《沙可乐氏所藏商代青铜礼器》（Shang Ritual Bronge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1987）书中印有簋铭照片，可供参证。历来肆簋的释读，都作“十一月”，这和寝孳方鼎格格不入。
然而，这真的是简简单单的“十一月”吗？窃以为不然，实际上很可能还是“十二月”。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对当时的合文多讲几句。
古文字有合文之例，乃学者所习知。不少学者作过搜集，如1980年出版的高明先生《古文字类编》，即专设“合体文字”一编，辑录了种种商周合文实例。合文的共同特点，是两个或三个字相贴近地写在一起。有时，合文会有借笔，即两个字共用笔画，如“二朋”写成
上面的斜笔（注：高明：《古文字类编》第525页，中华书局，1980年。）。月份也有合文而且借笔的， 如“五月”作
（注：高明：《古文字类编》第525页，中华书局，1980年，第524页。）。请注意，这是把“五”的横笔和“月”的斜笔合二而一了。
在周代，尤其是东周，合文每每加上合文符，即在字的下右角（个别也有在下左角的）加一“＝”形符号。这种符号，在商末周初已开始出现，只是尚未普遍应用而已。 我曾经举出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卜甲H11：2（注：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图版第4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第385页，三秦出版社。 ）为例，其文字是：
自三月至于四月唯五月，囟（斯）尚（当）。“四月”写成
不加合文符不同，显然不能同样释为“三月”。“自三月至于三月”，也很难理解作从今年三月到来年三月。只有把“四月”释为借笔的合文，才能文通义顺。“唯”即文献中的“惟”（《书·禹贡》、《酒诰》、《多方》）、“维”（《诗·无羊》、《灵台》、《国语·鲁语》），意为“与”（注：杨树达：《词诠》第418、421页，中华书局，1979年。），所以“自三月至于四月唯五月”，就是从三月到四月与五月（注：李学勤：《周原甲骨与殷周文字的关系》（日文），《中国古文字和殷周文化》，东方书店，1989年。）。
另一个例子是现在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商末器
“巳”下原有“＝”符号，系重文符，分读为“巳”和“子”，故释者多以“十月”下的“＝”符号为重文符，读作“在十月，月惟子令望夷方
”。不过，“惟”在此是语首助词（注：杨树达：《词诠》第418页，中华书局，1979年，第418页。），文献及甲骨、金文恒见， 绝不能冠以“月”字。因此“＝”在这里不是重文符而是合文符。“十月”两字写得很贴近，加上合文符只占一个字的位置，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周原卜甲是有合文符而借笔，
“月”同下面横笔非常贴近，实系借用了“月”下端的斜笔，从而宜释为“十二月”。
这样，肆簋的铭文可写定如下：
戊辰，弜师易（锡）
贝（注：
。参看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8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用乍（作）父乙宝彝，才（在）十二月，隹（惟）王廿祀日，遘于匕（妣）戊武乙爽彘一。
。
其历日刚好在寝孳方鼎之后五天。
以周祭祀谱验之，时在季，甲辰为祖甲“祭”，丁未祀康丁，戊申祀武丁爽妣戊；次旬甲寅为祖甲“
”，乙卯祀武乙，丁巳祀文丁，戊午祀祖甲爽妣戊，辛酉祀康丁爽妣辛；再次旬甲子为祖甲“”，戊辰武乙爽妣戊，恰与寝孳方鼎、肆簋二器一致。
《前编》3，28，5：
癸巳卜
贞，王旬亡畎，在六月，甲午工
其幼。
癸丑卜贞，王旬亡畎，在六月，甲寅
翼上甲，王廿祀。
陈梦家先生云此片与前述《续编》2，1，3，《合集》37865“两条卜辞勉强可属于一祀，但非在帝乙之世不可”，肆簋则“不属于一王”（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10页，中华书局，1988年。）。寝孳方鼎和肆簋究竟能否同黄组卜辞结合，容另文详论。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商末最多有三个王世在廿祀以上，不会有四个这样的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