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戴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近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2-0027-05
清代朴学大师戴震一生治学“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注：《戴震全书》第六册《东原文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第373-374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写下了大量著作，博涉天文、历算、地理、音韵、训诂等方面，不仅令当时人折服，更让后人叹为观止。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戴震去世后，继承、研究戴学的人层出不穷。近年方利山有《戴震研究述略》一文（注：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回顾了从清中叶至80年代中期戴学研究概况。8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十五年，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学术活动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戴学研究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本文拟通过概述这十五年来戴学研究成果，谈谈自己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恭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一
首先，戴震研究会的成立及徽学研究的日益兴盛，给戴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使戴学研究得以有系统、有组织地进行。
1986年4月，在戴震家乡，由徽州师专、戴震纪念馆等单位筹建了国内第一个戴震研究学术团体，即“戴震研究会”。5月，首次戴震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原屯溪市）召开，会后，编辑出版了《戴震学术思想论稿》。这次会议加强了国内戴学研究者的联系，利于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进入90年代，徽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以“徽学”名义相继召开了四次学术讨论会。徽学讨论会的召开与论文集的出版，对徽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内外更多的人知道了“徽学”，熟悉了“徽州文化”，同时，也有更多学者关心并投身于“徽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1999年，徽学研究中心在安徽大学成立，并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审批，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而戴学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徽学的发展，必将促进戴学研究的深入。
与此同时，成立于1986年的戴震研究会为戴学研究做了更为重要的工作。1991年夏在徽州师专举行了第二次戴震学术研讨会和《戴震全集》出版的首发式。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戴学新探》，收入了海内外戴学研究文章40多篇，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戴震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这以后，戴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次，这一阶段两套戴震著作集，即《戴震全书》与《戴震全集》的编辑出版，为戴震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与更好的条件。
《戴震全书》由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组织编订，北京大学张岱年担任主编，黄山书社出版。全书共七册，前六册是全书正文，收入戴震著作36种，包括《经雅》、《毛诗补传》、《水地记初稿》等12种未刊书稿及佚文，每册都配有数幅相应图片。第七册为附录，即研究资料选编，收入从清中期以来的部分名家研究资料，书末还附有《戴震全书人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戴震全集》是由戴震研究会、徽州师专古籍所、戴震纪念馆三家联合编纂，叶光立任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集共分六册，大致按著作性质分类，新刊戴氏未刊著作12部及散篇，并附有图片近60幅。
两套著作集各有特点，从不同的角度方便了广大戴学研究者，可省去四处搜寻资料的若干麻烦。
二
戴震研究会与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相继召开的研讨会，促使戴学论文大量出现。上述论文集所收戴学研究文章83篇，涉及哲学、音韵、训诂、教育、天算、美学等方面，其中哲学论文近40篇。据不完全统计，论文集之外散见全国报刊杂志中的文章还有150多篇（注：据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4年第四卷第一期《专题书目》、《人大报刊资料索引》、《上海全国报刊资料索引》统计。），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戴震哲学思想的评价上，占论文总数的一半。学者们对戴震的哲学思想评价很高。姜国柱在《戴震的认识论及其历史贡献》（注：载《戴学新探》，1992年6月南京大学学报《戴学新探》专辑。）