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将芜，乡愁何归？中国的乡村道德路在何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愁论文,中国论文,田园论文,乡村论文,路在何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没有道德，就没有乡土中国；留得住道德，才能留得住乡愁。打造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战场，道德建设在其中起着“凝魂聚气”的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中国乡村在拥抱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嬗变一样，乡村道德也在剧烈变化的大时代里面临转型。根植于深厚农耕文明土壤的乡村道德大树，将在现代文明、市场经济的洗礼中接纳新元素，嫁接新枝条，结出新果实。在新乡村文明的大背景下，新乡村道德正呼之欲出。
流动时代的道德“空心村”
随着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老人、儿童留守农村，当前一些村庄成为“空心村”，邻里之间孝亲敬老、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面临极大挑战。在广西来宾市武宣县思灵乡河龙村，年近70岁的留守老人何桂莲独自带着孙子生活在村里，帮人砍甘蔗打零工挣钱。她的4个女儿嫁人，大儿子在广东打工，大儿媳带着5个孩子在家；小儿子离婚后多年在外没回过家，她抚养小儿子10岁的孩子。提起小儿子，老人眼里流露出悲伤。她告诉记者，小儿子出去这几年毫无音信，也没寄钱回来，她连儿子的电话号码都没有。
在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石柱县大歇镇黄山村，村民王应丰身体蜷缩着躺在自家床上已有6年，妻子马勤英自己多年来也承受病痛折磨，还得独自支撑家里农活。马勤英说，子女外出打工，一年只能回来一次，完全照顾不了他们。现在村里人但凡有点钱，基本都搬到县城或镇上居住了，村里基本空了。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自家有困难，也很难找到一个亲戚或者邻居帮忙，凡事都完全靠老两口自己扛着。
流动时代也给婚姻、家庭关系带来急遽变化。江西抚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每年到春节期间，农村离婚率就急遽攀升。江西省资溪县乌石镇新月村党支部书记兰念瑛也对农村流动家庭婚变带来的一系列道德问题深感忧虑。她举了一则案例：村里有一对年轻夫妻，儿子十三四岁，由于婚外情双方离异。小孩子就开始叛逆，以前学习很好，现在也不乐意学习。人家抽烟他也学着抽烟，还在学校打架，打伤了人，学校不敢要，后来被开除。现在他辍学变成小混混。父母后悔，但是已来不及了。
“物质都有了，原来的朴实却找不到了”
河南郑州市郊区某村庄正在发生巨变。在两三年间，村中家家户户都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存款，在利益面前，以往几十年积累的情感似乎可以在一夜间蒸发溃散。村民高大爷告诉记者，他的儿子抛弃了吃苦耐劳的妻子，在外做生意时找“小三”生了儿子，但高大爷坚决不允许儿子与儿媳妇离婚，一方面是同情儿媳妇，另一方面也不愿因为离婚导致家庭人口减少，进而在补偿方面有损失；但出于对儿子的“偏袒”，高大爷也无意惩罚儿子与“外面的儿媳妇”，时不时也会去探望一下“外面的”孙子……
若在十几年前，高大爷断然不会让别人知道家里这“混乱的关系”。然而也就是这一两年间，村人似乎都知道了他家的事，高大爷也不再避讳，还会把小孙子带回村里玩耍。“既然已无力管控儿子，不如索性接受事实。”在年近70岁、看似传统的高大爷眼中，这个事情反而已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公开之后并无村民对其施加道德谴责，主流舆论似乎“不以为耻”。
“改革开放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国家、集体的意识淡薄了。”记者在农村采访时，听到不少农民这样直言，现在村里搞公益事业比较难，村民没有集体意识。老百姓以前做义务工，投工投劳，现在一盘散沙，都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家如何发家致富，而非乡村的公共利益，对于集体的一些问题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轻易评价，避免“得罪人”或者闹出“不愉快”。
城镇化冲击下，乡村道德徘徊歧路
无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农村格局正在破裂、重构。很多农民一下子暴富，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乡村邻里状态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虚，一些人每天聚众打麻将甚至赌博。另一方面，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使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变，但不少农民还保持着落后的观念，许多陈规陋习依然存在。在一些高楼林立、与城市小区别无二致的农村社区，许多不和谐现象仍在发生：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占卜、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聚众赌博、邪教和非法传教等有抬头迹象。
