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183;尺度#183;方法：文学批评何为——重读韦勒克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札记论文,尺度论文,何为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十九世纪曾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二十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当文学批评由一种“地方性的影响”而嬗升为一股“名副其实的洪流”并进而获得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时，美国学者R·韦勒克这样说道〔1〕。韦氏此言是对本世纪60年代以前全球文学批评状况的一个概括性总瞰和恰如其分界定。时过三十余年，当我们立足于真正的“世纪之末”全面回顾检视百年来的文学批评轨迹时，仍然不得不惊叹于这位博学家的前瞻与预言能力。
韦勒克的上述评断同样适用于对本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演进的描述。自从王国维1904年以《〈红楼梦〉评论》首先倡行了中国批评方式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学理转型〔2〕以来，现当代文学批评经由周作人、成仿吾、梁实秋、胡风、茅盾、冯雪峰等诸家的践行，在本世纪上半叶日臻成熟，并在度历了建国初三十年极左思潮影响的某些畸变后，于世纪末的二十年间达到了异常繁茂的境地。这不仅显示在批评队伍的日趋壮大和批评成果的丰富迭多，还体现于批评意识的逐步自觉与批评局面的多元共生。这一系列的繁茂景致终于汇就了1995年的“文学批评年”壮观。但正如时下来自批评圈外的不满与发自圈内的自责所双重反映的，当代文学批评已经介人了“繁荣与萧条同在、机遇和挑战共存“的看似辩证、实则谬诞的悖论处境——一方面，批评的外延不断扩大，在文学的领地中，批评似乎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说、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另一方面，批评的内涵正逐渐萎顿，批评家的“言说”跌入了十分得意亦十分尴尬的地步——批评尺度是无序的，“谁都可以说、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批评话语是紊乱的，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各说各的，“说者自说而听者不听”（客观上听不懂，主观上也就不想听）；批评态度是专横的，不论是言说的内容还是言说的方式，都“独尊一己之说，罢黜百家之见”，某些批评家甚至沾染了“只说不听”的传统家长式霸气；批评人格是跌失的，对作家作品，往往出于某种难以明说的偏执而要么“捧杀”，要么“棒杀”，即如西人所言的拥有了“举之可登天按之可入地”的生杀予夺大权。而随着语言学转向的肇生与深入，文学批评在获得其有益机质的同时不可或免地陷入了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悖谬：文学语言对于传统与逻辑的颠覆，直接导致了“话语膨胀（虚肿）”的表征意义危机〔3〕价值体系的多元与混杂随之而起。对于文学批评界的这些萎顿现象，学界发表了不同的见解。部分论者认为这属于转型期批评的正常翻新，更多论者则指出了这一批评悖谬表象后隐藏的本质危机。比如某位青年学者近期在一文中列举了文学批评所沉浸的种种缠绕（主体缺席、读者丧失、语言陷落、心态逆反、哲学介入、文化塌陷）后指出：目下的文学批评“不仅丧失了作家的信任，而且丧失了社会的普遍信任”，表面的繁荣之下实则已“危机暗伏”〔4〕；还有论者认为这一语言危机背后蕴藏的“完全是人文精神和情怀的危机”〔5〕。这些论断虽不无严重之嫌，但就其征质而言，倒是点出了文学批评中令人警醒的一面。如果说上述的还只是尚在存活的批评的一些病症，那么报刊及传媒中文艺批评版块的削减乃至栏目的取消则无疑宣告了批评和批评家在一些领域的彻底退位。可见，文学批评不仅有“言说”质量高低的问题，甚至包含了有无“言说”的问题。
我们认为，文学批评中存在的诸种弱化现象，归根到底，是由学界对批评的理论本质与实践功能的模糊认识和错误定位造成的。在这方面，兼为批评史家、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的韦勒克是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启示的。韦氏在他丰硕的理论、批评史论著述中阐发了文学上的诸多基本命题，其中不乏关于批评的科学看法和新异观念；而他的批评运作实践也昭示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批评经验。具体而言，韦勒克通过理论阐述和实际践行呈现给中国当代批评界的双重启示分别展现为对批评功能、批评尺度、批评方法等文学批评诸范畴的认知和操作上。
启示之一：何为批评——文学批评观念的廓清与功能的界定
何为文学批评？其学科特性何在？它的功能又是什么？在人类数千年文学实践后提出这几个问题，颇显“小儿科”、稚嫩态。但在当今中国混杂的创作背景与理论语境下审视它们，就不但不感稚嫩、而且甚觉严肃了。
关于文学批评，韦勒克在其各类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是将它同文学理论、文学史作为文艺学的三个并列且密切联系的分支来分析的。在与沃伦合著的那本著名的《文学理论》中，韦勒克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一章内对这三个分支的学科特性作了区分性认定。他认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在韦氏观念中，“文学理论”足以包括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可贵的是，韦勒克在此分析基础上又以整体的、系统的、综合的眼光指出了这几个学科的“互相包容”性——
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6〕
可见，韦氏一方面指出了文艺学三个分支学科的个性，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它们彼此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一书同名一章中，韦勒克不但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概念内涵作了进一步区分，而且还对它们的学科特性、功能加以比照性阐析，其中给我们印象尤深的是关于批评是艺术还是科学的论述。他明确指出，“批评家不是艺术家，批评不是艺术（在近代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知，它并不像音乐或诗歌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批评是理性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其目的。”〔7〕
