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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什么？
这听起来像是从遥远的鸦片战争年代发出的声音。在科学已硕果累累、科学知识已全面渗透的今天，进行这样的追问，显得多余而且无知，因为这种追问势必立刻会撞碎在无数精确抑或不精确的现成答案之中。
然而，所有来自认识论层面的现成答案实质上并不能真正消解上述追问，这倒不是由于这些知识性的答案正确或不正确，而是因为在现成答案四面环绕之下依然顽强地冒出这样的追问，这本身即已表明这种追问的指归业已越出了单纯的认识论视域。
科学是什么？追问“科学是什么？”本身不属于科学。跟随着此追问，追问者不是被带入分门别类的具体知识体系，而是被携入到一种历史—现实的意义境域。“历史—现实的意义境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犹如一切提问均已在言说一样，“科学是什么？”的提问实际上自身就在向我们言说，从而意味着我们必须穿越此追问的知识性层面去聆取和应答其意义的言说。
科学是什么？这个追问的内容以及追问的方式，对于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人和对于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人来说，其意义境域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前者，追问之内容蕴含着继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之崛起，蕴含着继经院哲学一统天下之后近代理性之诞生，简言之，蕴含着一个延续至今在一切方面都急剧扩张（生产、消费、人口、信息、文化等等均呈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之时代的莅临。这是追问的“形而下”的维度。
作为追问，“科学是什么？”还含蕴着一种“形而上”的提问方式。当西方人追问“科学是什么？”的时候，远不止是向一个形而下的作为“什么”的科学发问，他们同时也为一个形而上的希腊源头所攫住了。“科学是什么？”源出于“这是什么？”这种更基本的提问方式，而后者乃是一种典型的、为苏格拉底等哲学家所建构起来的希腊式的提问方式。提问方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思考方式。“这是什么？”的思考方式并非只是等待着这种抑或那种形而下的关于“什么”的界定；相反，思考以及界定这个“什么”的首要前提在于这个“什么”已经成为思考和界定的“对象”，进一步说，无论我们在形而下层面上为这个“什么”找到了看起来多么完整的界定，这种界定自身最终也注定会作为又一个对象性的“什么”而受到追问。正如一句古希腊警言说的那样：听吧，来抬你出去的人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通过“这是什么？”这种极普通的追问方式，西方人不仅仅赢得了关于这个“什么”的种种形而下的认识（如：“自然是…”；“植物是…”；“道德是…”；“哲学是…”；等等），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的在于，他们也在此种追问中占取着和发挥着一种“不断对象化自身”这种非常根本的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只要“这是什么？”的追问方式始终合理，那么一切的一切，自然、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家庭、信仰、意志、爱情，以及更抽象的思维、意识、无意识、理解、逻辑、语言、符号和更神圣的自由、权威、传统，乃至上帝及诸神甚至思维的思维、意识的意识、反思的反思、逻辑的逻辑、追问的追问等等等等，终究都势必被作为对象性的“什么”来追问。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这个滚滚而来的追问洪流，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脱沦为“对象”的历史命运。
“这是什么？”乃一个发自西方文明根基处的声音。这个绵绵不绝的声音，已摄西方文明中的启蒙精神、怀疑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的形而上之魂。正是这种不断使一切都对象化的追问或思考方式，敞开了一个形而上的可能境域。在此境域的庇护和滋养下，科学才成其为科学，而且才从根本上拥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个对象化的思考方式，更精确地说，这个开敞的形而上的可能境域，也就是通常所谓“科学精神”最原始和最直接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掉过头来。对于鸦片战争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人来说，“科学是什么？”可以说是近现代史上最铭心刻骨的追问。说“铭心刻骨”，是因为此追问承载着近现代中国厚重的历史，汇聚着好几代中国人的迷惘与失落、自大与自卑、屈辱与苦难、寻求与觉醒、封闭与开放、保守与革新，等等。因此，当我们中国人发出“科学是什么？”的追问时，绝非只是在向一个纯粹认识性的对象发问，毋宁说，这是一个从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存在深处发出的追问。就是说，我们自身历史—现实的生存性危机把我们逼入追问科学的认识领域。所以，“科学是什么？”的追问之于我们中国人，本质上乃是我们的历史—现实本身发出的生存性的追问。
