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旅游中旅游者主体地位的凸显与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者论文,主体论文,地位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现代旅游作为一种个人体验、一种社会现象[1]以及生活方式的需求[2]，包括旅游主体、旅游媒介与旅游客体。旅游首先是一种个人行为，其次才是这种行为引起的社会现象[3]，所以旅游主体是单个旅游者，而不是旅游者群体。旅游主体地位即是单个旅游者的主观意志与自由能动性在旅游决策与旅游活动中的体现。从经济联系定义的主体是谓利益主体，它包括了旅游者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者，因为经济是旅游产生的现象而非本质[4]，所以利益主体也不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则是那些与旅游者体验直接相关的旅游吸引物。围绕着旅游者和旅游吸引物展开的、旅游系统中的其它部分称为旅游媒介。
二、主体的凸显
1.现代旅游的起源：个人幸福价值观与旅游自权的确立
法国旅游学者Lanquar曾说：“确实，直至18世纪下半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无视幸福观念的价值。荣誉、传统、种族、功业、血统就是贵族阶级的价值……18世纪的哲学家们恢复了人的地位，从而引进了幸福的观念；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则给幸福的观念打上了自己的印记。”[5]也就是说，摆脱了群体价值观束缚的、个人幸福价值观的确立是个人主体地位恢复的重要体现。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一方面把城镇的普通大众纳入到有着固定节奏的、枯燥的工业生活中，另一方面建立在金钱和物质基础之上、资产阶级传统的幸福价值观却被迫面对个人精神生活的虚无。为反抗这种虚无，寻求一种摆脱日常工作与生活、不创造任何“价值”的活动成了资产阶级世界的强烈意愿。假期暂时中断了紧张的日常工作，提供了个人脱离群体的时间与空间，它既是资产阶级给予普通大众的，也是给予自己的。自1930年起，工业化国家逐步在各阶层民众中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旅游业开始真正发展起来[6]，旅游开始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个人自由权利的一部分。正如马尼拉宣言说到：“它（旅游业）的充分发展与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只有当人们享有积极的休息和假期，在具有深刻人文特征的休闲时光内自由旅行才可实现。”[7]个人主体地位的恢复与幸福价值观的确立，意味着可以凭借个人自由提升生活质量；推行带薪休假后，旅游的自由权深入到普通大众，现代旅游成为一种与个人生活方式有关的私人行为，大众旅游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2.旅游经济：游客满意度与控制感
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者是旅游的基本矛盾[8]，它是旅游者主体地位确立的出发点。在现代旅游中，旅游者的主体地位却在与旅游媒介的矛盾中得以凸显。现代旅游已成为一种综合性产业，深深地嵌入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车毂中。旅游者与吸引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空间作用关系，其间杂糅了许多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人和事，旅游过程更多的是一个被组织、被引导的消费过程。旅游者的体验不仅是体验“物”的过程，更是体验“人”的过程。对于旅游媒介来说，旅游者体验质量的高低如果在“物”层面很难符合旅游者预期，那么在具有充分能动性“人”的层面就可以随时改变来迎合旅游者，使旅游者满意。“游客满意度”进而成为现今旅游媒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指征，以至于影响满意度的旅游者自身主观期望，甚至超期望几乎完全交由旅游媒介来实现：创造各种新奇的、梦幻的旅游项目，让旅游者的心灵和五官应接不暇；为旅游者订制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赋予旅游者监督和投诉自己的权利……旅游者的“主人翁”地位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也许没有什么比“控制感”更能让旅游者“感觉”自己是主人。心理学家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推动人们行为活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个体对情境控制的需要。从旅游者的购买行为看，购买只是旅游者控制的起点，在随后的产品消费过程中，旅游者不仅希望控制旅游媒介提供服务的起止时间，而且希望控制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旅游者在旅游产品的消费过程中，感觉到控制地位越高，他们对所提供的服务满意度也就越高[9]。为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旅游媒介一方面不得不把部分控制权让给旅游者，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冒着利益和形象受损的风险，使一些内部操作公开与透明，使旅游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成为旅游者感觉可以控制的过程。