我们觉得韦勒克关于文艺学的缕分是辩证的，也是符合文学研究的内涵的；而他基此对文学批评的解释对我们尤有启示。在中国当前的学术认知中，“文学批评”这一术语的内涵常常被任意扩延，其本质功能也往往因此而遭曲解。比如，尽管也大体知晓文艺学诸分支的区别，但不少人在具体认识、运用或指称时往往出现各种各样的“认知谬误”，突出表现在既用“文学批评”来指代具体的批评实践活动，又以它来概括批评理论，因而在内涵把握上造成了“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学”的概念混淆。与此对应，在对“文学批评”外延及功能的理解上同样形成一些不同看法。比较典型的是对这一概念作出广义、狭义的双重考察，以为广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研究当代作家作品以及文学问题的文学评论、研究文学批评历史发展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文学批评本体规律即批评理论的文学批评等三个基本部分；狭义的文学批评则主要指对当代作家作品以及文学问题的批评即批评理论的探讨〔8〕。总而言之，这些看法，都将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置于“文学批评”之中，随着时间的演移而以递加方式不断拓伸概念外延，其目的本来是想增殖概念的含义，但事实上，无所不包恰恰导致了概念内涵的含糊。中国如此，西方亦然。韦勒克正是敏锐地察觉了这一谬误，通过“递减法”（即先确定三个分支的各自任务、范围、特点，然后排除其它二者）逐步明确了批评的外延内涵，还我们以“文学批评”的本来面目。关于批评的作用，他在一条条批驳“自我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后这样说道：“我们仍然要面对语言和语言的历史形式所形成的围墙和障碍。我们很大的任务就在于粉碎这些障碍，借助翻译、语言学研究、编纂、比较文学或单纯是想象的共鸣去摧毁这些围墙。”〔9〕这一颇具隐喻色彩的论述稍微有些费解，这里不妨引用一位学者的诠释——“文学创造用语言表现内心体验，而批评则寻找另一种语言将文学经验转化成理智的形式，批评的批评更是借助语言营造合理的知识体系，是一个不断冲破语言围墙又重筑新的围墙的过程，也是不断在‘界限’和‘超越’间寻求精神‘自由’的过程。”〔10〕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导论》最后，韦勒克说：无论各类批评家们在立场上是何等不同，文学批评总是要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11〕这不失为对他上面一段话简单而明确的注解。《批评的诸种概念》英文版译者小斯蒂芬·G·尼科尔斯在译本序言开头引述了韦勒克在一篇早期理论文章中的话：“我们要记住……只有以哲学（即概念）为其基础，理论的问题才可能得。到澄清。”〔12〕从中我们并不难窥知，韦氏所着力的对批评诸概念的廓清，不仅是对“文学批评”本体论性质上拨乱反正式的还原，而且就方法论来说，也具有确定基点、避免混乱的意义。
关于文学批评的学科特性，若从文艺学分支角度再稍作考察，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些佐证。文艺学分支问题，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三分法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分析法。如童庆炳认为：“从理论上说，文艺可能有的分支不是三个，而是五个，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家、文学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13〕这种五分法就不仅把“评”（文学批评）与“论”（文学理论）作了区分，而且将之与“史”（文学批评史）作了甄别，从而凸现了文学批评的实践性，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发展，文学中一些新的学科不断诞生，如以各种“文学史”史观、史家与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学”，以文学批评的本质、功能、方法和形态等为探讨对象的“文学批评学”，等等〔14〕。这些文艺新学科、新学说往往带有显著的边缘特色和探索意味，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理论性的增强。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学批评的学科特性，正应突出显示于它与文艺学内其它分支学科理论特性相区别的一方面，即：“实践性”。强调这一点，也是针对目前文学批评中的诸种脱离实际的弊病而言。按照一般的理解，文学批评至少有这三个功能：引导阅读、推动创作、发展理论。这三个功能的实现都是以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关注为根基的，也分别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实践性。然而在不少批评著作中，批评功能的实现已退居次位，代之占先的常常是批评家在理论上的自吹自擂，甚至一些批评家还以玩弄理论词汇为能事，很少去预想和关注批评文本的接受者（读者、作者）的阅读反应和实际受益，因而也越来越难引起广大受众的兴趣。80年代中期，韦勒克就在一篇全面回顾当时美国文学批评各流行学派观点的论文里说道：“文学告诉我们什么是人、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意义。它具有认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功能”〔15〕。文学批评正应帮助读者实现这些意义与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目下批评的这种悬空状态，正是批评家忽视职业要求、陶醉于自我言说所酿就的苦果。
启示之二：何以批评—— 文学批评尺度的衡定
这一问题实际上隐含了下列三层意思：
1、确定文学批评的尺度为什么必要而且可能？
2、科学的文学批评应有怎样的尺度？
3、在批评中如何运用这些尺度？