科学是什么？科学说西方话。“说西方话”的意思不是指科学说的是一种区别于“东方”的“西方”的“声音能指”，也不是指科学由西方的词汇、语法等构成，而是指科学奠基在一种从古希腊延绵至今的形而上之根基上。如前所述，“科学是什么？”源出于“这是什么？”，而后者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则植根于、孕育于无止境地“对象化自身”这种形而上的可能境域。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以“这是什么？”的方式追问和应答，我们便已进入西方的言说或思考方式，并由此有可能通达那个作为此种思考方式之根基的形而上境域。这意味着，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方式言说和思考，我们所提出以及所能提出的问题，就已经是“西方化”了的。“科学—西方化”实乃近现代中国人注定要遭遇的历史命运。
但是，尽管科学说西方话，在“科学是什么？”这个西方化的问题下面涌动着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中国问题”说的什么？当然不是说科学作为一个知识性的问题尚具有“中国特色”，正相反，作为一个认识问题，科学的“所指”恰恰是十足的普遍性的知识问题。说“科学是什么？”为一个中国问题，是说追问者一旦进入此追问，追问者自己的历史—现实也同时在这个追问中被带出；换而言之，撑托着此追问的是“中国的”历史—现实，是中国这块大地的历史背景、文化特性、现实动因、目的指归、意义氛围等等围浸着、润泽着此西方化的追问及其应答。我们固然因科学说西方话而以西方化的方式追问和应答，然所有的追问和应答都发自中国厚重的历史和紧迫的现实，前者已经言说的、正在言说的和将要言说的都是后者。质言之，中国的历史—现实以西方化的方式言说着自身的历史命运。正是在此历史命运的言说中，“科学是什么？”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化的中国问题”，才将它深处的意义境域向我们敞开。于是，我们再次为那个刻骨铭心的追问攫住：科学是什么？
在切入此追问的认识论维度之前，我们已经占取着此追问的生存性意义。无论我们是否知道科学是什么，只要拥入此追问，便已突入此追问的意义维度。这种意义维度并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我们的历史命运得以敞亮、显现的生存性场域。对这种生存性场域的意义维度进行对象性的分析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的分析本身也不过是其生存性场域的一种在场方式而己。只有聆取着的“思”才能凿通此场域，从而使此意义维度向我们呈现出来。那么，如何思入此意义维度？跟随“科学”这个词的引导。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赛因斯”（science）。 纯粹的音译什么都没有说。既然科学这个词由西方话“science ”变成了中国话“赛因斯”，那它就必须要说点什么。于是，“赛因斯”进而就转化为更流俗因而也更深刻的“赛先生”。从“science ”到“赛因斯”再到“赛先生”的转换，绝不单单是一个翻译上的纯“能指”的转换，毋宁说是一种“意义”的转换。称“science”为“赛先生”， 实质上乃一种“命名”，即将“science”命名为“先生”。 一切命名都意味着被命名者已被纳入命名者的生存性视界，命名者已在其命名活动中将某种原始意义带入被命名者。具体地说，把“science”命名为“先生”， 意味着将环绕中文“先生”这个词的意义氛围（如它的语境、价值倾向、理解方向等）赋与“science”，意味着“science”总以“先生”的身份现身。我们知道，中文“先生”这个词最基本的含义是“老师”、“有知识的人”或对成年男性的尊称。在中国文化里，这种含义天然便具有“权威”、“尊严”、“神圣”、“真理”等等的阐释学意向，对此，胡适曾有过一段堪称经典的描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转引自《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中文版，第9 页）“无论懂与不懂”，就是说无论科学在知识层面上是什么，它都已经被携入“先生”的意义氛围，并在此氛围中被接纳、被建立、被巩固和被发挥。