对于农村的新生代来说，城镇化带来的道德观念冲击更为深刻。一些年轻的头脑在城市浸染几年，逐渐改变在乡村建立起来的本分、善良等传统品质，越来越远离乡村和传统道德的约束。与此同时，一些不道德行为往往具有示范效应，此时乡邻、家庭之间的“道德舆论”虽谴责他们，却已失去了实在的约束力，可谓“于事无补”。
杨慧芝说，春节期间，她曾劝导一些年轻人要善良。这些年轻人却说，他们在外面打工遇见的那些老板也没有什么善良可言。甚至对个别人而言，他们犯了错误、伤害了别人，只要没触犯法律都是“小事”，“因为没人看得见、管得着”。一转身他们就消失在人海，或许连自责都不会产生。
新乡村道德路在何方
近年来，几起恶性伤童案件，将“恶婶婶”“恶伯母”的形象带入人们的视野。与之相似的是，频繁曝出留守老人性侵女童事件。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人文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马志超也表示，这些都是由于农村留守人员缺少家庭成员的直接照应与关怀，同时农村组织机构在管理上的缺位也深刻影响到农村的法治环境。他建议，基层政府应该加强治理能力、服务能力，改变“重权力、轻义务、重管理、轻服务”的形象，健全服务职能，建立相应的危机防治、救助机制和社会补偿机制等，运用法律、村规民约等制度手段促进乡村道德建设。
乡村文化是乡村道德的天然土壤，乡村文化服务也是当前乡村公共治理的一大软肋，广西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周可达呼吁，以乡村文化服务促进乡村道德的培育。他认为，一方面，农村各类教育偏重于知识技能的较多，思想道德教育偏少；另一方面，现有的乡村文化服务缺乏吸引力。一些乡村的文化硬件建设虽已完善，但缺乏管理引导，往往沦为“政绩工程”。
三农问题专家、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担心，随着农村人口外出和城镇化加速，农村道德的实践基础——农村公共生活日渐式微。由于既有的“农村马路舆论场”、乡村权威不再发挥作用，村里损害乡村道德的虐待老人、邻里纠纷等问题从村庄的公共事务转变为私家事，其结果便是乡村道德失范。“各类失德行为必须有人来惩处。只有好的行为得到褒扬，坏的行为受到惩戒、曝光，乡村道德才能在人心中扎根。”
谁来担当新乡村道德建设的引领重任？不少基层干部建议，村级组织应发挥“评判者”的作用，村级组织里的人员不仅要自身有德、有威望，还应担负起乡村文明捍卫者的角色。村级党支部、村委会应在乡村公共文化培育、乡村道德重塑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实施村民自治，让群众既享受到精神娱乐，又受到法制、道德的教育和约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
不少村干部、学者认为，当前我国乡村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在转型期社会大环境的冲击下，由家庭伦理、乡村社会规范等组成的道德共同体的缺失。许多专家认为，农村道德重建，要依托中华传统文化，挖掘传统道德资源，还要按照现代社会治理规律与市场经济时代要求，引入经济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等，以契约精神重建乡土道德。
对此，孙元明认为，新的乡村道德建设既不能同于乡绅宗族式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乡村道德，也不能完全同于城市道德，而是一种吸纳了传统乡村道德精髓，又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法治体系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孙元明判断新乡村道德体系，必须具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二是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三是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个性色彩。
“只有不断丰富乡村道德的内涵，才能让乡村道德自身具备主动适应社会的活力，与时俱进。”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林斌副教授强调，新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正在快速融入现代文明，新乡村道德建设尤其要突出创新意识、个性化发展。
那些点亮道德之灯的村庄、“逼”出来的“道德档案”