第三层涉及批评的方法，我们将在本文下一部分一并予以探讨。这里我们先来看第一层意思。关于确定文学批评尺度的必要性、可能性，韦勒克的论述散见于他的著作中，面在《文学理论》一书第十八章（《文学的评价》）中，对这一论题有较为集中的阐述。同《批评的诸种概念》相一致，韦勒克在此又先后以设问的方式批驳了“自我中心范畴”和“世代主义”的某些错误观念——它们或是将文学的评价标准“当作是属于个人的‘趣味相对性’”，或是把“文学史中的或多或少具有对立性质的一批批审美标准的交替转换现象”看成是对“文学批评有尺度”加以反驳的论据，这两种观点分别是相对主义在个人身上或者特定时代的反映。对此，韦勒克一方面肯定地说道“我们不需要根据过去时代的批判家们所鼓吹的论点而把我们对古典作品的欣赏局限起来”，另一方面更断言“一种真正适当的文学批评能避免世代主义所面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上的困境”〔16〕。透过韦氏理论阐述的表层我们应当感受到：首先，韦勒克认为文学批评是有标准的，批评中只存在尺度正误问题，不存在尺度有无问题。“趣味无争辩”，而“阐释有标准”，这就对“无标准论”者作了有力回击；其次，韦勒克指出批评的标准因批评家的观念不同而有所差异，而能否形成“真正适当的文学批评”恰恰最先关涉于批评家们所持尺度的科学与谬误、公正与偏执。联系我们目前的批评状况，是不难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的，那就是——我们缺少的不是确定尺度，而是确定正确的尺度，因为尺度的无比多样化实际上与取消尺度几乎无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批评界的一些繁荣表象是以变卖批评尺度为启动资本的。众多的批评者在观念不一、术语泛滥、语词误读等他在或自在因素影响下，参与的是一场没有规则、没有裁判的足球赛。文坛表面热闹所显示的，何尝不是一种近似于狂欢节的“语言嬉戏”，而这又何尝不在哲学层面上预先取缔了对话与论辩的可能？文学批评尺度的衡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对于中国批评界来说，则更是急迫的。
那么到底应衡定一种什么样的尺度呢？这里我们仍不妨来借鉴韦勒克。韦氏首先为我们划定了一个讨论的前提（或是方法论切入）：“人认为文学有价值必须以文学本身是什么为标准；人要评价文学必须根据文学的文学价值高低作标准。”〔17〕那么什么是文学自身的性质？什么是文学“本身”？什么是“纯”文学？韦勒克这里所作的设问实际在书的第二章（《文学的本质》）中就有了回答。在这一章中，韦氏先由对“文学中语言的特殊用法”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区别入手，再从审美的角度加以考察，建议“最好只把那些美感作用占主导地位的作品视为文学”〔18〕，在此基础上把“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列为文学的突出特征〔19〕对于韦氏的这一独特观点，钱中文先生在肯定其“某此方面是有道理的”同时，十分精辟地指出韦氏所犯的一个界定失误：强行分离了文学的虚构性和文学的审美特征〔20〕。在这方面，韦氏的确存在认识上的一些自相矛盾。比如他一方面振振有矢地强调“文学的本质、效用和评价必然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21〕，另一方面又称辩有关“虚构性”的特征分析“是用来说明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用来评价文学的优劣”〔22〕。韦勒克后来在其《进军文学及其它论文》一书中修正了自已的这一失误，这样写道：“在较高的想象、虚构的意义上说，认为文学特征是为审美功能所支配而得以表现，是区别文学唯一令人满意的方式。”〔23〕钱中文先生由此对韦氏观点加以发挥，认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性”才是文学本质的最主要之点〔24〕实际上，按照笔者的陋见，加上“语言”二字，使之变成“语言审美的意识形态性”，才算是对“文学本质”的较确切表述。这里我们仍回到韦勒克。结合韦氏的其它论述，我们容易发现，“审美”二字在这位理论家的文学观念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韦勒克亦正是以这一本质因素为参照，把文学作品划分为“材料（material）——结构（structure）”这一有机体的，维系其间的是“审美目的”，韦氏对“内容对形式”的传统二分法的不满与俄国形式主义一脉相承，这已是众所周知；他“把所有一切与美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因素”称作“材料”、“把一切需要效果的因素”称为“结构”的谨慎处理法〔25〕，客观上讲，的确较能深入到文学分析的内部，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这种由审美切入点开始的文学缕分，也正宣称了自己关于文学批评的尺度——“想象的综合”和“综合材料的总和与多样性”〔26〕。根据韦勒克的解释，“想象的综合”标示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多层面的复合组织”的结构方面的审美价值，而“材料的多样性特别指的是思想与性格、社会与心理经验的类型等的多样性”〔27〕。韦氏的这一尺度是在评价形式主义批评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较为费解，但要是我们将之与韦氏的文学作品“材料——结构”有机构成论联系起来看，显然就易于理解得多。作为理论积淀深厚的学者，韦勒克以“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为“合情合理的出发点”〔28〕，强调文学作品是“符号与意义的分层结构”〔29〕从而力图把握作品的整体性，以期对其作出科学的评判，这本身就极具探索意义：另外，虽然他明确地把文学研究界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并客观上接受形式主义批评影响而偏重于后者，但全面考察韦氏的理论体系后我们会发现：他不仅没有在理论上贬低“外部研究”，而且还提倡这两种研究方式的综合。这一点，在他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说——
我曾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内在的”研究，将对作品同作者思想、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称为“外在的”的研究。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是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并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经过仔细斟酌才形成的符号和意节的分层结构的概念，其目的正是为了克服形式和内容相分离的旧矛盾。……否认艺术与人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和形式研究之间设立障碍，这决不是我的意思。……我以为，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整体论”(hilostic）概念。〔30〕