一文中说：戴震是我国18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戴震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各个方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他还认为戴震对真理的标准问题作了探讨，分析了客观真理与主观意见的根本区别，提出了以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姜广辉认为“戴震哲学是披着‘经言’外衣的启蒙学说，是古代性理哲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也是近世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注：姜广辉：《戴震哲学—披着“经言”外衣的启蒙学说》，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他还认为，戴震是采取为《孟子》作疏证的方式来阐发自己思想和批判理学的，揭露理学“以理杀人”的实质，明确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旨。张立文、白盾、张茂新、杨世文、王朔柏、胡发贵、胡家祚、冒怀辛等也撰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阐释戴震猛烈地批判程朱理学，反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哲学思想，是“戴震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贡献”，“宣告了理学的终结，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注：张立文：《戴震对自然生命的关怀—天性论》，载《戴学新探》。白盾：《戴震与曹雪芹的时代共识及共启蒙意义》，载《戴学新探》；《中国民主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挥》，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戴震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载《徽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张茂新：《论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杨世文：《论戴震复兴儒学的努力》，载《孔子研究》1996年第3期。王朔柏：《戴震的理欲观》，载《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胡发贵：《论戴震哲学的人情味》，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胡家祚：《戴震批判程朱理学的进步意义》，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冒怀辛：《戴震的仁智学说》，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近年来，研究戴震的哲学专著有周兆茂的《戴震哲学新探》，日本村濑裕也的《戴震的哲学》等，对更全面地理解戴震哲学思想很有帮助。
在音韵训诂、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有于靖嘉的《〈转语〉和古代语文教学》（注：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石云孙的《戴震的语言文字观》（注：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程观林的《戴震的上古音研究》（注：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赵本一的《从〈屈原赋注〉看戴震的训诂特色》（注：载《戴学新探》，1992年6月南京大学学报《戴学新探》专辑。）、程观林的《论戴震的古韵论—从戴震说到王力》（注：载《戴学新探》，1992年6月南京大学学报《戴学新探》专辑。）等，探讨了戴震对中国古代语文学的贡献。其中，以李开对戴震语文学研究为代表，他的《戴震语文学研究》一书，“尝试建构戴震语文学的骨架和系统”，涉及“戴震的注释学”、“以‘六书’体用和转注互训为创新内容的文字研究”、“戴震的音韵学”等篇章，“从注释学、文字学、音韵学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戴氏语文学的主要成就”（注：李开：《戴震语文学研究》自序，第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先于《戴震语文学研究》成书的《戴震评传》（注：李开：《戴震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也是从语言解释哲学的角度，以戴震的治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贯串全书，具体评价了戴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文化背景，前后期思想的不同及其原因，经学、史地、人文、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成就。同时，方利山与杜英贤的新著《戴学纵横》（注：方利山、杜英贤：《戴学纵横》，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汇集近十五年来关于戴震及其学术的研究成果，从“东原家世”、“东原师友及交往”、“东原轶事与传说”、“东原哲学”、“戴学与朱子、胡适、陶行知”、“戴学漫评”、“东原散佚著作整理”等多方面、多层次，为戴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视野。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撰文研究戴震的治学方法、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成就，如叶光立、宋英发、凌云、周兆茂、李明科、钱叶秋、储朝晖、许绍雄（注：叶光立：《从〈策算〉看戴震的治学思想》，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宋英发：《戴震的治学经验》，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凌云：《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载《安徽史学》1995年第4期。周兆茂：《略论戴震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载《江淮论坛》1997年第1期。李明科：《对戴震教育方法论的认识》，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钱叶秋：《谈戴震的教育实践》，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储朝晖：《析戴东原与陶行知的知行观》，载《徽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许绍雄：《略论戴震的美学思想》，载《戴震学术思想论稿》。）等，这些更充分说明戴震不愧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值得我们全面深入研究。