3.从旅游凝视到旅游摄影：审美体验与文化权力
西方社会学者用“凝视”来解释空间（场所）的构建[10]。“旅游凝视”首先是旅游者主体的凝视，是旅游者在直观中摒弃成见与判断，回到吸引物的本身去体验，吸引物在旅游者的体验中被构造出来。这种意向性构造赋予了对象以意义，所以意向性构造可直接理解为对象的意义[11]。旅游者对吸引物（对象）最基本的意向性构造是吸引物在旅游者“审美”中显示出的意义，审美就是旅游者最基本的体验。所以，有学者就曾呼吁回到审美问题本身，摒弃功利性和泛化论来重新认识旅游现象的本质[12]。
如果说审美是旅游凝视的出发与归宿，那么摄影就是现代旅游凝视最好的证明。“照相机”、“摄像机”取代了眼睛成为旅游凝视的工具。从单个旅游者来说，他在镜头中取景、构图、调整光线……在按下快门的瞬间不仅完成了美的体验，更从个人的角度诠释了美、构造了美。从旅游者群体看，拍摄已超越了简单审美的范畴：最初到来的旅游者拍摄的影像，通过各种现代传媒被不断地传播与放大，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前来拍摄，其拍摄的影像又被放大，又吸引了更多旅游者到来，如此反复加强，被凝视、拍摄的对象最终“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旅游空间。
借助拍摄，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了身份切割。在拍摄时，旅游者提醒自己是外来者，同时也在提醒东道主“我和你们是不同的人”。旅游者通过拍摄，对内完成了“自我叙述”[13]、强化了“自我认同”，对外则暗示了一种特权——“无论何时何地，拍下你想拍的”[14]。旅游者完全依照自我的认识用手中的摄影器材去解释东道主的一切。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对话，话语权由旅游者掌握，旅游者拍下的影像，与其说反映了东道主的实际情况，不如说反映了旅游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旅游者从自身文化所做的解读。拍摄行为显示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优越感，是在行使他握有全部权利的权力[15]。总之，旅游者自由拍摄是外壳，外壳之下包裹的是旅游者的文化权力。
三、主体的消解
1.出游：被动的逃避与媒体的规训
现代社会把大量人口聚集在相对狭小的、遍布人工建筑的城市空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人们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时，最渴望的就是“出逃”：逃避熟悉的场所与景观[16]、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责任与节奏——正是这些导致了现代人的压抑、苦闷与孤独。至于逃向何方、逃向哪里是次要的，这就是现代社会个人旅游的最根本动机。Dann就提出旅游动机的本质是由逃避驱动[17]。张宏梅和陆林[18]统计了1995—2003年《旅游研究纪事》和《旅游管理》关于旅游动机的文献后发现，研究旅游动机推力因素的七位作者中，仅两项动机是六位作者共同的研究项目，其中之一便是“逃脱日常生活”。Lanquar曾列举了三类群体，即：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工人和职员的多达38项的旅游动机，其中只有四项对于三类群体都“很重要”，其中一项即为“逃避每天责任的需求”。[5]逃避是被迫地离开而非主动地寻求，主动寻求意味着有多种选择，而被迫离开则没有选择，不同的旅游者在逃避中获得了平等的身份和地位。
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正如Urry所说：“旅游是某种社会身份或生活方式的标志，不出门旅游就像没有一辆车或一座房子一样是令人尴尬的事情。”[19]斯沃布鲁克也曾说：“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人们想要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以及希望别人不断增强对自己的认同心理。人们所做出的访问景区的决定，就像人们购买的衣服、开的车和读的报纸一样，都是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0]这里所说的“别人”不存在具体的承担者，只存在“别人”意志的代言者，即逼迫公众接受旅游是现代生活方式观念的那个谁。斯沃布鲁克接着说：“不管是谁，只要仔细观察一下电视和媒体上的消费品广告，就会很快发现‘生活方式’营销的影子。”[20]正是“媒体”在宣扬、炒作旅游的生活方式，使你不得不相信并付诸行动。在各种绘声绘影的旅游广告中，常常故意弱化、甚至缺失主体，突出各种意境和场景，制造出“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强烈地召唤旅游者“填充”、“亲历”、“在场”。当这些广告所呈现的东西在旅游者头脑中刻画成印记时，旅游者出发到旅游地，似乎只是去验证他头脑中忽明忽暗的影像，旅游变成了“验证旅游”。正如周宪所言：“旅游经由媒体的大肆炒作转而形成某种公共压力，这种压力进而内化为公众关于旅游的种种现代观念，形成了旅游对公众的外在诱惑……或许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在旅游开始之前，媒体已经完成了对旅游者的规训，规定了他们对景观的期待和满足感，尔后的旅游不过是这一规训的实践而已。”[21]