尽管韦氏这段话不免有些辩解的意味，并且尽管钱中文先生在肯定它的同时对韦氏“材料——一结构”、“意义——符号”、“内部——夕外部”对立联系二分法提出了质疑，但我们还是想针对我国文学批评现状、从借鉴的角度谈一谈韦氏批评尺度的启示意义。翻览当前的批评文章，过去极左时期大讲特讲“意识形态”、开口闭口“上纲上线”的色彩确实大大淡化，但从总体上看。批评中仍是思想诠释多些，艺术分析少些；“材料”谈得多些，“结构”说得少些；“外部研究”多些，“内部研究”少些。尤其是深入到作品内部探究作者的艺术独创性、从而显示出文学作品“审美独特性”的评述更为罕见。这种状况在90年代初兴起的原型批评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一批评话语的操持者过于看重文本意蕴中“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几乎以之为文学文本的唯一指向，因而在批评中努力挖掘文字表层下的宗教神话寓言象征含义。这一模式开拓了批评介入的视角，但其话语操持者往往以原始神话来框套、解释一切，把各种文本都归作是“民族寓言”的一种折现，这就跌入了教条化的魔圈。显然，原型批评低估或摒弃了对文学这一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分析。在目下的宗教热、文化热中，这一批评模式仍在当红，其极端化倾向值得我们警醒。实事求是地讲，当我们尖锐地指出国外“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流派过分重视作品形式分析而又忽视思想内涵的研究时，对作品形式因素所投入的关注实际上还远远低于应当达到的程度。所以，在煞有介事地批判别人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当以执著的马恩信徒自居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质询一下自己有没有真地全面理解了这些博学的哲人关于衡量文艺作品要坚持“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论述？对批判的武器有必要开展武器的批判，而这里我们进行的观念自审并非犯人忧天，也无刻意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聒噪初衷。它实在是我们在抛却狭隘的阵营偏见之后，于沉静的学术心态中不得不作出的平等对话姿势和虚心吸纳做法。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对于上述态度的执著坚守常常又在无意中导引批评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弃绝对作品的内容分析，专注于文本形式构成的阐释，以之为作品批评的全部。这样，对以往批评中缺少艺术分析的拨乱反正进而成为另一种矫枉过正，真可谓“真理前跨半步即成谬误”。80年代中后期，作为对过去教条化批评反拨而出现的“先锋批评”等模式所走的即是这一条矫枉过正的歧途。叙事、感觉、审美、陌生化……对于文本形式这一系列方面的理性概括，弥补和掩盖不了缺乏思想意蕴分析而导致的非理性批评本质。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中分别被先锋批评文本的自身存在与批评接受过程中读者“批评期待视域”的茫然所印证。在90年代以来文坛关于文艺批评功能的讨论以及“人文精神”的反思、“雅俗文艺”的争鸣中，先锋批评重文本阐释、轻内容分析的征质及不足得以进一步检视和呈示。这样，在先后借助于西方话语尝试了侧重意义或偏重形式这两条主要的批评范式而又分别发现其各自不足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界对批评标准的衡定问题进行了更深层的反思。在汲取前面两种片面性教训的前提下，这一反思显示出更多的关于文学规律认识的自觉性来。批评家和批评理论家不仅注意到运用“辩证”的观念全面把握批评标准中内容意义与审美形式的多个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的观念，努力突破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思维定势的苑囿，着意于探索一些文学批评的新范式。
“第三种批评”的提出与倡行，便是这一探索过程中颇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作为一个初创性的理论术语，这一新的批评范式对于不同的理论家来讲寓含了多重意旨。比如有人从“否定本体论”出发，指出跟本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以西方各种理论为参照来对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现象从事批评”的“第一种批评”和90年代初萌生的“以国学、民间和大众文化阐释者的立场倡导一种取消理论、注重实证、描述和原生态的研究形态”的“第二种批评”用既定理论进行循环批评不同，这种“第三种批评”“将批判导向真正的创造”〔31〕；更多的人则以为这一术语与其说是指一种独立的批评流派，毋宁视作“主体性批评思考中的某些环节和要素”;“三”即是“多”，因而可以从诸多角度来体知和理解这种批评范式〔32〕。后一种意见反映出当下文化困境中批评理论家们竭力探求有效批评模式的理想动机，更昭现出这种语境下批评家们探路时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思维方式。事实上，就其深层本质而言，基于辩证综合之上的涵盖性、基于广泛对话之上的多元共生性、基于理性批判之上的建设性，正应是“第三种批评”范式最本质的学理特征。在这方面，蒋述卓先生所构想并倡导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确不失为“第三种批评”的一种富有涵盖力的模式。这一崭新模式以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为理论基点，提倡“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既追求与社会文化的贴近，又追求审美邀游式的超脱与心境体验”〔33〕对于廓清目前文学批评的片面尺度来说，这种文化诗学批评模式不仅有宏观启示意义，就是在微观的具体批评方面也富有操作指导性。“第三种批评”的讨论仍在进行中〔34〕，透过其多重意旨的表象并参照上文论述的韦勒克的批评尺度观，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批评理论家眼中的“第三种批评”更多地泛指一种开放式批评思维、批评意识和批评方式而具有了很浓的方法论色彩，但用之以框定和描述批评尺度，它也不无本体论意义。借鉴韦勒克内外综合的研究眼光来审视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状况，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慨叹一一作为一种复杂文化现象的文学凝聚了多种社会意识与社会实践，而作为心灵的一种产品，它又的确熔铸了作家个人的心态情感；因此对文学的理解与评价，既不能满足于其外部意义符码的“解码”，也不能仅仅关注于内部形式构成的“解构”。形式或意义的单向度介入始终难以对文学这一复杂文化现象作出富有说服力的全面诠解，真正完整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意义与形式（或如韦勒克所言的材料与结构）乃至其它面度的多层、多向考察。对于经受了两个极端、双重教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韦勒克在批评尺度上提供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深刻而不可多得。