三
两百余年来，在戴学研究上，有两大问题始终纠缠不休。一是《水经注》戴袭赵学术公案；二是戴震与江永的关系。一方面，敬仰戴震的学者，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戴震是清白的；另一方面，不屑于戴震的学者也从各个侧面说明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且“背师盗名”。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戴震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两大问题，尤其是《水经注》一案，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是戴学研究的重大收获。
这两大问题的结论，直接关系到对戴震的全面评价。故而从清中叶起至今，已有大批知名学者、专家卷入其中。有学者认为江永是戴震的老师，江戴之间是师与弟子的关系，而戴震在书中提及江永，却说：“同郡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也不称“先生”，是为“背师盗名”（注：参见杨应芹：《戴震与江永》，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实，早年胡适对此进行过仔细考证并撰《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一文，指出戴震著作中只有两处在叙述古音历史时没有称“先生”，而这两处不仅不是大不敬，反而是格外尊重（注：转引李开：《戴震评传》第一章《人生路标和学术起点·师承江永》，第17页；《胡适手稿》第一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年2月影印本。），以此为戴震申冤。近几年，仍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胡适是为同乡翻案，袒护同乡。杨应芹在考订段玉裁所撰《东原年谱》的基础上指出，江戴是师友关系。段著《年谱》误把戴震第一次拜见江永的时间提前了11年，即段谱载江戴第一次相见是乾隆七年（1742年）戴震20岁时。杨文据汪梧凤《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刘大櫆《汪在湘文序》、程瑶田《河西寓公叙略》等相关资料考证（注：详见《戴震全书》第六册《东原年谱订补》，第653-656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认为戴震第一次拜见江永的时间应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是年，戴震虚岁31岁。首次相见，戴震“取平日所学就正”于江永，江永也“举历算中数事问”戴震，江永说：“吾有所疑，十余年未决。”戴震则“请其书，谛观之，因为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因而，江惊喜，叹道“累岁之疑，一日而释，其敏不可及也。”据此，杨文认为，从首次相见的情况看，戴震与江永，不是从学，而是互学，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江戴不是师生关系，而是师友关系，且江戴本人从未以师与弟子称呼过（注：见《'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水经注》戴袭赵这一学术公案更是由来已久，纷扰了200多年。戴震在四库全书馆校理《水经注》后，就有一些学者为戴震是否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掀起论争，相继有一大批著名学者牵涉其中，以致成郦学、戴学领域的一大公案。
自乾隆四十五年王际华对戴校《水经注》提出怀疑以来，魏源、张穆、杨守敬、余嘉锡、王国维、孟森、汪宗衍等都不容置疑地认为“戴袭赵”为“铁案”，是事实。胡适为此花了20多年的时间，详细考证郦书各种版本，为戴震洗刷不白之冤。当时以至后来均有著名学者认为胡适是“爱护乡贤”，“盖以乡谊故”。胡适搜集了60多种《水经注》的不同版本，经过20多年方方面面的考证，掌握充分的证据，说明“戴袭赵”是冤枉的。例如，他合校戴、赵两书，找出十组赵书中的特别优点，却是戴书中没有的，“且这十组，有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专治《水经注》的人，见了这些好宝贝，若不采取，那就成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笨汉了”（注：参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三《东原学案》，第159页，齐鲁书社1994年版。），从反面证明戴震没有抄袭赵一清的书。而杨向奎却说“其实东原智者，才智或不在胡下，尽览宝山而归，岂非违反上述逻辑思维者！”（注：参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三《东原学案》，第159页，齐鲁书社1994年版。）
如果说这种反面论证尚可引起一点点怀疑的话，那么，近几年，随着整理、点校、出版戴震著作的深入，一些早年从未刊印也未曾面世的戴震著作的出现，则为证明戴震具有独立研究《水经注》的能力提供更确凿有力的证据。杨应芹作为编纂《戴震全书》的主持者，在戴震研究上用力颇深，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戴震与〈水经注〉》、《戴震首刊著作的价值及其意义》、《戴震著述书目补正》、《戴氏手校〈水经注〉》（注：分别刊载于《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江淮论坛》1994年第2期；《'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其中，《戴震与〈水经注〉》一文，通过对《水地记初稿》、《水经考次》（即《水经》）与殿本《水经注》案校的比勘考证，确定《水地记初稿》是戴震早年研究《水经注》的见证；而《水经》一卷的成书，“用的是考据学的方法，而不是一般校勘学的手段。考据是戴震的专长……也正是因为他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水经注》，所以他的成就能远远超过前人，也比他同时代的人高出一筹。”这些都说明戴震入四库馆前已有20多年研究《水经注》的历史，为他晚年校定《水经注》取得巨大的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杨文以济、淮二水为例，将武英殿戴本、四库赵本与《水地记初稿》的引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发现：戴本的校改与赵本相同之处，十之七八是他早年校勘的成绩；除此之外，戴氏晚年的校改与赵氏同者仅为十之二三而已。因此，对于戴赵相同之处，“应成为郦学史上闭户暗合的佳话，而不是什么相袭的‘证据’”。