2.旅游过程：放弃自由与被程序化的旅游者
人是有限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实践能力是人自由的前提，放弃理性的判断与实践，任由外在来支配也就无所谓自由[22]，追求真实即是理性自由的重要体现。大部分现代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已被安排，他们在旅游地经历和体验的是舞台化的、被设计的、程式化的非真实呈现。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旅游者也并非不知道为他们准备的这些是非真实的、带有伪装的，但他们宁愿放弃理性的判断与实践，主动迎合这些非真实吸引物的一一展现，使自己成为旅游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被机械地传送与加工！在此简单描述一下这条流水线的运作：假如你和某一位紧随其后的旅游者都选择同样的旅游线路，大都会听到别无二致的导游讲解；你们会住同一个酒店；你们会游览相同的景点；在某一景区内，他很有可能坐在你刚坐过的凳子上，等待着满二十个游人就开始的演出；这时，如果你恰好返回拿遗忘在这里东西，你又会看到、听到你刚才看过、听过的演出；你也会发现，观众们的脸上洋溢着和你刚才一样的喜悦，这时，你的心头可能会掠过一丝被欺骗和被侮辱的感觉，这促使你更加迅速地逃离这个场地，投入到另一场展示活动中……旅游者在此已经不是自身愿望和行为的承担者，而是被一个不断变化场所的加工程序所加工出来的产品，即你不是一开始就是旅游者，只有等到结束你才成为“旅游者”。
3.旅游摄影：审美异化与身份焦虑
现代性特征之一就是人对机器的依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也延伸到了旅游过程。人的审美体验不仅仅停留在表象，更多的是外在景象对旅游者心灵的触动，从眼到心才能完成人的审美体验。正如梅洛－庞蒂所说：“视觉被纳入到事物的环境中或者说它是在事物环境中形成的——在这里，一个可见者开始去看，变成一个自为的、看所有事物意义上的可见者；在这里，感觉者与被感觉者不可分割的持续着，就如同晶体中的母液那样。”[23]但是，由于景象在眼睛中与镜头中呈现的存在差异——眼睛所能分辨、捕捉的色彩、光线、场景等等，镜头不一定可以，反之亦然，旅游者通常只会把大部分注意力分配给镜头而不是自己的眼睛，因为“这是花钱买来的相机派上用场的时候”。透过镜头取景，使旅游者不自觉地成为“客观者”，排除了裸视时的主观感受，旅游者被镜头从空间里面驱赶到了空间的对立面，从“此在者”变成了“观察者”。镜头分割了眼睛与心灵的交流，外在景象的美与不美已不单取决于旅游者的眼睛，还有他手中的镜头。在旅游者的观光活动围绕着相机进行的情况下，旅游者成了机器的“操作者”，丧失了审美的主体地位。
人是作为有限存在而存在的，旅游者的身份同样是短暂的，当他回到常驻地，回到日常生活中，便不再是旅游者。因此，旅游者也为有限的存在而“焦虑”，这种焦虑推动着旅游者一再拍摄，为即将失去的旅游者身份留下证明。虽然旅游者摄影的内容千差万别，但他们的这份焦虑却是一样的。旅游者的主观意志已退化为一种本能，观光游览变成了“取证”，审美已被放到次要地位。如果旅游者观光游览的是一些标志性的景区，那就更加促使他们增加了取证的频度和时间，完全放弃审美。从社会的尺度来看，在繁忙的现代社会，人的存在已经退化为“体制的存在”、“秩序的存在”等非本我的、被束缚的存在。旅游是能让人脱离外在操控，由自己掌控的生活方式。在这短暂的本我存在中，旅游者强烈需要留下存在的证明。价格适中、功能多样的数码摄影设备迎合了“证明在场”的需求，同时也加强了“存在焦虑”，它逼迫人们带上相机、摄影机才能出门！甚至会因为没有它们而打消旅游的念头。
四、结语
现代旅游是旅游者主体地位凸显与消解并存的过程，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现代旅游产生与发展的轨迹，更可以明晰现代旅游所具有的现代性不仅是时间上的划分，而且具有深刻的现代社会内涵。旅游者主体地位的变化不仅是它与旅游媒介、东道主和吸引物相互作用的结果，更是他对现代社会适应与调整的反映。随着“后现代主义”旅游思潮的出现[24]，作为旅游主体的旅游者对旅游的态度和观念正悄然发生变化：旅游者较少去关注吸引物的真实性，不追究吸引物的自然与人造、真实与虚幻、历史与未来，而表现出“泛爱”；旅游者从自然吸引物转向人造吸引物，旅游和休闲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加之虚拟技术的运用，吸引物的“地方性”正在消失[25]。这些变化可视为是旅游者对现代社会的妥协，或者说是两者达成了默契。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个体旅游者面对无力改变的社会变革，理性地回归自身，更加重视自我的体验和感受。旅游者主体地位的消长似乎失去了既有的参照，代之以旅游者本身和整个现代社会的演变，因此，只能从更微观的旅游者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发生的社会机制来研究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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