启示之三：如何批评——文学批评方法的选用
“方法”是一个有着多层含义的概念。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反映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根本态度和思维方式，是最深层次的方法，它有两个对立的形态：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逻辑学意义上的方法是处于中介层次的思维工具，它担负着推理问题、证明结论的重要作用，形式逻辑方法主要也有两种：演绎法和归纳法；方法含义的第三层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方法，这一层次的方法常常鲜明地体现该学科的某些本质属性；此外还有思考具体问题、完成具体事情的方法，这已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前两种方法带有普遍性，后两类方法就明显地呈现出某些特殊性〔35〕。这里我们亦从这几个角度分别切入，通过总结韦勒克的思维方法以汲取有益的理论启示。
阅读韦氏诸作，迎面扑来的是作者深邃的整体意识、综合的系统眼光，这使得他的理论著作具有了突出的辩证色彩。作为一位学问异常渊博的世界级大学者，韦勒克很少会去冒形而上学、钻牛角尖的危险。事实上，这种拒绝“理论历险”的做法折示出的，不是这位理论家谨小慎微、裹步不前的保守姿态，反而恰恰是他理论思维成熟与科学的表现。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成熟最终应体现在其理论思维的成熟。事实上，韦勒克从来不惮于对思考的问题作出理性判断和价值界定。与众不同的是，他这种判断、界定所蕴含的，首先是对论题的充分的、整体性的了解与认识；在形成具体论断时，他又很少走极端，而总力求反映出一个问题的多个向面。韦氏的学术成就是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的基本理论观念，甚至他最著名的关于“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的分层法，也是直接借鉴了波兰美学家英格尔登（R·Ingarden）在《文学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结构的二维性》等著作中的作品分层理论。但韦勒克的可贵之处之一，正在于其对形式主义、新批评及形形色色的“唯美”文论的反叛与修正上。正如上文屡屡提及的，韦勒克始终强调不能只在作品本体论层面上进行“内部研究”。他对“内部研究”的推崇，与其说是对“外部研究”的排斥，毋宁讲是对以往过于注重作品外在关系分析的一种纠偏。这一点，是我们在阅读他关于文学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哲学）等相互关系的论述时所必须看到的。
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对韦氏批评方法的总结，不能不引向对他“整体论”眼光的再次审察。“整体论“（hilostic）作为一种综合辩证的思维方式，并不是韦勒克的新创。在本世纪俄苏杰出的“文艺学家”M·M·巴赫金那里，“整体性”早已成为其文学批评的突出特征。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29年初版，后修订再版）两部专著中，巴赫金分别通过对俄国形式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及对陀氏长篇小说“艺术形式独创性”的分析，构建了自己的整体性批评观。“复调小说”、“狂欢化”、对话哲学等一系列原创性概念也正是在这一批评思维指导下得以衍生的。要而言之，这种整体性批评要求把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和内容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对作品的批评中，形成的是这样的多重辩证统一：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巴赫金是这样论述文学批评的内外整体性——
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不过，文学作品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也被从外部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地是由外部决定的。而从外部决定的同时，它也被从内部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36〕
从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不难发现韦勒克与巴赫金的共同之处。我们认为，这种共同性与其说是出于二者对形式主义异口同声的叛逃、反驳与超越（巴赫金被托多洛夫誉称为“比形式主义更加形式主义”），不如看成是他们以睿智的、整体性的批评眼光审视文艺本质的结果。科学的批评需要全面的观点，它既在横向上提出辩证的要求，又在纵向上明确了发展的必要。也只有这样，对文艺问题的分析才会在读者中产生较大的亲和力。
