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文化转换中的思维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思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西方资本和文化的浸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被动中发生转换。然而，历史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换遭遇了异常的艰难和曲折。有关原因，以往学界大多从中国历史积淀过于沉重中国文化的转换缺乏内源式动力等方面分析。本文则认为，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艰难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
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及其缺陷
关于思维方式及其特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框架体系。但本文的重点并不是想建立一个超越前人的新的思维框架体系，而只是想借助于前人在这一领域的某些已有成果，分析中国文化在近代转换中所遭遇到的思维方面的阻滞。
就一般意义而言，思维是一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这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是受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的，因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理文化背景，作为不同的信息反馈，在人的心理操作与控制下可以产生不同的心理过程，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普遍接受后，就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特质，就以稳定的形态渗透、熔铸和积淀在不同的文化中，对文化的创造、转换和评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方式既决定了文化的创造，也决定了文化的转换和创新。
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人文地理背景造就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思维方式。关于这一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蒙培元在《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1]一文中作了详细归纳， 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和西方所谓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即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和中介”，“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它的对象因素，但这种因素主要是指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体实体的定向把握”，是“价值论或意义论的，而不是认知型的或实证论的”。总结以上蒙培元的阐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1）重情感体验轻理论思辩：2）重躬行实践轻概念辨析；3 ）重主体直觉轻逻辑推理。这一思维方式下产生的认识结果，往往因过多的情感投射和直观把握与过少的客观分析与理性推理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概念模糊、歧义横生和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简单化、直观化和极端化倾向。蒙培元的观点较贴切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真实状况，所以本文援引这一观点，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文化的近代转换展开分析。
从今天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中国的传统思维并不是完全不讲逻辑，只不过大多精于形式逻辑而疏于辩证逻辑。我们知道，形式逻辑存在的依据是客观事物的相对静止和不同事物之间的确定界限，它的作用只限于对这一范围内的客观对象作出反映；但如果把它所反映的事物的特定侧面扩展到一切方面，便会犯把事物相对独立、相对确定的界限绝对化而忽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贯通的错误。比较而言，辩证逻辑就不仅能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还能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它“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方互为中介”[2]。 列宁在谈到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时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3]可见， 形式逻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人们正确的思维；但从更广阔的发展过程来看，要科学地认识和实践就必须遵循辩证逻辑[4]。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要体现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是儒家和道家经验综合的哲学成果，虽然两者存在着致思倾向的不同，即儒家倾向于自然的人化，而道家则倾向于人的自然化，但两者在人与自然界的贯通一气上则达成了高度一致。早期儒家经典《周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均属此类。从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导出了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因为，在它们看来，既然人与自然一体，主体自身又是宇宙中心，那么人就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宇宙自然。儒家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5]和道家庄子的“解心释神”[6]都反映了这一思维取向。这种思维结果必然把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主体情感体验混融在一起，使本来应以认知功能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带上了过分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循着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这种在过多情感需要干预下的意向性思维所解决的是价值和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与儒道在思维方式上完全不同的墨家，从墨子对儒家“爱有差等”的分析指责可以断定，墨家的思维方式完全把认识建立在客观经验的基础上，由经验观察经分析、归纳，走向逻辑推论，达到了概念的明晰性、准确性和认知的客观性，形成了与儒家完全不同的思维程序。