科学是“先生”，而且是挟着中国所没有的“船坚炮利”、“工业文明”、“高新技术”的“大赛先生”。由于这位先生所挟之物实质上正是使自己能够在中国成为“先生”的根本原因，故科学在中国注定了是“长技”，是“西用”，并在此“技”或“用”之道上一步步扩张成为制度、理想、进步之标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裁判，权威、尊严、信仰之源泉；成为摧毁和建立之武器，“振兴”、“赶超”和“现代化”之工具。简言之，科学以集权威、尊严、真理等等于一身的“先生”的资格，看守着一切，担保着一切。科学是“先生”，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此乃挡不住的历史命运。
然而，正因为科学以而且仅仅以“先生”方式莅临，所以此历史命运的另一面同样是挡不住的：作为看守者和担保者，“赛先生”固然守住了所有形而下的通道，但唯其如此，它也始终滞留在被看守者和被担保者形而上的领域内；在前者势如破竹般地征服后者的同时，后者也悄悄地攫夺了前者形而上的灵魂，磨去了它特有的“科学精神”。换言之，当科学挟不可抗拒之现实力量以“先生”的身份统摄中国形而下的世界时，它也为之付出了必然的历史性代价：形而上境域的形而下荫蔽，科学精神的缺席。
如果说这种历史性代价在科学东渐于中国过程中表现为一种“进入的损耗”的话，那么在中国科学—西方化的过程中它就展现为一种“接纳的残缺”：科学的形而上场景的隐匿，科学精神的阙如。照理讲，接纳科学便势必连同其科学精神以及形而上之根基也一并接纳。但至少有三层原因抑制着此种接纳。第一，科学通过具体实在的工业、技术、制度、观念等一系列形而下的方式敞开自身，显扬自身，而其科学精神及其形而上根基则相应地为此种敞开所遮掩，在此种显扬中隐匿。第二，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落后的具体现实强化了上述科学的显—隐结构。如何借助科学在形而下各领域内赶上西方各国，一直是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主旋律，当这个主旋律与科学的显—隐结构相遭遇，两者非但一拍即合，而且这种融合注定了使显者更显，隐者更隐。第三，造成上述所谓“接纳的残缺”的更深层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深厚无比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西方传统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对东西文化传统所作的“比较研究”，获得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各种特点，如中国人擅注释，重伦理，缺乏主客严格区分的认识论基础，崇奉“天人合一”等等。但所有这些特点作为区别于西方传统的中国传统，其实都不过是形而下的表象。真正值得深究的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中的这些形而下的差异，不如说是统摄、支配并使这些差异成其为差异的形而上境域之间的本质差异。对于这种本质差异，本文无意在此作专题阐释。不过，笔者这里要指出的是，有一个词事实上已经沉默地将此本质差异本真地说了出来。这个词就是“禁区”。这个词说出了什么？首先，它说的不是这时或那时、这个或那个时空对象本身，相反，它说的恰恰是这种时空对象被禁止成为“对象”，即被禁止成为观察、思考、理解和阐释的对象。其次，禁止成为对象意味着禁止以“这是什么？”的方式去追问、去怀疑、去评判和去超越。最后，禁区之为禁区，其本质不在于某个特定的范围或领域是否被禁止成为对象，这只不过是表层的形而下的禁区，而在于“禁止对象化”作为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抑制甚至封杀另一种精神，即以“这是什么？”的方式无止境地对象化自身的形而上精神。对象化与禁止对象化，这就是“禁区”这个词真正说出的“本质差异”。这种本质差异在前面两个逻辑的和现实的因素的呼应下，便导致了上述“进入的损耗”或“接纳的残缺”，亦即构成了本文所谓科学进入中国或中国科学—西方化的历史命运。
何谓“历史命运”？这个命名并非要构造一个认识论层面上的特殊“角度”，也非要对“形而上境域的形而下遮蔽”或“科学精神的缺席”进行某种简单的价值贬扬。命名乃存在自身唤醒自身，放出自身和进入自身，乃存在向倾听者的真正开放。与科学、科学精神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相遭遇的历史命运，既不意味着延绵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被纳入了一条宿命的“西化”道路，也不意味着这个古老文明仍旧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地在原有的轨道上照常运行。东西方两大文明相撞的历史命运，实际上已将某种原创性的生存可能性开放给了近几代中国人。迎向此生存可能性的召唤，接受此生存可能性的邀请，从而以真正的创造性占取这种生存可能性，也许就是我们近几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