这里我们涉及了“发展”这一概念。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又一哲学立足点，在此我们主要是用它来描述韦氏在建构理论时所施用的归纳逻辑方法的一个叙述特征。我们读韦勒克的理论著作，不管其题旨是文学理论的、批评史的，还是比较文学的，总会惊人地发现贯穿其间的对论题既往演变轨迹的明晰回顾。韦勒克在第八届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会议上宣读的讲演中明确指出：“史家的权利义务便是评判和断定哪些思想属于发展的锁链。”这一把每种思想作为特定环节置于文学观点发展的总锁链中的方法，易于廓清论题的外围干扰，使论题探讨的起点得以明确，这的确是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也是极为重要的逻辑方法。在《批评的诸种概念》及《辨异：续批评的诸种概念》两书中，这种依据历史发展线索进行逻辑归纳的方法对各个概念的澄清和阐发起了其它方法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大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比较文学”，小到“结构”、“形式”，韦勒克都为我们作了展示；而他借助于概念、思潮的列举，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西方“文学观念发展史”的生动画卷，即：“古典主义（包括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新古典主义（前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一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现代主义”〔37〕。在理论性较强的《文学理论》中，这一逻辑方法对各个论点的表达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论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韦勒克一一清除了通向观点的路障——（1）把诗当作“人工制品”；（2）认为“文学作品的本质存在于讲述者或者诗歌读者发出的声音序列中”；（3）以为“诗是读者的体验”；（4）以为“诗是作者的经验”，等等。正是基于这些廓清，他才能进一步通过“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明晰地提出艺术品的分层理论，垒立了内部研究的总体框架〔38〕。由此我们想起东西方文学研究中的“史”、“论”之争来。西方有学者把文学批评区分为“注释性的”和“判断性的”两种，前者是“对意义的阐释（Deutung）”，后者是“对价值的判断（Wertung）”〔39〕；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主要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似乎也很自觉地把自己或归类为“考据派”，或界定为“论述派”。看来东西方对文学批评类型的这种不约而同的二分不是偶然的，它在深层次上反映出对文学批评意义、功能的某种看法。但是，上面我们对韦勒克既重史、又重论的事实罗列，恰好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韦氏本人也说，——
在“文学批评”中，单取其中一种的做法是很少有过的，也是很难行得通的。“判断性批评”不加修饰地追求和提供出一种作家和诗的生硬的级别，同时摘引权威的论据或求助于文学理论的一些教条。除此而外，也不可避免地要包含有分析和分析性的比较。另一方面，一篇看起来好像是纯粹注释性的文章，从它的存在本身来说，其中也必然会提供一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而且，如果它是对一首诗的注释的话，它提供的就是一种审美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历史、传记或哲学性价值的判断。〔40〕
可见，纯粹的“史”、“论”之分近乎可笑，而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恐怕多多少少都要有把韦勒克式的“双刃剑”——一面要有史家的眼光通览一切，另一面则要用智者的敏锐去捕捉跳动的思想火花！
如果上面分析的哲学的、逻辑的方法更多地带有“总体方法论“的因子，那么文学批评方法的本质特殊性恰恰显示在它所使用的一些具体方法上。韦勒克著述繁富，方法众多，这里我们不打算对具体方法逐加评说，只想在文学学科方法论层面取得一二借鉴。我们觉得，就这一点而言，韦勒克最值得借鉴的有两方面：一是内外结台的研究观念，二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关于前者，在前文论及韦氏批评观念、尺度时多有涉及，这里我们再着重探讨一下他这种“内部——外部”研究的方法合理性。韦勒克所指的“外部研究”，大体上等同于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历史方法（其中“文学与心理学”一章基本是评价精神分析方法），而他所倚重的“内部研究”，又与结构主义方法有更大近似。应该说，这三种方法都以提示文学的本质为己任，也的确在不同侧面形成了富有说服力的评论与判断。但正如诸多学者指出的，这几种批评方法在尽展优势的同时，也难以掩饰地暴露出各自的弱处，而它们的优势与弱处恰恰具有较大的互补性。韦勒克《文学理论》在东西方不约而同地获得巨大的激赏，同作者寓含于书中的这一辩证方法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文学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每一种方法的运用肯定会观览到异乎他者的独特景观，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然而单面的切入只能获得一面的、短暂的美感，难以收到俯瞰全局、洞悉各面的总体的、持久的审美享受，甚至还会有懵懂不清、似明非明的感觉，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事实上，在我们的审美诠释、审美接受中，在社会学层面上不能说清的问题，恰好可能在心理学层面找到答案；而纠缠于形式分析却难得真昧之时，另辟蹊径漫步于对内容的历史解剖，竟然也会有豁然开朗之感。这说明，对于文学作品这样的“意义和符号的分层结构”，是允许而且也必须作多层面、多角度的审视的。近年来，我国文学批评广泛吸纳新批评派的学理、西方文学批评在困扰于文本分析后又部分地转向社会——历史方法，都可看作是这方面的证明。批评方法上的相互移位和渗透，表明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正日益深刻，原先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形成的文学理论对立正通过对话与交融被多样化而逐步取代〔41〕。可见，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不仅要提倡思想观念上的“百家争鸣”，也应发扬批评方法上的“百花齐放”。