先秦儒道的经验综合型意向思维和墨家的认知型逻辑思维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发展下去，很可能延伸出中国超越西方单纯逻辑思维的更加全面的思维传统。但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墨家思想连同其思维方式从此隐而不彰。魏晋佛学传入后，也很快与中国本土的儒道合流，形成了适应中国主流文化的本土化佛学——禅宗。禅宗“直指人心”的顿悟，把儒道的直觉思维发展到极端，取消了一切逻辑与概念认知方式。而继先儒而成的理学，其由“格物致知”到反躬内求以达“豁然贯通”、“顿悟本心”[7] 的思维方式表明它不仅吸收了先儒的致思方式，更借鉴了佛教禅宗的顿悟智慧，使中国传统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的特征得以进一步凸现。其后，这种思维方方式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导而延续下来。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近代文化转换的阻滞
东方和西方在不同的地理背景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虽然各有不同，却可互相补充，互相融通。用比较的眼光看，延至近代的中国与西方文化，除了中国早已僵化的宗法等级与西方方兴未艾的民主平等水火难容外，其余如中国的重道德人伦与西方重物质功利，中国的重和谐安定与西方的重斗争进取，中国的重群体快乐与西方的重个人幸福等，都可以相互关涉，互相补充：重道德人伦可以纠正重物质功利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倾向，反之，重物质功利可以扼制重道德人伦的禁欲倾向和空泛说教；重和谐安定可以避免重斗争进取带来的矛盾激化与动荡，重斗争进取可以弥补重和谐安定而带来的停滞与惰性；重群体快乐可以防止重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重个人幸福又可以防止重群体快乐的虚幻空洞。故敞开胸怀，以平等的眼光和冷静的心态客观地面对异质文化的挑战并融会之，是使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实现近代转换的先决条件。要做到这些，必须是在改变固有传统思维方式对事物认知的情绪化、片面化、形式化和绝对化倾向的基础之上。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近代并没发生如此变革。
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无形操纵，近代以来的饱学之士，在对待中国文化如何汲取西方文化实现自身有效转型的问题上，始终在择其一必弃其一的一元化思维框架中，对中西文化进行带有浓厚情绪色彩而缺乏合理分析与梳理的极端化处理。致使中国近代历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每一次中西文化有望经激烈碰撞而实现交融的重大时刻，不惟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文化观下进行着无谓的两极化辩论，即或同一人物，也随时事变换而在两种异质文化中不断地摇来摆去，进行或此或彼的简单化抉择：或倾心于西方文化的进步，或沉醉于中国文化的伟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士人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对中西方文化作出了“中体西用”的简单二元分立式抉择。这一抉择希图在坚持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8] 的极端文化观以求继续维护固有文化的前提下，谋求“以夷制夷”的权宜之计，结果却不自觉地陷入了对中西文化体系双重割裂的逻辑矛盾，对此，留学西洋稍谙逻辑学的严复曾尖锐指出：“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9]体用不二，是哲学的基本逻辑， 有此“体”必有此体之“用”，有此用也必有此用之“体”。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中国传统的典章文物制度好，却从来不肯论证一下怎样的好，西洋的船坚炮利强，也从来不愿深究一下是怎样强起来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直观化简单化的突出表现。
洋务运动重挫于甲午海战之后，深感屈辱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中西文化艰难的深层思考，由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制度层面上升到五四运动的观念层面，这一深化过程，触及了传统文化自身的深层结构，因而引起了越来越激烈的所谓“顽固”与“激进”的论争。随着争论的白热化，也暴露出了更多的情绪化、两极化思维特征。改革派中，谭嗣同徘徊于全面否定传统的边缘地带，呼吁不仅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还要冲决“利禄之网罗”、“考据”“词章”之网罗，乃至“全球群学之网罗”、“全球群教之网罗”[10]。梁启超也轻佻地宣称“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指君主立宪），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11]。严复甚至认为：汉学、宋学、词章之学均是“谬种流传，羌无一是”，“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12]。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简单作出决断，“就人群进化的道路说，旧思想总是妨碍进步的，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13]。甚至认为梁启超等早期改革派也是“为虎作伥……比之清廷为尤甚”[14]。
与此同时，守旧派则站在另一极端，大量撰文更加情绪化地攻击革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声称“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15]。梁启超则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把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主张视为“复仇主义”。争论步步升级，理智的成分也越来越少。