重庆云阳县南溪镇南阳村是一个典型的三峡库区贫困农业大村，该村2007年由三个村合并而成。合并之初，村民矛盾很多。如何真正规范村民言行，净化民风？南阳村农民想到了组建民风评议团，同时给村民建“道德档案”的办法。“道德档案”实行专人动态管理，由当地群众进行民主评议，形成量化指标录入电脑并上网。年终，根据“道德档案”记录情况，由村委会和民风评议团提议，群众民主评出南阳村“十大道德公民”、“十大信用文明户”等道德模范称号，进行奖励，并将此上报给银行、公安、国土、社保等单位和部门，作为今后农民办理各种手续、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参考依据。
“村民一旦改正了缺点，相应的道德星就会给补上。”南阳村民风评议团团长曹伯春说。民风评议团是群众性组织，由村支两委提名，群众选举公认，成员主要是村里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的人，或者群众中知名度较高的代表人物，所以村民都比较信服民风评议团的评判结果。
“民主村”理事会来当家
山西芮城县古魏镇西关村位于县城西郊。从2009年起，西关村实行例会制度，每月25日定期举行党代表、村民代表扩大会，集中表决处理村委会及各个居民小组的所有大小集体事务。同时，该村还实行“户代表制”和“票决制”。西关村的民主管理集中体现在组建协会管理民事上，由此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孝老、互助、节俭等道德文化制度。在西关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老年协会的会员。70岁以上老人每5年过一次大寿，村集体给予生活补助500元，每5年追加150元，村组干部要上门送上鲜花、寿金等。村里还组建了公益互助性的红白理事会，不仅规定了红白喜事的责任和程序，还规定出严格的“十不准”和“十做到”，提倡节俭、义务办事。从此，上梁、搬家、参军、上学、开业等不再大操大办，小孩满月、老人祝寿不再收礼金、办宴席。
“有了理事会定的规矩，人们不再盲目跟风、互相攀比，矛盾纷争减少了。”红白理事会负责人赵海辰告诉记者，现在红白喜事全村就一个模式，村民既节省了钱，又减少了“礼重情轻”的抱怨。
“乐和”实践酝酿乡民幸福感
从2010年起，重庆巫溪县羊桥村在北京一家民间组织的帮助下设立“乐和家园”，正式引入“乐和”理念。村党支部书记卢祖真说，由全体村民推选代表，组建集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于一体的群众组织——乐和互助会，让乐活代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进行群众之间的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这是羊桥村“乐和家园”建设的重要内容。村民吴小林在羊桥村的“乐和家园”建设中承担着一份特殊职责，那就是垃圾分类协会的会长。“在村务参与中，我找到一份归属感、成就感。”吴小林说，“乐和家园”建设以来，村民脑子里不再只是想着怎么挣钱，也关心村里的大事小情，大家在集体活动中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在村务参与中找到了一份成就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是亲眼看见很难相信，在羊桥村，茶余饭后，许多农民都在诵读《论语》，不少人还能背诵整部《论语》。村民徐世均说，以前认为孝顺就是让老人吃好穿好，但读《论语》后明白了，孝顺不仅包括物质的内容，还包括让老人在精神上感到幸福。
羊桥村村民大多外出务工，60岁以上老人超过110人，他们大多与子女分居，住在破旧的老屋中，还有100多名留守儿童缺少照料和关爱。为此，村里发出倡议，号召在家的成年男女，每人认一个以上留守儿童为“干儿干女”，希望能用自己的母爱父爱，让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
感知和谐在“乡村道德讲堂”
在广西南部中越边境的崇左市大新县，自2012年4月在县城所在的桃城镇成立道德学院后，大新县的村屯道德讲堂陆续挂牌成立。学院开设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等内容的课程，引导群众积小善为大善，自觉成为道德的传播者和践行者。这些道德讲堂不断深入农村田头开展活动，宣讲当地道德先进人物故事，推动先进道德理念入脑入心，外化于行，传递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过去有些居民不讲卫生，乱扔垃圾，爱说粗话。到道德讲堂听课后大家都对平时的言行进行了反思，现在居民比以前文明多了。”桃城镇桃源社区居民刘穆新说。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师小玲说：“我们会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决定讲课内容。面对农民朋友，我们会给他们讲家庭幸福之道，讲家庭成员如何定位、怎么做好老人、怎么做好父母、怎么做好儿女，还有如何跟妯娌、邻里相处等农民朋友日常生活中常碰到的事情。这些农民能接受，而且非常受欢迎。”
原文标题：中国乡村陷道德“软骨病”物质丰富质朴再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