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中的新兴学科，文学比较也是现今势头正猛的批评方法之一。事实上，正像韦勒克指出的那样，“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比较文学”常被人用以指一些“相当明确的研究范围和某些类型的问题”，如：口头文学研究、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的总体研究，等等〔42〕，这样必然造成概念内涵的不明确。对于比较文学的功能，韦勒克站在美国学派“平行比较”的立场上，对法国学派把“比较”局限于“来源和影响、威望和声誉等一些外部问题上”的“影响比较”做法大加批评〔43〕。在后来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韦勒克进而把“题材和方法的人为的划分，渊源和影响的机械论观念，以及慷慨的然而却是出自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看作是“比较文学研究持久危机显露出来”的几个主要症状〔44〕。韦氏认为，缓解这些危机，首先要为“比较文学”正名，把它用作指称“超越了国别界线的文学的研究”的“特定术语”〔45〕；其次，他要求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门学科，不能停留在为比较而比较、搜集文化史知识的不明确状态，比较文学的目的、功能与其它文学研究方式一致，要关心文学的“价值和质量”，正视对作品“文学性（literariness）”的研究〔46〕。韦勒克这一系列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特性、功能的论述，与他在《文学理论》及其它著作中的文学观一脉相承。他对比较文学研究方向的纠正，在价值论层面上显示出他关于文学研究的积极态度和建设性打算。正如我们前文所引的那样，在韦氏的批评视野中，“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始终是他从事文学研究的出发与归宿所在。这一终极目标的存在导引着这位批评家对批评方法的选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作用的。比较之目的，不在于比出同还是不同，而在于通过比较加深对文学普遍规律的理解。比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借用韦氏之语，这种比较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我国学术界近来把“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学科更名为“比较文学”，这一举措反映出的绝不仅仅是名词术语的：表层更新，在深层上它昭现了一种研究观念的更新。事实上，尽管比较文学近十几年在我国文学研究界十分风行，但一些研究者在出发点上正犯了韦勒克指出的那些错误，要么目的不明，为比较而比较，停留于现象罗列；要么动机引导偏向，过多关注一些非文学的领域；甚至很多年来一直在比较文学“求同还是求异”这一问题上兜来兜去，离这一新学科该着力之处愈来愈远，实在走了不少弯路。相比之下，《文学评论教程》对比较文学特性及功能的下列界定倒显得更为客观公正——比较文学方法企图“摆脱国别的眼光局限，从更高更开阔的审视角度，在国与国的比较和观照中，分析和把握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更全面和更准确地评价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更深入和透彻地认识文学运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47〕在我们开展文学批评的过程中，这样的出发点也许会更有助于我们摒弃为比较而比较的追潮心态，从而也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的真正本质，形成更有价值、含金量更高的文学批评。
在本世纪西方批评家中，不少人以“专”见长，像韦勒克这样“既博且专”的学者，还是不多见的。对于每一个论题，这位拥有惊人学识的学者总是旁征博引，辨尽百家，其著作引证的丰富对我们的读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由于文学观念的深刻、颖锐和全面，我们在引述时不免会首尾难顾、挂一漏万甚至片面肢解。事实上，韦勒克的文学观念、表述方法对我们当今开展文学批评的启示绝不止于以上三个方面。比如，在批评文本的操作方面，韦氏的系列史论著作就在启示我们要形成创见、努力增大批评文章的信息含量，同时表述宜深入浅出，术语运用应准确科学；在批评者的素质训练方面，他又在启示我们要有强烈的批评责任感和主体意识，要形成既谨严缜密、又不附时尚的批评态度与学术个性，还要有丰瞻的学养和既可“观天”、又善“打井”的能力，以便“厚积薄发”等等。我们相信，随着文学观念和文学运动的不断发展，韦勒克这位大师所赋予我们的启示定将一步步被深人揭示出来，我们的文学活动也正会在立足本土、吸收借鉴异域文学理论的有机养料中不断得以发展。
注释：
〔1〕【美】R·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周毅校：《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批评的诸种概念〉英文版序言》，载于《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26、1页。
〔2〕王国维对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贡献，诸家各有评说，多趋推崇，如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版）对其进行了深人阐发，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则把王国维当作观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第一个“景点”。此外，郭豫适、叶嘉莹、罗钢等学者也曾有所论及。饶＊子近在《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及其它》（《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中，更明确把王氏的《〈红楼梦〉评论》“作为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来研究”，进行了更加新锐合理的学术界定。也有论者认为王氏《〈红楼梦〉评论》实则开了僵化移植西方批评话语的滥觞。
〔3〕〔5〕可参见王岳川：《中国先锋艺术的当下困境》，《南方周末》1997年3月28日第五版。
〔4〕王列生：《批评危机：亟待走出的六种缠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3月28日第五版。
〔6〕【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页。
〔7〕〔9〕《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美]R·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周毅校：《二十世纪文学批语的主潮》、《〈批评的诸种概念〉英文版序言》载于《批评的*
钪指拍睢罚拇ㄎ囊粘霭嫔纾*1988年1月版，第326、1页。第11、28页。