辛亥革命失败后，与袁世凯复辟相配合，文化界兴起了复古逆流。在这逆流中，曾经力主西学，倡导变法的康有为彻底堕落成封建文化的卫道者。他从1913年起就在其主编的《不忍》杂志上一再强调，不忍“纲纪之亡灭”、“国粹之丧失”、“教化之陵夷”、“人心之堕落”，认为“审查国情，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政治上的复古狂澜与文化上的复古逆流，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为对复古尊孔的逆反，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在理论上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极致性背叛。陈独秀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中作出了旗帜鲜明的二元对立性选择，以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16]，因而，“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17]。鲁迅随其后，将传统文化无一例外地列入阻碍中国生存、温饱和发展前途之列，主张“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要“全部踏倒它”[18]。钱玄同甚至绝对化到“废汉字”，因为在他看来，“两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19]。总而言之，“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0]。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冲破僵固的封建文化网络，揭露封建文化黑暗，正视传统弱点，完成民族心灵的开放和走近民主、科学的民族发展之路，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不可否认，其中反传统言论的偏执以及流于形式的口号式呐喊和情绪化宣泄，也是史界的共识。对于这一过激表现，有人释之为：“矫枉”必须“过正”，如果没有这种“过激”，就不足以撼动坚固的传统；有人辩之为此乃新文化先驱痛切于辛亥革命之失败，惊异于封建观念之顽固，在中华民族深刻的存亡危机下，躁动与急切情绪驱使所为。前者无疑于为新文化运动的过激行为寻找牵强的借口，而后者则走进了外因决定论的哲学误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残酷的资本主义文明本质的暴露，早年曾热情讴歌“西学”的进步之士又纷纷放弃固有的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折回到中国传统的怀抱。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便号召青年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21]。已进入晚年的严复也完全放弃了一直信奉的进化论，认为西方“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窃尝究观哲理，以为时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22]。接踵而至的是梁漱溟的“归宗儒学”[23]和十教授的“文化本位”宣言（1935年）。新文化先驱高呼打倒的“孔家店”，转瞬间又以振兴世界文化的身份重新荣光登场，上演了一幕周而复始的历史滑稽剧，也宣告了近代以来文化争论的无效和文化转换的破产。
19世纪末，庞大的中华帝国被猝然崛起的西方文明逼上了现代化轨道。然而，受传统思维方式的驱使，从纵向上看，往往当中国处于弱势，文化受到怀疑时，一味倾心于西方文化，而当西方文化暴露出其自身缺陷时，又一哄而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从横向上看，当近代化过程受阻后，一方面反传统主义者把改革失败所引发的民生凋残、政治腐败等问题视作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大暴露，因而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反传统观念，意欲与传统文化作更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传统主义者又从同样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到传统文化精粹丢失的后果，强化了维护传统文化的固有信念，更急切于回到传统文化中去。这种两极化结果又造就了新一轮更强烈的两极化对抗。文化转换始终在两难的困境中左右徘徊，难以实现自身的超越与创新。
三、简单结语
李泽厚曾从“乐感文化”出发，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过高度评价，“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于抽象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思维更着重于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这种思维认识方式具有审美的特征，它是非概念性、非逻辑性的启示。它在冲破精确而僵硬的概念抽象，提供活泼的感性启示，使科学思维艺术化，予复杂图景以简洁处理……都是值得研究的。……而所有这些，又与中国从孔学开始重视心理整体（如情感因素），而不把思维仅当作推理机器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即不只是依靠逻辑而是依靠整个心灵的各种功能去认识，去发现、把握世界……这在今日的思维科学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作者最后还是以十分审慎的态度，决定“先别忙于肯定或否定，想想，再想想”[24]。李泽厚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积极面的认可并没有错，但这里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思维非但不是只依靠逻辑，而是逻辑思维尤其是辩证逻辑思维根本就欠发育。对中国而言，完善传统思维的任务不是批判惟逻辑推理的危害，而是找出它不求分析、推理，不重逻辑思维的思维缺陷并努力克服之。
文化的转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经济、政治（制度）、观念等多个层面的互推互动。但从文化自身分析至少有以下三点必须注意：第一，文化的转换必须以本土固有文化为逻辑起点，因为本土文化价值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聚起来的集体经验，只有从这种集体经验中找到与外来文化的契合点，才能使中国固有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接合”成功。第二，文化转换又必须以现实社会为参照系，明确现实社会文化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明确外来文化究竟哪些可资吸收，哪些会受到本土文化的排斥，以减少文化转换的盲目性。第三，文化的近代转换不是对以往文化和现有中西文化的简单剪裁粘贴，而是在对古今中外文化的客观认识与全面价值评估基础上的超越与再创。而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对古今中外文化客观、全面的分析与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需要辩证逻辑思维的认识论支撑。而这又恰恰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欠缺的。因此，可以说，转变思维方式是创造性地转换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化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