在这一问题上，方利山从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入手，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浅议》（注：方利山、杜英贤：《戴学纵横》，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胡适发现〈戴东原自定〈水经〉一卷〉稿本》（注：方利山、杜英贤：《戴学纵横》，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注：耿云志主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方利山、杜英贤《戴学纵横》，第124页。）、《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的几个特点》（注：载《徽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二谈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等（注：方利山、杜英贤：《戴学纵横》，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又进一步细致分析说明：胡适重审这一学术公案，“不仅仅为了乡谊”，也“并不是无反可平”，“确没有随心所欲”（注：方利山、杜英贤：《戴学纵横》，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而是认认真真地奉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宗旨，用大量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水经注》戴袭赵是一桩冤案。
这样，《水经注》戴袭赵一案争论了一二百年，始终没有最终结果，经过近15年的研究，杨应芹认为“在沉霾了二百多年的《水地记初稿》《水经》一卷完璧面世后，这场历史公案一定会画上一个公正的句号。”（注：载《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78页；《水地记初稿》与《水经》一卷收入《戴震全书》第四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
然而，却往往事与愿违。1997年第五期《近代史研究》载桑兵的《胡适与〈水经注〉探源》，又对胡适当年重审《水经注》一案的必要性、成果、根本动机，提出质疑。为此，方利山又撰文《三谈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兼与桑兵教授商榷》（注：方利山、杜英贤：《戴学纵横》，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针对桑兵的质疑，通过深入分析《水经注》一案的由来、胡适重审此案的前后经过，再一次论证《水经注》一案的性质及胡适重审的重要性。
四
综上所述，戴学研究在近15年中取得了重大成果，两套戴震著作集的出版发行，为深入全面研究戴震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在《水经注》戴袭赵这一纷扰了两百年的学术公案研究上，成绩斐然。但另一方面，在戴学研究上，始终存在一种偏见，大多数学者认为戴震的主要成就在哲学上，研究重点当然也侧重哲学思想，并且认为东原通过写作《原善》、对《孟子》字义的诠释，猛烈地批判程朱理学，反对“以理杀人”等等。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吕思勉先生早已有过论辩。吕先生认为，东原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所攻的只是宋学末流之弊，“以理责天下之人，则非创宋学者之所为，而为宋学末流之失”，“乡曲陋儒，抱《性理大全》，侈然自谓已足；不复知世间有相生相养之道；徒欲以旷世之高节，责之人民，此乃宋学末流之失，安可以咎宋学乎？”（注：详见吕思勉：《理学纲要》中《订戴》一文，第21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戴震从理论上反对宋儒，认为宋儒主张天理人欲之辨太过，以致（一）不顾人情；（二）在上者都可据理以责下，下情不能上达，于是人与人相处之道，日渐残酷。吕先生认为“此两端，其前一说，乃宋学末流之弊，并非宋学的本意。后一说则由宋学家承认封建时代的秩序为社会合理的组织之故。戴氏攻之，似得其当。然戴氏亦不知其病根所在，而说只要舍理而论情，人与人的相处，就可以无问题，其说更粗浅牵强了，而现在的文化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只要率之而行，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么？戴氏不是盲目的，何以毫无所见？”（注：详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十七章《学术》，第286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换句话说，戴震误把宋学末流之弊作为宋学的理论本意进行驳斥。而后世学者，尤其是清末民初之际，由于时局的需要，便对东原的思想加入自己当时的心情去理解、阐释。于是，许多学者认为戴震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事实上，戴震治学、博闻强识，洪榜《戴先生行状》载：“先生日夜孳孳，搜集比勘，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注：载《戴震全书》第七册，第5页。）故此，我认为对戴震其它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充分重视。另外，戴震也并非以哲学思想见长，哲学只是戴学中的一小部分，不是主导方面。其主导方面是他用科学的方法治经、整理考证古典文献。故此，我想，如果加强戴震经学方面的研究，对今后我们整理、点校、考证古典文献，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将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