〔8〕参见黄展人主编：《文学批评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10〕冯毅：《愿建批评的巴别塔一韦勒克给我们的启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1期：
〔11〕【美】雷纳·韦勒克著：杨岂深，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一1950）》（第一卷：古典主义时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4页。
〔13〕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14〕文化艺术出版社就组织编辑出版了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刘再复主编），对文艺研究中的某些新学科、新学说加以大力倡导。
〔15〕【美】雷·韦勒克著，汤永宽译：《大学里的批评》，《外国文艺》1987年第4期。
〔16〕〔21〕〔25〕〔27〕〔39〕〔40〕《文学的评价》，[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页。第286、273、279、278—279、288、289页。
〔17〕《文学的评价》，[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页。286、273、279、278—279、288、289页。第273页据韦勒克原主（《文学理论》中译本第351页），他的这一论述借鉴了S·C·佩珀的《批评的基础》，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45年，第33页。
〔18〕〔19〕〔22〕《文学的本质》，[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页。第13、14、15页。
〔20〕钱中文：《文艺学观念和方法论问题——三本外国文学理论著作比较研究》，载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8～60页。
〔23〕〔24〕钱中文：《文艺学观念和方法论问题——三本外国文学理论著作比较研究》，载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8～60页。第60页，该书转引自周宪：《关于文学研究方法几个问题的思考》，《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
〔25〕〔28〕《<文学的内部研究>引言》，[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页。第147、145页。
〔29〕〔30〕《比较文学的危机》，【美】R·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周毅校：《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批评的诸种概念〉英文版序言》，载于《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26、1页。第276、276～277页。另可参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在1982年6月版；王春元：《评威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载于《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和《文学理论》第16～17页。
〔31〕吴炫：《第三种批评及其方法——否定主义哲学社会透视之五》，《花城》1997年第2期。
〔32〕〔33〕《广州文艺》1997年第3期刊发了一组《第三种批评”笔谈》，收人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第三种批评的设想》、金岱《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陈少华《我的第三种批评”观》、温远辉《第三种批评：适应当下发展的新批评》等文。
〔34〕青年评论家吴炫策划并着手编辑的《第三种批评》文丛将于98一99年面世。据报称，分期出版的该丛书“在对中西方既有理论局随分析的基础上，以当下现实的理论期待和建设为价值坐标。将批判与创造性积累联系在一起，着意提出处于生长状态的、不同于既有知识系统的理论萌芽，为当代文化的转型，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做艰难的努力”（《文论报》1997年4月1日总第377期第1版）。
〔35〕〔47〕参见王先霈、范明华著：《文学评论教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56—63、146页。
〔36〕[苏]M.M.巴赫金著，李辉凡、张捷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37〕仪平策：《走出“巴别塔”：“评<批评的诸种概念>》，《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1期。
〔38〕《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页。第149-165页。
〔41〕参见钱中文<< 面向新世纪的文学理论>>， 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42〕〔43〕《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32页。第40-44、43页。
〔44〕〔45〕〔46〕《比较文学的危机》，【美】R·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周毅校：《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批评的诸种概念〉英文版序言》，载于《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26、1页。第276、276～277页。另可参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在1982年6月版；王春元：《评威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载于《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和《文学理论》第16～17页。第273、273、274-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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